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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文的兴起
古文不始于韩柳，而成于韩柳，所以现在称韩柳以前的古文为”早期的古文“，其文论为”早期的古文论“。
古文的兴起，陈振孙以为始于他的贵华宗子昂（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董以为始于元结（广州书跋磨崖碑），胡应麟以为始于李华萧颖士（少室山房笔从，九流绪论卷中），赵翼以为始于姚察（二十二史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又以为始于独孤及（同书卷二十，古文不始于韩柳条）。实则还可以上推一百多年，因为苏绰已经在西魏之末（约五五○年前后），仿尚书作大诰了，柳虬也在那时作文质论，以思调和今文古文之争了（详三篇十章二节）。刘知几史通杂说中云：
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刺朝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观刘知几说，知魏末周初的仿古为文，已形成一时的风尚；观柳虬谓”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引见三篇十章二节），知苏绰及其附和者已打出”古文“的旗帜来了。
后来首先反六朝文学者，是隋朝的李谔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
以常理论，刘勰主”原道“”征圣“”宗经“，应当是唐代古文的领导者。
然以鄙见所知，称论其书者，只有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和刘知几史通自叙，真正宗经载道的古文家，反绝少论及。自然我不敢说唐代的古文家都没有读过文心雕龙，但漠视似是事实。这也足以证明他们继承的是北朝系统，对南朝只是一味的攻击；所以与他们同调的刘勰，也遭了”池鱼之殃“，不能打动他们的注意与同情。
○二 李谔王通的攻击六朝文
任何学术的发生都应了社会的需要，任何学术的过分的发展，又率流于窳败，而失去与社会的平衡，形成改革的对象。六朝的繁密缘情的文学，自然也是这样的产生，这样的滋长，又这样的被人扬弃。在齐梁，如刘勰裴子野梁元帝诸人，已对之相当不满；但他们自诊己病，当然多所蒙讳，不能彻底改革。北朝则不同了，繁密缘情的文学，他们似乎始终没有正式的接受。当南朝疯狂的创造繁密缘情的文学的时候，北朝的苏绰已提倡古文了，魏收已提倡有用之文了，杨遵彦与颜之推已反对文人无行，提倡宗经载道之文了（详三篇十章各节）。一旦南北统一，南朝文学和他们发生了直接关系，固然一方面可以如隋书文学传序所云：
“周氏吞并梁荆，此风（南朝文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但另一方面此种格格不入的文学的袭入，适足作了他们的试金石，使他们由反对此种文学，更充实他们的古文文学。隋文帝的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有司治罪”（李鹗上书文），便是这种情形之下的当然措置；而李鹗的上文帝论文体轻薄书，也是这种情形之下的当然产品：
臣闻古先......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惭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诗。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动续，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偏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
（隋书卷六十六，李谔传）
李谔攻击六朝文的“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稍后的王通（五八四～六一八）
则又由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六朝文人。他的文中子事君篇云：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刘）孝绰兄弟，了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
然独称赞颜延之、王俭、任，谓“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又称赞曹植，谓“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则其攻击六朝文人，实因不满意六朝文人的傲诞贪怨，淫治繁碎，假使“约以则”，或“深以典”，则不惟不攻击，而且赞扬。所以房玄龄问文，他答以：“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
（以上亦事君篇）而内史薛公向他说：“吾文章可谓淫溺矣。”他便离席而拜曰：
“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述史篇）
“约以则”或“约以达”是所提倡的“古之文”的形式，至实质则是以理义化民：
子曰：“（杨）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苏）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李）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所以忧也！”（王道篇）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天地篇）
又推重陈寿范宁，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义而削异端；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天地篇）。房玄龄问史，他告以“古之史也辩道，今之史也耀文”（事君篇）。史文本有密切关联，特别是所谓古文，本是宗经学史，则由王通的评史，也可以知其评文了。
不过以理义化民的文论，李谔上文帝论文体轻薄书也已启其端绪。其言云：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
