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我们读的是散文
作者：陈顺秋
吴老师认为余秋雨“仅仅指责王道士愚昧没有意义”，说“王道士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中国人。他当时的思想和行为是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有的思想和行为”，“对个人的道德谴责就会取代对隐含在其背后的更复杂的历史和文化问题的思考”。
读了吴老师的文章，我也觉得有一些话想说。
敦煌文物无疑是“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王道士以“极少的钱财”，让外国人“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依我看，在这个悲剧的发生过程中，王道士并非完全不知文物的价值。
理由一，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从王道士发现文书到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有整整七年时间。在这期间，王道士曾一次次往返敦煌，把他的发现告诉地方当局。”(《悲剧是怎样造成的?》以下简称“吴文”)如果王道士不认为他发现的东西重要，不认为他发现的东西有价值，他又何须一次次地往返敦煌呢?
理由二，敦煌“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甘肃学台叶昌炽，是金石学家，懂得石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道士塔》，以下简称余文)县长和学台所见的文物，都是王道士送出去的，他们的信息不会不反馈到王道士那里。有事例为证：“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出一点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若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怎么可能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理由三，外国人不远万里，风餐露宿，千辛万苦，“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余文)，来索要这些文物，再愚笨的人也能从中体会到文物的价值。
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载：“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的一层层乱堆在地上，高在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当时斯坦因不露声色地观察王道士，“道士对遗物的漠视”使斯坦因很为“惊异轻松”。注意，斯坦因用的两个字是“漠视”。由于王道士的“漠视”，斯坦因为他1万多件经书、绘画、刺绣所付出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而14块马蹄银折合成16制进位的银子，只有760两，也就是说，每件的价格不到0．076两。
王道士并非一点不知文物的价值，但为了一己私利，一次又一次地贱卖敦煌文物，以致这批国宝成千成万地运往国外，尤其是精华部分几乎都被法国人伯希和掠走(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挑了21天。见《文化·体育》1999年第二期)。王道士怎能推卸他的罪责?
不错，正如吴老师所说，王道士是一名普通中国人，但并不是说普通中国人就可以为一己私利出卖历史文物，正如博物馆的管理员、协助考古挖掘的农民兄弟这些普通中国人不能出卖文物一样。同理，文物走私犯在走私行为发生之前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当他为了牟取私利走私文物之后就成了一名罪犯。
细读《道士塔》，可知余秋雨并不“仅仅指责王道士愚昧”，他没有把王道士当做唯一的罪人，而是说“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余文第二部分一开头就指责中国官员对保护敦煌文物太不重视：“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来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余文第三部分描写“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的外国人，“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直接走到了那个石窟跟前”，“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在这里，余秋雨用外国人的轻而易举得手、莫高窟毫无保护措施，再次指责了政府和官员对保护敦煌文物的漠视。
中国官员不是漠视敦煌文物，不是漠视敦煌文物的价值，而是漠视敦煌文物的保护!
余文明确指出：“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甘肃学台叶昌炽“是金石学家，懂得石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筹不出这笔费用。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年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热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那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以上文字分明告诉我们，中国官员知道敦煌文物的价值，却不愿保护这些有价值的文物，而是想方设法把这些有价值的文物据为己有，并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余秋雨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自私的官吏、腐败的官场、无能的政府。
余文还假设了外国运经卷的车队被拦下采的情景，“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究竟应该驶向哪里?”“我只能让它停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作者在痛苦无奈的述写中蕴含着强烈的愤懑，他恨王道士出于自私贱卖文物，恨当时的官员因为自私而没有保护文物的热肠，恨外国冒险家用欺骗的手段掠夺我们的国宝，恨腐败无能的政府让“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卷”。
王道士，知道敦煌文物的价值，不但不严加看管，反而大批大批地卖给了外国人，为的是自己得几个钱。
中国官员，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却不愿加以保护，反而设法把文物据为己有，并作为升官发财的工具。
王道士，中国官员，都是私利当头。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就是酿成民族悲剧的原因。
余文是散文，散文无须把枝枝叶叶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散文可以把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分成一个个片段来写；散文可以用想像，可以用假设；散文的主题可以很显豁，也可以让读者自己思考得之。吴文是论文，因为是论文，所以要追根寻源，要交代来龙去脉，要把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
如果把《道士塔》当做散文来读，就不会对余秋雨有那么多的指责了。
浙江永康市二中 32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