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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的文学批评，本不免与文学史相混。即如当时论文诸作，锺嵘的《诗品序》可作为五言诗的演变史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可作为汉魏六朝的文学史观，而《文心雕龙·时序》一篇更是规模粗具的文学史了。混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而为一，固是不很妥当，但正因着眼在文风之流变，于是（一）文学进代的观念，（二）文学流别的窥测，（三）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成为当时重要的问题了。
文学进化的观念，自王充葛洪以来，已经不是新鲜的问题了。不过问题虽旧，解说还是可以翻新。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
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
这是说明建安以后诸家不相祖述之点。“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固然是文学进化论的重要观点，但是他的结论重在“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那就不免偏重在形式方面了。由于他们重在形式方面，所以这种新变，尽管如何花样翻新，结果却造成了在骈文圈子里推波助澜的局面。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亦深斥当时模拟的古典文学之非。其言云：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
这也说得很有理由，也是本于文学进化的观点，但是他就不了解当时的复古倾向，正是一个更大的新变。在当时，所谓新变的主张，只是肯定了古朴今丽之说加以推阐而已。所以《梁书·庾肩吾传》称“齐永明中，王融谢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南史·徐ゼ传》称“ゼ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结果，前一个新变成为“永明体”，后一个新变成为“宫体”。新变是新变了，可是每况愈下，愈变而愈漓，这就因为太重在形式，不了解当时文学上主要矛盾的关系。
至于文学流别的窥测，以锺嵘《诗品》说得最详。他论各家之作，往往谓其源出某人或某体，所以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说：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
他这样恭维《诗品》固然由于他的偏见，但是文学作风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却是事实。既有影响，当然就有流派；既有流派，也自然可以溯流别。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斯鲍照之遗烈也”，可知论文而讲源流，本不失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不过过于泥求，甚至在形式上去推求，就不免近于穿凿傅会了。
此外，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的，以《文心雕龙·时序》一篇讲得最详。他开头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以下就举种种例证，说明质文沿时的关系。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以上各种历史的批评之主张，对于后世文论，都有很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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