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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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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阿,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 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责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据实录记载,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剌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我们怀疑实录所以如此写,实为朱棣以后的轻举兴兵委婉开脱,“今秋若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颇带有制造口实的雕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为出兵制造口实,也是中了鞑靼挑拨的伎俩。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称赞他“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抚弱者,打击强者,而且坚持“来者不拒,逆命必歼”的原则。 当时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护人。明成祖朱棣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利用他们的矛盾。于是他封马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 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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