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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

　　太宗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曾征集各族大批人员迁入盛京，编入旗籍，其壮勇的男丁则披甲当兵。没有迁走的零散户口，统称之为新满洲。崇德以后，对于归服的各部不再称“满洲”，而保留原称，编为户籍，在有的地区如库页岛及沿海等地不编佐领（牛录），以村屯或氏族为单位，“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清朝文献通考》，卷271，“舆地”3，参见《圣武记》，卷1，12页。】。

　　八旗制度和姓长、乡长制度的建立，是清朝用以代替明朝已有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1卷。】，它同样起到了军政和民政机构的管理作用。后金（清）虽然没有在这一地区设州县，但从努尔哈赤时代，就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设官镇守。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清太宗命梅勒章京吴巴海“移镇宁古塔”【《清史稿》，卷230，“吴巴海传”。】，负责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事务，宁古塔从此成为该地区的政治中心。

　　4.6，纵兵征明

　　一、兵威撼京畿

　　继天聪三年（1629年）和八年（1634年）两次大规模入关征明之后，清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又发动了第三次进关征明的战争。

　　在征明之前，由于同朝鲜的关系破裂，太宗已经作出了入侵朝鲜的决定。但他担心明朝乘虚从背后骚扰，因此在征朝鲜前，首先对明朝进行一次新的军事打击。几年来，太宗向明朝不断发出信息，要求谈判议和，明朝方面一直置之不理。其实，太宗也无意讲和，他也深知明朝出于“君临天下”的心理，不会坐下来与一个曾附属于它的“反叛”政权进行谈判。这种僵持的局面并不使太宗感到难堪，相反，他更起劲地呼吁明朝响应他的和谈建议。这样做，会使他在政治上得到好处：表明他愿意和平，对明朝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以此来取得明朝统治下的人民的理解和同情。这次出征前，太宗两次给明朝驻守长城几个关口的官员发出了信件。

　　一次是在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距出兵前半年，遣使送信给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明朝诸边将，信中说：“我每欲请和，各享太平。一年内派人送信不下数次，你们朝廷大臣竟无一言答复。因此你国人民之忧苦、死亡并非是我的责任，而是你们的君与臣的过错。今后凡我大军所至，有敢逆我对抗者，杀之；逃避山林者，俘之；如安居不动，投降归附者，秋毫无犯。此次进兵，决不似以前轻易撤兵。”另一次是在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信是写给崇祯皇帝的：“我见黎民百姓涂炭，常以和睦为念，致书遣使不下数次，不知下边臣属欺骗蒙蔽而没有报告朝廷呢？还是朝廷明知黎民涂炭、人民死亡而漫不介意，不愿和平呢？我一再讲和，而你明朝大臣竟无一言回答，这是有意招惹祸乱！各城大小官员得我之书，若隐瞒不上奏者，即是不忠于君、不慈于民、专图个人之私的奸诡之人。”【《东华录》，天聪九年十月、十年二月。】此信送到明边松棚路、潘家口、董家口、喜峰口等处，要求守边将吏转呈朝廷。

　　这两封信是否送到京师，需进一步考证。反正同以往一样，仍是石沉大海，杳无回响。这无关紧要，对太宗来说，不过造造舆论罢了。看来，他无须等待明朝方面的答复，就在他即皇帝位的盛大庆典活动一结束，马上组织了对明朝的远征。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二十七日，太宗在翔凤楼召见出征统帅和将领，他们是：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超品公额驸扬古利、固山额真拜尹图、谭泰、叶克舒、阿山、图尔格、篇古、额驸达尔哈，未参加出征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和硕成亲王岳托及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等，分列左右，听取太宗面授出兵方略。他说：

　　尔出征王贝勒大臣，凡师行所至，宜共同计议而行，切勿妄动。尔诸臣遇残破城池及我兵前所攻克良乡（今北京市良乡镇）、固安（北京南固安）等城，如欲进攻，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各以所见，明确言之。儻（同倘）不明言，恐日后追怨，辄（同则）私相议曰：“我曾如此言之，但言而不听耳！”夫初未明言，及事后而谓曾有是说，其谁信之！今若各抒所见，明确言之，而众人犹有争论不决之处，宜听武英郡王剖断，毋得违背。朕视凡人进兵时，多始慎终怠，所以有疏虞之处，能于此处念之不忘，庶乎其可矣【《清太宗实录》，卷29，12~13页。】。

　　太宗面谕，强调凡事要商议而后行，要各抒己见，不要做“事后诸葛亮”，要牢记“始慎终怠”的教训，可保不出差错。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是太宗的经验之谈，很富哲理。人们开始时无不谨慎从事，可是到后来往往疏于懈怠，不认真，难免不出大错。战争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只要稍一疏忽，就会在霎时之间造成悲惨的后果。所以太宗反复告诫，期待他们不辱王命，完成这次出征重任。

　　三十日，太宗亲自为出征将士送行，先到堂子行礼。堂子外排列护军八纛，仪仗队吹海螺角和蒙古大号，太宗从堂子里出来，向天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来到城西演武场，见过出征将士，问道：“我的话都记住了没有？”阿济格等回答：“牢记在心，无所忘也！”三声炮响，大军起行。

　　一个月后，太宗估计阿济格率军已抵长城脚下，决定另派一支大军进攻山海关。他对诸王贝勒说：“多罗武英郡王统兵往征明国，今将出边，宜别遣大军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清太宗实录》，卷30，32页。】任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贝勒岳托、豪格为将，率大军执行牵制明军的任务。他们分作两批，于八月十二、十三日相继离沈西征。他们是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的“配角”。

　　阿济格奉命率领主力远征，进军目标直指明朝的京畿地区，他麾下八旗将士约十万人马，奔向冀北。七月十九日，他在给太宗一份战况奏疏中说：大军于六月二十七日分作三路入独石口【关于入边的日期，文献记载稍有出入，如《明崇祯实录》，卷9为六月己亥（二十六日），《国榷》，卷95为六月辛丑（二十八日），而清人记载如《清实录》、《东华录》为六月二十七日。当以阿济格报告的日期六月二十七日为是。】，八天后，会合于京畿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先攻取近处的长安岭堡、雕鹗堡两个据点，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二百三十。

　　清军刚入边，七月三日，北京全城戒严，崇祯急令中军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崔良用守固关【《国榷》，卷95。】。这四个关口都在京城西南，与山西交界的地带。但出乎明朝廷意料之外，清军没有走山西，而是经延庆入居庸关，取昌平，直逼京师。事先，阿济格释放被招降的两千人诈称逃归，巡关太监和御史王肇坤不知是计，开城门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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