但李谔所言，不及王通的更为周密。此盖一由于李谔在先，故所言甚简；王通在后，故所言较详。一由于李谔本不是了不起的人物，其上书似对文帝的希意承旨；王通则是以道统自负的学者，对这方面的言论当然要比较深刻。
○三 唐初四杰的反对淫巧文
四杰中，骆宾王（约六四○～？）无论文之言，但既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三人为文友，志趣又很相近，则其对文学的意见，当然不甚相远：故兹以四杰并论。
有的人说批评是创作的尾随者，就文学的部类而言，似有点相象（并不全是如此）；就文学的兴革而言，则绝对相反。批评之尾随创作，真是追踪而至；创作之尾随批评，则有时瞠乎落后。这因为批评是一种意见，社会转变，它马上可以随之转变；创作则需要长时间的修养，不能一蹴而至，因亦不能一蹴而变。职此之故，所以李谔的用六朝文体的文学以攻击六朝文体，唐初四杰的一方面创作轻薄淫巧的文学，一方面又攻击轻薄淫巧的文学，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不必奇异了。
称为六朝文，是以时代名，如提示内容，则可名之为“淫巧文”。李谔王通距六朝甚近，盖可以亲见六朝文的坏影响，所以特别提出并攻击六朝的文学与文人。四杰距六朝较远，不能亲见六朝文的坏影响，而只感觉到社会上下需要象六朝那样的轻薄淫巧之文，所以由攻击六朝文，进而攻击一切淫巧文。杨炯王勃集序云：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立焉，立言以重其范。
......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黾勉大猷，未忝前载。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材，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邱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会时沿革，循古抑扬，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文一九一）
又赞美王勃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说：“积年绮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同上）又称述王勃之对于改革文学的志趣，是：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同（上）王勃自己亦云：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有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文一八○，上吏部裴侍郎启）
又云：
易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传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词讼，耻为君子；武皇载出篇章，仅称往事，不其然乎！
（文一八二，平台秘略论十首，文艺三）
他们攻击纤微雕刻、缘情体物的文学；慨叹“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力主为文须“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俾“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
“蹈前贤之未识，探先圣之不言，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杨炯王勃集序）知他们在希望以文章经国，反对以文章言情。裴行俭说他们“华而不实”（见文二二八，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新唐书文艺传序也说：“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故王杨为之霸。”王勃因作平台秘略论见爱重于韩王（见新唐书本传），在平台秘略论说君子为文，“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在山亭兴序更说：
“君子文史足用，不读非道之书。”（文一八○）但“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则岂止是“缘情体物，雕虫小技”
而已，直然就是助长“末流”的“浇淫”之作了。所以就四杰的为人与文章而言，实不应有上述的言论；而后以有上述的言论者，则泰半是时代意识的表现。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
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方欲激扬正道，大疵生人，黜非圣之书，除不稽之论。牧童顿颡，思进皇谋；樵夫拭目，愿谈王道。
盖唐初欲稳定社会，收拾人心，由是以文教治民经国，以诗赋粉饰太平；所以文重道德教化的实质，诗重声韵格律的形式。文重道德教化，由是成功简易舒散的古文；诗重声韵格律，由是成功属对精密的律诗（详一、二两章）。但另一方面齐梁陈隋的淫巧之文，已由历史的领导，深深的刻入文人的脑府，造成文学的作风。四杰正当其时，所以一方面作“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作反六朝及其他“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杨炯的王勃集序云：
“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未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缀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则薛令公卢照邻似亦抱有同样的改革文学志趣。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云：
