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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韩愈的贡献
依上章的叙述，韩柳以前，载道说也有了，文气说也有了，简易说也有了，宗经学史的学说也有了，推崇周秦两汉、卑弃魏晋六朝的学说也有了，那末韩柳之对于古文的理论，不只是前人的追随者吗？人云他亦云，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不错，古文运动到了韩柳，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已有无数的有名作家及无名作家的努力，到他俩适际其会，其完成登峰造极的古文及其理论是当然的，虽不能谓其只是前人的追随者，然确是食前人之赐。但他俩虽是顺着历史的食前人之赐，而却使古文运动划一新时代，最明显的就是前人虽已提出载道说，而道是什么，非常模糊；韩愈则作原道，说明道是指仁义之道、儒家之道（详一篇一章十三节）。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南阳人（旧唐书作昌黎人）。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韩愈以前，北周的苏绰，北齐的颜之推，都有儒家的倾向，但没有标出儒家之道。王通自言要“绍宣尼之业”（文中子天地篇），但对佛老，并不十分反对，谓：“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前书周公篇）此后提倡载道说最力的为萧颖士和李华，李华是表彰佛的，所以独孤及谓其“诠佛教心要而会其异同，则南泉真禅师、左溪郎禅师碑。”（文三八八，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萧颖士无表章佛老的言论，可也无排斥佛老的言论。此外的古文家之对于佛老，也只有表章，绝无排斥。到韩愈便不同了，他很起劲的排斥佛老，以卫儒道。他谏迎佛骨云：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文五四八，论佛骨表）
又作原道，提倡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所传下来的仁义道德；辟佛老，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文五五八），与孟尚书书谓杨墨交乱，使人几于禽兽，而“释老之害，过于杨墨”（文五三三）。
不错，韩愈所提倡的儒道是服务封建阶段的，但在当时却有进步意义，特别是他的用来反对佛老。他在原道指出得很对：“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多了不劳而食的佛老。因此“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六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精愈以前也是辟佛的，如傅弈的上疏请除释教（唐书傅弈传），姚崇的治令谓信佛皆亡国殄家（唐书姚崇传）。但第一，他们辟佛而不辟老，实则老教在六朝已几与佛教相埒，至唐代又以皇帝奉老子为远祖的缘故，更形发达。第二，他们虽辟佛教，但并未鲜明的卫儒道。韩愈则一面辟佛老，一面卫儒道（他名为圣道），他的攻守阵线排布得非常周密。而且他有真诚的信心，在举世信佛有灵应的时代，他敢很负责任的发誓说：“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
（论佛骨表）他因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有一老僧号大颠者，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与孟尚书书）由是有人疑心他“信奉释氏”。他与孟尚书书，力陈自己卫道辟佛的决心，末谓：“孟子不能救之于末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不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其激昂慷慨，百折不挠的气概，千载之后，犹可想见。
古文既不是缘情的，而是载道的，则必有一种旗帜鲜明的道；而后其道始真，其文始信。普通说来，情源于人的感情作用，道源于人的理智作用。但看见人家言情，我为时髦起见，虽无情可言，也要搜情取貌，则不是源于情感，而是源于理智，失掉“文学产于情感”的要素。因此其所言之情，是无病呻吟，是无欢强笑。反之如对一种道理，深信不疑，而且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头可断，此道不可不行，则已由理智作用，渡于感情作用，虽为载道文学，仍合于“文学产于情情感”的要素。韩愈以前的古文家，其所谓道既模糊，其对于道的信念，也比较平淡。韩愈不惟抓住了鲜明的道，而且有万死殉道的愿力，自然要使古文运动，划一新时代了。
至韩愈所以能抓着儒道以排佛老的原因，属于个人方面者，一由于师友的薰陶与怂恿，一由于家庭的教育与传染。前者如旧唐书卷一六○本传云：“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为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这是师传的薰陶。张籍两次上韩愈书，力言老释之害，劝愈“嗣孟轲杨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此系宋洪迈所提出，见容斋四笔卷三，韩退之张籍书条）这是朋友的怂恿。后者如王钰韩会传称：“会与其叔云卿俱为萧颖士爱奖。其党李纾、柳识、崔┙、皇甫冉、谢良弼、朱巨川并游，会慨然独鄙其文格绮艳，无道德之实，首与梁肃变体为古文章，为文衡一篇。......弟愈三岁而孤，养于会，学于会。
......观文衡之作，益知愈本六经，尊皇极，斥异端，节百家之美而自为时法，立道雄刚，事君孤峭，甚矣其似会也。”（此系李嘉言先生所提出，见文学第二卷第六期，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属于社会方面者，一由于社会矛盾的益趋严重，一由于佛老的畸形发达。前者是无庸细述的，韩柳的时代正届中唐之末，经济的摇动，政治的腐败，以及其他的破弊情形，尽人皆知其较以前更甚。后者──所谓佛老的畸形发达，也不必远找例证，上引韩愈原道就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知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佛老，已与士农工商平分社会。这样自然应当排斥佛老，而排斥佛老自然要卫护儒道了。
