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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当天的“西海号”正是把濑沼律师装成病人，用担架抬进车厢的那一列车。担架由小田原警署交给专案组。专案组把绑架犯扔掉的这副担架当作重要线索的物证，开始探查它的出处。市内共有三家制造担架的厂家。刑警们拿着担架去验证，查明是本乡区佐伯医疗器材厂的产品。该厂的担架，帆布的缝法别有讲究，一看便知。各厂都有自己的缝制方法。厂方根据担架所用的布料和木材，确认是一九五二年产品。难怪这副担架又旧又脏。当年该厂共生产二百五十副担架，一色用橡木做木架。其中一百五十副大批售给医院和疗养所，其余一百副批发给鲸屋医疗器材经销处。鲸屋根据订货，向地方小医院出售，或卖给上门的顾客。零售部分已查不出买主。平素有订货关系的都登在账上。专案组根据佐伯医疗器材厂和鲸屋经销处的销货账，立了一份清单，决定分别——一调查。 　　这些情况已经见报。从担架使用得相当陈旧这一点，专案组估计是医院的用品。于是便先从医院着手查起。这件事工程浩大。清单上虽列有医院的名字，但单查一九五二年出品这一项，就极其费事，有的已经用旧报废了，有的不知何时已经丢失，和医院的账目不相符合。如果这些都——一去查，实在需要很大耐性。 　　几名刑警分头去查，出乎意料之外，居然很快得到了线索。A刑警去市内墨田区龟泽吁有吉医院查问时，总务科长当即答道：“如果是那样一副担架的话，我们医院确实丢失过一副。”A刑警马上竖起耳朵，问道：“那是什么时候丢的？”总务科长查了一下工作日记，报出日期。一听说是做沼律师从东京站被押走的前一天，刑警禁不住心跳起来。他立即赶回专案组，把保存在那里的担架送到医院去。这时另有三名老练的刑警随同前往。“正是这一副，没错。是我们医院被偷走的那副。”总务科长一眼就认了出来，肯定地说。“怎么被偷走的呢？请详细谈一下当时的情形。”刑警们拿出本子，准备做记录。“这副担架和其他担架一起，放在三号楼，靠墙立在门口。”总务科长说着，便领着刑警们去实地勘察。这医院相当大。三号楼是外科。同别的医院一样，楼道的尽头堆放杂物。那副担架也是靠墙立在那里的。“担架放在这里，突然有人拿走，扛在肩上，从那里出去的。”总务科长指着医院后院的出口处说。 　　“扛在肩上？”一个刑警反问道，“怎么知道的？有人看见吗？” 　　“有个护士看见的，说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白衬衣黑裤子。大模大样的，护士以为是医院里的杂役。因为医院里勤杂人员很多，互不认识。然后，那个男子便从后院绕到前门，把担架放进等在门门的出租汽车里，自己也坐了进去，车便开走了。”“这也是那个护士看见的？” 　　“不，是另一个护士。她又那人堂而皇之走出去，当时并没有觉得奇怪。等到十天后，清点物资时才发现。因为是副旧担架，也就没有报警。” 　　刑警们整理了一份记录，附上示意图，呈报给专案组。担架被盗那天，正是濑沼律师离开东京站的前一天，也是律师在田丸利市家被绑架的第二天。由此可见，这副担架一开始就是为了把律师送出东京站，有目的有计划偷盗的。 　　“带着担架乘出租汽车，司机该会留下印象的，立即彻查市内各出租汽车公司。”侦查主任下命令道。不到两天，便查了出来。司机对拿着担架的乘客印象很深。 　　年轻的司机当即出面作证说：“那个乘客，是在那天下午两点钟，在神田三崎盯上的车。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白衬衣，长相已记不清了。乘到龟泽吁有吉医院。车开进大门里，他下了车，叫我等十分钟。不到十分钟，他扛着担架出来了。他把担架放在驾驶座旁，自己也坐了进来，让我开回神田。我压根儿以为他是医院里的人哩。到了神田，他叫我在骏河台下停车，他便下了车。我收过车费临开走时，看了他一眼。他把担架竖在地上，两手扶着站在那里。太阳正照在他脸上。看样子像在等别的车。我把车开往银座，没再回头看他。”根据司机的证词，那人在骏河台下打算换乘别的车。于是再向各出租汽车公司调查。别的司机没有接送过拿担架的乘客。 　　侦查主任说：“没有再乘出租汽车，那准是坐自备汽车。他们怕自备汽车开进医院，车号有可能被别人记住，所以先乘出租汽车，在骏河台下车，约好在那里等候自备汽车。那么附近一带有没有目击者？”这一问不要紧，叫几十个刑警四出查问，结果劳而无功。岂止无人见他乘上自备汽车，甚至也没有注意到穿白衬衣扶着担架的人。这一带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附近是商店街，人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线索到此更然中止了。然而，侦查工作正在另一方面秘密进行。所谓秘密，不过是防止消息泄露给报社而且。最近的侦查工作一直是避开新闻记者的耳目进行着的。如果报上将警方的侦查情况——一披露，犯人就有可能了解到警方的作战方案。这样做弊多利少。