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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因与动机
因了社会的转变和陈子昂杜甫以来的鼓吹，使诗由艺术之宫，逐渐的移植在人间世上，由歌咏各人的悲欢离合，逐渐的改变为歌咏社会的流离丧乱。但社会诗和社会诗论的完成者，仍然要推举元稹就白居易。
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字微之，河南人。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乐天，下わ人（原籍太原）。旧唐书二人合传（卷一六六），新唐书二人分传（元卷一七四，白卷一一九）。他俩的所以能完成社会诗和社会诗论，最大的原因有二：
一、元白居陈杜诸人之后，社会诗和社会诗论，已由他们揭开序幕，循次而进，自然就要唱出压轴好戏。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
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数。年十五六，粗识声病。......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村，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元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兴寄，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文六五三）
知他的学赋诗系从陈杜入手，就中对杜甫尤为推崇备至，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季，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文六五四）
白居易也特别推崇陈杜，与元九书云：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荆─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文六七五）
又喜欢别人说他的诗似陈杜。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诗七函一册一卷）
知他的作诗也在效法陈杜。陈杜都是提倡并创作社会诗的，他们既效法并称赞陈杜，同时称赞陈杜的又恰是“激烈”，“兴寄”，“风雅比兴”的社会诗，当然也要提倡社会诗，创作社会诗了。
二、陈子昂时不过是唐社会崩坏的初期，还不十分危急；杜甫正值天宝之乱，自然是丧乱不值，但肃宗即位灵武，郭李收复两京，正在做着中兴的好梦。至元白的时候，安史之乱已平，而中兴之梦却断，豪族与农民的悬殊益甚，一方面促成农村经济的凋敝没落，另一方面又促成朝廷士大夫的骄奢荒情，再加以藩镇跋扈，臣庶苟且，致使天下攘攘岌岌，不可终日。这也不必旁征博引，即举元白的诗文作证吧。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云：
时贞元十年（七九四）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史生天下罪过。外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愎之处，固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其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悴，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于几阁，甚者拟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下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之。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间，时或缮完ㄨ坠，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炽，习俗不怪。上下欲令有司备宫闼中，小碎须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饼铒，史缘其端，剽夺百货，势不可禁。仆时孩，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
白居易与元九书亦云：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入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又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忆作元和初，{夭小}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这都是元白自述作诗的动机，由于“伤民病痛”，或不惯闻见当时社会的怪现象；至只写社会民生的疾苦，官商富家的剥夺百姓，而未言因以作诗者，如元稹的如李棱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文藁自叙，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策林等诗文，更举不胜举；元白以外的书，亦颇有记载。惟以我们不是在写社会史，故不一一征引；但元白的所以成功社会诗人与社会诗论家，据此可知是当时社会的驱之使然了。
○二 “补察时政”与“泄导人情”
至社会诗论，则元较简略，白更详尽。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自述作诗的动机是：
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能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俗赋诗。
又上令狐相公诗启自述他的诗是：
其间感物寓意，可备朦瞽之讽达者有之，词直气粗，罪戾是惧，固不敢陈露个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畅。（文六五三）
知其吟诗率以社会为主；但没有以社会为主的理论。白居易则不同了，与元九书云：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至，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言。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
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
自白居易的观点看来，天下和平基于圣人的“感人心”；“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正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的，所以五帝三王都“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诗的四要素。根情就是本之性情，苗言就是表以语言，华声就是佐以声调，都是普通的见解，不能算是白居易的新说。不过白居易以为诗之为诗，不止在“根情、苗言、华声”，还要“实义”。“实义”就是实之以义，就是以义理为实质。因为诗是“根情、苗言、华声”的，所以有“感人心”的力量，但“感人心”的力量善用之可以感人为善，不善用之也可以感人为恶，所以必须实之以义。
实之以义是白居易的根本主张，同时也是他的新说，虽然陈杜的提倡风雅比兴，也就是实义。
实义的具体方法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续云：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诚，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下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道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元刂矣。策林六十八亦云：