○二 道与文的关系
至道与文的关系，韩愈以为就学习而言，要“因文见道”；就创作而言，要“文以载道”。答李秀才书云：
然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文五五二）
答陈生书云：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文五五二）
题哀辞（欧阳生哀辞）后云：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文五六七）
这就是说学习古文的原因，为的“因文见道”。答刘正夫书云：
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文五五三）
上兵部李侍郎书云：
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文五五一）
上宰相书云：
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文五五一）
送陈秀才彤序云：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所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共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文五五五）
这就是说创作古文的原因为的“以文载道”。所以道是文的实质，文是道的形式。答李翊书云：“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则所重者是道的实质，其次才是文的形式。所以答李翊书又云：“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尉迟生书亦云：“人所谓文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未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文五五一）
○三 古文方法
韩愈所抓着的儒家之道，其义蕴已为周秦两汉的儒家发挥殆尽，至韩愈已无多可言，故虽有“信道笃”的愿念，也只能作实行的儒家，不能作理论的儒家。
苏轼韩愈论云：“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
以其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距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矣。
然其论至于理而不能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东坡七集，应诏集卷十八）实以儒理已为以前的儒家说尽，故韩愈只能据儒理以排斥佛老，不能对儒理有新的发明。故韩愈虽自言重道轻文，而结果还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
从历史的根据而言，隋唐的古文运动，在取法周秦两汉之文，以打倒魏晋六朝之文，所以自李谔王通以来，几乎没有一位古文家不反对魏晋六朝文的。韩愈也说魏晋以下的文学，“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驰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文五五五，送孟东野序）。又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嗓。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诗五函十册韩愈卷二，荐士）
既反对魏晋六朝，故不读魏晋六朝之书，不作近似魏晋六朝之文。而其所取法的，无疑的是周秦两汉了。答李翊书自述读书为文的经验云：
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儿于成乎？（文五五二）
答刘正夫书亦云：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
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控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文五五三）
前者昭示古文方法，在精计三代两汉之书，实行三代两汉之道；后者谓师古圣贤之书，须师其意，不必师其辞。良以古文本来注重载道，所以欲作古文，必先明古道。惟古道不是照钞，而务去陈言，必非常物。要明古道，又务去陈言，固是以复古为革命，而在逻辑了是有矛盾的。且古道已为古人脱尽，余义无多，所以务去陈言的律条，遂躲避实质之道，趋向形式之文。所以韩愈的古文，自谓“不专一能，怪怪奇奇”（文五五七，送旁文）。又托为太学生的讥笑云：“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在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进学解）樊绍述的文章有名的奇涩，韩愈却赞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力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地阳樊绍述墓志铭）孟郊的诗有名的奇涩，韩愈却赞云：
“及其为诗，刿目钅术心，刃迎缕解，铭章棘句，掐擢胄肾，神施鬼设，闻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知他很重视文辞的怪奇，所以柳宗元云：“信韩子之怪于文也。”（文五八六，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至他的门弟子后学，遂专专的提倡怪奇之文了。
○四 “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
