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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子昂的提倡风雅诗
初唐的诗论，侧得重对偶格律的提示；中唐的诗论，侧重社会政治的作用。
以现在的术语说来，前者是艺术文学的方法，后者是人生文学的理论，绝对的相反不同；而交替转变则在于盛唐。盛唐一方面有王昌龄和僧皎然等的作“诗格”
“诗式”，一方面有稍前的陈子昂和同时的李杜的提倡风雅诗和社会诗。这是国家社会的矛盾危机，盛唐已逐渐暴露的反映。
我在第一篇第一章第六节曾说：“盛中唐的人生文学理论自以元稹就白居易为集其大成，而序幕的揭开，则始于元白以前的陈子昂（六五六～六八九）。”
又引陈子昂与东方左虬修竹篇序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竞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逦逶（一作逶迤）
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又引喜马参军相过醉歌序云：
吾无用久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日月云迈，蟋蟀谓何？
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可见他反对“彩丽竞繁”的齐梁诗，提倡“以义补国”的比兴诗。此外，又于座右铭云：
诗礼固可学，郑卫不足听。（全唐文卷二一四，后简称“文”）
上薛令文章启云：
然而文章薄伎，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同上）本来初唐以天下太平，优游天事，朝廷之下，君臣倡酬（详一章一节），由是一时的诗人，都竟作韵美之词，藉为媚君之资。在陈子昂看来，“迹荒淫丽，名陷俳优，”“文章薄伎”“为道之薄”。不过自己也是诗人，颇有同流合污之嫌，自己自恨“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实则他的目的是“论道匡君”，“以义补国”，所以虽也学习诗礼，但不听郑卫淫声；虽也努力作诗，但注重风雅比兴。而其对于诗的观念，当然是元白的社会诗论的先河了，所以元白都对他称赞不已。（详四章一节）
至陈子昂的所以有这种论调的原因，固由于他的志趣使然，而志趣的形成，虽与性格有关，却大半由于陈子昂时的君已须匡，国已须补，此在每一篇第一章第六节已有详论，现在无庸复述了。
○二 李白的提倡古风
唐代诗歌本背有两重历史，一是南朝的绮靡缘情，一是北朝的质直言志；而唐代则由对立而逐渐融合，使北朝的素朴佳人，涂上南朝的香馥的脂粉，成功豪壮而华美的律诗。此种豪壮华美的律诗，自其产生的背景而言，是盛世元音；自诗歌的表现而言，则不免流于粉饰太平。（详拙编中国诗歌史，第十二章，唐初之揉合南北的诗歌）到了陈子昂和李白的时代，已不复是完美无缺的盛世，使他们逐渐厌弃粉饰太平的诗歌，而思恢复到质直言志的故道。
关于陈子昂，已详上节，兹再述李白（七○一～七六二）。李白与陈子昂不甚同，他虽厌弃粉饰太平的律诗，而一因经过开元的中兴，比较的可做太平迷梦；二因他是“兴圣皇帝九世孙”（新唐书本传），家世富有，养成十足的公子哥儿的生活意识，对于社会政治虽也福┾掠影的关照，但远不及陈子昂的切实，所以结果只是有意无意的冲出律诗的樊篱、提倡古风而已。他有古风五十九首，第一首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杨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麟。文质相炳换，众星罗秋。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全唐诗三函四册一卷，后简称“诗”）又第三十五首云：
丑女来效颦，还家掠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丧天真。棘剌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原作斧，依李太白集校改）片。（同上）陈子昂的提倡风雅，大体怵于时代丧乱，欲“论道匡君”“以义补国”；李白的提倡古风，虽亦由于“古风变太古，道丧无时还”（古风第三十首），“颂声久崩沦”，“我志在删述”，但大半为矫正当时的句酌字斟的律诗。所以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所以谓：“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初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丧天真。”所以陈子昂要使诗有比兴的功用，李白则要使诗不失元古的清真；陈子昂是为社会政治而改革诗，李白则为诗而改革诗。所以陈子昂不必提出诗的作法，而李白则为矫正讲求格律的斩丧天真，提倡“一挥成风斤”
的自由抒写法。
他的草书歌行云：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般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偏。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诗三函四册七卷）
这是讲草书，也是“一挥成风斤”的注脚。在古风里主张“复元古”，在这里又主张“不师古”，好象是自相矛盾，实则正是相反相成。李白的励行诗国的复古运动，和韩愈的励行文苑的复古运动一样，──都是以复古为革新。李白的复古在矫正“约句准篇”的律诗，韩愈的复古在矫正“枝对叶比”的骈文。所以李白提倡复古，却力主自由抒写；韩愈提倡复古，却力主“戛戛独造”（详七章三节）。我们如只看到“古”字的表面意义，便说他们是开倒车，是文学逆流，那他们真要在地下叫冤了。
韩愈的复古运动是提倡古文，李白的复古运动是提倡古诗。古诗的产生当然在律诗之前，但“古诗”的名称则在律诗之后，古诗的提倡则在矫正律诗。这一点也不奇怪。古文的产生也前于骈文，但标名为“古文”而提倡之，也是骈文发达后的一种反响。元稹唐故检棱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云：“沈（期）宋（之问）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全唐文卷六五四）。知沈宋时已有“律诗”的名称。至“古诗”的名称，则李白以前，尚不多见。自然我没有忘记文选有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有古诗八首，锺嵘诗品首列古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古诗佳丽”。但那题为“古诗”的原因，和乐府中的所谓“古辞”
