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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范仲淹的崇经术与黜诗赋
经术派和道学派一样的宗经非辞，可是结果却互相水火，这是因为道学派所矜重的是“道”，经术派所矜重的是“术”。道学派既然矜重道，由是对政治要求尊王贱霸，对文学要求载说道理；经术派既然矜重术，由是对政治要求王霸并用，对文学要求阐述政教。
完成要术派的是王安石，创始要术派的应推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
吕祖谦治体论云：“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卷末）虽止是就变法而言，但也足以证有他们的主张相近。本来经是儒家的典籍，术是法家的权谋，追溯渊源，经术派原为儒法的混合，所以他们主张宗经，同时也主张变法。不过，这对文学批评没有直接关系，此处不拟详论。
宋代的科举分进士、诸科及制科。制科是特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干试诗赋论策，诸科试帖经墨义。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答手诏条陈十事，第三事是精选举，他说：
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集，奏议上）
由是建议“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产墨义这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此外，上时相议制举书也摘斥当时“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又说：“善国者莫先育材（善下疑脱治或为字），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在，道大则才大，才大则成功大。”（集九）
他傍经提出的是“道”不是术，好象是道学派不是经术派。但陈十事云：
“今后进士三人内及等者，一任回日许进于教化经术文字十轴，下两制看详。”
是已主及“经术”。议制举书强调所举之士的“皆能熟经籍之大义，知王霸之要略”，本旨上是术不是道。上执政书先指摘不宗经而尚文的弊端说：“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权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又指摘止宗经而不通术的弊端说：“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讲义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明上，贻笑不暇，责其能政，百有一焉。”一方面反文辞纤秽，一方面也反明经迂腐，正是经术派的见解。
○二 李觏的治物说
范仲淹对于后学极喜欢李觏（一○○九～一○五九），李觏的直霁李先生文集附有年谱，载皇元年和二年，范两荐于朝。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曾巩携欧阳修书见范，范云：“亦欲少款，适闻李先生（觏）来，欲出郊迓之。”另条载朱子云：
李泰伯（觏字）文实得之经术，虽浅，然皆大处起议论。......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范文正公好处欧不及。
这可见苏近欧，李近范，又可见李近范就是由于“得之经术”。范不赞成专以诗赋取士，李上范待制（仲淹）书也愤慨的说：
古道不逞，辞科浸长，不由经济，一出声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谓其子曰，何必读书，姑诵赋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试而已矣。（直讲李先生文集，四部从刊卷廿七）上叶学士书亦云：
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若论，姑以备数。（集廿七）
范提倡经术，李上宋舍人书亦云：
近扯以来，新进之士......不求经术，而摭小说以为新，不思理道而专雕锼以为丽，句千言万，莫辨首尾，览之若游於都市，但见其晨而合，夜而散，纷纷借借，不知其何氏也。（集廿七）
上富舍人书也自述“生三十余年，所务唯学，所好唯经”。（集廿七）还有他由经引伸出来的术，也同于范的王霸并用。寄上范参政书，指斥“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也，岂易可及哉”。（集廿七）另外在常语上也据春秋论语，反驳孟子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说“霸者岂易与哉”。
（集卅二）朱子语类卷百二十九说他“贵王贱霸”。恐怕止是朱子自己的想法。
李觏不止同于范仲淹的崇经术，黜诗赋，王霸并用，还据此建立了文学理论。
上李舍人书云：
贤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同徒笔扎章句而已，诚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缮政典，饰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诗，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诏诰，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议，则阙政修而民隐露；周还委曲，非文曷济？禹、益、稷、皋陶之谟，虺之诰，尹之训，周公之制作咸曰兴国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无位而死，而秦赢以烈火劫之，汉由武定，晚知儒术，至今越千载，其间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则文教盛而贤人达，天下乱则文教衰而贤人穷。欲观国者，观文而可矣。（集廿七）