自获麟绝笔，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门，时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后，直至贾谊相如。两班叙事，得邱明之凤骨；二陆裁诗，含公之奇伟。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江左诸人，咸好镶姿艳发。精博爽丽，颜延之急病于江鲍之间；疏散风流，谢宣城缓步于向刘之上。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嗟呼＃┡今之士，递相毁誉，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三都既丽，征“夏熟”于上林；九辨已高，责“春歌”于下里。舛之论，纷然遂多！
（文一六六）
固然称赞周秦两汉的诗文，但也揄扬魏晋六朝的诗文。他菲薄“古今之士”
的“递相毁誉”，说：“至有操我戈矛，启其墨守。”则对于王杨的攻击六朝及其他的“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当然不以为然。杨炯说他是王勃的改革文学的知己，而他自己的言论又似不满意于王杨的改革文学，很显然的是由于时代的矛盾，又铸成个人的矛盾。
我在前边说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北朝的文学观，代替南朝的文学观，在杨炯所作王勃集序里又找到证明了。他说王勃“长风一振，......后进之士，翕然景慕。......妙异之徒，别为纵诞，专求怪说，争发大言，乾坤日月张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长句以增其滞，客气以广其灵，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虽然他说这是“谬相称述，罕识其源”；但唐初文学之逐渐以“北”代“南”，则由杨炯所述，益知是历史事实了。
○四 陈子昂与卢藏用的提出载道说
本来苏绰等已在魏周之间提倡古文了，但后来因为南北统一，虽有计划的以北朝文学代南朝文学，而南朝文学的势力却亦随之侵入北朝文学的领域，因此古文的完成反倒迟了几十年。李谔王通都不是文学家，以故荆┸反对六朝文，提倡教化文，却不能完成古文。初唐四杰虽反对“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而所作则大半是“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文，当然更不能完成古文。四杰前后的史学家，也反对淫艳之文，但同时又反对质俚之文（详五章三，四两节），虽然给后来的古文家许多提示，却也没有完成古文。韩愈荐士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但子昂对于诗确是提出了改革计划（详三章一节），对于文只是作品渐趋于古，并没有关于古文的文论。他的朋友卢藏用（龙朔？～开元初）为他作文集序云：
昔孔宜父以天纵之才，自卫反鲁，乃删诗书，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观也。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司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长卿子云之俦，瑰诡万变，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顾。其后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遗风余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焦页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倔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至，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豳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文二三八）
陈子昂之对于文章的志趣可以于此藉知梗概。至卢藏用则不惟在此序提倡孔圣之文，反对宋齐之文，在答毛杰书又云：
猥辱书札，期我遐意，询于道真。......仆在壮年，常慕其上，先贞后黜，卒罗忧患，负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颜复讲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扣闻长者之说；老而弥笃，犹怜薄暮之启，加我数年，庶无大过。（同上）
毛杰与卢藏用书亦云：“杰闻君所贵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文二三九）
则虽未将学道与为文打成一片，而已一方面要改革不道之文，一方面又讲明道德了。
○五 萧颖士李华的宗经尚简说
陈卢以后的改革文体者有富嘉谟与吴少微。旧唐书文苑传卷中云：
富嘉谟、雍州武功人。......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慕之，文体一变，称“富吴体”。
可惜他俩不惟没有文论传后，而且留下来的文章，根本极少。全唐文卷二三五载富文四篇，吴文六篇，都不是有价值的文章。惟唐代的古文，本取法经史，他俩既“属词皆以经典为本”，则如表彰古文运动的功臣，他俩也是不可埋没的。
陈子昂的文章虽渐趋于古文，而没有关于古文的文论；卢藏用有关于古文的文论，而所作古文又不很多（全唐文卷二三八载十三篇）；富嘉谟与吴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在古文运动史上似占一重要阶段，但既无文论，流传的文章又很少，可推知他们的成就及力量不很大。他们以后的萧颖士及李华，便真可占一重要阶段了。
萧颖士与李华是同年，都是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进士。他俩是古文运动中的左翼健将，对过去的文学，宁可矫枉过正，不肯降意妥协。他俩的改革文学目标，一是宗经，二是载道，三是尚简。
一、兹先述宗经。萧颖士自述他的志趣云：
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文三二三，赠韦司业书）
李华亦云：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孟轲作，盖六经之道也。
