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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唐代社会变迁说起
唐封建社会的逐渐崩溃，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中宗前后的内而后妃为乱，外而豪族兼并，酿成内地骚动，边境不安。不过这是崩溃的初期，一则不似后来二次的严重，二则经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又造成唐代的中兴。但最根本的贫富悬殊的原因，未能铲锄，所以一旦有隙，旧玻ù发，由是有第二次的大崩溃，就是旧史家所谓“安史之乱”。自这一次的大崩溃之后，终唐之世，不能恢复，卒酿成第三次的总崩溃，就是旧史家所谓“黄巢之乱”。自此以后，唐天子的统治权便完全丧失，外而胡羌，内而豪族，风起云涌，各据一方，此仆彼继，连续电影般的演了几十年，直到宋太祖削平群雄，“黄袍加身”，才又由分而合，成功统一局面。
第一次的崩溃，使文章由繁缛缘情，转于简易载道。（详四篇六章）第二次的崩溃，使诗亦由艺术之宫，移植到人间世上。（详四篇三、四两章）第三次的崩溃，则使诗及文章都放弃社会的使命，而转于俪偶格律，绮缛淫靡。这是因为文章主用，诗歌主情，所以第一次的崩溃，就激动了文章的自觉，而诗歌则仍然躲在象牙之塔，不肯与人世接近；到了第二次的崩溃，才使诗人也感觉到社会没落的严重，也放弃艺术的文学，提倡并创作人生的文学。但社会既不能根本改革，则文章家的救世与诗人的刺世，虽不能说丝毫无补，而所补者实在有限得很。对社会言，所补有限；对各人言，则救世刺世都不见容于世。所以第三期的总崩溃之后，文章家与诗人大半都放弃救世与刺世，而反回来救自己；由是自救世刺世的文学，变为自娱娱人的文学。同时又以一方面社会丧乱，一部分的文人流落于江湖，或慷慨愤世，或优游肥Т，一方面都市发达，一部分的文人苟安于都市，或献诗宫庭，或声艺自娱。前者反映为变相的古文及其文论，后者反映为艳丽文学的提倡与“诗格”的讲明。
○二 李商隐的反道缘情文学说
关于“诗格”，俊下章论次，兹先述变相的古文论与艳丽文论的种种矛盾与斗争。本来中唐的古文家已因载道救世的失败，转而提倡奇辞怪语；社会诗人也因言志刺世的失败，转而逃于声色文艺。不过古文家不能忘情于道，社会诗人也不能忘情于社会。到了晚唐五代的宫庭都市文人，才干脆的反对载道，提倡缘情。
打头阵的便是创造四六文的李商隐。（八一三～八五八）他的上崔华州书云：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怏怏（广板作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能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忌能意分其高下哉？（文七七六）这真是毫不躲闪的对古文家的正面攻击。古文家宗经学史，他便说“直挥笔为文，不能攘取经史。”古文家主文载周孔之道，他便说“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修身之耳。”又于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云：
论者徒曰次山下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子涂中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乎！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文七七九）
他的意思未必是反对古代的周孔，而是反对当时古文家的为文必载周孔之道，所以说：“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
既反对古文，由是别创所谓“今体”，就是四六文，自序樊南甲集云：“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书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为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文七七九）古文家所反对的徐庾，又在李商隐手里复活了。又被李商隐藉以创造四六文了。四六文骈四俪六，当然要讲究形式的华美。至实质方面，则以情为主，所以极力的反对载道。
文且如此。诗更可知，献侍郎钜鹿公启云：
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自鲁毛兆轨，苏李扬声，代有遗音，时无绝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吕而归。（文七七八）
又献相国京兆公启云：
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文七七八）前者就形式言，谓“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后者就实质言，谓“必有咏叹，以通性灵。”和元白之以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者，完全不同了。
至李商隐之所以反对古文，提倡四六文，不以诗咏社会，而以诗咏性灵，除了社会的大原因以外，与他自己的身分有关，他说唐代的诗人，“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寥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者艳佚之篇。”（献侍郎钜鹿公启）而他自己先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后两为秘书省房中官，正是“攀鳞附翼”者，当然要反对载道的古文与刺时的诗歌，而提倡并创作“骄者艳佚之篇”了。