至文学的产生，韩愈以为由于“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诃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文五五五）
文学既生于不平之鸣，则愈不平，其文学愈善；而不平的因素虽多，最直接的是穷困，所以“文穷益工”。荆谭唱和诗序云：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ん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文五五六）
这种“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说的产生，其历史的来源，大概可上溯于司马迁的对一切著述，率谓其由于“抒其愤思”（详二篇三章三节）。韩愈颇推崇司马迁，司马迁的学说，当然可给他以极大的影响。然韩愈的特别提出这种说法，与他的不得志有关。他“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亦未即得壮。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因又诣州府求举。
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文五五二，答崔立之书）。后来三上宰相书（文五五一），遍干当时执政者，虽爬上了仕途，而迭遭贬谪，几至杀戮。
由是作进学解以解嘲（文五五八），作送穷文以自谑。送穷文列举急欲送出的穷鬼有五个，就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和交穷。的确他不惟仕途失败，文誉也不佳。答李翊书说：“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正反映文誉的穷厄。与冯宿论文书更说明白：“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校┲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久，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文五五三）这样当然使他穷得不平。不幸他又不是优游肥遁的隐士，而是有绝大抱负的学者，因此益感不得志行道之苦，“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益困”（文五五一，上兵部李侍郎书），遂由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事实，作出了不平则鸣、文穷益工的文论。
○五 柳宗元的地位及其所言道之二病
唐代古文的有韩柳，犹之先秦儒家的有孟荀；韩愈近似孟子，其成就在于伟大，柳宗元近似荀卿，其成就在于绵密。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河东人。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传。韩愈为了传道而排斥佛老，柳宗元为了传道而排斥“好辞工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云：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又云：
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感乎！......均之二病，书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则子之病又益笃。
甚矣，子癖于伎也！（文五七五）
“辞”“书”二病，虽“书字益下”，但除了崔黯秀才以外，因好辞害道者甚多，因工书害道者甚少。这是因为书与道的关系较远，所以工书者未必以书用于道，明道者亦未必寄道于书；辞与道的关系较密切（道假辞而明），所以好辞者每每喜假道以擒辞，明道者亦喜借辞以传道。实则道固假辞而明，亦因辞而晦。
所以柳宗元于他篇下再反对“书”，而只反对“辞”。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粮粮，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文五七五）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云：
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文五七四）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云：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医也。（同上）
非国语后序云：
凡其繁芜蔓衍者甚众，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语。......越之下篇尤奇竣，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之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柳河东集卷四五）
就传下来的韩柳时代的文章而论，固大体是不尚辞的古文。然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云：“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文五七三）希屈马王刘的十数人容或不尚辞，累累相望的希陆机潘岳之比者，其尚辞无疑。所以柳宗元以辞为病道而非之，并非无的放矢，正是对症下药。
○六 学文的步骤与作文的态度
柳宗元与韩愈一样，究竟是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韩愈抓着儒家的仁义道德之道，柳宗元也抓着儒家的中庸之道。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云：
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文五七四）
其自谦为小书者，就是非国语六十七篇。非国语是就国语，而“黜其不臧，究世之谬”。可知他对道的苦于无可发挥，无可插嘴，由是很可怜的删国语。删国语不能就算了不起的讲中庸之道的哲学书。哲学既不能为役，所以结果仍是由道渡于文。与杨京兆凭书云：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于古书先生；直趋尧舜不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疚如耳。（文五七三）
