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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们也应当总结一下南朝的文学批评了。上文讲过，南朝的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这种纯艺术的批评也有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脱离现实。所以影响到当时的文学也就有很严重的脱离现实的倾向。在当时，脱离实际的玄风是过去了，可是这种风气却从思想界转移到文学界来。起初变为“淡乎寡味”的谈玄诗，或是质直自然的隐逸诗，到这时再来了一个“新变”，就成为模山范水的山水文学。这种山水文学和当时隐遁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和当时骈俪的文体也是分不开的。山水文学还以描写见长，再一“新变”就成堆砌涂饰的事类文学。“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见《文心雕龙·事类》篇）引事引言，本来也足以帮助我们表达思想，但是由于崇尚新变的结果，于是只知遵奉陆机“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故虽爱而必捐”这几句话，也就不免捃拾细事，争疏僻典，或且侈陈古事，使文章殆同书抄了。当时王俭之编《隶事》，梁安成王秀之撰《类苑》，都是供獭祭的材料。这类文学当然也不会结合实际的。丽辞之外再来一个“新变”，那就变成调协宫商的声律文学；语其流弊，还成为襞积细微，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至演变为双声诗叠韵诗，那就更不足取了。在当时，讲究事类和声律还是比较好的，再来一个“新变”，于是成为艳歌丽曲之类的靡靡之音，那就不免愈变愈下了。尤其甚者，成为纤巧轻薄的游戏文学。假使这是指斥现实的呢，那还有它的价值，可是有些只是文字游戏。如数名诗、建除诗、药名诗、星名诗以及宫殿名诗、州名诗、县名诗等或颠倒使韵的回文诗，在当时多至不可胜举，这更有什么价值呢？所以这种风气也就非扭转不可了。
扭转的责任仍在当时的批评界。锺嵘和刘勰也就在这方面尽了他们应尽的责任。
锺嵘反对声律的意见，前面已经讲过。其实，他不但反对声律，他对当时数典隶事的倾向也是很反对的。反对声律是指沈约的作风讲的；反对数典隶事的倾向是指任的作风讲的。沈约和任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时人称为沈诗任笔，而锺嵘却能毫无顾忌，加以批评，不能不承认他有批评家公正而坚定的美德了。
他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表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大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这是他的批评宗旨。《诗品》中评颜延之云：“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评任云：“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皆本于这种见解。当时裴子野作《雕虫论》，反对更烈。甚至说：“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岂近之乎？”（《全梁文》五十三）这可说比较激烈的主张了。《梁书》本传称：“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可知他的作风也是反骈的。这种主张，这种作风，和当时的风气是相抵触的，所以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就说他“了无篇什之美”而加以否定了。
锺嵘在批评上的贡献还是消极的。刘勰就提出了积极的主张。《文心雕龙·体性》篇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曰情曰理，就是提出了情感和思想的问题。
从情感说，以《情采》篇说得最明白。他说：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
此外，如《定势》篇谓“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章句》篇谓“设情有宅，置言有位”，《物色》篇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都是说明重在情感的意思。
从思想说，又以《序志》一篇说得最明白。他说：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ひ，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这是他的论文宗旨，所以开端《原道》篇就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征圣》篇也说：“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此据唐写本）而在《序志》篇再总结一句话说：“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刘勰何以会有这种复古的思想呢？这就是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和当时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当时人只知道“新变”，只知道“踵事增华”，只知道“变本加厉”，却没有知道“通变”。通变，才找出了当时文学界的主要矛盾。纪昀所评《文心·通变》篇的话颇能说明“新变”与“通变”的不同。他说：
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当时所谓“新变”，是“求新于俗尚之中”，这是刘勰已经批判过的。《通变》篇说：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
他指出当时所谓“新变”的没有前途，于是他再说明通变的方法：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这完全以通变为复古了。因为这样通变，认清了文学的任务，认识了文学的本质，所以复古的主张反能成为革新。唐人主张古诗古文而都能有些成就者，就是这个原因。清代叶燮《原诗》论文学的演变，所谓因变得盛，或因变得衰，其实就是通变和新变的分别。通变则因变得盛，新变则因变得衰。叶燮的意见说得很有条理，其实就是从《文心雕龙》体会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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