○三 杜牧的事功文学说
诗原于性灵而需要韵美，四六文也泰半原于性灵而需要韵美，所以诗人而兼四六文作家的李商隐，不管论文论诗，都提倡艳丽，至他所反对的古文，则与诗的旨趣回殊，所以古文家率提倡载道，反对缘情；诗人则力主缘情，不问载道。
诗人的见解，容后详述，兹先叙古文家的见解。当时的古文家可以分为三派：一是事功派，以杜牧为代表；二是隐逸派，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三是韩愈嫡派，以孙樵为代表。因为孙樵是韩愈嫡派，所以已述于第四篇的韩柳及以后的古文论一章，现在只述事功派与隐逸派。
杜牧（八○三～八五二）虽也坐过内官，但几次的为团练官，监察使，出守各州县，看到各地的兵荒马乱，由是注孙子，作战论、（文七五四）守论、（同上）罪言、（同上）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文七五一）上李尉论江贼书、（同上）上李尉论北边事启，（文七五二）颇有事功家的味道。所以他对于文章，提倡有功用的变相的古文。上安州崔相公启云：
某比于流辈，一不及人。至于读书为文，日夜不倦，凡诸所为，亦未有以过人。至于会昌三年八月中所献相公长启，铺陈功业，称较短长，措于史记两汉之间，读于文士才人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文七五二）
韩愈等所提倡的古文要载周公孔子之道，杜牧所提倡的古文则要“铺陈功业，称较短长”。所以他的文章不似韩愈之亟亟圣道，而要“上猎秦汉魏晋南北二朝，逮贞观至长庆数千百年，兵农刑政，措置当否”的论次。（文七五九裴改翰樊川文集后序）所以他不提倡“道”，而提倡“意”。答庄充书云：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遗辞，辞不能成意：
大抵为文之旨如此。（文七五一）
道是圣人之道，意则是自己的意见；意见是事功家的说法，不是以道统自负的儒家的说法。所以他虽然以“古作者”为仿效的目标，（答庄充书）虽然宗仰韩愈，（读杜韩集）而与韩愈一班人所提倡的古文不尽同。所以我们称之为变相的古文。
不过若从历史源流上说，则杜牧之继承了韩愈的见解，正同李商隐之继承了元白的见解一样。李商隐继承元白的晚年见解，特别是元稹的逃于声色文艺，由是提倡艳丽，反对载道。杜牧继承韩愈一班人的见解，由是提倡“文以意为主”。
不只“文以意为主”，诗也以意为主。献诗启云：
某苦心为诗，惟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意。（文七五二）
所以反对俗艳。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引李府君戡云：
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抉，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迹┣，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后代知有发愤者，因集国朝以来类于古诗者，得若干言，编为三卷，目为唐诗，为序以导其志。（文七五五）
此虽系标为李戡的话，但杜牧必表同意，所以在墓志里特别提出。且作者是杜牧，所谓“李府君尝曰”者，不过是李戡有此意旨，而造为上述一段文字的，当然是杜牧，范摅云溪友议直认为是杜牧的话，虽然失考，却有几分近于真实。
○四 皮日休陆龟蒙的隐逸文学说
杜牧是事功派，所以侈谈事功，将原来的古文拉到事功方面，皮陆是隐逸派，所以栖隐林泉，又将原来的古文拉到隐逸方面。
皮日休自己说：“吾于吾唐，汨汨于民间，无能以文取位。”又说皮氏“自有唐以来，或农竟陵，或隐鹿门，皆不拘冠冕，以至皮子。”（文七九九，皮子世录）陆龟蒙有甫里先生传，大概是变相的自述。传中称“人谓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传而歌咏之。”又云：“先生之居，有池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文八○一）纯然是有产的隐者。皮日休隐于鹿门，也当然有相当的产业。他俩一方面厌烦世乱，一方面又可以隐退自给，因此对于文章的见解，与杜牧的以事功为出发点者不同。皮日休作鹿门隐书六十篇，序云：
醉士隐于鹿门，不醉则游，不游则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于文，惩其所未周，故复草隐书焉。（文七九八）中有一篇云：
文学之于人也，譬乎药，善服有济，不善服反为害。（同上）又有一篇云：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货而富者曰文。噫！吾将谓得时乎？尊而骄者不为矣；吾将谓失时乎？富而安者吾为矣。（同上）
由“息于道”，“息于文”看来，知他以道与文为隐息的消遣品；由“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货而富者曰文”看来，知他又以道与文为傲有位有货者的工具。
文学如药的意旨不甚了了，或者是谓善用文学者，能以得到游息之乐和不货而富之利；不善用者，不惟得不到游息之乐，反倒受作文之苦，不惟得不到不货而富之利，反倒招能文之忌。这样自然便将古文由救世引到自娱。
固然他曾极力提倡儒道，主张以儒道入文。请韩文公配食太学书云：“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了。文中子之末，降及贞观开元，其传者ㄤ，其继者浅，或引刑名以为文，或援纵横以为理，或作词赋以为雅，文中之道，旷百世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但同文又云：“於戏！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
