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评当前语文课程改革的非理性倾向

作者:李海林




  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是在现代语文教育发展了近百年、但长期处于高耗低效而屡遭诟病的背景下展开的。它的目标,是一次整体的改革,是针对语文课程基本范式的改革。对于这样一场全局性、范式层次上的改革,理性的高强度介入,是改革成功的基本保障。但是冷静地、客观地观察与分析当前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我们却分明感到理性的缺席,可以说,在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中正逐步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倾向。这种非理性倾向已经给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带来了一些后果。为了确保这一次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能顺利进行,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应该坚决纠正这种“非理性倾向”,让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走在理性的大道上。
  
  一、课程改革的基础是本体论;重建本体论基础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前提条件;我们在语文本体论问题上的有意闪避使语文课程改革如盲人骑瞎马: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
  
  所谓语文本体论问题,就是一个“何谓语文”的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文的本源和实质,一是语文的构成和要素。它牵涉到两个领域,一是语文课程性质,一是语文课程内容。虽然其他课程也有一个本体论问题,但唯有语文课在这个问题上生死攸关。原因很简单,其他课程都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应的成熟的学科基础之上的,这个与之相对应的学科为本体论问题提供了系统、准确而充分的答案,相应地,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问题也都自然得到解决,甚至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但是语文课从来就没有一个学科与之相对应,语文课并不是建立在相应的“语文学”的基础之上的,现有的所谓“语文学”是指“偏重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的总称”,其实就是指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和我们讲的语文课没有关系。虽然也有人将语言学、文艺学和文章学列为语文课的基础学科,但这是没有经过论证的,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许多问题无法回答。更重要的是,“语文课的课程体系不是学科性的,整个教学主要不是引导学生对某个学科对象的认识,所以语文课程的教学体系不可能像物理、数学等课程一样直接依靠本学科的知识系统来支撑,通常采取的是文选式的安排”。也就是说,语文课根本就不是以系统地掌握一门或几门学科知识体系为目的的课程,它与其他课程都不一样,它是一门特殊的课程。正因为语文课的这一特征,所以关于语文的本源和实质,关于语文的构成和要素,关于语文课程性质,关于语文课程内容,统统都无法依靠一个已经存在的“学科”来提供答案,因此统统都是一个“问题”,统统都“成问题”。
  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史,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是围绕这个“本体论”问题展开的,也都是由这个本体论困境带来的。我把语文教育这个本体论困境,称之为现代语文教育的“理论之谜和历史之谜”。事实上,“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作为一个课程的名称,它才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我们现在常常把它与一些国家的一门或多门课程对应起来,但仔细考察它们的具体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并不完全相等的。总之,“语文”是什么,什么是“语文”,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历史没有给我们答案,国外也没有给我们足够和恰当的材料以资参考。这是语文教育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具体的回答,我们不知道语文的本源和实质,我们不知道语文由一些什么要素构成,我们不知道语文课可以教什么、要教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语文课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课,这等于说,我们对语文教育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来搞语文教育呢?我们所谓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改什么呢?改成什么样子呢?用什么东西来改呢?这些问题,不统统都“成问题”吗?
  当然,事实上我们关于这个本体论问题是有回答的,我们最熟悉的,有“语言文字说”“语言文学说”“语言文章说”“语言文化说”“口头语+书面语说”“言语说”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未经充分论证,也未加以系统说明。那么,作为一次国家级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要么,我们提出新的本体论命题,要么,我们对已有的命题加以深刻论证全面阐释,重新确认它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这一个环节,是这一次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先导与关键部分,也是这一次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前提和条件,说得更严重点,是这一次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不可回避的致命问题。回避了这一个问题,等于是盲人骑瞎马,乱撞。
  当然,也许有人说我的这一断定是不确切的,语文课程标准不是说得很明白吗:“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这两句话中,不是对“何谓语文”的问题有直接的回答了吗?对语文课程性质问题,不是也直接加以申明了吗?
  第一,如何理解“语文是工具”的命题。就我所看到的,这样的命题只有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各表述过一次,吕老的话是对叶老的话的复述,而从叶老和张志公先生的文章的上下文来看,分明指的就是语言文字。那么我们在“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里的“语文”指的什么呢?不清楚。如果如叶老、吕老和张志公先生一样就是指的“语言文字”,那么,这个“语言文字是工具”又是指的什么意思呢?不清楚。因为显然,“语言文字是工具”是一个比喻,它的具体内涵和实在所指,尚需作出确切的解说。靠一个比喻来解决本体论问题,既不明确,更不科学,在实践中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第二,说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语文”的归属作出的判断或指认。这一判断或指认错没有错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一判断或指认对语文教学有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什么叫“文化”。辞典里的解释是大家公认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说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语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请问:人类现有东西中什么不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这一判断或指认不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吗?
  第三,说“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否解决了语文课程的性质问题呢?这涉及到很多方面,受篇幅的限制,我在这篇文章中不可能展开理论分析,我只从课标的有关表述着眼,至少可以说它的内涵是不具体的。“工具性”指的是什么呢?“人文性”指的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统一的呢?都是不具体的。可以说,这句话只是一个标示,一个象征,就是把过去有争论的两种观点,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捏合在一起了。
  总之,就课标来说,语文本体论问题被提出来了,但回答“不清楚”“无实质意义”“不具体”。这实际上是对语文本体论问题的“闪避”,即形式上解决了,而实质上没有解决,表面上看解决了,大家以为解决了,而深层次上的东西、本质上的东西,依然故我。
  这种“闪避”带来什么结果呢?新课程施行几年来,有一种倾向非常明显和突出,这就是“泛语文”和“反文本”。最近我听了一堂课,课文是徐 的《谈金钱》,这位老师先针对课文内容提了几个问题,其围绕这几个问题带领学生大致上读了一遍课文,其后大半节课通过多媒体播放了十个社会新闻案例,为了金钱杀人的,强奸的,出卖自己的肉体的,当然也有捐钱的,出资盖学校的,资助穷人的,然后带领学生围绕这些社会新闻案例讨论人们“对金钱的态度”。这样的课一是泛化了语文的内涵,“语文”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二是取消了文本的确定性,文本成为一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成什么样子就捏成什么样子。今天,这样的课不是一堂两堂,这样上课的老师也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为了一种风尚,而且正在被各级专家和教研员表扬、提倡,这样的课案在各种教学刊物上发表,向广大一线的语文教师推荐、宣传,被当作“正途”“方向”“改革”来理解和表扬,作为好课让大家学习。而且它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很正面的名称,叫语文的“人文性”,或者叫“创造性阅读”(“拓展性阅读”)。我认为这种“泛语文”“反文本”倾向对语文教育来说是致命的,我称之为“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因为它从根子上把语文教育的实质性内容从内部掏空,使语文教育空壳化、空洞化、空虚化;它使语文教育失去了作为一门课程的确定性和实在性。现在的确有许多语文课,实际上是任凭老师们根据自己对几个口号化“理念”的形式化的甚至是歪曲性的理解,教着一些根本不属于语文的东西,甚至是反语文的东西。过去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以语文的立场斥之以“不像语文课”,但现在它们却可以躲在一些口号化的“理念”背后大行其道。恕我不敬,我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这种任意性: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教什么教什么,想怎么教就怎么教,这种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的任意性,被解读为“语文教学的解放”,受到广泛欢迎和大面积推广,并成为一种风尚,那么,语文课之所以是语文课的那根底线、我们之所以需要设立语文课的那根生命线,被随意冲破,语文课本身也就土崩瓦解,或者形同虚设,甚至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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