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ぁ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文六七一）读张籍古乐府亦云：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贫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劝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诗七函一册一卷）寄唐生亦云：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荆╂。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同上）
与元九书和策林是泛论，读张籍古乐府是称赞张籍的作品，寄唐生是述说自己的诗歌，总之是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泄导人情”是诗人的作诗路向，“补察时政”是当权的观诗施政。当权的人何从看到诗人的诗歌，白居易以为惟有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策林六十九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眩┷风之使，建采诗之官，裨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篇，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诗，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著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之善，不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疚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文六七一）
有了采诗之官，则诗人知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由是喜作“泄导人情”的诗歌，敢作“泄导人情”的诗歌；当权者也得“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没有采诗官，则恰恰相反。新乐府中的采诗官一首云：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恐朝廷绝讽议。......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诗七函一册四卷）
这是因为没有采诗官，则“泄导人情”的诗歌不易上达君听；而预备上达君听的诗歌只有故意的“赞君美”，“悦君意”。所以前引与元九书也说采诗官废，则“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元刂矣。”
○三 历代诗的优劣
由这个观点论诗，最好的作品，除了尧舜时的君臣赓歌以外，就是诗三百篇，后来则每况愈下。因为赓歌是君臣的互相劝勉，诗三百篇是传为采诗官采来的“泄导人情”的美刺诗。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
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逮至汉武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罗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二字本集无）抑扬，冤哀悲（本集作存）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两无取焉。
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批评的标准是：是否“干预教化”，是否合乎“风雅”。又指出采诗官既废以后的诗歌，便陵迟至于“淫艳刻饰，佻巧小碎”，可见恢复采诗官的提议，和“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的口号，虽倡自白居易，但元稹也正有同感。
前节所引白居易与元九书，也推崇赓歌（即“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和洛歌，也致慨于采诗官既废以后的“六义始元刂矣”，则由采诗官采辑来的诗三百篇，当然也是他所推崇的。与元九书续评诗三百篇以后的作品云：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吾苏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
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仿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焉：于时六义寝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采采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炼”，“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的原始意义不可考，汉儒的解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雅也是如此，所不同者，“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详二篇一章三节）。
赋比兴的解释很纷歧，大抵汉代经学家偏于就意义解释（同上），六朝文论家偏于就方法解释（详三篇八章五节及九章四节）。唐人是倾向汉代经学家的解释的。
如孔颖达毛诗正义释诗序“诗有六义”云：“太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彼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谕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白居易随时吐露“美”“刺”“规”
“讽”的字样，再三再四的提到“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知他所谓六义，同于孔颖达的解释，也是承用汉人的说法，不是承用六朝人的说法。惟其“言者无罪”，所以能“泄导人情”；惟其“闻者足诫”，所以能“补察时政”。
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莫备。
而独推崇杜甫，已引在第一节，兹不复述。白居易谓“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而可举者只有陈子昂鲍防及杜甫，也引在第一节，也不复述。至杜甫与李白的比较评价，他俩都崇杜卑李。但白居易的卑李，是因为“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元稹则卑其不及杜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这是因为他俩虽是最好的朋友，又同是社会诗人，同是社会诗论家，但二人相较，则白更重诗的社会使命，元更重诗的声韵之美，所以称赞点微有不同。但“排比声韵”指声韵之美，“铺陈终始”仍指社会使命也。
○四 乐府论
元更重诗的声韵之美，也不是不计及诗的社会使命；白更重诗的社会使命，也不是不计及诗的声韵之美。他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不是不要“宫律”与“文字”，而是不要“宫律高”与“文字奇”。所以他的诗的四要素有“苗言”与“华声”。所以他重视乐府，作新乐府五十首，自序云：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律，可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七函一册三卷）
很坦白的说是在利用乐府的体裁，制作社会的诗歌。为什么要利用乐府体裁，因为乐府有宫律之美，感人心的力量较徒诗更大。既取其感人心的力量更大，当然也欲其感人心的范围更广，所以要“其体顺而肆”。“顺而肆”就是有“宫律”
而不“高”的具体标准。
元穑重声韵之美，当然更重视乐府，作乐府古题十九首、和李棱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及其他乐府若干首。乐府古题序云：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淮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
