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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初史学之盛
唐初大乎修史。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传，载德尝从容言于高祖云：
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代，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
高祖于是诏令：“中书令萧、给事中王敬业、著作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
可惜“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至“贞观三年（六二九），太宗复刺修撰，乃令（令狐）德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在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
（以上并据令狐德传）
唐初所修诸史，除梁陈齐周隋以外，还有恶书。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载玄龄于贞观十八年（六四四），“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无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至二十年，书成，凡一百三十卷。”
至私家著述，“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时所称。”（令狐德传）而李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第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颇行于代。”（旧唐书卷七十三李延寿传）后来也列为正史。
史书是包罗万有的，文学自也在论叙之列，而我们的文字批评史上，自然也要叙述他们对文学的意见了。
○二 文学为政治工具说
史学家历览古今成败兴衰，其立论颇易侧重“致用”，对于文学亦然。作汉书的班固称赋的价值，是“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详二篇三章六节）。
作宋略的裴子野说宋以后的诗赋，“淫文破典，斐尔无功”（详三篇一章七节）。
固有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但也与他俩是史学家有关。此外如作梁典的何之元（？
～五九三），在艳丽文学盛识的陈代，批评梁简文帝的文学云：“文章妖艳，隳坠风典，诵于妇人之口，不及君子之听，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虫之技，非关政忽（疑误），壮夫不为，人君焉用？”（梁典总论，全陈文卷五）
除了因为他是史学家外，一时还找不出别方面的原因。
至唐初的修史，高祖诏令，首调：“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末又云：“务加详，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本此意以论文学，则文学当然是政治的工具了。魏徵隋书卷七十六文学传序云：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文。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天纬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泽，百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
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序亦云：
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善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
隋书极力称赞文之“用”，谓“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
可见是以文为政治的工具。至梁书更毫不客气的谓文之功用，在“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善恶。”汉末魏初，曹丕曾说：“文章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业，”
但他的意旨，似乎重在提出文章的价值（详三篇一章三节），与此纯视为政治工具者不同；自然此纯视为政治工具的学说，未必不受曹丕说的影响。
○三 艳丽之毒
文学既是政治的工具，则如不能襄助政治，而反妨害政治，当然要加以摈斥。
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本纪云：
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薄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斯亦运锺百六，鼎玉迁变，非唯人事不昌，盖天意然也。
又引魏徵云：
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梁书卷六敬帝纪亦引魏徵云；太宗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
......其笃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戒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雠；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复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
魏徵谓“淫丽之文”，直接可以助促亡国；姚思廉谓淫于文学，间接可使“朝经堕废”。总之淫丽之文，是政治的蟊贼，国家的蠹虫。
这样，自然要拼命的反对“淫丽之文”了。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验，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采之）
又群书治要序亦云：
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宠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反，殊涂同致。虽辨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文一四一，又连筠移业书本本书）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序亦云：
原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百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
令狐德周书卷四十一王褒庾信传论亦云：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验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访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徒嗤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褒庾信的作品，不一定都是“轻险”的、“淫放”的，而唐初的史学家则认为是“轻险”“淫放”而反对之、唾骂之。就其批评王庾而言，固有认识不清的错误；就其对于文学的主张而言，则由这种认识不清的错误，更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轻险”“淫放”的痛下攻击了。
○四 折中的文学论
不过史学家究竟是总览古今成败的，以故他们的见解，固然偏重事功，但大体说来，还算宏通，他们反对“轻险”“淫放”的文学，但也不赞成质俚无文。
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云：
暨永明天蓝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济阴温子，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真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采之）
这纯粹是一种折中论。令狐德谓庾信为“词赋之罪人”，但同时也反对苏绰等的质朴。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
周氏创业，运属陵夷，纂遗文于既丧，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苏亮、苏绰、卢柔、唐瑾、元传、李昶之徒，咸奋鳞翼，自致青紫。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李延行北史文苑传序亦采之）