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百世可知也。”（文七九六）又转于不亟亟用世，又露出隐逸者的口吻来了。
陆龟蒙复友生论文书自谦：“少不攻文章，止读古圣人书，诵其言，思其道，而未得者也。”（文八○○）可见也主张以圣道入文。因主以圣道入文，所以宗经。在甫里先生传，自言：“好读古圣人书，探六籍、识大义，就中乐春秋，抉レ微旨。”（文八○一）
杜牧自夸其文，谓“措于史记两汉之间，读于文士才子之口，与二子并无愧容。”陆龟蒙则宗经而排斥史汉，复友生论文书云：“苟以六籍谓之经，习而称之，可也；指司马迁班固之书谓之史，何不思之甚也！六籍之内，有经有史，何必下及子长孟坚然后谓之史乎？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又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此则笔之曲直，体之是非，圣人悉论而辩之矣，岂须班马而后言史哉？以诗易为经，以书春秋为史足矣，无待于外也。”此其原因，亦以杜牧是事功家，所以推崇记述事功的史汉；陆龟蒙是隐逸者，觉史汉不及六经之醇，所以宗经而抑史。
古文家的以文载道，本有救世的意义。到韩柳以后，因救世被辍，遂逐渐的重文轻道，由是有文辞上的“怪奇主义”。（详四篇七章四节及十二节）皮陆的时代，社会益乱，从封建阶段的立常┷点看来，欲救也无从救起，由是不救社会，只救自己，就是以道与文为自娱的工具。这样自然要注重文的形式了。复友生论文书载他的友生说：“某文也，某辞也。”龟蒙答云：
易之翼曰系辞。系辞曰：“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哉；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又曰：“观其缘辞，则思过半矣。”易之辞非文邪？书载帝庸作歌，皋陶乃赓载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辞也。书之辞非文邪？“属辞比有，春秋教也。”
春秋之辞非文邪？礼有朝聘之辞，娶夫人之辞，乐有登歌荐之辞。礼乐之辞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孟轲之辞非文邪？太元曰：“元之辞也，沈以穷乎上，浮以际乎上。”杨雄之辞非文邪？是以文者辞之总，辞者文之用。“天之将丧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不当称辞；“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不当称文。文辞一也，但所适者有宜耳，何异涂云云哉。
他的友生又说：“声病之辞，非文也。”龟蒙答云：
夫声成文谓之者，五音克谐，然后中律度。故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则和；和则动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谓之文乎？（文八○○）
这不惟提倡辞藻，亦且提倡声病了。陆龟蒙如此，皮日休何尝不然？他作陆龟蒙松陵集序云：
吾唐开元之世，易其体为律焉。始切于俪偶，拘于声势。诗云，“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对也工矣。尧典曰：“声依永，律和声，”其为律也甚矣。由汉及唐，诗之道尽矣。（文七九六）
于郢州孟亭记（孟浩然序）亦称道“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又极力推崇孟浩然的诗句，谓可“与古人争胜于毫间也”。（文七九七）对杜牧的诋讠毁元白，也特作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一文，为之辩护：
祜初得名，乃作乐府艳发之词，其不羁之状，往往间见。凝之操履不见于史，然方干学诗于凝，赠之诗曰：“吟得新诗草里论”，戏反其词谓“朴里老”也。
方干世所谓简古者，且能讥凝，则凝之朴略椎鲁，从可知矣。乐天方以实行求才，荐凝而抑祜，其在当时，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诗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虫小技，或奖激之，恐害风教。”祜在元白时，其誉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诗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为，亦近于祜，为祜恨白，理亦有之。
余尝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谕，谓之闲适。既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辩，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文七九七）
这自然是入情入理，而且也是从“风教”立论，与杜牧的诋讠毁似乎同一出发点。但是不同，杜牧反对元白的“纤艳”，皮日休则相当的拥护元白的“雍容宛转之词”。松陵集序详论诗歌，谓“近代称温飞卿李义山为之最”。他虽是古文家，却重视诗文的“雍容宛转”“俪偶”“声势”，推崇反古文的唯美作家温李，这是因为他既视文学为隐逸者的自慰的消遣品、骄人的工具，当然要力求美好了。
○五 刘蜕罗隐的文章丧亡论
李杜皮陆以后的文学论，可以分为三派：一是古文家的文章丧亡论，二是诗人的香艳说和清丽说，三是香艳说和清丽说所激起的反对的论调。
伤惮文章丧亡者，当以刘蜕的梓州兜率寺文冢铭为最沈痛的表现，他拿他的文章二千七百八十纸，封而为冢云：
