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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夏刑之外有军法。中国古代，兵刑同源，有时不分，故有“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①之说。如夏启征伐有扈氏时，曾宣布一条军令：“用命赏于祖（祖庙），弗用命戮于社（神坛，奴隶主统治者进行祭礼、政治活动的场所），予则孥戮（一说杀其妻子，一说杀其子）。”把不听从军令视为严重的犯罪，不仅杀其本人，而且诛杀其妻子。

　　同时，制有惩治渎职官吏的法规。《尚书·胤征》引夏之《政典》曰：“先天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这是对主管制作历法的官的规定，如果所作历法的节气早于天时或晚于天时，都要杀无赦。至于对其他玩忽职守的官员的惩罚，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说，禹时已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②这是古书上提到的我国最早保护山林水产的法规条文。

　　①《国语·鲁语》。
　　②《逸周书》。

　　随着社会的发展，奴隶主贵族为了强化其统治，逐步建立了与其政体密切相关的几个主要制度：

　　（1）分封制度。这是国王除自领都城附近地区（“王畿”）外，把所余土地、奴隶和该地统治权力分配给其亲属和功臣，即所谓“封邦建国”、“授民授疆土”。受封的诸侯尊国王为共主，诸侯是各地的行政长官，但有很大的独立性。诸侯在其封国再将一部分土地和奴隶分赐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士再从大夫处分得禄田。国王、诸侯、卿大夫、士之间互有一定的权力和义务。这就形成了一个从国王、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宝塔式的等级统治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夏代，到商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周朝则进一步完善。

　　（2）宗法制度。这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奴隶主贵族依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建立其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它与分封制相结合，确立了国王、诸侯、卿大夫之间的等级关系。早在商代，王位的继承由“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行，而后改为“父死子继”制。至西周，这一制度更加完备。按照西周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大宗。天子的其他嫡子和庶子被分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讲是小宗，在本封国则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的嫡子和庶子被分封为卿大夫，他们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其爵位亦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以周天子来说，他是天下的大宗，即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诸侯、卿大夫在本封国、本家也是如此。这样，从天子以至大夫、士的宗族组织与奴隶制的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上的等级完全一致，形成了西周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这种制度下，各级宗子不仅从政治上统治宗族成员，而且强制他们“尊祖敬宗”，否则便以“宗族之法”治罪。在这里，“忠”与“孝”的意义实质上是一致的。

　　（3）等级制度和世卿世禄制度。等级制度的形成是上述两种制度的必然结果：（甲）由于分封，形成了贵族对土地、奴隶的等级占有；（乙）宗法制度被用作区分贵族等级的标准，依据这一制度，不同等级的土地、奴隶占有者，同时又是不同等级的宗子，因而在政治上必然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即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①。

　　由于王位和各种爵职及特权均由宗子世袭，因而形成了各级奴隶主贵族世代垄断国家政权，即所谓世卿世禄制度。

　　随着奴隶制经济、政治的发展，奴隶主贵族实行统治的法律也相应地在发展。

　　史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②“甲祖二十四年重作汤刑。”③汤刑，是以商汤为名的商代刑事法律的总称。祖甲是商朝后期的国王。“重作汤刑”，就是根据商朝后期的新情况重新修定了汤刑。周公在告诫其诸弟如何统治商遗民时说：“陈时（是）臬事，罚蔽殷彝。”即断狱量刑时，要用殷商的常法。荀况也曾说过“刑名从商”。这都说明，殷商的刑法在夏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刑法较夏代为多，刑罚更加残酷，而且“罪人以族”。④商代的刑法源于夏的五刑而有所损益。后世有史书记载：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⑤；“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周于夏、有所损益。”⑥所谓五刑，即墨（黥）、劓、剕（刖）、宫、大辟。此外，还有流、断手、活埋、火烧、桎梏等刑。至商末，纣王无道，更有醢、脯、剖心、炮烙等酷刑。

　　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③《竹书纪年》。
　　④《尚书·泰誓上》。
　　⑤《汉书·刑法志》。
　　⑥《晋书·刑法志》。

　　民事、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规范，也有了显著发展。

　　西周灭商之后，鉴于商末滥施酷刑而导致灭亡的教训，为了维持和巩固他们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强调“明德慎罚”。所谓“德”，即要求各级贵族加强自我约束，勿做不利于其统治的事。“慎罚”，即慎重地施用刑罚，以免冤滥。在这个口号下。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措施：有选择地援用商朝常法（“殷彝”），以其“义刑义杀”①对付殷商遗民；按照封国的不同情况施用轻重不同的法律，即所谓“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②；提出刑罚要随形势的变化而相应的“世轻世重”③：同时，赞赏和强调“礼”，把它发展成重要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的法律化，使奴隶制法律化趋于完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后又制修刑法。据《尚书·吕刑》载：周穆王曾命司寇吕侯制定《吕刑》三千条。《左传·昭公六年》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西周曾修制刑法是无疑的。所谓“九刑”，可能是以九种刑罚代称周代的刑法。九种刑罚，除前述的五刑之外，又增加了流、赎、鞭、扑等四种。

　　①《尚书·康诰》。
　　②《周礼·秋官·司寇》。
　　③《尚书·吕刑》。

　　德是主观要求，礼是客观的规范，刑是惩罚手段，三者并用，互为表里，各起不同的作用，以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是周初在总结殷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主张，新措施，曾对西周的统治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明德慎罚”只是西周前期之计，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烈，待到西周后期，它便被镇压和肆杀所代替。

　　随着礼的法律化，西周婚姻家庭和继承的法律规范已臻完备。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周中、后期“私田”增多后，其他民事法律规范也有很大发展。

　　夏、商、周三代的司法制度，随着国家和法律的发展，逐渐建立起一定的体系。夏时，除国王行使审判权外，还设有司法官“士”或“理”。商朝，国王握有生杀予夺和决定诉讼胜败的大权，王之下设有司寇、正史等司法官员，宗教官员也参加审判。地方负责审判的，畿内有“多田”、“亚”等，畿外则由派出的行政、军事长官兼理。西周的司法组织较之商代渐趋完备。周王握有最高审判权，设大司寇“以佐王刑邦国”①，“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②据说，夏朝已开始实行类似这样的制度。总之，刑事案件的决断和执行“刑杀”，都要报告国王，以王命是从；诸侯之间的争讼，也由国王裁判。这是君主集权制的具体表现。周王之下，设有大小司寇、士师等专门司法官员，负责掌握法律和整个审判工作。地方的司法组织与行政合一，同时也设有乡士、遂士等司法官，负责处理民、刑案件；重大案件呈报司寇。诸侯、大夫分别享有本国、本邑的审判权。

　　①《周礼·秋官·大司寇》。
　　②《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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