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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西周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种，司法官处理前者称为“决讼”，审判后者称为“断狱”。纠纷或犯罪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诉、自告。刑事诉讼必须有“剂”（诉状）；民事诉讼必须有其请求的实体权利的证据。但是，不允许儿子控告父亲，下级控告上级，因为这违背宗法精神。

　　自诉时，要交纳诉讼费，民事为“束矢”（一说十二矢为一束，一说五十矢甚至一百矢为一束），刑事为“钧金”（三十斤铜），否则便认为“自服不直”，判处败诉。

　　审理时，原、被告必须都到庭，所谓“两造具备”①，才予审理。诉讼的当事人在审讯前还必须盟誓。但是，无论大小案件，大贵族都不亲自出庭，而由其属吏代理。审理时，要讯问当事人，审查、检验证据。审讯方法，采用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②所谓辞听，即观其说话，不直则烦，心烦意乱；色听，即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难为情的样子），头上冒汗，脸上发红；气听，即观其气息，不直则喘，理不直则气不壮；耳听，即观其听聆，不直则惑，理不直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眼睛昏花），理不直则眼睛无神，不敢正视。

　　审讯结束，作出判决，并向当事人宣读（“读鞫”）。宣读后，当事人不服，可以要求再审（“乞鞫”）。然后，由负责的官员再行审判或送上级裁决。

　　①《尚书·吕刑》。
　　②《尚书·吕刑》。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大都沿用西周的法律。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在法律方面提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改革要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求公布成文法。

　　原来，奴隶主贵族不仅对奴隶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对平民以及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也随意迫害。为了随意用刑，他们根本不肯公布法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新兴地主阶级在法律问题上，首先要求公布成文法，以便对奴隶主贵族的专横加以限制。春秋后期，一些诸侯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支持下，经过斗争，公布了成文法。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了成文法。晋国人叔向立即写信反对说：以前的国君都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惧怕人民“有争心”。即使如此，仍不可防范（御禁），所以采用义、政、礼、信、赏、罚等手段，才使人民服从，听从使唤，“而不生祸乱”。你今天公布了成文法，人民知道了鼎上的刑法条文，就不怕君长了，是非曲直都按刑书，君长怎样实行统治呢？因此，叔向将这一事件同“国将亡”联系起来，要求子产放弃包括“铸刑书”在内的一切改革，子产则答道：“吾以救世也。”拒不接受他的意见。

　　公元前513年，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对此也大加反对，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①孔子所说的“度”，就是奴隶制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在他看来，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因此他说：今天放弃了这一制度“而为刑鼎”，人民按照鼎上的法律条文办事，还怎么能像原来那样尊重贵族呢？贵族失去了任意处罚人民的特权，不就等于失去了贵族专政的事业吗！②

　　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历史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屈原重温了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革、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改革的内容及经验教训，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在这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里，除了上述三个伟大的变法改革家，还有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

　　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原郑国人。韩灭郑后，韩昭侯（公元前362年——公元前333年）任其为相，进行改革。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做到了“国治兵强，无侵害者”。他谈法治，但更突出的是讲“术”。当时韩国改革不彻底，新旧法律错杂使用，所谓“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布；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旧贵族和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空隙擅权谋私。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权，申不害要求君主排除左右私情，把用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并强调君主要善于“术”。所谓“术”，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是君主“藏之于胸中”的驾驭群臣，使之能为自己尽忠效力的手段。简言之，是驾驭群臣的权术。

　　申不害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

　　在战国时期的众多诸侯中，赵武灵王堪称是改革创新的佼佼者。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决定改革军制，穿胡服，置骑兵，即所谓“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改革曾遭到宗室贵族的反对，他力争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古代圣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变国不必古。”并强调说：“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决地进行改革，使赵国兵力很快强盛起来。

　　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邹忌劝说齐威王鼓励臣下进谏，选拔人才，奖贤黜奸，厉行法制，集权中央，因而生产发展，府库充裕，国势强盛，成为与魏国相抗衡的封建制大国。齐威王、齐宣王为了探求强国之道，还在国都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一座大学堂“稷下学宫”，集中各国文人学士多人（据说七十六人），专门讲学著书。其中一人叫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他是个较早地从理论上强调“法”的重要性，并把“法”作为判断是非客观标准的法家人物。他主张“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并认为只有“定赏分财必由法”，才不至于“乱”。慎到特别强调“势”的重要性。所谓“势”，即权势、政权。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他的这一观点，论证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

　　为了拟定《宪令》，屈原翻阅的资料，研究的典籍，犹如漫天星斗，莽莽林海，难以历数。毫不夸张地说，在此之前问世的各种书籍，他几乎浏览无余，涉猎遍及，重点部分，反复研究，或圈圈点点，或笔录摘抄，以备查考。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地苦读，他仿佛穿行于林莽之中，昏暗幽晦，不见天日。偶尔阳光从密林的缝隙筛进阴霾潮湿的草地，似金银在闪耀，像珠宝在生辉，是那么明亮，那么眩目，那么令人赏心惬意。如今他仿佛走出了密林，豁然开朗，眼前天高地阔，阳光明媚，一条金灿灿的大路伸向远方。他仿佛跋涉于深山狭谷之中，发微探幽，身边奇峰峻拔，脚下怪石嶙峋，豺狼奔突，蛇蝎蜿蜒，只有头上的一线天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如今他仿佛攀上了顶峰，居高临下，山川、村镇、田野，一览无余，心中透烟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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