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去其草，聚而封之也。蜕愚而不锐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蜕也，而独文蜕焉。故饮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愤疾病嬉游群居行役，未尝不以文为怀也。......然而“获助于人，不获助于人”，所以只有埋之一法。其铭云：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风水惟贞，将利其子孙乎！（文七八九）
又投知己书也慨叹“其书空为来世吊己矣乎！”（文七八九）咳！这大概就是文章的出路了！
不止刘蜕叹文人不见用，罗隐（八三三～九○九）也叹文不见用，投知书云：
窃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质。质去则文必随之；苟未去，则明天子未有不爱才贤，左右未有不汲善者。......而千百年后，风侈敝敛，居位者以先后礼绝，竞埋得以毁誉相高，故吐一气，出一词，必与人为行止。......何昔人心与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此机窖中，不惟性灵不通转，抑亦进退间多不合时态，故开卷则悒悒自负，出门则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间不可人也！（文八九四）但他比较达观，他不葬理自己的文章，而希冀自己的文章能以立言垂后。答贺兰友书云：
“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则垂于后代，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宁复虞时人之罪仆者与？”（文八九四）
○六 韩欧阳炯的香艳说
香艳说要以韩欧阳炯为代表。韩作有香奁集，自序云：
遐思宫体，未敢称庾信工文；却诮玉台，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态，幸无折齿之惭。柳巷青楼，未尝糠比；金闺绣户，始预风流。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春动七情。如有责其不经，亦望以功掩过。（本书，又六八二九）
欧阳炯花间集序云：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风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诸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前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汇，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士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调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今卫尉少卿延佳论，因集近代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命曰花间集。将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
（本书，又文八九一）
香奁集有原出和凝的传说，花间集本来是赵崇祚所编，不能遽谓为韩欧阳炯的意见。但这是不相干的。说香奁集原出和凝的是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六云：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今世传韩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李悌、疑狱、香奁、ぷ金六集。
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ぷ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私也。”（四部丛刊续编本）然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驳云：“今观香奁集有无题诗序云：‘余辛酉年，戏作无题诗十四韵，故奉常王公内翰，吴融舍人、令狐涣、相次属和。是岁十月末，一旦兵起，随驾西狩，文藁咸弃。丙寅岁，在福建，有苏，以藁见授，得无题诗，因追味旧时，阙忘甚多’。予按唐书韩传，尝与崔嗣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与令狐涣同为中书舍人。其后韩全晦等劫帝西幸，夜追及，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天二年，挈其族依王审知而卒。以纪运图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夏无年，丙寅乃哀帝天二年，其序所云在福建有苏授其藁，则正依王审知时也。稽之于传与序，无一不合者，则此集韩所作无疑。而笔谈以为和凝嫁名于，特未考其详耳。”（历代诗话本）至花间集的为赵崇祚所编，不足以说明花间集序的不是欧阳炯的意见，不过也可以知道赵崇祚也持这种意见。
香奁集是香艳诗，花间集是香艳词，总之是香艳文学；创作香艳文学，编辑香艳文学，为香艳文学作序鼓吹，当然是提倡香艳文学了。
○七 韦庄韦的清丽说
清丽说要以韦庄韦为代表。韦庄尝继姚合的极元集，“更采其元者，勒成又元集三卷。”自序云：