一样，因为它是不知作于何人的古代诗歌，并不是用以括示它的体裁。李白虽没有明确的标出“古诗”一名，但题名他自己的一部分作品为“古风”，而所谓“古风”，又恰是“古体”，不是“律体”，在那里又极力提倡复古。其他诗中，如东武吟亦云：“好古笑风俗，素闻贤达风”（诗三函四册四卷）。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亦云：“观书散遗帙，探古旁至妙”（诗三函六册卷二十三）。
孟启本事诗也引他的话云：“梁陈以来，艳薄斯，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可见确是在努力使诗解脱声律的羁绊，恢复古时的自由抒写，而后来的“古诗”的名称，大概源于他的所谓“古风”了。
○三 杜甫的兼龋┡律及倡导社会诗
杜甫（七一二～七七○）与李白自是最好的诗友。但一则李白的年龄较长，其活动的时代大半当开元中兴；杜甫的年龄较晚，其活动的时代大半在天宝之乱。
二则李白是翩翩公子；杜甫则“少贫不自振”，“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窃愁转死沟壑”（新唐书本传）。三则李白是骋才的作家，而杜甫则特别讲求功力：
因之二人对诗的主张不甚同。李白的冲出律诗，提倡古风，杜甫似不以为然。春日暮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诗四函二册九卷）显然是弦外余音。所以杜甫对于古律之争，主张兼收并蓄，不可偏废。集中此种言论甚多，且看他的专为论诗而作的戏为六绝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杨王卢骆当时休，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试看翡翠兰苕上，未制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圣更勿疑，递相祖述复无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诗四函三册十二卷）
再看解闷十二首中的论诗几首：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原注：水部郎中薛据），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钧翁。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原注：校书郎云卿）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
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陶治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漫寒藤。最传秀句宁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
（诗四函四册十五卷）
再看偶题：
文章千古事，得夫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期。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病邺中奇。（诗四函四册十五卷）
就人言，“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时代言，挹取周秦汉魏，也不菲弃六朝隋唐，“后贤兼旧列，历代各清规”。就诗言，固然于秦州见数三十韵，慨叹“大雅何寥阔”（诗四函三册十卷），但又于又示宗武云，“觅句新知律”（诗四函四册十六卷），遗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亦云，“晚节渐于诗律细”（诗四函四册十九卷）。知对于古律问题，他是主张并存不废的。
不过杜甫虽主张古律并存，但他的伟大成就，尤在律诗。所以元穑他作墓志铭，──唐故检棱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虽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尊，”但尤赞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引详四章一节）。这是技术方面。至实质方面，则见称于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同上）的等等社会诗。
技术方面的有伟大成就，固基于他的天才与学力，可也基于他的作诗方法；实质方面的走向社会诗，固基于他的环境使然，可也基于他的诗学观念。
他的作诗方法，有点近于杨雄的作赋方法；杨雄的作赋方法是“赋神”（详二篇三章三节），他的作诗方法可以说是“诗神”。所以他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云，“文章有神交有道”（诗四函一册二卷）。八哀诗中的汝阳王一首云，“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诗四函二册七卷）独酌成诗云：“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诗四函三册十卷）游修觉寺云，“诗应有神功”（诗四函三册十一卷）。
神是怎么来的？一由于素养，二由于感兴，三由于陶治，四由于钻研。奉赠韦左丈丞二十二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四函一册一卷）。可见“下笔如有神”，基于“读书破万卷”；“读书破万卷”，就是学有根柢，文有素养。上韦左相二十韵云，“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诗四函二册九卷）。