文章因道而贵，文章家亦因道而尊，所以虽先道后文，而“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所以仍然要作文章家。既作文章家，则须学文章，作文章。学文章的步骤是：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胄俊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文五七五，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这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文五七五，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至作文的态度，则是：
每为文章，未尝敢以经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语所以羽翼夫道也。（同上）
韩愈的方法，只是读三代两汉之书，行三代两汉之道，以俊文思的“汨汨然来矣”，“浩乎其沛然矣”。柳宗元则读文既分别挹取，作文又有种种态度，较韩愈绵密多了。
○七 “得之难”及“知之难”
惟其如此，所以韩愈对于作文，始也虽“戛戛乎难也哉”，后来便逐渐“汨汨然来矣”，“浩乎其沛然矣”，一点也不觉得难了。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则云：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
苟或得其高朗（一作明），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修人励，元刂精竭虑者，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录，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谁不欲争列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叟而不克，踯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杨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文五七四）
所以谓“得之难”者，虽可解以深于文，故知作文的甘苦，但深于文的人很多，独他特别的说明“得之难”，大概由于他的作文方法过于绵密。所以谓“知之愈难”者，据与友人论为文书是：
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自然朱紫淆混，辨析极难，但这不是他说“得之难”的主因；他说“得之难”
的主因是他远谪永柳，失掉了优越的政治地位。不错，韩愈说得好，“使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文五六三，柳子厚墓志铭）。可是“落井下石”者流，不免贬讥他的文章，所以他很慨叹的说，“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所以友人欲观看他的文章，他“退发囊笥，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于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滞而不住也。”
固是自谦，也是警友。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云：“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而侧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文五七五）是他的知文不难；然则所谓“知之愈难”者，不是指他的知他人的文章之难，而是指他的文章求他人知之之难。
在这种情形之下，“荣古虐今”的学说，遂在复古道、作古文的柳宗元口里唱出。不惟与友人论为文书言之，与杨京兆凭书亦云：
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谭亦云：“亲见杨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传其书？”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杨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必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
固然由复古运动，可以激起这种反古的言论。但不能出之于复古运动者的本身，尤其柳宗元是复古运动的柱石，更不应如此。而所以如此者，实由于他的身遭贬谪，文亦随之遭了贬谪，遂愤而为此，一方面诋时人之不识文，一方面自勖虽“薄于当世”，而可“荣于后世也”。
○八 诗与文
诗与文有共同性，也有各别性。所以虽同是文学的一部门，但诗是美的文学，文则或尚美，或尚用，颇不一致。就文学的历史而言，大约尚美的时代，则文亦尚美，由是与诗走着差不多相同的道路；尚用的时代，则文当然尚用，而诗以不便于说理的缘故，每相当的保持着尚美的态度，由是诗与文分道扬镳。唐代的古文家，希望以古文救世，当然是尚用的，所以主张简易载道。但对于诗则承认它的绮靡缘情。如独孤及谓“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
但对于诗，则大捧沈期宋之问的“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章。”谓“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详一篇一章八节）。到柳宗元益有显明的论调。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云：
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文五七七）
著述之文就是文，比兴之文就是诗，源流风格，皆“乖离不合”，因此能文者未必能诗，能诗者未必能文。我常以为唐代的诗文是分化发展，观此益可了然了。