也是折中论者。那未究竟要怎样的文学呢？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涂，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考其殿最，定其区域，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控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然后莹金璧，播芝兰，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夫然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
他们知道文学是感情的产物，不惟令狐德说：“文章之作，本乎情性。”
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也说：“文之所起，情发于中。”（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亦采之）但他们所谓情性，和齐梁时代的所谓性情不同。令狐德理想的文学，要“旨深”“理当”，知其所谓“情”和“旨”“理”有关。李百药云：“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则情几乎无所不包了。乾脆的说，他们所谓情，就是理；不过不是死佯佯的说理，而使理感情化罢了。
○五 天才与学力
不只文学观采取折中主义，同样对于创作论也采取折中主义──不忽视天才，也不忽视学力，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云：
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ゼ黼黻于生知，问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这是推崇天才了。
但接云：
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伏膺无怠，钻研斯切，驰鹜胜流，周旋益友，︹学广其闻见，专心屏于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己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论也：“人多不︹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
又谓勤能补拙，学可移质。不过审其语意，似谓尤重于学，必有相当的才，而后学始有济；假使其笨如“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虽“至精久习”，亦不能成功。
李百药不忽视天才，亦不忽视学历，而谓必有相当的才，学始有济。李延寿则对于天才与学力，虽未明白论列，但也似不忽视天才，亦不忽视学力，而谓纵有天才，终赖学力。他于南史文苑传论云：
畅自心灵，而宣之简素，轮扁之言，或未能尽；然纵假之天性，终资好习，是以古之贤哲，咸所用心。
这虽是平淡无奇之论，但我们找不到可以推翻的理由。的确一个文学家，必有相当的天才，同时也必有相当的学力。史学家纵览古今，横观各派，虽然不能不受阶级局限，但一般地说，他们的见解是由归纳得来，平淡是其所短，宏通是其所长，对各种学术事业的批评大抵如此，文学不过是其一端而已。
○六 文学史观
史学家文论之最应注意者，不在文学观及文学方法，而在文学史观。因他们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学批评家，以故他们的文学观与文学方法虽宏通不颇，而平淡无奇。他们的史学家，以故他们的文学史观，比一般的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较有见解。纯粹的文学家及一部分的文学批评家，其对于文学的观察，往往是“横剖面”的，只注意好坏的价值，不注意历史的因素，是静止的批判，不是变动的探讨。史学家历览古今，则是“纵剖面”的，由古今的不同，而探求前后的转变。
对文学之作历史的观察与论次者，至著汉书的班固，才比较可观。汉书艺文志试赋略云：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同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故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抉矣。
他谓赋源于诗，固不甚正确（详二篇三章七节），但知注重历史的转变，较过去之只作“横剖面”的评论者，实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自然历史观完成于历史，假使班固生在商周以前，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历史观的。但不出于并时的他人，而独出于班固，与他是史学家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班固以后，以诗序，虽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但没有对文学作历史的论次（详二篇一章三节）；如文章流别志论，虽注意各种文体的演变，但未论全部文学的历史（详三篇三章六节）。对全部文学作历史的论次者，又恰巧出于作宋书的沈约，再有便是震古烁今的论文专家刘勰。（论诗专家锺嵘曾论五言诗的历史）刘勰之说，已在第三篇第八章第六节叙次，今不复述。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云传论云：
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困，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乎篇，而芫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虽高踪，久无嗣响。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
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左。
有晋只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
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上德，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气。
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叙平子云，“文以情变”；叙汉魏云，“文体三变”；元康时的潘陆，是“律异班贾，体变曹王”；晋末文学，是“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玄之气”。逐处都是占在“变”的观点，以叙次各代文学的变迁。
沈约知道文学之历史的转变。而不知转变的原因。同时的刘勰，谓转变的原因，由于政治，言“歌谣文理，与世推称，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详三篇八章六节）。唐初史学家继之，由是完成一种政治史观。隋唐经籍志集部序云：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唐歌、虞咏、商颂、周雅，叙事缘情，纷纶相袭。自斯已降，其道弥繁。世有浇淳，时移治乱，文体迁变，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严邹枚马陈盛藻于西京，平子艳发于东都，王粲独步于漳滏。爰逮晋氏，见称潘陆，并衽藻相辉，宫商间起，清辞润乎金石，精义薄觉云天。永嘉已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痢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其中原则兵乱积年，文章道尽。后魏文帝颇效属辞，未能变俗，例皆淳古。齐宅漳滨，辞人间起，高言累句，纷纷络绎；清辞雅致，是所未闻。后周草创，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迭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
自宋齐的“辉焕斌蔚，辞义可观”，变为梁朝的“宫体”，由于梁简文帝的“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周的文学式微，由于“干戈不戢，君臣戮力，专事经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隋代的“草泽怨刺”，由于“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迭相摈压。”总之每次的转变，都与政治有关。
同书文学传序云：“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
又谓“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在：“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化者宜于咏歌”（详四节）。又谓梁代文学，因为“简文湘东，启其淫放，”由是“词尚轻险，情多哀思”（详三节）。然后接叙周隋云：
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隋）
