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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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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具体军事行动分为3路:一路派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率勇300名为先行;一路派户部主事王正谊于梁园镇会合李鸿章,“号召练勇,借助军饷”,前往凤阳进发;一路由他自己带兵200余名后续前进。 然而,就在3路队伍刚刚行动之际,太平军北伐部队于5月28日一举攻占凤阳城,紧接着胡以晃等人率领的太平军西征军又长驱直入安徽境内。6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李嘉端等人陷入了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危境。此后一连4个月,西征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为北伐军解除后顾之忧而深入华北腹地提供了军事、政治条件,李嘉端为了阻止西征军北上夺取庐州,急忙派遣张印塘、李鸿章分别带领团勇驻守集贤关和运漕、东关一带。 李鸿章负责驻防的运漕和东关,既是巢湖一带和庐州重要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通道。西征军为了取得粮食以接济安庆和南京,进占运漕,迫使李鸿章带勇退防东关。此次战役,由于西征军意在取得粮饷以接济安庆和南京,未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李鸿章也就未遭灭顶之灾,受到了李嘉端奉赏的六品蓝翎顶戴的嘉奖。 就在李嘉端为李鸿章请功后不久,石达开奉命到达安庆,主持西征战事。石达开在皖北改守为攻,派兵进取集贤关、桐城,清兵勇望风而溃,吕贤基成了光杆司令。11月胡以晃督师攻占舒城,吕贤基走投无路,投水身死。李鸿章只得率所部团勇退守合肥冈子集。12月胡以晃挥师直取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固守庐州待援。江忠源与李鸿章彼此不熟,曾国藩从中撮合,分别致书他们,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由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两天后即被围困于孤城,李鸿章本想救江氏于庐州,但力不从心。 援助庐州的各路兵马抵达庐州城外,但因将相间不和,庐州终于在1854年1月被太平军占领,江忠源被迫投水自尽,李鸿章也只好率所部团勇北撤。 庐州为太平军占领之后,清廷改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令其会同另一满族将领和春等力挽皖北危局。 由于师生关系,李鸿章被召入幕,所部团勇也归福济辖制。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清廷命福济尽快收复此地,以挽回皖省危局。但由于太平军的奋力固守,多次主动出击,致使清军连连受挫,一时无力收复庐州。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以幕僚的身份出谋划策,建议改变攻庐州的作法,采取先攻东南含山、巢县,再进西南舒城的战略,以阻断太平军援军和粮饷之路。与此同时,福济允准李鸿章率兵勇向含山进发,并夺占了含山、巢县两城。1855年8月,李鸿章进逼庐州,因驰援庐州的太平军石达开部为湖北战事所迫,不得不回师援鄂,李鸿章、福济等部兵勇于11月占领庐州。李鸿章由于此次胜利,博得了善用兵打仗的名声。巡抚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道员的官衔,并赏顶戴花翎。 攻复庐州之后,福济又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三河、庐江等地;东南进犯巢县、和州、东关等地。 李鸿章奉命参与东南作战,但屡遭失败。加之封建官场中的互相倾轧、妒嫉,使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不得其志,颇受冷遇,但他牢记其父临终前嘱咐,决心忍辱负重,咬牙立志与太平军为敌。 1856年4月至6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和江北大营,乘胜对安徽省境内展开强大军事攻势。清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李鸿章年少气盛,依然想主动出击,大举反攻,夺回失去的城池。他率军出战,结果大败而归。是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元气大伤,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1857年2月,太平军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协同作战,在安徽北部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连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所部团勇被击溃,他只好带家人仓皇北逃。1858年7月,福济被免职,由翁同书继任安徽巡抚督办军务。8月,陈玉成部攻占庐州,将李鸿章祖宅“焚毁一空”。李鸿章带母亲及几个弟弟逃往江苏境内镇江。至此,李鸿章结束了他的办理团练生涯。 李鸿章回籍督办团练,历时5年有余,战场受挫,仕途维艰,“昨梦封侯今已非”。就其客观原因:一是安徽反清形势高涨,捻军和太平军遥相呼应,使清军及团练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二是各任安徽巡抚和将帅大员懦弱无能,多为庸庸者流,使李鸿章得不到有力扶持和启迪,“茫无指归”,并饱尝了封建官场中互相倾轧之苦。从主观方面讲,李鸿章儒生从戎,手中无兵无权,既缺少经验又少军事知识,“好猛进”、“浪战”,只能“号召练勇,劝借军饷”,而此中又困难重重。然而,这5年多的帮办团练生涯,却给他后来独当一面与太平军为敌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军政素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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