○九 刘禹锡的诗文分论
柳宗元谓文有比兴之文和著述之文二道，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则谓文有文人之词和经纶之词两种。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云：
谨按公文，未为近臣以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文六○五）
这虽是就韦公（执谊）文集而言，但对他文当也有类似的分类观念。他所谓文人之词包括柳宗元所谓比兴之文的全部，同时还包括柳宗元所谓著述之文的大半；至经纶之词虽也属于柳宗元所谓著述之文，却偏于典章经济。本来刘禹锡虽与韩柳同为古文家，但也和元白同为诗人；古文家简易载道，诗人绚丽缘情；所以混合诗文，则谓皆“以才丽为主”；分别诗文，则文宗三代秦汉，诗宗魏晋六朝。
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文集序云：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同上）
这是就文而言。董氏武陵集序云：
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
千里之缪，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自建安距永明以还，词人比肩，唱和相发，有以“朔风”“寒雨”，高视天下；“蝉噪”“鸟鸣”，蔚在史策。国朝因之，灿然复兴。（同上）
这是就诗而言。韩愈不只反对魏晋六朝文，也反对魏晋六朝诗；刘禹锡则弃其文，取其诗。这固然由于他不只是古文学家，也是诗人，而由魏晋六朝文学的逐渐抬头，也足征文学界的逐渐注重辞藻了。
○十 时人的见解与李翱的批评
古文运动之至于韩柳，已发展到了最高点，同时便已有转移方向的暗示。韩愈对于文主“怪怪奇奇”，则虽自谓不注重形式，而较萧李则实在注重形式了。
柳宗元虽反对“好辞工书”，然又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文五七七，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其作文方法，绵密繁琐，无非在求文章之美。以故韩柳是古文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后来转返于怪丽的开导者。本来一切物不能永久保持同一状态，否定自己而变成他物，是物的内在本质。南北朝以来的繁密缘情的文学否定自己而变成唐代古文；古文发展到了最高点，又否定自己而变成晚唐五代的缘情的四六文。──这是内在的原因。至外在的原因，则古文的目的原在救世，其存在的客观条件在世之答应拯救；或社会虽不答应拯救，而拯救者还未完全死心。前者是隋至初盛唐，正努力在复兴社会，所以朝野上下，皆愿承受古文之实质的道之教导与束缚。后者是中唐，社会方面，已由贫富的悬殊过甚，致使权贵与富豪不甘受道的教导与束缚，平民不能受道的教导与束缚。但也正因为贫富双方皆不受道的教导与束缚。益使有心救世者，加强道的形质与力量，由是产生韩柳的载道文论与文章。韩柳的载道文论与文章之不容于世，是他俩曾再三明言的。韩愈答尉迟生书谓自己“所能言者，皆古之道。
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文五五一）。答李翊书也慨叹“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他明儒道，辟佛老，由是谏迎佛骨，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这样当然使他相当的灰心。柳宗元是被称为躁进者，然其所以躁进的原因，行道救世当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幸竟以此贬永柳二州十余年。经了这一次的当头棒喝，使他发现了统治阶段的残酷。韦中立愿奉他为师，他力辞不敢当其名，说是不敢“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又举了孙昌胤以行古礼见怪的例子云：“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某冠华。‘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
’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非郑尹而怪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
（文五七五，答韦中立书）为世所不为且不可，以道矫世更当然反被所矫。因此他俩对于道不能不稍微放松，而精力所注，止有颛颛于文。因此韩柳虽自谓重道轻文，而其所成就者，实文过于道。（道的无可发挥，也是原因之一，已详前。）
至韩柳以后，言文章者，虽有的仍主文以载道，如韩愈的门人李汉云：“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而至焉者，不也。”（文七四四，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而大部分的人则率拾道言文，最低也是轻道重文。李翱答朱载言书云：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
（文六三五）
除好理较近载道说外，其余都不管道不道，只论文不文。至李翱的意见，则谓六说者“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他说：
义不深，不至于理，言不信，不在于教劝，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刘氏人物表、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
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进闵既多，受悔不少，”
此非不对也。书曰：“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诗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人。”此非易也。书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旋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