这种治物说的骨子里是政教，是引伸的经之术，不是引伸的经之道。虽然上叶学士书也曾说：“为学必欲见根本，为文必欲先义理。”但与此合而观之，知并不同于道学派的义理。
文的旨趣既在治物而不在笔札章句，所以菲薄文士的摹掠孟韩。答黄著作书云：
圣贤之言，翕张取与，无有定体，其初殊涂，归则一焉，犹李汉所谓千太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何须开口便随古人，汉杰使我效李习之，柱矣。
今之学者，谁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之文道止此而已，同全诵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集廿八）
李觏对韩愈颇推崇，对孟子当然更无闲言。如答李观书云：“退之之文，如大飨祖庙，天下之物，苟可荐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围，功德卓荦，在听闻者之一，诚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韩之奇，于正则劣矣。”（集廿八）可是这里却责斥学者的摹孟劫韩，知不是菲薄孟韩本人，而是针砭当时文士的“不求经术”，“但诵古文”，拆补演染，便自谓“名士”。前者与道学派异趣，这里又显然是批判议论派。
○三 祖无择的礼乐文学说
生在李觏前三年，卒在李觏后二十六年的祖无择（一○○六～一○八五），和李觏倡和颇密。李觏有寄祖无择诗（李集卅五题寄祖秘丞诗，龙集十二题寄龙学长篇），长一千六百字。祖无择在袁州兴学，李觏为作袁州学记（李集廿三，龙集十二）。李觏自集所文二百三十五篇，分为十二卷，题曰退居类藁，祖无择为作序云：
孔子没千有余礼，斯文衰敝，其中作者孟轲、荀卿、贾谊、董仲舒、杨雄、王通之徒，异代相望，而不能兴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地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则三代之风，吾知其必复。嗟乎，秦汉以来，礼乐则不为，而任弄以<区攴>其民，将纳于治，适所以乱之也。历史浸久，皆谓天下当如是可以致治，而不台者时耳，故有奋笔舌（原误作古）为章句，卒不及于礼乐者，末哉文也。（祖无择龙学文集，南京图书饰藏旧抄本卷八，李集卷首）
又说李觏“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志，兼明乎当世之务，悉著于篇。”可见二人的志趣吻合，都注重儒经，同时又都注重时务；李觏是经术派，祖无择也当是经术派。祖无择上安抚张雅（原作杂，疑误）端书，荐孙复牛仲容云：“二人之才，非今之组绣文士（士疑为辞）以为进士者。”（集八）又于河南穆公集序云：“积于中者之谓道，发于外者之谓文。”（集八）前者是轻视辞藻，后者是说文发于道。文发于道好象是道学派的见解，但合退居类藁序观之，知他所谓道是可以治世，可以为当世之务的礼乐，与道学派所提倡性理之道不同。
○四 曾巩的道法事理说
曾巩（一○一九～一○八三）见奇于欧阳修（墓志多公一见奇其文），也见重于范仲淹。上范资政书云：“阁下欲收而教焉，而辱召之，巩虽自守，岂敢自固于一邪，故进于门下。”（元丰类藁，四部丛刊卷十五）答范资政书云：“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集十六）可见曾已进于范仲淹门下。张渊微在直讲李先生文集书后，引于江旧志说，曾巩为李觏高第弟子，（李集卷末）虽末必可信，但李是于江人，曾是南丰人，相去不远。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云：“江南士大夫能为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临川集七十九）二人并称，似非绝无来往。
就学问而言，曾巩也确近范李。李集附墓志云：“公于经微方奥旨，多所自得。”上欧阳舍人书，力言学者“策之经义当矣”。又云：“经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也。”（集十五）显然是经术派的见解。
“人事无不备”的经义，曾巩归纳为道、法两类，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云：
夫道之难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见，仲尼生于干戈之间，无时无位，存帝王之法于天下，俾学者有所依归。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孟、荀、杨、韩四君子之书也，舍是ㄤ矣。退之既没，骤登其域，广开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亦难矣哉！（集十五）
孔子的制作删存的是经，经所存的是道，可也是“帝王之法”。道是一成不变的，法则可以随时改换。战国策目录序云：
夫孔孟之时，去问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时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
（集十一）唯其道不可不一，所以新序目录序也说：“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一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记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由是慨叹后人的“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集十一）唯其法不必同，所以礼阁新仪目录序也说：“古今之变不同，面俗之全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亦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同上）
依据这种道和法的观点作文章，最重要的是事理。王子直文集序云：
