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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三）强烈的批判精神

　　从美政理想出发，诗人对于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屈原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楚国的最高统治者楚怀王。楚怀王在最初即位时也曾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他任用屈原起草宪令，改革朝政，使楚国一度出现过辉煌的气象：怀王担任六国合纵联盟的总统帅，将强大的秦国遏制在函谷关以西，不敢向东进犯。

　　但是楚怀王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君王，在上官大夫等谗佞小人的包围之下日益昏愦糊涂起来，听认小人谗言，疏远了屈原。屈原对怀王这种做法十分不满：“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张仪为破坏齐楚联盟，到楚国来欺骗怀王说如楚国与齐绝交，秦国割让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这明明是个大骗局，然而昏愦平庸的怀王贪图得地，不顾客卿陈轸的竭力反对，一意孤行，不仅立即派人与齐国绝交，而且委任张仪做楚国的令尹。当楚怀王派将军随张仪到秦受地时，张仪借故拖延，愚蠢的怀王竟然第二次派人到齐国当廷辱骂齐王。张仪的骗局得逞之后怀王不是总结教训，而是泄愤使气，恼羞成怒一错再错，两度发兵攻打秦国以报张仪欺骗之仇，两次大败，损兵折将，使楚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张仪第二次到楚国时，楚怀王将他囚禁起来，准备杀掉。

　　然而又被郑袖、靳尚的奸诈之词所迷惑，竟然将张仪又放回秦国。足见怀王糊涂到了什么程度！对此屈原进行大胆的指责：“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诗人批评怀王、顷襄王不能识贤辨愚，忠奸不分而一味任用奸佞小人。父子二人“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造成楚国是非颠倒、美丑不分的混乱局面。苏秦就曾当面指责怀王说：由于楚国大臣的阻挠，“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并说：怀王的大臣父兄，都以嫉贤妒能为本事，厚敛百姓、中饱私囊。屈原就是因为这些谗人包围怀王，在怀王面前进谗言而使自己遭到疏远的，所以屈原对怀王的忠奸不分的做法有更深切的感受：“贤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忠良贤臣不一定会被重用，相反倒因为他们正直忠心而被昏君迫害而死。

　　诗人对怀王的荒淫无道也有所指斥。据《战国策·楚策》记载张仪向楚怀王说郑国一带的女子美如天仙，楚怀王立即给他珠宝做活动之资。怀王宫廷生活也极其糜烂、奢侈，《荀子·天论》：“楚王后车千乘。”楚怀王十七年间的秦《诅楚文》中秦惠文王指责楚怀王“康回无道，淫失其乱，宣侈竞从，变输盟（束勺）”、“暴虐不辜，（井刂）戮孕妇”。结合史事来看，这些指责并非故意夸大之词。对楚怀王这种荒淫的生活，诗人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引证历史上大量的例子告诫怀王贪图安逸享乐最终必然身死国灭。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夏启从天上偷来《九辩》、《九歌》大肆淫乐，全然不顾可能发生的灾难，因而他的儿子武观发动叛乱。后羿无节制地沉溺于游乐打猎，寒浞就指使家臣逢蒙把后羿射死，霸占了他的妻子。寒浞之子浇依仗自己强暴有力，放纵自己的情欲而不能节制，他的头也掉了下来。夏桀违背常理，暴虐无道，最终被商汤灭亡。商纣王残害忠良、荒淫无度，商朝的天下不能长久。屈原一再强调这些古代暴君因纵欲而亡国杀身的事实，就是要怀王以前车之覆为鉴，告诫怀王不要再一味地荒淫下去。对怀王的指责之意是十分明显的。

　　屈原在作品中也反复地批评了怀王的没有主见、反复无常的行为。尤其是在对待齐国的外交政策上，时而与齐联合，时而又与秦联合，没有长远的眼光和计划，随意妄为，在重大的战略性决策上优柔寡断、反复变化。结果楚三番五次被秦国利用。在割据战争中，楚国逐渐势弱地削，在抗秦的斗争中失去了与之抗衡的优势，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对此屈原十分痛心：“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结果怀王本人也被秦国骗去囚禁，死于秦国，被天下人耻笑。

　　屈原自任左徒以后，就与朝中的保守派贵族们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矛盾。因为屈原坚持改革必定触犯贵族大臣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把屈原视为敌人，千方百计地向怀王进谗陷害、污蔑屈原，使屈原振兴楚国的理想无法实现，而且楚国在谗党小人的控制下日益衰落。具有深远政治眼光的屈原对此看得十分清楚：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已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那些小人竞相钻营而贪得无厌，虽然已塞满私囊，但仍不满足，还到处搜刮。他们宽恕自己、算计小人，对忠贞的人常怀有嫉妒之心。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

　　那些世俗之辈喜欢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而改变措施。背弃正直之道，追求邪曲，苟合取容以争宠求荣。

　　诗人还谴责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的卑鄙做法，指出他们结党营私、朋比为奸、欺君误国，走的是一条“幽昧以险隘”的道路。

　　诗人对楚国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批判，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他被疏远、遭受流放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他振兴楚国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他担心的是楚国“皇舆败绩”、国家沦亡。因此屈原同保守派党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斗争，他的批判精神无疑是正义的、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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