他虽谓“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但他实承认六说都是文之一体。又云：
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革享，犹犬羊之革享。”此之谓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造言之大归也。
则他虽自谓，”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亦答朱载言书）而反对当时为文者，”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辞而弃于理“，（文六三四，百官行状奏）但他实重文轻道，所以说”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他说文理义为文章三要素，而谓：
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同者饱于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章之大归也。
从表面看，似以义为最重，理欠之，文又次之；然未谓”此创意之大归也，“
实是文章家的为文而创意，不是哲学的为道以垂文。韩愈与冯宿论文书，闵叹李翱张籍的”弃俗尚而从其寂寞之道，以之争名于时也。“盖道虽是李翱所心尚，而以于时反道尚文，为了”争名于时“和其他的原因，遂也有意无意的视文重于道了。答皇甫书云：
仆以为西汉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达大度，东汉所不及，其余惟文宣二帝为优，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二帝，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足下读范蔚宗汉书，陈寿三国志，五隐晋书，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马迁班固书之温习哉？故温习者事迹影，而罕读者事迹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理之必然也。（文六三五）
注重文词的意思，尤为明显。文中又云，”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可见他自己所矜重的也是文词。寄从弟正辞书云：
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殁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所惧而不为哉？（文六三六）杂说上云：
是以出言居乎中者，圣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圣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文之也。（文六三七）
前者可解为注重仁义之道，后者可解为注重中道，但为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相比，重道重文，便区以别矣。
○十一 裴度对李翱重文说的抗议
社会真是复杂的，有的推着时代的轮子向前跑，有的扯着时代的轮子向后拉。
自韩柳载道失败，转重文辞以后，韩愈的大弟子李翱便首先说：“义虽深，理虽富，词不工者不成文。”而裴度却极力反对，寄李翱书谓周、孔、孟、荀、骚人、相如、子云、贾谊、司马迁、董仲舒、刘向之文，“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又云：
若夫典谟训诰文言系辞国风雅颂，经圣人之笔削者，则又至易也，至直也。
虽大弥天地，细入无间，而奇言怪语，未之或有。意随文而可见，事随意而可行，此所谓文可文非常文也。（文五三八）
又云：
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词远志，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达其心，达则已，理穷则已，非故高之下之详之路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则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逾，又何必远关经术，然后骋其材力哉？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共衣有，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也。试用高明，少纳庸妄。若以为未，幸不以苦言见革其感。
不惟不赞成李翱的“以文字为意”，以“奇言怪语”，矫正当世的“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对于韩愈的以文为戏，亦不以为然。寄李翱书又云：
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
裴度的意思，大概谓文为达意的工具，能达意就完了，不应于达意之外，故意在文字上，“高之、下之、详之、略之，”因此主张至易至直之文。本来古文的意义，在矫正魏晋六朝以来的繁密缘情之文。但以既名古文，则于道以外，应顾及于文。至韩柳由重道失败而转返重文以后，李翱一班人遂不免舍道为文，舍道论文；而又以不能投降于所反对的“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之文，自然只是从事于“奇言怪语”，“雄词远志”。裴度诋其“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求异寻常，可以说是正中其失。全唐文纪事卷七十六引学古绪言载有人写韩送王含序云：“世之称韩文以怪怪奇奇，吾尤重其大雅卓然，独不牵于流俗。
......而愦愦者乃曰古文之法亡于韩；不知其所谓亡者何等也！此诚儿童之见，所谓‘蚍蜉撼大树’者！”说古文之法亡于韩，自未免误妄。但古文至韩愈而极盛，而韩门的弟子便撞了丧钟，为时无几，便被“偶对俪句，属缀风云，羁束声韵”
