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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那么先生,您要遇见他,请告诉他,这样一件珍贵的纪念物,是别人家庭的财产和荣耀,由他保存并不正当。尽管他可以抠下上面的钻石,但王后项链始终属于德勒—苏比兹家族,就如同我们的姓氏,我们的荣誉一样,属于我们。”

  骑士简单地回答:“我会告诉他的,夫人。”

  他向她鞠了一躬,又向伯爵打了招呼,随后向在场的宾客一一致意,走了。

  四天以后,德·德勒夫人看到卧室桌子上放着一个红皮珠宝盒,上面印着红衣主教的纹章。她打开盒子,里面装着王后项链。但是,在一个一心想把事情办得有始有终合乎逻辑的人生活里,一切事情都应该达到同一个目的——作一点披露是不会坏事的——于是,次日,《法兰西回声报》发表了一则引起轰动的消息:王后项链,从前德·德勒—苏比兹家失去的那件著名首饰,已被亚森·罗平觅得。亚森·罗平立即将此物送还给合法的主人。对这种高尚的具有骑士风度的行为,我们只能表示欢迎。

  § 六、红桃7

  我一直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它常常冒出来:“我是怎样认识亚森·罗平的呢?”

  我认识他,这是无人怀疑的。我积累的有关这个令人困惑的人的详细资料,我叙述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我带来的各种新证据,我对他某些行为所作的解释——这些行为,人们只看到外表,却没有深入探索其内在原因和潜在的动机——这一切都表明,我与他的关系,如果算不上亲密无间——因为亚森·罗平生活飘泊不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可以说是友好的知心的。

  但是,我是怎样认识他的呢?我为他树碑立传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人来作这件事呢?答案很简单:作出这一选择仅仅是出于偶然性,而不是由我有意努力所导致的。正是这种偶然性使我上了路。我是偶然地同他共走了一段最离奇最神秘的冒险经历,由此结下了难解之缘。最后,还偶然地在他出色导演的一出戏里充当了演员。这出戏隐晦,复杂,情节曲折,使我叙述起来感到十分为难。第一幕发生于六月二十二日那著名的夜晚。人们对那一夜已经谈了许多。至于我呢,我可以立即表明,我当时举止相当反常,原因是我回家时精神状态,非常特别。那天,我们几个朋友在瀑布饭店吃晚餐,我们抽着烟,茨冈人乐队演奏着忧伤的华尔兹舞曲,整个晚上,我们聊的都是凶杀盗窃案,可怕的黑暗的阴谋之类。这对睡眠总是不利的。

  圣马丁夫妇坐汽车走了,让·达斯普里——这可爱的无忧无虑的达斯普里六个月后战死于摩洛哥前线——与我是在又黑又热的夜晚走回来的。我是一年前搬到讷伊的,住在马约大街边的一幢小屋。我们走到屋前时,他问我:“您从来没有害怕过?”

  “什么念头!”

  “当然啦,这小屋孤零零的!没有左邻右舍……四面都是空地……真的,我并不是胆小鬼,可是……”

  “是呀,您很快活嘛!”

  “噢!我也是随便问问的。圣马丁夫妇说的强盗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握了握我的手,离去了。我拿出钥匙,开了门。“哦,好家伙!”我低声说,“昂图瓦纳忘了给我点上蜡烛。”我突然记起来:我让昂图瓦纳休假,他没在家。

  在这又暗又静的屋里,我立即觉得不舒服。我摸索着,尽快上楼进了我的卧室,并一反常态,马上将门锁上,插上门闩,然后点上蜡烛。

  蜡烛的光焰使我恢复了冷静。可是我仍小心地从枪套里拔出左轮手枪,这是一支大号枪,射程远,我把它放在床边。作了这种防备以后,我就放心多了。我上床躺下,也像往常一样,为了催眠,拿起床头上那本每夜都要读的书。

  我大吃一惊。在前一夜用裁纸刀标出的地方,有一个信封,上面盖有五个红色火漆封印。我急忙拿起来。信封上写着我的姓名,并标着:“急件”。

  一封信!给我的信!是谁放到这地方的呢?我有些紧张,撕开信封读了起来:从您拆开这封信起,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走开,不要动,不要喊叫。不然,您就完了。

  我也不是胆小鬼,像别人那样,我也知道如何面对真实的危险;对于那种我们臆造出的虚构危险,我也会像别人那样一笑置之。但是,我再说一次,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反常,神经极度紧张,容易冲动。再说,这封信里难道没有让人感到无从说起的心慌的东西吗?难道没有使最勇敢的人也受到震动的东西吗?我紧紧捏着信纸,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威胁性的语句:“不要动……

  不要喊叫……不然,您就完了……”

  “去他的吧!”我想,“这是开玩笑,无聊的恶作剧。”我想笑,甚至想放声大笑。可为什么没笑呢?是什么说不清楚的恐惧堵住了我的喉咙呢?

  我至少得吹灭蜡烛。不,不能吹。“不要动,不然,您就完了。”上面写得明明白白。

  不过,何必要和这类自我暗示对着干呢?它们常常比最确切的事实还显得真切。只用闭上眼睛就行了。于是我合上眼睛。就在此时,一声轻响打破了寂静。接着是一阵劈啪声。我觉得声响好像来自隔壁的大房间。那是我的办公室,和卧室只隔着候见室。

  真正的危险临近了,我十分紧张,觉得自己就要一跳而起,抓起手枪,向大房间冲去。然而我并没有起来:对面的左窗上,窗帘动了一下。

  无可怀疑,窗帘确实动了。而且仍在动!我看见——啊!我看得清清楚楚——在窗和窗帘之间那块极窄的地方有一个人,使窗帘无法垂落。

  那人也看着我,他是透过窗帘稀疏的网眼看着我的。于是我明白了。他的任务就是把我镇住,让其他人运走赃物。起来?抓起手枪?不可能……他守在那里!只要一动,轻轻一叫,我就没命了。

  一下猛烈的敲击震撼着房屋。随后又是两三下小的,好像是锤子在敲什么尖桩子,又被反弹回来似的。至少我是这样想象的,因为我脑子乱糟糟的。

  别的声响此起彼伏,一片嘈杂,表明他们毫无忌惮,在放开手脚大干。

  那警告有道理:我没有动。是胆小?不,确切地说是精疲力竭,我的手脚完全动不了。识时务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反抗呢?这个人背后还有十来个人,一呼即来。难道我为了救下几块挂毯,几件小玩意,而要把命送掉?

  这种折磨持续了一夜。真是难以忍受的折磨,可怕的恐慌!嘈杂声停止了。但是我仍等待着这声音重新开始。那个人一直在那儿!一直拿着枪监视我!我惊惧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我的心怦怦直跳,全身冷汗直流!

  我忽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轻松:一辆声音十分熟悉的运送牛奶的车子在大街上驶过。同时我觉得,黎明透过百叶窗来到了房间。另外,黑暗中升起了晨曦。

  日光终于照进了房间。其他车辆也来来往往。夜里的鬼魂都不见了。

  于是,我向床头柜伸过手去,慢慢地,悄悄地。对面没有动静。我盯住窗帘隆起的地方,必须瞄准那里。我精确地计算如何下手。我一把抓住手枪,抬手就是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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