可见神也靠兴而动，兴则待感而发。至感的来源多得很：坐对云山可以发兴，如陪李北海冥历下亭云，“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诗四函一册一卷）。进到隐士的幽居也可以发兴，如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云，“入门高兴发”（诗四函二册九卷）。凭高望远也可以发兴，如题郑县亭子云，“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诗四函三册十卷）。看见梅花也可以发兴，如和裴迪登蜀州东亭见寄云，“东阁观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诗四函三册十一卷）。总之，有感就可以发兴，发兴就可以作诗。所以至后云，“愁极本凭诗遣兴”（诗四函三册十三卷）。遣兴之诗，便可以“苍茫有神”。秋日夔府咏怀云，“登临多物色，陶治赖诗篇”（诗四函四册十五卷）。可见他也注重陶治。感兴的作品偏于动趣，陶治的作品偏于静趣。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云，“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苦，诗兴不无神”。素养、感兴、陶治三种方法是古律一样的，钻研则比较偏于律诗。这是因为律诗之所以为律诗，就在较古诗更有规律。前引偶题云：“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又示宗武云，“寻句新知律”。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云，“晚节渐于诗律细”。此外桥陵诗三十韵亦云，“遣辞必中律”
（诗四函一册一卷）。可见他对于诗律是很有研究的。对于诗律有研究，也可以使诗有神。所以敬赠郑谏议十韵云，“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诗四函二册九卷。上两段探自罗膺中先生少陵诗论，见经世季刊一卷二、三期合刊）
至诗学观念，虽找不到他的明确的言论，然如求贤敷厥谠议云：
顷之问考秀，取备寻常之对，忽经济之体。考诸词学，自有文章；在策以征事，易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征，贵切时务而已。
进雕赋表云：
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及也。
前者虽谓贵切时务者是策，而以“贵切时务”的观念为诗，则当然不会作弄风月、述恩怨的个人诗歌；后者自谦谓“不足以鼓吹六经”，正见其以“以鼓吹六经”为重。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
可见他在梦想“赋科杨雄敌，诗看子建亲，”便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他虽以自己“经济惭长策”（偶题），不是政治人才，因未彰明较著的提出诗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然其诗则许多是在伤悼社会，讽咏政治，则其不主张个人诗歌，而主张社会诗歌，已隐约可见了。
○四 元结的反对声律与提倡规讽诗
陈子昂李白之对于声律，虽暗示菲薄，而未明白反对；明白反对者，是古文家而兼诗人的元结（七一九～七七二）。他的箧中集序云：
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文三八一）
消极破坏的是声律，积极建设的是风雅。又刘侍御月夜谚会序云：
于戏！文章道丧，盖亦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今夕岂不能道达情性，成一时之美乎？（诗四函六册元结卷二）
在这里讥贬时之作者，不足“系之风雅”，在箧中集序也慨叹“风雅不兴，几及千岁。”可见他在企望以风雅诗代替当时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的诗。
陈子昂的提倡风雅虽似以风雅有美时刺时的功作，然未明言用以规讽；元结则旗帜鲜明的提倡风雅，以规讽时君。二风诗论云：
客有问元子曰：“子著二风诗何也？”曰：“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颂帝尧为仁帝；安之以慈顺，故颂帝舜为慈帝；成之以劳俭，故颂夏禹为劳王；修之以敬慎，故颂殷宗为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颂周成为理王：此理风也。夫至乱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闵太康为荒王；坏之以苟纵，故闵夏桀为乱王；复之以淫暴，故闵殷纣为虐王；危之以用乱，故闵周幽为惑王；亡之于积累，故闵周报为伤王：此乱风也。......吾旦不曰著斯诗也，将系规讽乎！”（文三八二）
图穷匕首见，著理风乱风的二风诗，原是“将系规讽乎！”则他所提倡的，固然是风雅诗，但我们不妨直截了当的说是规讽诗，更比较恰当。
刘侍御月夜宴会序称刘侍御诸公：“尝欲变时俗之淫靡，为后生之规范。”
箧中集序亦云：“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旁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时师效，能类似者，有五六人。”
可见以风雅代淫靡，已形成一时的趋势，不惟元结一人，无怪稍后的元稹白居易能成功伟大的社会诗人与社会诗论家了。
◎五 三位选家的意见除了元结的箧中集以外，这时还有三部诗选集，也都在提倡风雅诗。
一是芮挺章在天宝三年所选的国秀集三卷。据宋人曾彦和跋，“楼颖序之”，今已亡佚。自序首云：
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者也。
他的选诗标准似是婉丽顺泽。然续云：
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此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大息者也。运属皇家，否终复泰，优游阙里，唯闻子夏之言，惆怅河梁，独见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广，风云极致，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书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四部丛刊本国秀集）可见选诗的目的，是在恢复风雅。