的文章所战胜，确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至裴度之所以能燃首简易说的最后的光焰，以反对韩愈李翱的怪奇说者，固是怪奇说产生后的当然反响；而不出于旁人，独出于裴度，其最大的原因，恐与师传有关。他学于刘太真（风文五三八，裴度所作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而刘太真正是主极端简易说的萧颖士的弟子（见新唐书卷二○三文艺本传）。再者，他本是以德化事功为主的人物，虽学于刘太真，而不以文章名家，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十二 皇甫孙樵的怪奇主义
简易说的最后的一点光焰，胜不过由历史及社会环境所促成的怪奇说，韩愈及其大弟子李翱不过有怪奇主义的趋势，还没有以全副精神作怪奇的文章与文论。
韩门弟子中年岁较晚的皇甫，其文章文论便真的置重于“怪奇主义”了。答李生第一书云：
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由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莺凤之音不得不锵于鸟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于先之也。乃自然也。（文六八五）
古文运动的意义之一，是反对六朝文的绮缛繁密，有伤自然，由是提倡简易自然的古文。今皇甫竟以怪奇为自然。怪奇是他所提出的新义，自然是古文原有的通则，欲使新义值基于通则，由是不能不挑着自然的招牌，贩卖怪奇的药品。
韩愈所谓古文，较过去所谓古文，已有很大的量的变化，皇甫更逐渐由量的变化，形成质的变化。所以湛静澄云：“或谓皇甫，韩门弟子，而其学流于艰涩怪僻，所谓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者也。”（引见全唐文纪事卷五十八）
皇甫的文学观，虽已由简易的古文，变为怪奇的古文，而有的当然还留滞于传统的见解，以故这位向他请教的李生，便似乎不以为然。皇甫答李生第二书云：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敕；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吾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既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
（文六八五）
又第三书云：
生以正抑其奇。......生言非常之物如何得常，故当尔也，所以千年圣而愚比肩也。生言天象形象非常者，皆为妖妄。如天出景星，地出醴泉，盖非常，谓之妖可乎？假如妖星荧惑，天所常悬，牛溲马勃，地所常有，足尚乎？生何窒！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于其伦，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
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有以质为贵者，有以文为贵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元黄之用，可乎？生云奇与易，作者何别，在所为耳。请考之于实：生为易矣，试为仆作难者，视何如相如杨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楚词史记太元之不朽也，岂为资笑谑乎哉．如鸟鹊啁啾，声断便已，人如不闻尔，何足贵也？
所言诗书之文不奇，举多言之也，易处多，奇处少尔。易文大抵奇也，易处几希矣。（文六八五）
由他的答书里，知李生以正抑他之奇，以常抑他之怪，以质直抑他之华艳，以简易抑他之繁难。他是号称古文家的，而他所提倡的，正是过去的古文家所反对的；李生所持以攻击他的，却含乎过去的古文家的见解。可见古文之名虽存，古文之实已异。不错，皇甫是古文家，是集古文大成的韩愈弟子，但以时过境迁，所以逐渐否定自己，而要变成他物了。
皇甫是韩愈的弟子，而竟打着古文的旗号，逐渐转变古文，以至否定古文。
皇甫以后的孙樵，自谓“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字），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文七九四，与王霖秀才书，又同上与友人论文书。）虽作有乞巧对云：“彼巧在文，摘奇搴新；辖字束句，稽程合度；磨韵调声，决浊流清；雕技镂英，花斗窠明。至有破经碎史，稽古倒置，大类于徘，观者启齿。下ㄤ沈谢，上残骚雅，取媚于时，古风不归。”（文七九五）然似对诗而言。至对于文，更是极端主怪主奇。与王霖秀才书云：
太原君足下，雷赋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参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辞甚奇，如视骇涛于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诚谓足下怪于文，方举降旗，将大夸朋从间，且疑子云复生。无何，足下继以翼旨及杂题十七篇，则与雷赋相阔数百里。足下未到其壶，则非樵所敢与知；既入其域，设不如意，亦宜上下铢雨，不当如此悬隔。不知足上以此见尝耶？抑以背时戾众，且欲粕嗓ㄤ以苟其合耶？
何自待则浅，而徇人反深？莺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ゼ词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玻╅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前辈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蚀诗，杨司城华山赋，韩吏部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拨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又似远人入太兴城，茫然自失，讵比十家县，足未及东郭，目已极西郭耶？（文七九四）
又与友人论文书亦云：
古今所谓文者，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和深然后为工，焕然如日月之经天也，炳然如虎豹之异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同上）