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斩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开。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
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正焉。
其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虽未指明出于君主的提倡，然归之于士大夫的领导；至梁周的浮艳，隋代的斩为朴，则皆鲜明的谓由于君主的好尚不同，可见也同于经籍志的意见，也是政治史观。
此外若令孤德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此钞周书），其对文学之史的叙述，更详于隋唐，而其历史观也是政治的观念论者，为省篇幅起见。不一一征论了。
○七 史与文
在周秦两汉，史与文是营共同生活的，而且是亲爱之极，凝成一体。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韩非子难言篇亦云：“捷敏辨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可见文史不分。汉代以“文学”括示学术，以“文章”括示文学，而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云“刘向王褒以文章显”（详二篇二章三节）。史学家司马迁，校旧家刘向，居然与司马相如王褒同以文章见称，足征史与文仍不分家。这种观念，到魏初犹然，所以刘劭人物志流业篇云：“能述文著作，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详三篇一章一节）
到六朝、六日趋于词彩华美，吟咏性情；史因载言记事，不能随文转变。当然这时的史也较以前重辞藻，但究不及这时的文的更重辞藻；至实质之一主记事，一主缘情，更绝不相同。嗜趣既殊，自容易弄得感情破裂，由是不复能继续同居，而宣告离异。宋文帝立四学，除以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外，又以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由是史与文的离异，有了天子作证。梁昭明撰文选，屏史于文外，谓“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编翰，亦已不同。”由是史与文的离异，又得到太子的判词。从此直至唐初，虽两情脉脉，而和好殊难。刘知几史通才篇云：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尤工复语，虑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沈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舛，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未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悔。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ヱㄤ，俯同妄作，披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又极力诋斥徐孝穆的“有志梁史”，说：“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盖史之最主要的作用在记事及载言，文之最主要的作用在载道或缘情。载道则文尚简易，缘情则词贵华密。简易载道，则与史相近，故文史合流。华密缘情，则与史甚远，故文史分家。然文之与史，本相关联，故载道之文，固往往取法于史；而华密之文，亦可使史受影响。不过前者关系甚切，如营共同生活；后者距离较远，似乎反目别居而已。就时代而分，周秦两汉，文史合流，六朝则文史分家，至唐代古文家起，又取法于史，于是又由分而合。前者的转变在魏晋，后者的转变在唐初，所以刘知几犹反对以文为史，而稍后的古文家则又以史为文了。
○八 史传文的批评
史之志趣，本应完全置重于记事载言，无奈据传说，孔子之作春秋，是在“寓褒贬，别善恶”的，由是后来的史书，亦泰半于记事载言以外，又加上“寓褒贬，别善恶”的任务；而评史者，亦遂以此定史书的好坏。但此与文的关系甚浅，兹可从略。至评论史之文者，如班彪论司马迁史记云：
采轻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知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卷四十五，班彪传）又云：
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情，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同上）
案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云：“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则班彪对于史记的赞美本之刘向杨雄。至对于史记的指摘，传赞亦云：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亦勤矣。”假设是出于班固，不是出于班彪，则班固的指摘较班彪更甚，原恕的程度亦更深。
班彪父子对于史记虽有挑剔，但究竟推为良史，同时他们的汉书，也确是史记后的第一部史书。就文章而言，史记较简，汉书较繁。晋代的张辅论班马优劣，谓班不及马者三点，关于文章的一点，是：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晋书卷六十，张辅传）
晋代犹有周汉尚简的余风，所以张铺称赞史记的“辞约而事举”。同时干宝也赞美左丘明的能以三十卷之约，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见晋纪左传家）。至宋代则渐趋繁密，所以作后汉书的范晔极力赞美汉书的文字详赡云：
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固文瞻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者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论）
又云：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列，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狱中与诸甥至书）
至唐代又返于简约，故对于史传文的见解，亦遂略同于恶，而大殊于宋。史学专家刘知几就是主张“翦截浮词”的，俊下节详述，兹姑不论。其余诸人，偶言及史，亦率主简易。如萧颖士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云：
臣闻古者右史记事，左史记言，举其大略，前书之议备矣。孔圣没而微言绝，暴秦兴而挟书罪，虽战国遗策旧章，乱于从横；汉臣著纪新体，互纷于表志。
其道末者其文杂，其才浅者其意烦，岂圣人存易简之旨，尽芟夷之义也。（文三二二）
张守节上史记正义序亦云：
史记者，汉太史公司马迁作。......比之春秋，言辞古质；方之两汉，文省理幽。（文三九七）
司马贞补史记序也称赞史记云：
事广而文局，词质而理畅，斯亦尽美矣！（文四○二）
裴光庭请修续春秋表也菲薄晋书云：
文词繁冗，穿凿多门。（文二九九）
文尚简易的时候，则对于史传文也主简易；文尚繁密的时候，则对于史传文也主繁密；史与文的关系，于此更可以窥见梗概了。
○九 刘知几的意见
刘知几的史通，其论史而及于史之文者，最要的有四点一、繁简──刘知几前后之一般的评史者，对此问题，亦率有相当的意见发表，至刘知几的意见，则主张删繁从简。浮词篇云：
昔夫子断唐战，以下迄于周，翦截浮词，撮其机要，改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又点烦篇：“钞自古史传文，有烦者皆以笔点其烦（一无烦字）上。”谓：“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但对于干宝之独美左传，谓其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张辅之崇马卑班，谓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则认为都是皮相之言。烦省篇云：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又云：
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义止面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断。
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嗤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只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勾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而议者苟嗤沈箫之所纪，事倍于孙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