二是殷所选居岳王维、王昌龄、储光义等二十四人的作品的河岳英灵集上下二卷。自叙云：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文作”夫文有神情体雅“，疑误）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文作定）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语，（文”直“下多一”致“字，则”语“字下属）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辩宫商（集多”徵羽“二字），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文多一”乎“字）异端，妄（文多一”为“字）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意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文先”后“字），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天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集作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文四六三，四部丛刊本英灵集，文镜秘府论南卷）又集论云：
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津而清焉，宁预于词场而不可不知音律焉（秘府论无”宁“字及”而“字）。孔圣删诗，非代议所及。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千（集作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缀（秘府论作工），未为深缺。即”罗衣何飘飘，长裾随风还“，雅调仍在，况其他句乎？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言之更远。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俦（集作传，误），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秘府论作惑）。
（四部丛刊本英灵集，文镜秘府论南卷）
虽”文质半取“，然实是卑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意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箧笥，将何用之“。可见他固不轻视诗之美，但尤重视诗之用；固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所以力赞玄宗的”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称阐今日。“
三是高仲武所选的”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末年“的中兴气集二卷。自序首云：
诗人之所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正焉。
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繇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
末又云：
且夫微言虽绝，大制犹存，详略其否臧（文作”臧否“），尚可拟议：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文无”表“字）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文作”斯“）弊。但使体状（文作”格“）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观“
上文多”期“字），听者辣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郐以下，非所敢录焉。
（文作”非所附丽“。文四五八，四部丛刊本中兴气集）
其提倡风雅的意旨，尤为显豁，无庸申说。此外还有无名氏所撰搜玉集一种，王士祯十种唐诗选本止于乔知之张谔，知选者大概也是盛唐或中唐时人。惜不见序文，所以选集的旨趣，无由探悉。
国秀集对每人皆不评论，英灵集对每人皆有评论，气集则或评论或不评论。
英灵集首选常建诗，好象是最推崇常建诗。评云：
“高才无贵士”，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潘岳虽云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卷上）
气集首选钱起诗，好象是最推崇钱起诗。评云：
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迥然独立，莫之与群。且如“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又“牛羊山上小，烟火隔林疏。”又“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又“穷途恋明主，耕桑亦近邻，”则礼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以弘长名流，为后楷┉。士林语曰：
“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卷上）
英灵集的推崇常建，还算是就诗论诗。然此外如评崔颢云：“颢少年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懔然”（卷中）。评储光义云：“储公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同上）评王昌龄云：
“余尝睹王公长平伏冤，又吊枳道赋，仁有余也，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垂历遐荒，使知音者叹息。”（同上）则又论及行事，重视诗旨。至闲气集的论及行事，重视诗旨，则由评钱起文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评选诗歌的目的，本来虽不轻视诗的艺术价值，但尤重视诗的人生价值。
他们的评论方法，大概模仿诗品，特别是闲气集尤为明显。如评韩翊云：
“前载‘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兴深于刘员外，筋节成于皇甫冉也”。
（卷上）评郎士元云：“古谓谢‘工于发端’，比之于今，有惭阻矣”。（卷上）评崔峒云：“亦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卷下）不惟故实出于诗品，语句亦效法诗品。