又与贾希夷书也称赞贾希夷文的“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别华，期到圣人”
（文七九四）。与高锡望书更提倡文饰，反对俚言，谓“今世俚言文章，谓得史法，因牵韩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韩吏部以此欺后学耶？韩吏部亦未知史法耶？”
其重怪奇文饰，毫无疑问。
皇甫只提出怪奇，孙樵于怪奇以外，又提出所谓工，说：“辞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工必艰深，也有不平常的意思。古文运动，其意义虽千条万绪，而其约归，不外内容的以道理代性情，形式的以简易代繁密。然唐代的古文家，其所谓道本没有多少可以阐说的，至韩愈言道失败，更不必再事阐说。
内容既无可阐说，当然要转而考究形式，由是逐渐放弃简易的旧说。又因古文不主张俪偶。故只有从怪奇着想。但古文运动的两大意义丢掉了，而古文运动也便逐渐坏灭了。
○十三 沈亚之的改并刃主义
韩门提倡怪奇主义，不出韩门却与韩愈宗人静略有来往的沈亚之（元和十年，即八一五年进士），作送韩静略序也反对因循，提倡改并刃云：
或者以文为客语曰：古人有言：“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乃客之所尚也，恢漫乎奇态纟由纽，已思以自织剪，违曩者之成辙，岂君子因循之道欤？客应之曰：......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干以加之枝上，名之树资，过者虽愚，犹知其欺也。且裁经缀史，补之如疣，是文之病烦久矣。间之韩祭酒之言曰：
“善艺树者，必壅以美壤，以时沃濯，其柯萌之锋，由是而锐也。”夫经史百家之学于心，灌沃而已。余以为构室于室下，葺之故材，其上下不能逾其复，拘于所限故也。并刃之隙空之地，访坚修之良，然后工之于人（泽案疑有误），何高不可者。祭酒导其涯于前，而后流蒙波，稍稍自泽。静略于祭酒，其宗也，遵道十年而功就，颇秀出流类。今既别而延蔓，将游乎河江，岂欲益其自广哉？惟其勉，无怠！（文七三五）
只许韩愈为“导其涯”，又勉韩静略“益其自广”，弦外之音，似对韩愈相当不满。韩愈主张“戛戛独造”，和他的反对因袭，并无不合。不过韩愈的“戛戛独造”，还要宗经学史，在沈亚之看来，宗经学史便不是真正的“戛戛独造”，所以谓“裁经缀史，补之如疣”，所以主“并刃之于隙空之地”。“并刃之于隙空之地”，就是一点也不依傍前人，所以是极端的改并刃主义。极端改并刃主义的产品，自然“恢漫乎奇态纟由纽”，所以虽十分赞成韩愈，却与韩门的怪奇主义，殊途同归。
○十四 李德裕的自然灵气说
韩门提倡怪奇主义，沈亚之提倡改并刃主义，李德裕（七八七～八五○）则提倡“自然灵气”说。作文章论云：
魏文典论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斯言尽之矣。然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全璞之宝矣。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反。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γ逶迤，观之者不厌。从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盖谓是矣。近世诰命，唯苏廷硕叙事之外，自为文章，才实有余，用之不竭。沈休文独以音韵为切，轻重为难，语虽甚工，旨则未远。夫荆璧不能无瑕，隋珠不能无，文旨既妙（一作高妙），岂以音韵为病哉？此可以言规矩之内，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较其师友，则魏文与王陈应刘讨论之矣。江南唯于五言为妙，故休文长于音韵，而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不亦诬人甚矣＃┡人辞高者，盖以言妙而工适情，不取于音韵；（原注”曹植七哀诗有徊泥谐依四韵，王粲诗有樊原安三韵，班固汉书赞及当时辞赋多用协韵，猗与元勋包田举信是也。“）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耦。（原注”文选诗有五韵七韵十一韵十三韵二十一韵者；今之文字四韵六韵以至百韵，无有只者。“故篇无定曲，辞寡累句。譬诸音乐，古语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丝竹靳鼓，迫于促节；则知声律之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摸写古人，何足贯也？”余曰：“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余尝为文箴，今载于此曰：“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淡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者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此为文之大旨也。
从表面看来，既反对音韵声律，又反对琢雕藻绘，真是典型的古文家的理论。
但韩愈“余事作诗人”，“以文为诗”，当然是以古文为主，然后以古文的方法与余力作诗。柳宗元说文之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诗之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是分别诗文。李德裕的文章论论及诗骚，知是揉合诗文。
揉合诗文，以文就诗，象徵着文学的走向尚美的途路。他反对声律，却提倡气贯势息的节奏，是以自然的音律代人工的音律（参三篇四章）。所以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首先提倡此说者是曹丕刘桢，所以他崇奉“魏文与王陈应刘”的讨论。既崇奉曹刘，当然不同于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当然是由三代两汉降到魏晋，而反魏晋六朝的古文当然逐渐澌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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