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Т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文三一五，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韩愈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可观”，以故不惟宪章六经，亦取法史汉。萧李则非六经不敢观；六经以外，兼取思孟，因为是“六经之遗”。自战国以下的文章，皆所排斥，至史汉及其他两汉的书文更不用说了。李华反对屈宋以降文。萧颖士自言“仆平生为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来，未尝留意。”
似乎不卑弃两汉。但又云：
古者左史主事，左史记言；记事者春秋经，记言者尚书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书，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韩宣子见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有汉之兴，旧章顿革，马迁唱其始，班固扬其风，纪传平分，表志区别，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网维，支条适足以助繁乱，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赠韦司业书）
则对两汉的史文，也很卑视，而所宗仰者当然只有经术。固然宗经之说，不始于萧李，较远者且不必谈，稍前的富嘉谟与吴少微，就是“属词皆以经典为本”的；但象萧李这样只知宗经，经以外便一律薄弃，富吴是否如此不可知，以前以后的古文家皆不如此。的以萧李是古文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其理论也是左翼理论。
二、次述载道。为什么要宗经，因为经上载有圣人的道术，故宗经为的明道，作文为的载道。萧颖士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云：
孔圣没而微言绝，暴秦兴而挟书罪。虽战国遗策旧章，杂于纵横；汉臣著纪新体，互纷于表志，其道末者其文杂，其才浅者其意烦，岂圣人存易简之旨，尽芟夷之义也。（文三二二），赠韦司业书自述抱负云：
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泪劝之益，此其道也。
岂直以辞场策试，一第声名，为知己相期之分耶？又说他的著作，“若不足征道，未相借，请见还此本，谨俟烧焚。”其主义以载道，毫无疑义。
李华呢，于杨骑曹集序云：
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以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林道者寡矣。夫子门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者无人兼之，惟德尊于艺，亦难乎备矣。（文三一五）不惟在这里慨叹开元天宝间的词人，“体道者寡矣”，又于崔沔集序云：“反魏晋之浮诞，合立言于世教，其于道也至乎哉。”可见也是主文以载道的。他虽然知夫子门人，尚难兼备四科，何况后人，但却希望有“行修言道”（杨骑曹集序）之文。可见他在努力将道德和文学，治为一炉。
不过萧颖士所注重者偏于道术，李华所注重者偏于道德。所以萧颖士“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庶几“孟浪之言，一朝见信”（赠韦司业书）。虽宗经重道，却有事功家的意味。赠韦司业书希望“不以为狂而亮其志”，正可见其近于狂者。李华则主“文顾行，行顾文”（崔沔集序）。谓：“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同上）又说：“读书务尽其义，为文务申其志；义尽则君子之道宏矣，志申则君子之言信矣。”（杨骑曹集序）
三、复次述尚简。萧颖士慨叹“战国遗策旧章”及“汉臣著纪新体”的不合“圣人存简易之旨，尽芟夷之义”，知他理想的文章是“存简易”，“尽芟夷”。
李华有质文论（文三一七），虽不是专就文章而言，但文章亦当然在内。发端就说：
天地之道易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又提出易简的方法是：“始于学习经史；左传、国语、尔雅、荀、孟等家，辅佐五经者也。”很显然的在希冀以经史的简易之文，代魏晋以来的繁密之文。
任何学术的改革，例先有消极的破坏，然后才有积极的建设，而最先的建设者，又率偏于极端，不合中道，必待以后的折中补正，始能与社会相融洽，始能成功一种新的学术。就古文的理论而言，李谔王通以至四杰，其消极破坏者，已奏敷功；其积极建设者，则实在可怜。陈子昂缺乏理论的文章，富吴也没有文论传后，故萧李实是提出积极建设的最初功臣；而其所建设，则真是太极端了，太偏枯了。
○六 独孤及元结的折中意见
修正萧李之过于极端，过于偏枯的是独孤及（七四四～七九六）和元结（七一九～七七二）。独孤及自称“其先刘氏，出于汉世祖光武皇帝之裔”，大概是妄攀高门。又说他的远祖“穆生进伯......迁居独孤山下，生尸利，单于加以谷蠡王之位，号独孤部。”及“罗辰从魏文帝迁都洛阳，遂为司州洛阳人，始以其部为氏”（文三九三，唐故朝大夫颖川郡长史赠秘书监河南独孤公灵表）。可知中原是胡人。至元结为拓跋氏之后，更当然是胡人了。古文运动所以启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与南朝的地方经济不同；而北朝多胡汉杂种，胡人固厌薄文丽，当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独孤及与元结，更直是胡裔，此中消息，不难窥知了。
独孤及尝受知于李华，他称赞李华的文章云：
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论议。至若记序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于时文士驰鹜，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文三八八，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
又告诉他的弟子梁肃云：“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