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而纂撰者，由“诗”
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刘补阙之，乐府启于汉魏。按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等操，齐牍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则不于汉魏而后始，亦已明矣。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名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铺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诗同异之意焉。
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云：
余友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我们应当提出的，是：元稹也同于白居易，也是在利用乐府的体裁，制作社会的诗歌。所以一则说诗流二十四名。“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再则说，“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之代人”。三则说沿袭古题，“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四则说“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者，余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其次是：元稹的对于乐府确比白居易更有研究，这大概因为他的对声韵较白居易更为重视。他在乐府古题序里阐明了两个问题：
一、歌诗之异。歌是“由乐以定词”的。换言之，就是先有乐谱，然后再依谱作词；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八种，是也。诗有两种，一是曾经入乐的，一是未曾入乐的。曾经入乐的诗是“选词以配乐”。换言之，就是先选诗词，然后再依词制谱。这一种我们可以名之为“乐诗”。未曾入乐的诗，各家诗集里多得很，无须举例，亦无须说明。这一种可以名之为“徒诗”。乐诗徒诗都有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九种，编乐府者往往一律编入，由是误收许多徒诗，如“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这是就古乐府而言。至唐代乐府则可分为古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种。古题乐府有的沿袭古题，有的寓意古题；新题乐府则“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过无论古题乐府或新题乐府，都是“诗”，不是“歌”。所以称寓意古题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称杜甫作品特标明“诗人”，称刘猛李余乐府特加一“诗”字，称为“古乐府诗”。
二、乐府起源。引刘补阙云，“乐府启于汉魏”。他则据仲尼学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流波等操，齐牍沐作雉朝飞，卫女作思归引，“说”不于汉魏而后始“。
但这些作品都始见琴操，琴操乃后人伪书（详四库全书提要），不足为据。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云：
“乐府之名，盖始于此。”知刘补阙说是对的，元稹说是错的。
实则不只他的乐府起源说是错的，他的解释歌诗之异也有错的地方，如说歌是“由乐以定词”的，当然不错，但拉入谣讴便错了；因为谣讴的入乐和诗一样，也是“选词以配乐”的。不过元稹以前的论述乐府者，如各史的礼乐志、乐志，或音乐志，率视为国家的典章制度；就是专门论述乐府的书，如王僧虔技录，释智匠（一作丘）古今乐录（二书已亡，郭茂倩乐府诗集有征引）、刘饣束乐府解题、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大半重在考察制度，撮提辞意，棱雠字句，很少有人当作一种文学研究；有之就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乐府篇，但也不及元稹的分析详密，立论精辟，所以允为一篇值得推崇的乐府理论文字。
○五 通俗与次韵
元稹比白居易更重视声韵，所以不惟对乐府更有研究，对其他诗歌也更求韵切，由是创立次韵。白居易比元穑重视社会使命，所以不惟作乐府更要“辞质而径”，作其他诗文，也更要“辞质而径”。彭乘墨客挥犀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虽是未必可信的故事，但白居易的诗歌的比较通俗，是尽人皆知的。策林六十八云：
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事安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ぁ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则何虑乎皇家之文章不与三代同风者欤！
黜辞藻，奖质野，当然都是力求通俗了。
元稹的创立次韵，见他的上令狐相公诗启云：
以为律体卑Φ，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尝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自远；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间多有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生，妄相仿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词，皆目为“元和诗体”。
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献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湘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
不过通俗虽为白居易所提倡，元稹也乐于附和，所以他的改革律体的目标是“思深语近”，而未流之弊也就至于“支离褊浅”。次韵虽为元稹所创立，白居易也乐于附和，他的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云：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其间瘀絮四百字，东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壤奇怪谲。又题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意欲定霸取威，置仆于旁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今足不果用所长，过蒙见窘。然敌则气作，急则计生，四十二章麾扫并毕，不知大敌以为如何！（诗七函五册二十二卷）
又因继集重序云：
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一。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就，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来！”盖示余勇磨砺以须我耳。予不敢退舍，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虽不得好，且以供命。夫文犹战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转战迨兹三矣，即不知百胜之术，多多益办耶？抑又不知鼓衰气竭，自此为迁延之役耶？进退唯命。
微之，微之，走与足下和答之多，从古未有。足下虽少我六七年，然俱已白头矣，竟不能舍章句，抛笔砚，何癖习如此之甚欤！而又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谑，忽忽自哂，况他人乎？因继集卷且止于三可也。忽恐足下懒发，不能成就至三，前言戏之者，殊为巾帼之挑耳。然此一战后，师亦老矣，宜橐弓匣刃，彼此与心休息乎？（文六七五）