由此知他主张删繁从简，但繁简的标准，并不能笼笼统统的以年代与文字为比例。烦省篇又云：
要其字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
不妄载，不阙书，都是取材问题；至修辞的繁简，浮词篇云：
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案左传称绛父论甲子，隐言于赵孟；班书述楚老哭龚生，莫识其名氏。苟举斯一事，则触类可知。至嵇康皇甫谧撰高士纪，名为二叟立传，全采左班之录，而其传论云：“二叟隐德容身，不求名利；避远乱害，安于贱役。”夫探揣古意，而广足新言，此犹子建之咏三良，延年之歌秋妇。至于临穴泪下，闺中长叹，虽语多本传，而事无异说。盖凫胫虽短，续之则悲，史文虽约，增之反累，加减前哲，岂容易哉！
则刘知几所提倡的简，不是“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之多少，”而是要去浮词。所以叙事篇云：“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又列举“文约事丰”
的具体方法云：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至如古文尚书，称帝尧之德，标以“允恭克让”。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代君而死。”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尚书称武王之罪纣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左传纪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
“毕略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又如史记卫青传后太史公曰：“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汉书孝文纪末其赞曰：“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此则传之与纪，并所不书，而史臣发言，别出其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上四种是结构方面的简约法；至字句方面的简约法，叙事篇云：
又叙事之省，其法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省句的例子，如：
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
相反的如：
梁（原作公羊，依浦注校改）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以下句，但云，“名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类句也。
省字的例子，如：
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相反的如：
汉书张苍传云：“老年口中无齿。”盖於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
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
此种简约说的提出，固由于修正干宝张辅一班人的浮浅的简约说，而最大的因素，则在矫正六朝以来的以骈文作史，所以才篇极力反对文人修史，叙事篇又力诋班马以降的“中道陵夷”，说：“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载。”在刘知几看来，固然“史之为务，必借于文”
（叙事篇）；“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载文篇）。故“五经以降，三史而往，”
皆“以文叙事”。但“今之作者，......则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经事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叙事篇）。由是不能不特别提倡简约，胪举简约的方法。
不过以骈文修史，固伤繁芜；以古文修史，亦伤虚伪。杂说中云：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寻宇文初习华风，事由苏绰，至于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剌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逾多。
又杂说下诋周史的“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辩类苏张；贾生叙鹏鸟之辞，文同屈宋；施于寓言则可，施诸实录则不可矣。”然则刘知几的意思，以为史必借于文，但只能“以文叙事”，不能“以事就文”；以事就骈文固然不好，以事就古文也一样不好。
二、语文──六朝以降的以文为史，不惟有繁芜之弊，且有改语为文之弊。
言语篇云：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采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天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他不惟指出记当时口语用古文之过失。
而且指出这种过失的原因是由于时代观念的错误：
盖江芊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曰：
“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后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同上）
不过刘知几虽能戳破楚汉古文的纸老虎，却震骇于战国以前的古文的纸老虎，谓“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诸？
至如‘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独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言语篇）实则也是当时的“流俗鄙俚之说”，不过“春秋世隔，事已成古，已古者即谓其文”耳。
三、摸拟──天地间没有不含摸拟的创作，特别是史书本来“以述为作”，所以摸拟尤不能免。摸拟篇云：
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
貌同而心异者，如谯周古史考拟春秋，书“秦杀其大夫李斯”；干宝晋纪拟春秋，书“葬我某皇帝”之类。昧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之义，“编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至貌异而心同者，“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如“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又“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述索卢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浦云二字疑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
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四、虚实与曲直──史文尚直，万古如斯，刘知几亦极力提倡直，反对虚。
载文篇云：
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
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考此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失形，而言必凭虚。失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
但“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则贼臣逆之，淫君乱主，安能不威迫利诱，使之不能直书。固然“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书篇）。但‘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雠贵族。人之情也，不畏乎？“（全唐文卷二十四，上萧至忠论史书）由是”直书“之史极少，”曲笔“（史通有直书篇，又有曲笔篇）
之文极多。真的”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曲笔篇）后来所谓”微词“的笔法，大概就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产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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