又云：“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听丑。”（文五二二，梁肃祭独孤常州文）知他也是主张宗经载道的。但对萧李的极端尚简的主张，则似有所补正。他说：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诀，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感人也旧矣！（李公中集序）
又云：
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动于中而形于声，文之微也；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词，立其诚，生以比兴宏道，殁以述作垂裕，此之谓不朽。
（文三八八，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
又述说萧府君（立南）的话云：“杨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尚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送相夺，盍为之中道乎！”称赞萧府君的文章云：“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丽而不艳。”（同上）告梁肃云：“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不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固云尔。”
（文五一八，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萧李皆崇尚简易，他则虽嫌“屈宋华而无根”，而亦嫌“荀孟朴而少文”，由是取法于萧李所认为复杂漫疏的史汉。
足见他虽谓“必先道德，而后文学”（同上），而与萧李相较，便有点注重文辞了。
元结在唐代古文家中，别具一种风格，颇有小品文的味道。他有诗论而无文论，惟于文编序，自言他的文章可分为两期。第一期：
天宝十二年，漫叟（即结）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当时叟方年少，在显名迹，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径欲填陷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不能得之，故优游于林壑，怏恨于当世。
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第二期，自天宝十二年，至大历二年，中间共十五年：
更经丧乱，所望全活，岂欲迹参戎旅，苟在冠冕，触践危机，以为荣利。盖辞谢不免，未能逃命。故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
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文三八一）
虽未如萧李独孤所言，为文必须宗经载道，但“劝以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亦近于宗经载道。元结谓其文为“救世劝俗之所须”，可知古文家的志趣，要在“救世劝俗”；既“救世劝俗”，在那时，便只有提倡宗经载道的文学了。
○七 梁肃的提出文气与李观的重视文辞
萧李主张宗六经，尚简易，虽是古文运动的应有的提议与应有的阶段，但他们实与道德家相近。至独孤及元结转返于稍重修辞，始逐渐走了文章之路。独狐及的弟子梁肃（七五三～七九三）及李华的儿子李观，虽仍主宗经载道，而对文章的修辞，又较独孤及结更为重视了。
文气说是早已有的，而古文家的讲究文气，则始于梁肃。他说：
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一作传）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文五一八，补阙李君前集序）
又称赞李翰的文章说：“其气全，其辞辨，驰骛古今之际，高步天地之间。”
又说：“议者又谓君之才，若崇山之云，神禹导河，触石而弥六合，随山而注巨壑，盖无物足以歇其气，而阂其行者也。世所谓文章之雄，舍君其谁欤？”（同上）
唐代古文家所谓文气，与古所谓文气不甚同：古所谓文气，如曹丕所谓“气之清浊有体”，指先天的体气才气而言；刘桢所谓气势，指文章的声势气调而言；刘勰所谓养气，在“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古文家所谓文气，与他们完全不同，盖指由道以培养的正气而言，所以谓“道能兼气”。就此而言，似与孟子的养气相似。不过孟子的养气，虽结果可影响到他的文章，而其目的本不在此；古文家家虽是以道德为根本，然究竟是文章家，自偏于为文而养气。所以说：“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而梁肃之由重视道德，转趋于重视文章，是很明显的了。
梁肃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至李观则真重视辞了。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云：
文以理为本，而辞质在所尚。元宾（观字）尚于辞，故辞胜其理；退之尚于质，故理胜其辞。退之虽穷老不休，终不能为元宾之辞；假使元宾后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质。（文八一三）
至其自言，亦在在足以证明比以前的古文家，重视辞藻。与右司赵员外书云：
羊舌大夫谓明曰：“子不言，吾几失子矣。”仲尼又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则知士不得不言，言不得不文。（文五三三）
又云：
今之人学文一变讹俗，始于宋员外，而下及严秘书皇甫拾遗．世人不以为经，呀呷盛称，可叹乎！然世人之庸，而拟议于数公，其犹人与牛马也。以观视数公，则皆师延之余音，况能爱世人之蝇蚊乎！夫能以观之文言于世人，得非会群聋而鼓五音，曷知其由来哉！
与膳部陈员外书亦慨叹“文之难言也久矣！是使为文者纷纶，无人察其否臧焉，雷同相从，随声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开，荆ギ无价，武夫有辉”（文五三三）。由是希望陈员外既“事文章之储，文词之师”，当“扶微削讹，可以厚名；殚誉垂哀，可以辨文”。处处为文而言，不为道而言。固然他上陆相公书，不满意于“相国昔以章句知之，今固亦章句待之”（文五三三）。