闲气集的选者高仲武，恰巧和高适的字相同，而且也是渤海人，由是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系于高适名下。但高适死于永泰元年，当公元七六五年，闲气集“终于大历末年”，当公元七七九年，高适的“墓木已拱矣”，所以自陆游跋中兴闲气集已云：“高适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适也。”又云：“此集所谓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四部备要本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二十七）
○六 杨绾贾至梁肃及权德舆等的诗教论
以风雅代淫靡，真成了当时的共同目标，选家如此，著论著亦莫不然，杨绾（？～七七七）条奏贡举疏云：
国之述士，必藉贤良。......自叔叶浇诈，兹道寰微，争尚文词，互相矜。
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赵壹虚诞，终取摈于乡闾。自时厥后，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备载前史，古人比文章于郑卫，盖有由也。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轻加帖经，从此积弊，寝而成俗。功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孟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欲其返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文三三一）
杨绾的这种言论，很快的就有人引为同调，如贾至（七一八～七七二）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云：
易曰，“观乎人文化以化成天下”。关雎之义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延陵听诗，知诸侯之存亡。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罚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文三六八）
又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云：
洎骚人怨靡，杨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汤而不返。昔延陵听乐，知诸侯之兴亡，览数代述作，固足验夫理乱之源也。（同上）
梁肃（七五三～七九三）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云：
予尝论古者聪明睿智之君，忠肃恭懿之臣，叙六府三事，同八风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声。然后浃于人心，人心安以乐；播于风俗，风俗厚以顺。其有不由此者，为理则粗，在音则烦；粗之弊也悖（一作朴），烦之甚也乱。（文五一八）
又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云：
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风之薄抉，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赋可以观者，可与图事；诵诗三百，可以将命，可与专对。（同上）
武元衡（七五八～八一五）刘商郎中集序云：
天运地转，刚柔生焉；礼辩乐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尘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圣人观象立言，用稽述作，发乎情性，形于咏歌，大则明天下政途，弥纶王化，小则舒一时幽愤，刺见国风。故子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声成文谓之音”也。固可动天地，感鬼神，则正始之道存焉。（文五三一）
杜确（代宗时人）岑嘉州集序云：
自古文体，变易多矣。梁简文帝及庾肩吾之属，始为轻浮绮靡之词，名曰“宫体”。自后沿袭，务于妖艳，谓之“ゼ锦布绣”焉。其有敦尚风格，颇存规正者，不复为当时所重。讽谏比兴，由是废缺。物极则变，理之常也。圣唐受命，斩雕为朴，开远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文四五九）稍后的李益（七四八～八二七）亦作诗有六义赋云：
夫圣人之理，原于始而执其中，观天文以审于王事，观人文而知其国风。故每岁孟春，采诗于道路，而献之泮官，有以知下之化，达人之穷，发于关雎之首，及乎王道之终。故曰：天明自人而视，天听自人而聪。所谓政于内，系一人之本；动于外，形四方之风。始于风，成于雅。失其道或天方荐瘥，得其宜或锡之纯嘏。
是人情之大窦，未有不由于斯者尔。其德以颂宣，事以类比。陈之于学校，将可以反正轻淫；播之于丝桐，何有于翦商变徵？属辞庶因于劝戒，缘情孰多夫绮靡。
嘉鱼作而贤者进焉，驺虞废而王道缺矣。......王泽竭而诗不作，周道微而兴以刺，俾乃审音之人，于以知风之自，洎夫代见更改也。（文四八一）这些人的论点虽不同，然都归结于提倡风雅，反对淫靡。淫艳的流弊是行为不检，所以指摘文人无行，于重文学以外，提倡励品行。如权德舆贞元二十一年礼部策问五道的第五道云：
问：“言、身之文也。”又曰，“灼于中，必文于外”。司马相如杨雄藉甚汉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涤器，或赞符命以投阁，其于溺情败度，又奚事于文章耶？至若孔融祢衡，夸傲于代，祸不旋踵，何可胜言！两汉亦有质朴敦厚之科，廉清孝顺之举，皆本于行而遗其文，复何如哉？（文四八三）
淫靡的原因由于以声律取士，所以杨绾贾至皆指摘科举制度、权德舆进士策问五道的第五道亦云：
问：育材造士，为国之本，修辞待问，贤者能之，岂促速于俪偶，牵制于声病之为耶？但程试司存，则有拘限：音韵颇叶者，或不闻于轶响；璋特达者，亦有累于微瑕。欲使楚无献玉之泣，齐无吹笙之滥，取舍之际，未知其方。......鄙夫虚亻宁，以广未闻。（同上）
杨绾贾至要彻底的改革科举制度，权德舆要在科举制度中谋“取舍”之方，总之是想借抡士大典，将诗改为风雅典正，代替当时的丽靡淫哇。
