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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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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五章 问难苍天 莅临罗渊 放逐以来，屈原的性格是极其随和的，有事无事总是找农民渔夫闲谈聊天，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众中间，仿佛自己是鱼，百姓是水，离开百姓须臾便难以生存。他的性格开朗、活泼、乐观，但却绝不轻浮，虽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忧郁和愤懑，但总将苦涩埋藏于心底，只要与民众在一起，便以和颜悦色待人，谈笑风生相处。他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尤长管弦丝竹，因而常常给贫困愁苦的乡邻带来几分欢娱和喜悦。博古通今，深明事理，能言善辩，是屈原的重要特点之一，因而乡邻们最爱聚拢在他的身边，询长问短，以长见识。他总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从不使大家失望。 然而，自从写完了《哀郢》和《怀沙》之后，屈原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仿佛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他沉默寡言，终日不说一句话，连女儿小媭有事找他商议，他都赖得答腔。他整日呆坐，望着屋顶出神，傻愣愣的，似已灵魂出窃。他经常不饮不食，饭端上来了，女儿盛一碗递到他的手里，劝他进餐用膳，他捧碗在手，机械麻木似的吃着，常常忘记了咀嚼，不知道钳菜，或者哆哆嗦嗦地伸筷钳菜，筷子掉到了盘碗里。他整夜整夜地坐在如豆的油灯下冥思苦想，面无表情，两眼失神，困倦已极，便曲肱而枕，合衣而寝。他变得孤僻起来，喜欢独处，很少与外人接触和来往，连翁老汉来找，他都极力回避。除了茅屋中呆坐，庭院中踱步，便是独自一人出门。出门后，他漫无目的地四处徜徉，人们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他只是毫无表情地点点头，极少答言，更无攀谈。 有时他循汨罗江岸前进，走得很远很远；有时他在玉笥山的密林中转悠，攀上玉笥山顶眺望；有时他到渡船亭侧去看人来人往，仿佛欲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寻找着什么，探讨着什么；有时他到那个夜诵《离骚》的高阜去伫立呆望，似乎是在等候远去归来的亲人；有时他会借一只小船，独自一人地到江上去，不扬帆，不划桨，任其自由飘荡。他的行为失去了理智的控制与支配，天黑了，起风了，下雨了，他不知还家，每每需要人们去四处寻找。 屈原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乡邻们心灵的水面上投下了一块重石，激起了朵朵浪花，有人在骂国君昏聩不明，不辨忠奸；有的在骂奸佞小人弄权误国，残害忠良；有的在骂天不公，地不平，致使阴阳易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坏人跋扈，好人遭殃；更多的则是在为三闾大夫的健康担忧。大家心里清楚，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屈原的摧残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这是无论谁都难以承受的，但是，造成三闾大夫如此精神恍惚的主要和根本的原因，不是他个人的遭遇如何不幸，而是国家的即将危亡和人民就要面临水深火热的深重灾难——屈原关心百姓，百姓也最理解屈原。自然，最忧心如焚的还是小媭姑娘。 休看屈原身为尊长，但却很听女儿小媭的话。出于爱和希望，为了照顾小媭的情绪，他每每极力克制着自己，委屈求全，况且小媭的一言一行，对父亲的每一个约束和要求，无不是崇敬爱戴与关切的体现。然而这一次不行了，小媭磨破了嘴皮，软磨破泡，使出浑身的解数，终不见有多少效验，弄得她明里暗里不知为父亲流了多少泪。她知道，这一打击非同寻常，真害怕父亲会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由抑郁而痴呆，而疯癫，而……她不敢再想下去，因为父亲醒里梦里总念念不忘那个彭咸…… 应该承认，由于国破家亡的沉重打击，屈原的心思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痛，更加激愤，更加沉重，然而他不仅十分理智，而且异常清醒。上述种种现象，绝非其性格的突然变化，而是在专心致志地沉下心去思考问题，思考天地，思考历史，思考现实，思考人生，思考自己所走过的坎坷历程。经过这段让人忧虑的认真思考，他颇有些大澈大悟，对以往的执着追求开始怀疑，对以往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始动摇，对以往所受的蒙骗和痴迷开始省悟，他在重新认识茫茫寰宇中的一切，包括自己本身在内。 放逐江南之前，特别是流浪汉北以前，屈原对“天”坚信不移，认为它公正无私，专门扶持道德高尚的人，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赞颂的那样：“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上天对一切都公正无私，见有德的人就给予扶持，只有古代圣哲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然而，看看楚国活生生的现实，看看自己的悲惨遭遇，看看当今天下大势，屈原不能不对上述观点发生怀疑，不能不对“天”有所义愤和问难。自己洁身自好，握瑾怀瑜，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安宁幸福，对内力主变法改革，对外首倡联齐抗秦，为达此目的，夜以继日地操劳，东西南北地奔波，上顾不得赡养尊长，下顾不得关照妻小，做了一个不孝不义之人，结果又是如何呢？是被罢官撤职，是流浪汉北，是放逐江南，吃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受尽了风霜雨雪之罪，荒僻、鸷禽、猛兽、饥饿、困苦、死亡常与自己相伴，而以靳尚为代表的奸佞群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暴秦，以换取金银珠宝和巨额贿赂，中饱私囊，结果却甚得昏君的赏识与器重，把持国权和朝政，葬送了祖国的前程和命运，将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如此皇天，这难道是公正无私的吗？前边交代过，屈原初来南阳里游凤凰山上的一座“王庙”，问卜于太卜郑詹尹，受前庭两厢壁画及其题铭的刺激和启发，就已经在仰天发问了，并着手构思《天问》这首诗。倘说那时屈原对天地、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怀疑还是隐隐约约的，那么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国破家亡、生灵涂炭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他幻想破灭，希望成灰，能够沉下心来，冷静而客观地思考天地人间的诸多问题，大胆地怀疑，勇敢地否定，毫不留情地批判，于是一首光辉的诗篇《天问》便应运而生了。 天问，就是屈原对于客观世界一切不可解、不合理的现象的问难，正如郭沫若所说：“是屈原把自己对于自然和历史的批判，采用问难的方式提出。”① ①引自郭沫若 《屈原赋今译》。 在中国古代，认为天意是通过人意来体现，并且对人间万事负责。人间不平是天道不公的证明，不问天，问哪个！到了屈原生活的战国中后期，“天”这个词已经很抽象、很概括而又很笼统，很模糊，它综合了天体、天象、天文诸蕴含在内的自然界以及自然影响下的人事。它不仅是自然，而且是“超自然”（尽管“天”已决不仅仅是人格化的“上帝”或“天老爷”）；不仅仅是实体、存在，而且也包括天道、天意、天命，所以《天问》也广涉人事。 先秦时代宇宙观最重要的内涵是以“人”为本位的“天人以和”思想。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天”和“天命”的存在，然而“天命”却一定要通过“人”或“人事”来实现。屈原在《离骚》中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左传》僖公五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意思完全一致。它并没有彻底抛弃天命论，然而却是一种人为本位的、与“人和主义”相结合的“有限天命论”。既然天命通过人事来体现，那么遇到困难灾厄应该责之于“人事”，而不是单纯的听天由命。“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天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律……用礼义适应自然规律就吉，不用礼义适应自然规律就凶。能加强生产事业而又节约用度，那么天就不能使你贫困；养生既然周备，劳动又适合时宜，那么天就不能使你困厄；依着规律去做而没有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你遇到什么灾祸）。”① ①引自荀子《天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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