然正可证明他的成就是章句之学。（指辞章而言，非注释家所谓章句）与膳部陈员外书不满意于有司的“以词赋琐能而轨度之”，而代替“词赋琐能”者，是文章，不是道德。帖经日上侍郎书谓“才不由经，文自谬矣”（文五三三），知他也主宗经。但他以前的古文家之宗经，固亦出于为文，而亦出于为道；他的宗经，则在“由经之才，文自见矣”。至报弟兑书，更谓明经为文是两件事，言“明经世传，不可堕也；文贵天成，不可强高也。二事并良，苟一立可矣，汝择处焉”
（文五三三）。与帖经日上侍郎书所言合而观之，显然是挹经以为文，不是为文以传经；是取经之文，不是取经之道；宗经是为文的敲门砖，门一敲开则砖可以不要了。
○八 古文理论家之柳冕的文论
柳冕（贞元中官御史）传下来的文章只有十四篇（据全唐文卷五二七），而以“论文”名者有六篇之多，其余陈青帅乞朝觐表、皇太子服纪议、请筑别庙居献懿二祖议、请定公主母称号状四篇应酬或公事文字外，亦都实质是“论文”之文。则他虽无赫赫之名，而吾侪亦可称之曰“古文理论家”了。
他的文论，最要者有三点：
一、情道一元论──我们通常分文学为“缘情”“载道”两大派，这是比较的说法，实则情每需乎道，道亦本于情；不过到了极端的载道与极端的缘情，则似乎各不相容而已。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
猥辱来问，旷然独见，以为齿渐衰，人情所惜也；亲爱远道，人情不忘也。
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见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圣与贤在有情之内久矣。
苟忘情于仁义，是殆于学也；忘情于骨肉，是殆于恩也；忘情于朋友，是殆于义也。此圣人尽知于斯，立教于斯。今之儒者苟持异论，以为圣人无情，误也。故无情者，圣人见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穷达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义之道，斯须忘之，斯为过矣；骨肉之恩，斯须忘之，斯为乱矣；朋友之情，斯须忘之，斯为薄矣。此三者，发于情而为礼，由于礼而为教。故夫礼者，教人之情而已。
丈人志于道，故来书尽于道，是合于情，尽于礼，至矣。
这是柳冕的一大发现。但这一大发现，实是时人极端崇道卑情，拆散道情的当然反应。盖情虽需于道，而六朝的淫放之情，则已背乎道，物极必返，由是激而为唐代古文家的崇道卑情的情道二元论。然离情之道，必矫揉枯寂而不成其为道，由是又激而产生柳冕的情道一元论。
二、文教关系论──隋唐的提倡古文，本以于时的以文教民，以文化世为背景，因此自李谔王通以来的文论，无不时时以领导教化为言；就是所谓宗经载道，亦实是为的教民化世。至柳冕遂特别对此问题提出讨论。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
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杨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门之教评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轻矣。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兼之者，斯为美矣。
为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亦云：
夫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故君子感哀乐而为文章，以知治乱之本。屈宋已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故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陈，三变以至衰弱。嗟乎，关雎兴而周道盛，王泽竭而诗不作；作则王道兴矣。天其或者启往时之乱，为圣唐之治，兴三代之文者乎？
（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亦有此类言论）
他认为文教应当合一。就历史而言，三代是文教合一的，自屈宋以至梁陈是文教分立的。对于唐代文学，希望“兴三代之文”，就是仍返于文教合一。
他以前的古文家，都企图以文教世，以文变俗，他则谓文因于世，文生于俗。
杜相公谓唐初文章承徐庾之弊，房杜为相，不能反之于右。柳冕答书云：
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学，困于儒墨；贾生之才，废于绛灌。道可以济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变风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风俗移人之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则萧曹辈皆罪人也，岂独房杜乎？相公欲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他认为文章之坏，由于世俗之坏，故“欲变其文，即先变其俗。”准是而言，他似已知道了某种社会，当然要产生某种文学的道理，较以前的倒因为果的以文教世的言论，切实多了。但他虽知道了以文教世的错误，而代替的方法却是以经教世。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续云：
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维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
以经教世移俗的权柄，操之人君，而不操之人臣，所以说“在圣君行之而已”。
又说：“萧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二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是则风俗为尚，系在时王，不在人臣明矣。”和以文教世的论调，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旁人主宗经为文以变俗，他主尊经变俗以为文而已。
三、才与气──梁肃已提出文气问题，柳冕对此问题的探讨尤详。他也主张气源于道，“文不及道则气衰”，但与才亦有关系。答杨中丞论文书云：