通俗就是“描言”，韵律就是“华声”。因为他俩的诗歌是“描言”的，不是掉弄辞藻的，所以一般人容易了解；因为他俩的诗歌是“华声”的，不是诘屈聱牙的，所以一般人爱好所唱。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论、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者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文六五三）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由一般人的喜爱和巴蜀江楚间洎长安少年的仿效，可以知通俗与声韵的收效之大了。
○六 触忌与退转
他俩所提倡并创作的诗歌是“实义”的，是“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
的，当然要讽刺。自他俩看来，“言者无罪，闻者足以诫”，但当政者却是“闻者不诫，言者当罪”。他俩的诗歌如不甚风行，也便罢了，偏偏的他俩又知道借用通俗与声韵──就是“描言”与“华声”的方法，使他俩的讽刺诗，“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当然更要被当政者恨之刺骨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因踬若此。
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寄唐生亦云：
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药良气味苦，琴澹音声稀。不惧权家怒，亦任亲朋议。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
伤唐衢二首之二亦云：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白居易因诗获谴，元稹疚独不然？所以上令狐相公诗启云：“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又云：“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无他歧，强由科试。及有罪谴弃之后，自以为废滞潦倒，不复以文字有闻于人矣。”至令他不敢承认爱好文章，则他饱受文章之累可知。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称元稹拜监察御史，劾奏了几位官员，“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量移通州司马”。同上白居易传称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开无行，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事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实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江州司马。”自然他俩的贬谪，不是直接的由于倡导讽谏诗，但与倡导讽谏诗有关。一则元稹的劾奏，白居易的谏诤，和倡导讽谏诗同一出发点。二则因倡导讽谏诗所以更得罪“执政”，伺机贬斥。
无情的贬谪，使他俩认识了执政的厉害，认识了时政的不容人补察，由于个人的势小力微，不敢再倡导社会诗了。为了保全性命，只有退转的一个方法，由是元稹转于艳情，白居易转于闲适。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云：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诗七十韵寄予。......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然予以为苟不悔不寤则已，若悔于此，则宜悟于彼也。反于彼而悟于妄，则宜归于真也。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竺得有日矣。而今而后，非觉路之返也，非空门之归也，将安返乎？将安归乎？今所知者，其章旨卒（一作卒章指）归于此。
夫感不甚则悔不熟，感不至则悔不深。故广足下七十韵为一百韵，重为足下陈梦游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际所到至感者，欲使曲尽其妄，固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亦犹法华经序火宅渴化城，维摩经入舍过酒肆之义也。（诗七函三册十四卷）
此最足以显示二人对社会冷淡以后的分途逃避，元则“梦游春”，白则“宗梵行”。“服儒风”是“兼济天下”，“宗梵行”是“独善其身”。白居易早年见到“人病”“时阙”，由是欲“兼济天下”，由是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年以后，因为为时而著的文章和为事而作的歌诗，招尤获谴，不得不设法“独善其身”，而歌诗的理论，遂转于“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序洛诗序云：
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困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
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时矣。予不佞，喜文嗜诗，自幼及老，著诗数千首，以其多也，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诗流，虽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数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数奇命薄之士，亦有余矣。今寿过耳顺，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罗饥寒。此一乐也。
太和二年，诏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归落，旋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部。居二年，就领河南尹事。又三年，病免归履道里第，再授宾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明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曰，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苟非理也，安得闲居？故集洛诗，别为序引，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集而序之，以俊夫采诗者。（文六七五）
早年力主“眩┷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晚年的咏歌也“集而序之，以俊夫采诗者”。惟早年的提倡采诗，目的是“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借使天子“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晚年的“俊夫采诗者”，目的是使后人“不独记东都履道里有闲居泰适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岁有理世安乐之音。”就当时的实在情形而论，太和的社会政治更逊于元和，但在元和时候，则谓“人病”须“救济”，“时阙”须“裨补”，由是诗歌也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到太和时候反认为是“理世”可以“闲居”，由是谓“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白居易也未必不知这是一种“饰词”，但既不能“达则兼济天下”，只好“穷则独善其身”；“讽谕诗”既招尤获谴，只好作“闲适诗”了。
既然放弃“讽谕诗”，改作“闲适诗”，由是早年诋为“偏放于田园”的陶渊明和“多溺于山水”的谢灵运，变为最崇奉的诗人。晚年自号醉吟先生，作醉吟先生传云：
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文六八○）
题浔阳楼云。
