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24)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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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形影神》组诗是作者与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被誉为当代高士的僧徒、学者来往，思想交流、交锋的产物。　　释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太元二年（377年）奉师命南下荆州传教，次年到庐山，后江州刺史为之修建东林寺。他的名声很大，不仅南方远近僧徒都来庐山求教，就是东晋政权要人也很尊重他。　　桓玄对佛教不满，曾经下令“沙汰僧尼”，但命令中也说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晋安帝曾经致书给他，甚至卢循北上攻晋时也上庐山相见。　　元兴三年（404年），释慧远作《形尽神不灭论》，宣扬人死后灵魂可以永存的宗教理论。义熙九年（413年），慧远在庐山立佛影，作《万佛影铭》。铭立之后，当时文人歌咏者甚多。义熙十年（414年），释慧远、刘遗民、周续之等一百二十三人，在东林寺结白莲社，在佛像前发誓，要决心摆脱生死报应、因果轮回的痛苦，希望来世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时闹得纷纷扬扬。当时民众苦于战乱，需要精神寄托，忘却现实痛苦，所以非常崇信这一套学说，白莲社因之影响甚广。刘遗民为这次结社立誓撰《同誓文》，社中声望极高。为当世推崇的有十八人，号称社中十八贤。　　陶渊明与刘遗民素有交往。关于他和释慧远的关系，据《莲社高贤传》载：“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不让饮酒就不去，可见陶渊明不像一般人那样对释慧远一帮人怀有敬意，连好感也谈不上。皱眉而去，可见陶渊明与慧远等见解不同，言语不投。元人李公焕注陶诗说陶渊明与慧远为方外交，不愿入白莲社：“远公郑重招致，竟不可。”虽然陶渊明、释慧远、周续之、刘遗民等在时人心目中都是遁世高士，陶渊明却独步高士之林，不屑与莲花社十八贤同列。　　在释慧远作《万佛影铭》、《形尽神不灭论》，誉声四起，吟咏不绝的情况下，陶渊明独持形尽神灭的观点，作《形影神》三首，针锋相对地向众高士阐述了他对生命哲学的见解。他在诗中对人为形役、为影迷、为神扰的误区一一加以解说，劝诫时人也鼓励自己要委任自然，不强求生前高贵和死后声名。其序言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顾惜生命是人之本能，这并没有什么可劝解的，但过于忧生惧死地追逐生之荣华富贵，强求功名利禄，又孜孜不倦煞费苦心地追求长生不老，或者灵魂不灭，将希望寄托在来世，渴望有万世轮回不绝的幸福，反而忽视了此生平凡细微处的每一点体验，与实实在在的幸福感错身而过，这就是囿于尘心迷于妄念。所以诗人根据释慧远宣扬神可以离开形影独存的逻辑，将形、影、神各自独立拟人，分作《形赠影》、《影答形》、《神辨》来表述自己的思考，期望与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共同得到启发。　　《形赠影》是形对影的赠言，也是形即人之肉体的处世态度：天地、山川可以永存，草木枯悴可以再生，唯有人之形体必然死亡无存，既然这样，不如及时饮酒行乐。“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多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苛辞。”影对形的回答表现了处世态度的另一方面：人的生命不能永存，神仙境界又不可企及，人一死形神俱灭；但是如果生前行善，还可以给后代留下仁爱，这总比饮酒消愁要强得多：　　“有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苦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形和影本来无分，是人的意识对肉体的思辩，幻化为独立的两种个体，而成佛理逻辑运行的两个范畴。　　诗人借用这两个范畴，分别表现了行善扬名和自得其乐两种人生观。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两种思想在诗人心中是始终并存、斗争着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这对抗着的两方面，在激进时让人厌倦，在安静时又让人不安。诗人现在也不时为自己的闲静无为而不安，他是如何来消释这种不安，遣除精神之困窘的呢？《神释》针对形和影赠答中所诉苦衷和不同观点进行调和、排解。饮酒使人可以忘记死的来临，但人终有一死，天天醉饮或许短寿；行善没人称誉，也只能在醉饮中忘生乐死。多虑徒然自伤，不如放任自然。　　“大均私无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里，诗人表白说他不是不想立善，而是立善也没什么意义，人死之后什么都没了。这似乎过于消沉。　　只顾生前自在，不计身后毁誉，这种态度也是不能苛同的。但这实际上流露出诗人的苦衷：他想有所作为，可是生不逢时，运道不济，如今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立善扬名的机会了。非不为，是不能。面对这种无情的客观现实，只有听其自然。诗人顺应自然的思想，准确地说当是：能立善则立善，不能立善则自乐，不必强求。能立善固然可喜，不能立善亦无所憾，无所不安。这就是中国历代文人一致认定的人生态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它融含了儒家积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听天由命，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因欲有所为，所以以努力始；因万事皆空，所以不强求结果。既尽力而为，又听天由命，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本质。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纵心任情，不管怎样都心情平静，自安自乐。陶渊明这种思想与后世文人天然相通，奠定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处世心态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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