至平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
何则？理当无二也。......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这泽熄，学者人之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集十二）王容季文集序云：
叙事莫如书，其在尧典，述命羲和定土测日，晷星候气，揆民缓急，兼蛮夷鸟兽，其财成辅相，备三才万物之理，以治百官，授万民，兴众功，可谓博矣，然其方不过数十（原误作一）。其于舜典，则曰：“在玑玉衡，以齐七（原误作西）政。”盖尧之时观天以历象，至舜又察之玑衡，圣人之法，后世益备也。
（集十二）
前者是说理，理出于道，道不可不一，所以言理者也“当无二”。无二就是一于经，一于圣人，不象诸子的“各自为家”。后者是叙事，事出于法，法随时改变，譬如尧时止是“观天以历象”，到舜便“又察之玑衡”，的以叙事者也便“后世益备”。
刘熏的隐居通义云：“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是的，曾巩说到理的不止王了直文集序一篇，张文叔文集序也说：
“喜从余问道理，学为文章。”（集十三）赠黎安二生序也说：二人之文，“穷尽事理”。（集十三）但那是指源于道法的事理，和道学派所说的性理不同。他在筠州学记，叹息汉儒的“言道德者，务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称赞能以特起千载的少数学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正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集十八）纯是经术派的说法。
既然注重道、法、事、理，当然反对专务辞章。答李氵公书云：
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了。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致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集十六）
是和辞章派也显然不同。
○五 史铭同异说
从这个观点看文章，自然轻视辞章之文，尊重学术之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特别提出：孟、荀、杨、韩四君子之书“，说是”可以观圣人之道“。又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说是”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集十五）都是置重学术。学术的文章很多，史文是极重要的一种，曾巩甚为重视。南齐书目录序云：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ウ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者，其明必足以周万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何可得而称也。（集十一）
合乎这四个条件的，他认为止有唐虞的史家，大概指尚书作者，后来就是司马迁班固也未全备具。他说这是由于”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不能纯达其情“，就是周理、适用、通意、发情的明智不够。周理适用仍然是道、法、事、理的另一说法。
和史相近的是铭，曾巩对史铭同异有很精密的分析。寄欧阳舍人书云：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同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所作，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同心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以为后世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集十六）
史铭的同点是都在”敬劝“，史铭的异点是史并书善恶，铭有善始书。可也就因为有善始书，所以为子不者都想为父祖勒铭，由是铭遂不实，也没有意义。
欲恢复铭的”警劝“意义，与史文并传不朽，必须作者的畜道德，能文章，拒恶人，辨情伪。寄欧阳舍人书续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不之所请也，书共恶焉，则人情之所不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同上）
这是在讲作铭的道德和文章，却也可与南齐书目录序所提出的作史四条件，互相发明。这里所说的拒恶辨情的畜道德，就是目录序说的”明足以周万物之理，智足以通难知之意“；这里所说的工辞的能文章，就是止录序说的”文足以发难为之情“。这里说惟有畜道德的人始能辨名实情伪，目录序也说马班的不能备具四条件，由于不能纯达圣贤高致。这似乎是很迂阔，但从事文史者确是应当有忠于事实的道德；否则歪曲奸谄，毫无价值。答李氵公书说不必汲汲于文辞，这里又说须有工辞的文章，二者并不矛盾。答李氵公书说得明白，”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文章的目的是道、法、事、理，可是”设辞不善“，便不足”发难显之情“，所以虽不同于辞障派的重视工辞，却也不能忽略工辞，这是经术派与道学派的极大差别。
○六 王安石的罢诗赋与试经义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和祖无择、李觏、曾巩都很有关系。纳交李曾的过程，见前引答王景山书。（见四节）他与祖择之（无择）书云，”执事欲收而教之“，（临川集，四部丛刊本卷七十七）直然以晚辈自居。曾巩两次向欧阳修推荐他（上欧阳舍人书及再与欧阳舍人书，曾集十五），才得列名门墙；又向蔡学士推荐（上蔡学士书，曾集十五），未考有无结果。他寄曾子固诗云：