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元。（诗七函二册七卷）
作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云：
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赖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诗七函一册五卷）
又作访陶公旧宅，序云：
余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粟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诗七函二册七卷）至早年所最崇奉的陈子昂杜甫，却已弃不复道了。
元稹的转于绝情，除了前述梦游春诗以外，白居易还有和答诗十首，序云：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命季弟送行，且奉新诗一轴，致于执事，凡二十章，率有兴比；淫文艳语，无一字焉。意者欲足下在途讽读，且以遣日时，消忧懑，又有以张直气而扶壮心也。（诗七函一册二卷）
由白居易奉诗的“淫文艳语，无一字焉，”知元稹的已转于“淫文艳语”。
可惜元稹的诗文已有亡佚，连梦游春诗都无从觅阅，否则关于他的退转，也许有更直接、更珍贵的材料。
在这里，应有两点补充：
一是他俩的退转基于基谪，也基于宿缘。旧唐书白居易传云：“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所以他能一面“服儒风”，一面“宗梵行”。在未贬谪以前，以为可以“兼济天下”，由是偏重“服儒风”，偏重“服儒风”的诗歌自然偏重“讽谕”。既遭贬谪之后，知道不能“兼济天下”
只好“独善其身”，由是偏重“宗梵行”偏重“宗梵行”的诗歌自然偏重“闲适”。
但未贬谪以前，也于“服儒风”之外，又“宗梵行”，也于讽谕诗外，又有闲适诗，不过不似贬谪以后的偏重“闲适”诗，放弃讽谕而已。元稹有会真记传奇，述张君瑞崔莺莺恋爱故事，宋人王钅至会真记辨证谓张君瑞即元稹化身，梦游春诗正是这段恋爱的回忆，范摅云溪友议载元稹使蜀，爱恋名妓薛涛，及廉问浙东，又爱恋歌妓刘采春，都有诗歌赠贻。又载“初娶京兆韦氏，字蕙业，官未达而苦贫。继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佳偶。”可见他很早就有艳情姻缘，艳情诗歌。谪通州以后，叙诗寄乐天书云：“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则安能保持万全，与足下必复京辇，以须他日立言事之验耶？”立言立事的志趣既已灰冷，艳情的回忆遂益复炽热，当然要放弃讽谕诗，大作艳情诗了。
二是元稹转于艳情，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转于闲适；白居易转于闲适，但也不是绝对的不转于艳情。旧唐书元稹传载长庆四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稹所辞幕职皆当世文士；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副使窦巩，海内诗名，与稹酬唱得多，至今称兰亭绝唱。稹既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同上白居易传云：“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冯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
家妓有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所以元稹也偶有闲适诗，白居易也偶有艳情诗；不过元稹的诗多艳情，白居易的诗多闲适罢了。
○七 自我批评与自选诗集
闲适艳情是诗的内容，至诗的形式，他俩本提倡通俗与声韵；通俗与声韵便于作讽谕诗，也便于作闲适诗和艳情诗，所以无庸改变。他俩的这种以闲适艳情为内容，以通俗声韵为形式的诗，领导了大部分的作家，招来了不少的评击。如稍后的杜牧便引李戡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详五篇一章三节）实则他俩自己已有批评。白居易与元九书云：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诗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又云：
仆又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害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
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又和答诗十首序云：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
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时，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诗七函一册二卷）
二文都是白居易所作，但既云，“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可见元稹也是文繁的自我批评。至于“艳”，白居易似乎也不甚赞成，所以他奉诗元稹，“淫文艳语，无一字焉”，冀以张元稹的直气，扶元稹的壮心（详六节）。“纤”
则他俩似认为乃他人的仿效不善之病，所以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慨叹江湘新进小生的仿效他俩的作品，至于支离褊浅（详五节）。总之，他俩所矜重的并不在此，而在讽谕诗与闲适诗──元稹只矜重讽谕诗。白居易并矜重闲适诗。
元稹的只矜重讽谕诗和白居易的并矜重闲适诗，还可以取证于他俩的自选诗集，元稹尝自选杂诗十卷，进诗状云：
臣九岁学诗，少经贫贱，十年谪宦，备极凄惶，凡所为文，多用感激。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或因友朋戏投，或因悲欢自遣，既无六义，皆出一时，词旨繁芜，倍增惭恐（文六五一）
又集自十六时至元和七年的诗八百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叙诗寄乐天书云：
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
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
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
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
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
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与流者，为“律讽”。
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缩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古”“今”，又两体。
可见他所矜重的只是“稍存寄兴”的古讽、乐讽、律讽诸讽谕诗，至“悲欢自遣”的悼亡和艳诗，他自己说“倍增惭恐”。
白居易自选他的诗分为四类，与元九书云：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又有事务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
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又言分类的旨趣云：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
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诠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散文者，略之可也。
可见他所矜重的是讽谕诗和闲适诗，至杂律诗“非平生所尚”，很希望后人为他编集者去掉，则仿效者的致于生出流弊，更非他所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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