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19)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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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邹衍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说黄帝时兴土德，因为土是黄色的，因而崇尚黄色；大禹时兴木德，草木四季繁茂，到了冬天也是郁郁葱葱，木气很胜。因为木是青色，因而崇尚青色；商汤时兴金德，因金为白色，因而崇尚白色；周文王时，有火赤鸟衔丹书，飞到周朝的领地，周朝就崇尚红色，兴火德。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所接受，他按照五德终始的原理，推断出秦朝应当兴水德，——水胜火，秦代周，自然应当是兴水德了。于是他按照水德订立了一套制度：以十月朔为一年的开始；数字以“六”为吉利数，许多物品都以“六”为标准尺度，比如符为六寸，步为六尺，车轨为六尺，皇帝外出乘车时配集的马匹数也是为六，等等。全国上下，都崇尚黑色，衣服以黑为贵，旌旗也都是黑色的，皇宫内外，黑色成了权威的象征，代表着天子的威严。　　汉朝建立之后，“汉承秦制”，并没有做多大的改动。汉高祖刘邦自认为得水德，跟秦始皇一样，因而制度也毋需大的改革，并以青年时斩蛇一事来做为依据。　　据说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沛县时，一次酒后见一大蛇挡道，随后将它斩杀了，后来遇到一位哭哭泣泣的老妇人，刘邦问她为何啼哭，老妇人哭道：“有人杀了我的孩子啊！”刘邦乘着酒兴，拍着胸脯说：“谁杀的？我去给你报仇！”老妇人摇摇头，“你替我报不了仇。我的孩子是白帝子，今天变成了蛇，躺在路上，被赤帝子杀了，此仇无法报啊，所以我只有哭泣。“刘邦一听，暗吃一惊，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汉兴秦亡后，刘邦想，白帝子赤帝子想必都是可以变化成蛇的，既然如此，汉朝与秦朝同兴一德又有什么不对呢？加之汉朝初立，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汉初基本上就承袭了秦朝有关水德的说法。　　现在到了汉武帝统领天下，局势大定，修改历法重新被提上了日程。自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人上书提议修改历法后，改历工作就逐渐进入了实施阶段。　　司马迁受命主持改历工作。历法的改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司马迁对此十分谨慎，除了汉武帝指定的公孙卿、壶遂、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外，司马迁还邀请了许多在这方面造诣很深的学士专家来参加改历工作，如邓平、司马可、侯宜君、儿宽、洛下闳、唐都等等都被请来了，官府的、民间的，甚至连隐士高人统统被请到了皇宫，参与这一举足轻重的改历工作。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唐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向他请教过观测天文星象的观测方法，论辈份，司马迁该叫他“师祖”了，资历自然是十分老成。　　几十位专家经过精密推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制定出了新历，即历史上有名的《太初历》。《汉书》中对此历大为称道，说它“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其科学、精密程度，自然是远远胜过那《颛顼历》的了。　　《太初历》将一年的开始定在正月，并一改旧历中以冬至月（今阴历十一月）为正月的传统，将正月定在建寅之月，即现在的阴历元月，称之为“夏正”。直到今天，阴历还叫做“夏历”。这种夏正制，贯通了二十四节气，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十分有利的，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汉武帝对这《太初历》自然也是十分满意的了，他下诏将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改为太初元年，并按照当年贾谊、公孙臣等人的建议，下令改制：颜色以黄为贵，数字以五为吉，定官名，协音律。自此，汉朝建立百多年来，终于完成了改制，正式以土德自居了。　　《太初历》对后世影响是很深远的，它是我国古代历法变革的一项重大成果，为后来历法的发展，进一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以阴历元月为一年开始的做法，其对晦朔弦望的准确订正，直到现在，还被人们采用，可以说，它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产生了几千年的影响。　　《太初历》的制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这项工作的主持者，司马迁又当作如何感想呢？《太初历》的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他承担的，采用夏正制的做法，也是他提出来的，做为自小受到父亲言传身教、此后又刻苦钻研星历知识的司马迁，在天文方面的修养、造诣丝毫不逊于其他专家。对于《太初历》的成功，他应当是很满意的了，而实际上，对于自己为之付出了诸多汗水的新历，司马迁并不觉得十分如意，甚至在后来的《史记》中，对这《太初历》也提及得很少。在他看来，《太初历》还是有许多缺陷的，比如汉武帝采用了邓平等人的建议，以音律起历，将本来与历法风马牛不相及的音律牵强附会于《太初历》，而且汉武帝还接受了邓平等人提出的81是一日之分的说法，将《太初历》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在历元的安排上，他的主张也没有被采纳，因而虽然作为《太初历》的主要制订者，司马迁对此历并不是十分推崇的。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太初历》仍不失为一部好历法，作为此历的主要制订者，司马迁的功劳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在新历问世的这一年，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也开始了。　　从20岁漫游大江南北算起，司马迁扈从巡游，足迹遍及祖国东南西北，对各地的地形、气候、人情、风俗了如指掌，对各种历史遗闻、历史传说，经过了实地的考证；从10岁诵古文时算起，司马迁师从董仲舒、孔安国，后又得以进入国家藏书处博览群书，古今知识早已烂熟于心；从上古时代到汉武帝的历史发展概况，他也有了个清晰的轮廓。汉朝改制已经完成了，国内太平，是论著历史的时候了！　　司马谈临死的时候曾经说过，司马家族世典周史，周公死了五百年后，孔子出世，著《春秋》载述历史，从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了，应该接续孔子的事业，到了将历史的载述继续下去的时候了！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孔子当初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司马迁曾经跟董仲舒学过《春秋》，董仲舒的观念对他是有很大影响的，因而他先用董仲舒的观点来回答：“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王道废颓，人心不古，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的时候，宣讲他的“礼”、“仁”等主张，对人们的言行提出道德要求，却被众诸侯视为对他们的危害，他的主张被众诸侯抛弃，连本国的大夫们，也给他设置障碍，不让他顺利地在鲁国普及他的观点。孔子见天下混乱，自己的主张不会被采纳，自己的建议不会被施行，就将自己的理想寓于对242年历史的评论中，褒贬时事，表明是非，作为以后天下行事的标准。孔子贬斥诸侯，声讨大夫，讥评天子，都是为了阐明王道、宣扬王道啊！孔子他曾说：‘与其把是非曲直挂在口头，空发议论，还不如把它们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中，这样就明显得多，也深刻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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