“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集十二）大概是实情，不是客气。曾巩与王介甫（安石）第一书云：“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集十六）纯是老学长教导小学弟的口气，虽然曾巩不过比王安石大两岁而已。
友谊对学术或不无影响。程子云：“王介甫与曾子固（巩善，役法之变，皆曾参酌之。”（程氏外书十二）共震云：“南丰（曾巩）与荆公（王安石）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主考古，其师尊皆主杨雄，其言治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荆公更官制，南丰多为拟制诰以发之。岂公与荆公抱负亦略相似，特遇于时者不同耳。”（黄氏日抄六三）
王安石在论文方面，也接受了范仲淹、李觏、曾巩诸人的影响。宋史范仲淹传，仁宗采用了他对科举的建议，（宋史三一四）但仲淹既去，据选举志，便又诏“一切如故”，（宋史一五五）就是仍以诗曲墨义为主试科目。这中间有反对的，就是李觏，可是一直没有能改革；后来实现了改革的是王安石。他很早就对诗赋墨义不满意，上仁宗皇帝书云：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的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也，其亦蔽于理矣。
又云：
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集卅九）
又在“论议”中的“取材”一篇，痛斥策进士者，“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策经学者，“徒以记诵为能，不责大义”；致使属文者涉猎诬艳，不关政事，守经者传写诵习，不关义理。（集六九）
他曾任试官，曾详定试卷，作试院中诗云：
少年操笔坐中庭，子墨文章颇自轻，圣世选才终用赋，白头来此试诸生。
（集十八）
又作详定试卷二首，第二首云：
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羞悔有杨雄。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相中。细甚客卿因笔墨，卑于尔雅注鱼虫。汉家故事真当改，新咏知君胜弱翁。（集十八）
由二计看来，他所最卑薄的是“诗赋”；由上仁宗书看来，不但卑薄“诗赋”，也卑薄“明经”。插薄“诗赋”是恶其只是记诵文辞，卑薄“明经”是恶其不能明“经”──就是不能开发经术。答姚辟书说得明白：“离章绝句，解名释数”，不是圣人之术，止是“宁经而不苟世”而已，并没有什么用处。“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集七五）
后来神宗嗣位，安石当国，乞改科条制子：“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又云：“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及更俟一次科分，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集四二）神宗也便据下诏云：“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矣。”（宋史一五五，选举志）由是罢诗赋、贴经、墨义、改试经义。王安石仍以为学官试文，有的文胜而违经旨，由是和他的儿子王、门人陆佃等，作诗、书、周礼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奏准颁试。无疑的，试三经新义的目的，是为了通经致用，就是采用经术。周礼义序云：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乃以经术造之。
又云：
惟道之在政事，其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
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可见于载箱，莫具乎周官之书。（集八四）周礼新义的作用如此，诗书新义的作用不问可知。
○七 治教政令说
这种观点与这种措施下的文学，就当是治教政令。王安石与祖择之书云：
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书之策也独能不悖耶？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无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易地则皆然。（集七七）
上人书亦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又云：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集七七）
礼教治政也就是治教政令，这是文章的主要任务，至文辞是“不可以已”，不是作文的本意。不可以已不是废置，所以和曾巩的意见相同，不象辞章派的揣炼文辞，可也不象道学派的卑弃文辞。
治教政令不是纵横议论，可也不是心性义理。固然他也曾说“文以贯道”，如上邵学士书云：
非夫至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者，其孰能至于此哉？
（集七五）
又如答吴孝宗书云：
若子经（孝宗字）欲以文辞高世，则世之名能文辞者已无过矣；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明也。（集七四）
但王安石所意识的的经既是安危治乱的经术，则所谓道仍是治教政令，并不同于道学派的心性义理。
他也曾说“文以述志”，如上张太傅书云：
夫文者，言乎志者也。（集七七）
又如答王景山书云：
读其文章，庶几乎得其志所在。（集七七）
但志仍是治教政令。先大夫集序云：
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张而行之，以致君子膏泽于无穷。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不位于朝而势不足以自效，则思慕古之人而作为文辞，亦不失其所志也。（集七一）
