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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南朝的文学批评，就不得不提到两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文心雕龙》与《诗品》。这两部书是南朝文学批评划时代的著作，因为它不局限于以前的范围。在南朝，也有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如宋傅亮的《续文章志》，宋明帝的《晋江左文章志》，（均见《隋书·经籍志》）邱渊之的《文章录》及《别集录》，（见《玉海》五十四）王微的《鸿宝》，（见锺嵘《诗品序》）齐丘灵鞠的《江左文章录序》，（见《玉海》五十四）张骘的《文士传》，梁沈约的《宋世文章志》，（均见《隋书·经籍志》）任的《文章始》，（今本称《文章缘起》）陈姚察的《续文章始》，（见《隋书·经籍志》）大概都是“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这些著作都不出挚虞《文章志》与《文章流别论》的范围，所以都是继承前人规模而不是特创的。
《文心雕龙》和《诗品》就不是这样。这两部书都是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著作。论理，就当时的需要言，应当先有《诗品》后有《文心雕龙》；可是，从时代讲，是《文心雕龙》的成书在前而《诗品》在后。这样，所以《文心雕龙》的难能可贵，比《诗品》更胜一筹。
《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刘勰，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年轻时，依沙门僧。梁武帝时，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舍人。《梁书》有传。据《文心·时序》篇称“暨皇齐驭宝”云云，可知《文心雕龙》的时代，当著手于齐而成于梁初。此书写成以后，刘勰欲取定于沈约，于是候沈约出，带了书求见于车前，沈约读后，谓为深得文理，由是有名。其后勰出家，改名慧地，以僧终。这是这位文学批评家的简历。
至于《文心雕龙》的时代意义，就文学讲，可说是这样。在当时，从汉一直到南朝，作品太多，不易遍读，于是必须经过批评家的选择和鉴定，挚虞以后的种种选集，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选择也不能没有标准，于是要品评，李充以后的种种选集或摘句，一直到锺嵘的《诗品》，又都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只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学，白首不遍；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有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这可见当时对于选家和批评家是怎样迫切的要求了。但是选既不易，批评更不易。为什么？假使各人都凭自己主观的好恶，是丹非素，任意去取，或妄加雌黄，那么批评本身也就发生混淆了。所以到这时也就需要为批评的批评。唐刘知几《史通·自序》说：“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他说明《文心雕龙》的时代意义，可谓“一语破的”。《文心雕龙》的确是为了当时批评界的漫无准的而写成的。
我以前这样说：
当是人所需要于批评者，不外二种作用：一是文学作品的指导者，又一是文学批评的指导者。文学作品日多，则需要批评以指导，才可使览无遗功，文学批评日淆，则也需要更健全的批评以主持，才可使准的有依。所以前者是为文学的批评，后者是为文学批评的批评。前者较偏于赏鉴的批评，后者常倾向于归纳的和推理的批评。而《诗品》与《文心雕龙》恰恰可以代表这两方面。
所以就需要讲，应当先有《诗品》，后有《文心雕龙》。可是，二书成书的先后，又恰恰相反。这特殊的现象，并不证明在《文心雕龙》以前批评界的不混乱。相反地，恰恰证明了当时有批评界混乱的现象。锺嵘《诗品》序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绘），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那就可知《诗品》宗旨也是为了廓清批评界的混乱。不过《诗品》用的旧方法，只以较正确的赏鉴式批评代替那不正确的赏鉴式批评，而《文心雕龙》则提出了有关批评的理论，所以能在批评界中立一正确的标准。
这是《文心雕龙》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在这方面认识《文心雕龙》。
赏鉴的批评是有它的缺点的。缺点在有所蔽。刘勰于《知音》篇极言得真赏之难，或“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或“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或“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这都足为批评之蔽。何况赏鉴的批评，又多溺于偏见，只凭自己主观的好恶呢？他再说：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知音》篇）
这正说明当时批评界的缺点，所以他想在漫无标准中指出个标准。因此，他首先肯定批评的可能。《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这是说明批评并不难，关键在批评者的识照。为要帮助批评者识照的深入而正确，于是再提出“六观”的方法：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这样便由赏鉴的批评转而为判断的批评了。
再有，刘氏以前的论文主张，即非赏鉴的批评，也不免有局部的片面的弊病。《文心雕龙·序志》篇历举时人论文之作而总括一句，谓“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他的著作，一方面要“弥纶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纲领，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无标准者得以折衷。纲领既明，毛目也显，《文心雕龙》所以成为当时文论之集大成者以此，所以成为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者也以此。
《诗品》作者锺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仕齐，为南康王侍郎。梁武帝时，官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梁书》亦有传。《诗品》成书，在沈约卒后；沈约卒于公元五一三年（梁天监十二年），所以《诗品》在《文心雕龙》之后。
锺嵘写《诗品》的动机也同刘勰一样，为了当时批评的准的无依；不过他（一）专论五言诗不及其他文体，讨论的范围就缩小了；（二）评诗还是用赏鉴的批评，因此也不能建立批评理论的标准。
《诗品》的另一个名称，称作“诗评”，所以《诗品》实在有两重意义：一是取评选的态度，一是取品第的态度。
就评选的态度言，《诗品》虽不同于选集，但是与以前选集的旨趣和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序文所举警策之例，也就可以作选集看：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夜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这种习气，在当时颇为流行，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举“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少卿离辞五言，才骨难与争骛。桂林湘水，平子之华篇；飞馆玉池，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也是摘句举篇加以评论，这就是受挚虞、李充诸人选集的影响。萧子显再提到“张示レ句褒贬”，大概也是这一类。这种倾向，已开后世句图的先声了。
就品第的态度讲，《诗品》是很受《汉书》九品论人以及魏时九品官人的影响的。《诗品》和以前批评风气不同的地方就在显优劣，有品第。《诗品》叙说：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瞻；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这是说明他的书分上中下三品，而于评论之中还要各显优劣的旨趣。在以前，政治风俗上的批评虽区分了等第，显出了优劣，但是文学批评上还没有这种习惯只谈长处，不谈缺点。假使象刘季绪这般在口头稍有诋诃，便以“才不能逮于作者”相诮。只有曹丕以领袖资格才能老气横秋地有些指摘，这可算是当时批评界的一种弱点。到《文心雕龙》因为建立了批评的标准，刚才举出作家或作品的优缺点。大抵当时风气讲究门第，文坛方面也有文阀，所以锺嵘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我们就从这几句话来看，也就可知当时文阀气焰之高。刘绘也要口陈标榜而其文未遂，也许是为有所顾忌。假使从这一点来看，那么《诗品》的价值也就有重大意义了。
由于他取评选的态度和品第的态度，所以能提高赏鉴的标准，同时也开创了新的历史的批评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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