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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文学偏于骈俪，自有它时代的因素。批评界在这时风众势之下，当然也不能不受一些影响。不过从一般讲来，批评界还不致走向极端，主张纯艺术论。
梁萧纲（简文帝）《答湘东王书》谓：
又时有效谢康乐（灵运）裴鸿胪（子野）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
象谢灵运这样吐言天拔，出于自然的，犹须加以修饰精炼之功，才不致成为糟粕；至于了无篇什之美者，当然更不宜慕了。所以他下文即愤慨地说：
玉徽金铣，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遥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这种批评是有些过火的。从汉以来，门阀势力逐渐强大，文化特权也就掌握在门阀手中，他们受到家庭环境的熏染，自修有典籍，教养有父兄，商讨切磋有师友，所以王筠称“七叶之中人人有集”，（见《南史·王筠传》）刘孝绰兄弟君从诸子侄一时七十余人并能属文，（见《梁书·刘孝绰传》）谢混与族子灵运、瞻、晦、曜以文义赏会，谓之乌衣之游，（见《南史·谢弘微传》）在这种环境和风气中，文学偏重藻饰，也是可能的。而萧纲还要推波助澜，强调文饰，也不免太过了。裴子野是写过《雕虫论》，反对丽靡之词的，可能在当时发生了影响，于是萧纲也要这般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了。
萧统《文选序》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虽说明了文学应当趋向藻饰，但是他在另一篇《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却说：“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那就并不废质。
《文心雕龙·序志》篇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情采》篇再举出例证，谓“《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孝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似乎也是强调美的方面。但是《情采》篇讲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那么，形文声文之外也并不废情文。所以《文心雕龙》中如《丽辞》、《炼字》诸篇，虽强调形文，《声律》篇虽强调声文，但如《原道》、《征圣》、《宗经》以及《情采》诸篇都是强调情文。所以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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