自然我没有忘记唐初也有阐明诗教关系的言论。如孔颖达（五七四～六四八）
毛诗正义序云：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又云：
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论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于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
但这是经学家对于经学中的诗经之传统见解，不是诗论家对于诗的一般见解，不能据此谓唐初人之对于诗，已趋向于用以咏歌民风，规讽时政。到天宝以后，则反对个人诗，提倡社会诗，已由上述诸人的见解，证明为时的风尚人。
唐初的经学家之对于诗经，依经学之传统的见解，主张大胆的“畅怀舒愤”
俾“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史学家之对于诗文，亦依史学之传统的见解，主张参合文质，因之对于六朝诗文的淫丽，并曾加抨击（详五章二至四节）。但这种见解，几皆为文章家所采用，诗人则对之若从若违。唐初的诗，内容似不甚“淫”，形式则不惟“丽”，而且要对偶，要律切。唐太宗帝京篇序云：
余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追纵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
自然有改正烂漫淫靡之意。但第一他所作的虽是诗序（帝京篇是诗），而意思则似指全部文化。所以在文中反对“秦始、周穆、汉武、魏明”的“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偏于天下，九域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胆其欲”。
第二，他对宫体诗是很艳羡的，唐诗纪事卷一载：“帝（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尔。’”实则虞世南原为隋炀帝的宠臣，其诗歌如旧唐书卷七十二本传所说。是“祖述徐陵”的。不过据此知唐初确反对诗的“淫靡”。但提倡声律对偶，与天宝以后的诗论不同。天宝以后，其反对“淫靡”，似与唐初相像；但唐初的反对“淫靡”，是代以粉饰太平，天宝以后的反对“淫靡”，则代以咏歌社会，规讽政治。至形式方面，唐初提倡声律对偶，天宝以后虽仍有少数的人在提倡声律，但多数的人则皆企图以风雅诗代声律诗了。
○七 刘的先德后艺说与尚衡的文章三等说
权德舆虽想到文人的行为问题，但还没有著专文讨论；著专文讨论的，有刘（肃宗时人）的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尚衡（肃宗至德中官散骑常侍等职）
的文道元龟。刘疏云：
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
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千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又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未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
昔之采诗，以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
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不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亻宁甲科。酆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实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风动于下，圣理于上，岂有不变者欤？（文四三三）
尚衡的著作，乃所以解答平阳太守稷公公的叹“取士之道”，“或精文而薄于行，或敦行而浅于文。”他分文为君子之文，志士之文，词士之文三等：
文章之阃，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从人而有焉，工与不工各区分而有之：君子之文为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为中等，其义全；词士之文为下等，其思全。
其思也可以网物，义也可以动众，德也可以经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为之质，后乎言，言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质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诚，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讽，志必有所之，词寡而意恳，气高而调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词士之作，学古以摅情，属词以及物；及物胜则词丽，据情逸则气高；高者求清，丽者求婉，耻乎质，贵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颓靡之道焉。
对于三等文，尚独提倡君子之文，而反对词士之文：
古人之贵有文者，将以饰行、表德、见情、著事，杼轴乎天人之际，道达乎性命之元，正复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奥。苟失其道，无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业著，志士也文成而德丧。然今之代，其多词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轨物范众，经邦叙政，其难至乎化成！悲夫＃ㄒ著元龟，庶观文章之道，得丧之际，悔吝之所由者也。（文三九四）
提倡“君子之文”，是因为“可以经化”；反对“词士之文”，是因为“乃颓靡之道焉”。所以与以“风雅”代“淫靡”，正是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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