当然有时也可以反过来利用报纸，但大多数场合给侦查带来障碍。现在不比战前，可以禁止发布消息。秘密侦查是从鉴别田九利市身上所中的子弹开始的。一发子弹打穿腹部后，嵌在壁龛的柱子上。另一发透过被褥钻到席子下面。这一发是当被害人仰面躺在被子上时，从口腔打穿出去的。从外边包着铜壳、闪闪发亮的两颗子弹，确证凶器为美制1911型45口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专案组为之大惊失色。这个型号的自动手枪是美国驻军当局发给士兵携带的武器。然而，犯人不是美国驻军，毫无疑问是日本人。同美军有关的人员，主要是在驻军中工作的人，首先值得考虑的便是翻译。实际上确有许多翻译沦为流氓的。于是集中侦查翻译。可是，凭着毅力努力多时，连一星点线索也没找到。“美军手枪的流失，未必限于在驻军里工作的日本人。有些美军的情妇和吉普女郎，被玩过后不要钱，要支手枪，然后以五六千元低价在黑市上卖给日本人。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有个刑警提出这种看法，颇受赞同。美国驻军的情妇和吉普女郎，大多数汇集在立川基地附近，到那里有可能找到线索。专案组便转向这一方面。案子发生以后，根据子弹鉴定出凶器为45口径自动手枪以来，专案组凭着极大的耐性，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立川基地附近的流娼，嘴巴一个个都很紧，生怕被卷进案子里去。一涉及这些问题，谁都守口如瓶，如同顽石一样。此外，也因为她们暗地里干过一些昧心事。一些老练的刑警，坚持不懈，终于撬开了牡蛎壳一样紧闭的嘴巴。事情好在流娼之间不断发生内证。刑警们利用她们的不和，诱使彼此告发对方的隐私，从中寻找线索。美军士兵把手枪给她们作为嫖资，她们或者赠给自己的情夫兼拉皮条儿，或者以五六千元的低价卖给街上的流氓地痞。流氓地痞再以七八千元，转卖给专门收购美军军用物资的据客。 　　这些据客再一倒手，价钱已抬到一万元了。大抵情况就是如此。这样错综复杂的转手倒卖，单凭四处探听，——一追问，不仅困难重重，而且几乎是查不清的。即或抓住流娼的情夫或据客，如果他们守口如瓶，结果还是碰壁。然而，专案组坚持到底。因为物证仅此一宗，所以只好一味追下去。他们不向报社透露一点消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人不知鬼不觉，进行长期的侦查。与此同时，濑沼律师绑架案的侦查活动，在担架一项上搁了浅。一伙犯人分头在东海道线上各站下了车，终于去向不明。在一出入警署的记者们看来，专案组正处于郁闷和焦躁之中。到了夏去秋来，走街串巷比较惬意的时候，一个叫E的老刑警听到了可靠的情报回到专案组。凶案发生以来，已经过去相当时日了。 　　这个老刑警风雨无阻，每天在立川基地附近奔走打探。“有个叫茉莉子的吉普女郎，今年二月，从相好的黑人士兵那里弄到一支45口径柯尔特式手枪。她和同住的人吵翻了，便把这事告诉了我。”E刑警向主任报告说，“我又去问茉莉子，她倒挺爽快，全都说了出来。枪已给了情夫，名叫阿安，是个拉皮条的。阿多后来变了心，又勾搭上别的女人。这一下，她又忌又恨。我去，找过阿安，可是那家伙已经洗手不干了，不知下落。”听到这里，主任的脑子里生出一个疑问：那个阿安会不会是开枪杀人的凶手？“我详细问过阿安的长相。他只有二十一二岁，戴高度近视眼镜，个子矮小。” 　　E刑警先自否定了主任的怀疑。“我又向拉皮条的人——一打听，看样子阿安不大合群，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可是，有人告诉我，今年四月，他喝啤酒，同美国兵大打出手，被打断了腿。因为是拉皮条，不外乎是为了酬金的事吵了起来。他并不是洗手不干，大概是摔断了腿，干不成了。他究竟躲到哪里去了，一点也没有消息。后来我想，到他新的姘头那里打听一下，准能知道。我便去找那个女的，可是她已经离开立川老巢了。”老刑警一板一眼地说，“我又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她已搬到横须贺兵营附近。于是我就前往横须贺。”“在那里找到她没有？”主任急切地问。“找到了。我走得两腿都发直了。见到她，问阿安在什么地方？她说因为腿断了，正在住院治疗。她又告诉我，医院是在东京墨田区龟泽叮的有吉医院。”“什么医院？”主任惊愕地问。“有吉医院？她的确这样告诉你的吗？”“是的。我怕忘，记在本子上了。”有吉医院，那不正是被盗走担架的那家医院吗？而且三号楼也正是外科患者的住院处！“好！”主任脸上不由得露出兴奋的神色，站起来说，“马上去有吉医院找阿安。”主任说要亲自讯问，急忙叫车。他们装成上厕所的样子，免得引起新闻记者注意。从后门溜了出去。一会工夫三个刑警便在门口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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