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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左传哀公十四年：

　　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衣伐齐三。

　　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是年，孔子已年七十一。此为孔已晚年在鲁最后发表之大政见。鲁弱齐强，孔子非不知。然若必待绝对可为之事而后为，则事之可为者稀矣。然亦非孔子绝不计事之可为与否，而仅主理言。要之陈恒必当伐，以鲁伐齐，亦非绝无可胜之理。孔子所计图者如此而止。而鲁君则必不能不先问之三家，三家各为其私，自必不肯听孔子，此在孔子亦非不知。惟孔子之在鲁，亦从大夫之后，则何可不进谠言于其君与相，而必默尔而息乎。左传载鲁为齐弱一段，论语无之，因论语只标举大义，细节谘商在所略。论语之三子告一段，则左传无之，因事既不成，史籍可略。然三家擅鲁，乃鲁政积弱关键所在。孔子苟获用于鲁，其主要施为即当由此下手，故论语于此一节必详记之也。

　　二、有关继续从事教育部分

　　孔子晚年反鲁，政治方面已非其主要意义所在，其最所属意者应为其继续对于教育事业之进行。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十一）

　　先进后进，乃指孔门弟子之前辈后辈言。孔子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出游前诸弟子为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等。其于礼乐，务其大礼，犹存淳素之风。

　　较之后辈转似朴野。其出游归来后诸弟子，如子游、子夏等为后进。于礼乐讲求愈细密，然有趋于文胜之概。孔子意，当代若复用礼乐，吾当从先进诸弟子。

　　盖孔子早年讲学，其意偏重用世。晚年讲学，其意更偏于明道。来学者受其薰染，故先进弟子更富用世精神，后进弟子更富传道精神。孔门诸弟子先后辈风气由此有异。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促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十一）

　　孔子在陈，思念在鲁之弟子。及其反鲁，又思及往年相从出游诸弟子。或已死，或离在远，皆不及门，谓不及在门墙之内，同其讲论之乐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乃编撰论语者因前两章孔子所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广大。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

　　孟子公孙丑曰：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冉、闵、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划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

　　疑辨二十一

　　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曰：“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又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在孔子前辈弟子中，宰我实亦矫然特出，决非一弱者。惟论语载宰我多不美之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窃疑于宰我为特甚。语详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宰我死齐考。

　　孔子于诸弟子中特赏颜渊。尝亲谓之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七）

　　论语记德行一科，有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而颜渊褒然为之首。此四人皆应能舍之则藏，不汲汲于进取。孔子所以更独喜颜渊，必因颜渊在用之则行一面有更高出于三人之上者。故孔子独以惟我与尔有是称之。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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