可以“致君下膏泽于无穷”的还是治教政令，所以也不于辞章派的自由意志。
治教政令的渊源出于经，斟酌损益则在于己，因此王安石提倡治教政令的文章，同时又强调文章自得。上人书云：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章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郭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事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己也。孟子曰：
“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皮诸左右逢其源。”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集七七）
送孙正之序亦云：
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集八四）
这是基于治教政令的必需适时有用，可也基于王安石为人的刚愎自是，无怪苏轼说他“好使人同己”了。（详六章三节）
○八 刘的“变”说及“气”说
曾巩有两个弟弟，一名布，一名肇，今传肇曲阜集匹卷（豫章丛书本），卷一有上哲宗皇帝书，请别立经明行修一科，使“学者知尊经术，笃行谊”，但没有据建文学评论。王安石也有两个弟弟，一名安礼，一名安国，今传安国王魏公集八卷（豫章丛书本）；继承王安石经学的有龚原陆佃，今传陆佃陶山集十六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都没有重要的文学评论。有较重要的文学评论的倒是曾王的后学刘（一○四八～一一○二），在上陆农师书，说六经自“王荆公始以粹完绝世之学，解剥顽阴，揭之明光”。（龙云集，豫章丛书本卷十五）又作祭王荆公文，更称颂王荆公的经学“睨圣人之阃而直跻”。（集卅）至谈到文章，他对于体裁强调“变”，对于风格重视“气”。上曾子固先生书云：
阁下所以能文者，非徒能文，正在能变耳。
又云：
文章之难也，从古则然，虽有博者莫能该也，则处此有一道焉，变是已。
接著列举经、史、诗、骚的无一不变云：
自朴散以来，谁非从事乎文者。其间重见沓出，虽列屋兼两，犹不能既其实。
然其大约有四：曰经，曰史，曰诗，曰骚，而诸子盖不预也，则亦不离乎变而已。
经之作也，使读诗得如无书，读书者如无易，其读礼春秋也亦然。岂惟句读而已，其取名布义也亦然。禹黄载禹治水，北徂东渐，计往返无虑数万里，足所投者几所，身所尝者几事，而首尾才千余言焉。及丘明之传经也，件为编年而侈数百倍焉；迁之为纪、传、世家、书、表，则又倍焉；其后有班范晋阳秋魏略之类，则又倍焉：不害其为史也。诗这约也二言而已，曰“肇”；已而三言，曰“卢重钅每”；已而至于五言，曰“赠之以芍药”；甚者如“谁知乌之雌雄”，乃有六言；而上汉阅唐，又有七方焉：不害其为诗也。离骚之文则固异乎招魂矣，于流而为杨马之丽赋，同亦无适而不异。经也，史也，诗也，骚也，其每变乃如此。
昔之人倘徉不根，宜莫如庄周，至其卒收之也乃有天下篇焉；贾生之书，如陈政事一篇，其劫束世故仅如卑卑之申韩，及读怀沙悲，至欲拔尧之外键而直将以此世与夫未始有极者游也，夫是之谓善变。此殆韩愈所谓“惟陈言之务去”，陆机所谓“怵他人之我先”者欤？唐元和长庆间，文章号有前代气骨，何则，知变而然也。如李翱皇甫尚恨有未尽，下是则虫ん鸟聒，过耳已泯，盖无以议为也。
（集十五）
梁朝的萧子显已提倡“新变”，（详三篇六章五节）不过刘恐怕不是接受的他的意见。刘提到陆机韩愈，知他颇受二人影响。但最直接的影响，恐怕还是曾巩和王安石。曾巩和王安石都力主改变政治，由政治转到文学，当然也需要改变。曾巩和王安石都被人誉为成功的文学家，可是他们并不以文学家自居。他们以文学为政治工具，因此全副的精力用在变政，不用在变文。刘出于曾巩王安石，却不谈政治，止是致力文学。上蹇司谏书云：“于世事仕官进取，曾不能过庸；徒以读书为文，粗不在流辈后。”（集十六）上提刑邹度支书也说：自六经以下，尽读各家书，“以鸣其文”。（集十八）这样，遂将曾巩王安石的变政观点，于变文。萧子显止说“新变”，没有说向哪里“新变”；陆“怵他人我先”，韩倡“务去陈言”，也止是不同古人；刘例举古简后繁，显然向繁转变。是的，繁是简的进步，止要不是浮文滥调。
体裁应当“变”，风格重视“气”。上运判王司封书，先例举六博书画斗士刺客的无一不恃气，然后说最需要恃气的是文章：
其气完者其辞浑以壮（以壮二字据原注引京本增），其气削者其藻局以卑。
是故排而跃之非怒张也，缀而留之非惧胁也，道纵捷发非吝而骄也，纡徐不肆非惫而痿也，时出冷汰以示其清，别为庞浑以示其厚，如将不得已以示其平，无适而不在于理以示其专，破觚扫轨以示其数鼓而不竭也，丹ぬ缋绘以示其朝彻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时女守柔如回车以避廉颇者，有省语径说如曾子之守约者，有洒落快辨无敢校对如季布之呵开武阳者。故曰文章以气为主，岂虚言哉？孔子之气，周天地，该万变，故六经无余辞焉，面其小者犹足以叱夹谷之强齐。孟子芥视尤锺，小晏婴管仲，而其自养则有所谓浩然者，故其书卒贻后世。语赋者莫如相如，相加似不从人间来者，以其慕蔺也。语史者莫如子长，瑰玮豪爽，视古无上者，以其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气也。
唐之文士固无出退之者，其入王庭凑军也，视若轩渠小儿，则足以知其气矣。若夫持正褊中，禹锡浮躁，元稹绿宦人取宠，吕温茹便僻规进，而宗元戚嗟于放废之湘南，皆其气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终馁于（原作和，兹依注引京本）理，亦其势然也。（集十八）
这远源虽可溯于孟子曹丕，近源显然得之苏辙，就中孟子司马迁两例，与苏辙如出一口。（详六章六节）曾王与二苏，虽或主经术，或主议论，但互相影响的地方自然很多。刘已放弃了政治斗争，专力文学，又在苏辙的故乡峨嵋做过官（集附录墓志），更容易接受苏辙意见。不过苏辙止置重于养气以为文，刘更进而指出气影响于文学的风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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