来书论文，尽养才之道，增作者之气。推而行之，可以复圣人之教，见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风俗养才，而志气生焉。故才多而养之，可以鼓天下之气；天下之气生，则君子之风盛。......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气衰矣，风俗之不养才病矣，才少而气衰使然也。故当世君子，学其道，习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尽，其气益衰，其教不兴，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气，从壮得衰，从衰得老，从老得死，沈绵而去，终身不悟，非良医孰能知之。夫君子学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虽不薄，道则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则病不能无病。故无病则气生，气生则才勇，才勇则文壮，文壮然后可以鼓天下之动，此养才之道也。（同上）
梁肃只重以道养气，柳冕则一方面谓气非才莫办，除上文外，又于答郑使君论文书云：“噫！文之无穷，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而为文则蹶，︹而为气则竭，︹而成智则拙。”一方面又谓道可养气，所以劝杨中丞兄弟亟亟行道，谓如此则无病，“无病则气生，气生则才勇，才勇则文壮。”答郑使君论文书亦云：“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散而为气。真则气雄，精则生气。”假使说梁肃所谓气是一元论，则柳冕所谓气是二元论。
○九 权德舆的二尚二有说
古文的兴起是为的载道，所以各家都重视道，加上萧李倡简，梁柳倡气，到了权德舆（七五九～八一八），又益之以通，完成“尚气、尚理、有简、有通”
的文说。所作醉说云：
予既醉，客有问文者，渍笔以应之云：尝闻于师曰，尚气、尚理、有简、有通。能者得之以是，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于全，然则得之矣。失于全，则鼓气者类于怒矣，言理者仿于懦矣，或狺狺而呀口，ㄢㄢ以堕水；好简者则琐碎以谲怪，或如许纬；好通者则宽疏以浩荡，庞乱憔悴；岂无一曲之效，固致远之必泥。苟未能朱弦大羹之遗音遗味，则当钟罄在悬，牢醴列位；何遽玩丸索而耽Х饵，况颠命而伤气。六经之后，班马得其门。其或悫如中郎，放如漆园，或遒拔而峻深，或垣夷而直温。固当漠然而神，全然而天，混成四时，寒暑位焉。
穆如三朝，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贯通之以经术，弥缝以元渊元。
其天机与玄解，若圬鼻而斩轮。岂止文也，以宏诸立身。不如是，则非吾党也，又何足以辩云？（文四九五）
这种“漠然而神，全然而天”的文论，当然受道家，特别是庄子一派的影响，但其取法的却是自然天象。唐御史大夫赠司徒赞皇文献公李栖筠文集序云：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灵，经纬教化，鼓天下之动，通万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备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义入神，英华发外，著之话言，施之宪章，文明之盛，与天地准。（文四九三）中岳宗元吴尊师集序亦云：
道之于物，无不由也，无不贯也，而况本之元览，发为至言。言而蕴道，犹三长之丽天，百卉之丽地，平夷章大，恬淡温粹。飘飘然轶八弦而溯三古，与造物者为徒。其不至者，遣言则华，涉理则泥，虽辨丽可嘉，采真之士不与也。
（文四八九）
前文由自然推及文明，后文由文理溯于天地，总之是文法自然；而谓“不至者，遣言则华，涉理则泥”，可知二尚二有的文论也是植基于自然了。
○十 吕温独孤郁等的天文说及人文说
植基自然的文论，并不始于权德舆，其远源当然可以上溯于周易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唐人的提出，则始于唐初的史学家。
魏徵隋唐文学传序云：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文；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亦云：
夫玄象著名，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姚思廉陈书文学传序亦云：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也。”令狐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亦云：
两仪定位，日月扬辉，天文彰矣；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
所谓天文不同于后来的天文算术的天文，而是指自然界的文彩；所谓人文不同于西洋的人文主义（Humanism），而是指社会上的文化。为文而取则天文，自易成功自然主义，为文而取则人文，又易至于崇尚功用。所以史学家一方面主张折中的文学，一方面又视文学为政治的工具。（详五章二至四节）
至古文家的采用此说，则莫早于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云：
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谷草木，生于天地而肖天地，圣贤又得其灵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
稍后的权德舆李舟也持相类的论调。权德舆的话已引见前节，李舟独孤常州集序云：
传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数成而文见矣。”始自天地，终于草木，不能无文也。而况天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渎，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鸟兽之文也；华叶彩错，草木之文也。天无文，四时不行矣；地无文，九州不别矣；鸟兽草木无文，则混然而无名，而人不能用之矣。
无文则礼无以辨其数，乐无以成其章，有国者无以行其刑政，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诫，文之时用大矣哉！（文四四三）
