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竞雄女侠传(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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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京师大学堂　　“富国强兵”——实现这个国家目标，是战胜帝国主义国际社会的最有效方式。这一点，在作为远东小国的日本与世界最强大的英国之间平等签订同盟这一结果上，得到了印证。　　为什么中国和日本，如今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除陈天华以外，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并得出了答案。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以变法派为主流的康有为等人，过去一直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武器和军事实力无法超过西欧列强，这种认识现在却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认为“富国强兵的根本必须发展经济和开启国人心智”。他们认识到，日本的迅速强大，也正是通过教育振兴而得以实现的。梁启超曾经强调，“中国目前教育意识缺乏、人才不足的状况，归根结底源于被科举制束缚的旧制度所致”，提倡“教育救国”，“设立学校，关系到国家的振兴与变法的成功”，“让愚者变智，让弱者变强，其方法、手段都归于学校”。学校在当时被称为学堂。以前曾经提及，尽管有从小学堂升入大学堂的系列设想，但当时只在北京设有大学堂。　　设立于戊戌维新时代的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相当于设立于1877年当时日本唯一的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最初的国立综合大学，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不仅为培养近代中国，尤其是维新变法派的人才而肩负重任，同时引进日本教育制度，使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一流人才作为中国的“被雇佣外国人”，被派遣到这里担任教员。　　最初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设想，是在1896年刑部佐侍郎李端棻向光绪帝上奏由梁启超代笔起草的文章中所提及的。文中提议，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所有的各省、府、州、县内设立大、中、小学堂。梁启超在文章中充满自信地提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10年后，优秀的人才将不断涌现。如果有这样一批人才，那么无论何种政治形势都可以治理，所有的国耻都可以洗雪”。与此相应，许多有识之士的意志也开始高昂起来。1898年2月15日，光绪帝发布诏告，宣布“允许设立京师大学堂，并于现在马上设立”，命令总理衙门大臣上奏相关计划。但是，保守派的衙门大臣们却以“史无前例，很难实施”为借口，试图拖延其设立。　　4个月后的6月11日，受维新派催促的光绪帝公布了《国家目标制定诏书》，其中第一项命令，就是为各省作出榜样，立即设立京师大学堂。但在3个月后的9月21日，西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几乎全部废除了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新政策。其中，京师大学堂因“可作为培养人才之地予以保留”，才得以勉强逃过被废除的厄运。京师大学堂于同年11月开始招募学生，12月初实施考试，12月31日正式开学。　　1900年8月，由于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并占领北京。历尽千辛而得以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被沙俄、德国军队占领，作为兵营。入侵者所到之处，图书、办公用品和楼房惨遭破坏。无奈之下，学校只能关闭。　　一年零五个月后的1902年1月10日，西太后任命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令其即日发布批准学堂章程（学制）的诏告，重建大学堂并开学。张百熙，湖南长沙人，同治时期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和广东学政、内阁学士、都察院御史等职，1900年7月任工部尚书，是清廷内部顽固派（保守派）所批判的开明派。由于在戊戌政变时支持康有为，受到了留任处分（虽被罢免官职，但在4年内如没有出现任何过失，便可以复职）。　　政变平息、内政重建，而此时，清政府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匮乏的窘境。即使西太后，也感觉到其周围顽固派人士们的无能。于是，她便任命留任处分尚未期满的张百熙为刑部尚书。紧接着，又任命他为主管学政大计的管学大臣。　　张百熙在被任命后23天，即2月13日，上奏了《筹办大学堂概况（大学堂重建计划方案）》，详细阐述了京师大学堂重建与学制改革方针。　　张百熙采取了先行开学的方针，并推荐保定莲花书院院长、著名教育家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校长）。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介绍与京师大学堂相关的几位人物与秋瑾的关系。一位就是刚刚提及的吴汝纶先生，另一位是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后调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的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先生。其次，还有吴汝纶先生的侄女吴芝瑛女士、服部宇之吉先生的夫人繁子女士。两年后，受命运之线牵引，他们相遇，同时对为革命献身的秋瑾的生涯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是年，吴汝纶先生62岁，被誉为曾国藩门下安徽桐城学派中的名儒。我们曾经提及过的《天演论》的启蒙翻译家严复等人，都出自于桐城学派。　　京师大学堂的制度，仿效日本的帝国大学实行分科大学制度，即由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等单科大学组合而成。京师大学堂也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京师大学堂法学馆两个专科学校组成。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按照日本的体制，类似于帝国大学的校长，而师范馆和法学馆的总教习，则类似于文科学院、法科学院的院长。　　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吴汝纶先生的理由，是鉴于其“学问纯正、处事开明，通晓古今中外，是肩负大学堂重任之人物”。然而，吴汝纶感到，作为总教习，要使荒废的大学堂重新开学，这项具有统帅意义的工作将十分艰难，它需要超强的能力和精力。而自己年事已高，所以多次婉言拒绝，建议委任其他有能力之士。但是，张百熙却不予许可，认为能力可以克服年龄，并以78岁高龄、逝世之前尚与八国联军全力进行议和谈判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例，对其一再劝说。最后，吴汝纶实在难以推托，只得以附加条件的形式应允下来。这个条件是，在其就任之前，以“掌握专门要点”的目的，东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同时两国政府要对此给予支持。这个要求，得到张百熙的许可。于是，吴汝纶决定于6月出发赴日本考察。　　由于赴日留学生不断增加，日本政府租用地处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西洋馆和带有两间房屋的日本住宅，于3月底开设了“清国留学生会馆”。这是因为当时的清朝留学生内部出现了迫切需要一个集中组织和场所的要求，经有关人士筹办并得到清朝公使馆的援助，进而得以实现。会馆由选举产生的14名学生负责运营。他们开始是提供会议场所，召开日语学习会，之后还组织了由秋瑾指导的演说练习会以及标准话研究会等特殊学习会。此外，还进行出版、出版物销售和代售等活动。　　在同一时期，与秋瑾同乡的周树人（鲁迅），也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派遣，作为官费留学生于4月4日乘坐神户丸商船从上海来到横滨。他在东京的最初寄宿地为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接下来是顺天堂医院右侧、地处东竹町的中越馆。他开始在弘文学院学习，其后又转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　　当时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地区。这些地方都是革命家辈出的地区。尽管留学生几乎全部由官费派遣，然而其结果却与清政府培养人才的初衷适得其反，最终培养了一批革命者。　　似乎已经看透了这个结局，4月16日，出生于浙江的革命思想家、“光复会”创始人章炳麟（字太炎）在东京召集了“中华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发起大会。这里的“亡国”是指，汉族政权的明朝于1662年被满族所灭亡的事件。章炳麟因为给《革命军》作序并刊登在《苏报》上而卷入“苏报事件”，在上海的监狱里关押了三年，被释放后立即逃亡到了日本。　　留学日本的鲁迅，将太炎先生——章炳麟视为浙江同仁的前辈，并在其手下工作过。由于他们地处国外，清政府对“中华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也无法取缔，即使时任驻日公使的蔡钧也拿他们毫无办法。正因为如此，两年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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