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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云：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这说明了当时南北朝的写作风气，其实也说明了当时南北朝的批评主张。《魏书·温子经》称：“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彬彬有德素。”这样重德轻才，就可以看出南北风气之不同。北齐刘昼《刘子·言苑》篇说：“画以摹形，故先质后文；言以写情，故先实后辩。无质而文，则画非形也；不实而辩，则言非情也。红黛粉容欲以为艳，而动目者稀；挥弦繁弄欲以为悲，而惊耳者寡；由于质不美也。”这样重质轻文，也可以看出南北风气之不同。
就是由南入北之颜之推，其论调也与南朝一般的批评风气不一样。颜氏所著有《颜氏家训》，其文学观念全在《文章》一篇中，论其大旨，颇与刘勰《文心雕龙》复古的主张相近。固然，《文章》篇说：“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这和他的批评主张也有一些关系。但是王褒、庾信由南入北而作风一变，那么，颜之推的批评主张也可能或多或少受些北朝的影响。
他论文章的要素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华丽”只占文章成分的四分之一，所以不会成为纯艺术的主张。如云：
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尔！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尔！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粗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这种折衷的论调，事实上也开了改革的风气。尤其在论诗方面，剧赏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之句，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这已经有些开唐诗的风气了。刘勰主张原道而开唐代文坛的风气，颜之推主张典正而开唐代诗坛的风气，这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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