古文家之言文，虽也离不开政治，但其观点与史学家微有不同。大体说来，史学家注重事功，古文家注重道德。因此，古文家虽采取史学家的天文说与人文说，而史学家本据以建设折中主义及政治工具的文论；到了古文家手里，则据以建立简易载道说，攻击繁密缘情说。所以崔元翰谓“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时雍；承辅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李舟谓“无文则礼无以辨其数，乐无以成其章，有国者无以行其政，立言者无以存其劝诫。”权德舆更谓不蕴道之文，“遣言则华，涉理则泥，虽辨丽可嘉，采真之士不与也”（见前节）。又于徐泗濠节度使赠司徒张公文集序引左传所单襄公之言云：“忠、文之实也；智、文与舆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文四八九）很显然的是据天文之文和人文之文，以定文章之文的应简易载道，不应繁缛缘情。
顾况（至德进士）作文论，结云；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地，风雅亦丽于人，是故不可废。废文则废天，莫可法也；废天则废地，莫可理也；废地则废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赞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赞坤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赜鬼神，明者赜礼乐，不失于正，谓之为文。
也是由天文，地文，以证人文。而发端即云：
周语之略曰：“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
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经纬天地，叶和神人，名之为文。其实行也，文顾行，行顾文，文行相顾，谓之君子之文，为龙为光。（文五二九）则所言人文虽不限于文章，而表现于文章者，自应“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敢惠让”，自应“文顾行，行顾文。”所以呵斥“吟咏风月”的文人，谓“建安、正始、洛下、邺中，吟咏风月，此其所以乱文也！”
吕温（约七七二～约八一一）作人文化成论，也是以易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观点，扶持教化，反对绮靡雕虫之文：
易曰，“观乎人文化化成天下”，能讽其言盖有之矣，未有明其义者也。尝试论之，夫一二本生，大约造物，百化交错，六气节宣；或阴阖而阳开，或天经而地纪，有圣作则实为人文。若乃夫以刚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义事君，予违汝弼，献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
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九流异趣，百揆同归，此官司之文也。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此刑政之文也。乐胜则流，遏之以礼；礼胜则离，和之以乐；与时消息，因俗变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盖言错综庶绩，藻绘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则人文化成之义，其在兹乎。而近代谄谀之臣，特以时君不能则象乾坤，祖述尧舜，作化惑天下之文，乃以常冕服，章句翰墨，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仪以求至理，坐吟咏而待平，流荡因循，败而未悟，不其痛欤！必以常冕服为人文，则秦汉魏晋，声明文物，礼缛五帝，仪繁三王，可曰焕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乱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为人文，则陈后主隋炀帝雍容绮靡，洋溢编简，可曰文思安安矣；何灭亡之速也？之以名义，研之以情实，既如彼；较之以古今，质之以成败，以如此。传不云乎，“经纬天地曰文”；礼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则文之时义大矣哉，焉可以名数未流，雕虫小技，厕杂其间乎！（文六二八）独孤郁作辨文，则又以天文为根据，证明文当简易自然，不录彩饰其字：
或曰：“文所以指陈是非，有以多为贵也，其要在乎彩饰其字，而慎其所为体也。”又曰：“文章乃一艺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损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穷极终始，万化无有差忒，故易与天地准，此圣人之文至也，但合基德而三才之道尽。后圣有作，不能使之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乱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绳万世，而褒贬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则易卦之一画，春秋之一字，岂所谓崇饰之道，而尚多之意耶？
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则不足以毕天地矣。故圣人当使将来无得以笔削，果可以包举其义，虽一画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饰之能，援引之富，为作文之秘诀，是何言之末欤？夫天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逾；地岂有意于文彩耶，而山川邱陵不可加；八卦春秋岂有意于文彩耶，而极与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不得不然之谓也。不得不然，又何体之慎耶？
（文六八三）
而主张书文皆为“教化之至言”，反对“给曰文与艺”的“纤纤而无根”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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