谢元晖文集盈编，止诵“澄江”之句；曹子建诗名冠古，惟吟“清夜”之篇。
是知美稼千箱，两歧綦少；繁弦九变，大殊稀。入华林两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惟一。所以撷芳林下，拾翠严边，沙之汰之，始辨避寒之宝，载雕载琢，方成瑚琏之珍。故知颔下采珠，难求十斛；管中窥豹，但取一斑。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时纪一章；或全集之中，微征数首。但掇其清词丽句，录在西斋；莫穷其巨派洪，任归东海。总共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本书，又文八八九）
这就是说诗人虽多，作品虽夥，但又元集所采取的只是“清词丽句”。此外他还有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云：
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г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传锡、平曾、贾岛、刘稚、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偏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意为冥略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文八八九）也是有取于他们的“丽句清词”，知韦庄对于诗的看法重在“清词丽句”。
韦编的才调集，与韦庄的编又元集相类。又元集的去取标准以是否“清词丽句”为断；至编辑的目的，则为的“长乐暇日，陋巷穷时，聊撼膝以书绅，匪攒心而就简”。韦才调集自序云：
余少博群言，常取得志，虽秋萤之照不远，而雕虫之见自佳。......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
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本书，又文八九一）
也是以“韵高”“词丽”为去取标准，以“闲窗展卷，月榭行吟”为编辑目的。这是由于一方面社会日趋乱离，一方面他们得苟安于都市，既没有拯救社会的力量，也没有闻问社会的兴趣，由是或逃于色，或逃于艺，前者就反映为香艳说，后者就反映为清丽说。
○八 黄滔吴融等的反艳丽说
香丽文学和清艳文学，纯粹在供给文人享乐，虽然有产生的社会条件，却对社会不利，所以激动反响，又产生了反对的论调。最激烈者当推黄滔，其与王雄书云：
夫俪偶之辞，文家之戏也，焉可齐其戏于作者乎？是若扬优喙于谏舌，啼妾态参妇德，得不为罪人乎？（文八二三）
又答陈隐论诗书云：
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隙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博，语正道而对者睡。噫，王道兴衰，幸蜀迁洛，兆于斯矣！（同上）
此外，韦筹文之章解亦云：
垂日月所以为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备礼乐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训于简。
非是而光者，烛龙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讠皮子亦言矣。......人视影于地者，仰而见爝火，而不见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视辞章于简者久，而见狂滥，而不见礼乐，则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观而孰化？“（文七八八）顾云唐风集序引小宗伯河东裴公的语亦云：
圣上（唐昭宗）嫌文教之未张，思得如高宗朝拾遗陈公作诗，出没二雅，驰骤建安，削苦涩僻碎，略淫靡浅切，破艳治之坚阵，擒雕朽之酋帅，皆摧撞折角，崩溃解散，扫荡词场，廓清文，然后有戴容州、刘随州、王江宁，率其徒扬鞭按辔，相与呵乐来朝于正道矣。（文八一五）
王赞元英先生诗集序亦云：
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今之诗盖起于汉魏南齐五代，文愈深，诗愈丽。陈隋之际，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滞，流于淫乐。故曰音能亡国，信哉！
（文八六五）
牛希济文章论亦云：
今国朝文士之作，有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此十六者，文章之区别也，制作不同，师模各异。然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
又云：
时俗所省者，唯诗赋两途，即有身不就学，口不知书，而能吟咏之列。是知浮艳之文，焉能臻于理道？今朝廷思尧舜治化之文，莫若屈宋徐庾之学，以通经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杨孟为侍从之臣，使居仁义治乱之道，日习于耳目。所谓”观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他们反对艳丽，是站在封建政治的立场，谓艳丽的诗歌有害于社会政治。所以说唐帝的幸蜀迁洛，兆于郑声的鼎沸。所以说”书能亡国“。所以慨叹”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所以提倡教化文学，如吴融在所作禅月集序云：
夫诗之作者，善善则咏颂之，恶恶则风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于气血，何所尚哉？自风雅之道息，为五言七言诗者，皆率拘以句度属对焉。既有所拘，则演情叙事不尽矣。且歌与诗，其道一也。然诗之所拘悉无之，足得于意，取非常语，语非常意，意又尽，则为善矣。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厥后白乐天为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峻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而下笔不在洞房峨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迩来相学攴学者，靡漫浸淫，因不知变。呜呼！亦风俗使然！
君子萌一心，发一言，亦当有益干事，矧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文八二
○）
黄滔答陈隐论诗书亦云：
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为心师，志之而以为诗，斯乃典谟训诰也。
且夫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
黄滔侧重破坏方面，所以激烈的攻击艳丽，然后提出诗的”刺上化下“；吴融侧重建设方面，所以积极的提倡教化，然后排诗的拘于”刻削峻拔飞动文彩“，”洞房峨眉神仙诡怪“：总之是反对艳丽，提倡教化。
○九 刘煦徐铉的折中说
社会上一切现象的变动，是遵循着正反合的辨证的公式的。晚唐五代的文学论，既有艳丽说与反艳丽说的对抗，自然要有调合的折中说。关于这，当以刘煦及徐铉为代表。韩愈柳宗元一班人本以古文名家，而刘煦却云：
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绅之士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俗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旧唐书卷一六○，韩愈诸人传论）
不称赞他们的”文以载道“，只称赞他们的”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而对”文辞“”典丽“的苏味道、李峤、崔融、卢藏用、徐彦伯却又说：
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谭为美风。苏李之学，一代之雄，有惭辅弼，称之岂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与卢徐，皆攻翰墨，文虽增尚，义无可则。（同上卷九四，苏味道诸人传赞）
而所推许的是不古不今，文质并重的元稹白居易：
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仿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同上卷一六六，元稹白居易传论）
序文苑传，也反对”是古非今“：
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
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又称赞沈隐侯的”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渊云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当然是注重丽词了。但又云：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同上卷一九○上，全唐文卷八五三作进文苑表）
又不以丽词为文章之能事，还须要有”纬俗经邦“的功用，纯粹是折中的论调。
刘煦一方面称赞”巧丽渊博“，一方面又不忘”纬俗经邦“，是在调合当时的清丽说与教世说。徐铉则主张诗是缘情的，但所谓情不限于男女之情，而是人情物情之情，是在调合当时的艳情的提倡与反对。于文献太子诗集序云：
鼓天下之动者在乎风，通天下之情者存乎言；形于风可以言者，其惟诗乎！
（文八八一）
于翰林学士江简公集序云：
通万物之情者，在乎文辞。（同上）
于萧庶子诗序云：
人之所以灵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远，郁积乎中，不可以言尽者，则发为诗。（同上）
于成氏诗集序云：
诗之旨远矣，诗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风俗，故有采诗之官，陈诗之职，物情上达，王泽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性情，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文八八二）
于曲台奏议集序云：
三代之文既远，两汉之风不振，怀芬敷者联袂，韵音响者比肩；子虚文丽用寡，而末世学者以为称首；两京文过其心，后之才士企而望之。嗟夫！为文而造情，污备而粉颡。若夫有斐君子，含章可正，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周旋俯仰，金石之度彰，ゼ简下笔，莺凤之文奋。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其积习欤，何其寡也！（文八八八）
这样，则既不是呆板的歌咏社会，也不是放荡的歌咏艳情，而又不背于缘情，不碍于世道，相反的学说融合了，矛盾的现象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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