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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


  嘉庆帝三月初七日启跸,初八日驻跸汤山行宫,兵部监印吏鲍干奏曰:“皇上所带兵部行印遗失了。”

  嘉庆帝打开盒子一看,果然里面装的是一枚车驾司的行印。

  兵部行印竟能遗失!嘉庆帝一阵心痛,差点吐出血来。待回过神后,立即谕令庄亲王绵课会同留京大臣迅速查清此案具奏。

  以前各朝何曾丢失过部堂大印!何况这兵部行印可以调动兵马、撤换人事、批发军需。嘉庆帝发过诏谕后仍然惊愕,愤怒,恼火,又感到不可思议。这又是典型的官吏懈玩渎职造成的,如不严惩,后患无穷。于是又下谕道:

  “兵部堂官未能事先预防,均有应得之咎。大学士明亮管理兵部旗务,旧有勋绩,现已年老,不能常行到署,著革去大学士并降其五级。兵部尚书戴联奎、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葵,先行摘去顶戴,俱交部严加议处,五日内具奏。”

  庄亲王绵课,留京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等接谕后急忙拘来兵部有关人员审训,首先训问兵部监印吏鲍干,因为正是鲍干在三月八日向兵部报告说行印丢的。

  鲍干供曰:

  “兵部有堂印和行印两枚。堂印留兵部,行印随皇上出巡。初七日皇上启跸,小的到库中取印时,抱起匣子,觉得极轻,心里大惊,于是打开一看,印证了我心中的怀疑:匣内空无一物,哪有大印的影子?小的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大惊之后,小的想搪塞了事,小的想:如今天下太平,皇上出巡怎能用得着行印,不如匿而不报。若今后发现行印丢失,只说这印不是我丢失的,是随皇上出巡丢失的。于是小的便不动声色,把车驾司的行印装在盒子里,携带出来。初八日,小的越想越后怕,即使没有战事,万一皇上在出巡时要撤换哪个将领,用行印却发现不在,我这隐匿不报的罪过岂不更大?于是就把丢印的事说了出来。”

  绵课等再问鲍干其他问题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又连天加夜地训问了二日,鲍干仍如是说,绵课等遂把审训结果报嘉庆帝。嘉庆看罢大怒,遂向留京王大臣谕曰:

  “据兵部奏闻,兵部行印与行在武选职防及武举关防等司印贮藏在同一大箱,存于库内。各印均为铜质,唯兵部行印及用印钥匙牌系银质。三月七日取印时,箱内铜铸各印俱在,唯有银印及银牌遗失,而贮存印信之印箱又是在库内旧稿堆上寻获的。如此,则鲍干所言纯为虚假之词,尔等应思:各印既同贮一箱,何以只将银印和银牌窃去?窃贼仓猝间哪有余暇将印箱移置高处?而银钥匙及银钥匙牌所值无几,为何一并窃取?尔等对重要关节不问,只在无关紧要处拷询,实为愚蠢!”

  绵课等接谕急讯的干,问:“谁人与你一同进库取印?”

  鲍干曰:“纪洪。”

  绵课差人急把纪洪找来,纪洪道:“小的从没有与鲍干一同去取印,与他一同去的是任丘。”

  于是又把任丘传来,任丘道:“是小的与鲍干一同取印,但那时行印确实是丢了。别的小的就不知道了。”

  绵课一直七八天连夜熬讯,鲍干、任丘再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于是绵课奏曰:“鲍干身体虚弱,未便刑求。”

  嘉庆大怒,于行营中连发数谕斥绵课、曹振镛、英和等无能。

  绵课等人想,也许审问的路子不对,于是查起其他人来,查讯了一个月,果然有了收获。把总郭定元持有盖着兵部关防的信札。提审郭定元时,郭定元供称这些信札是兵部周恩缓给他的。提审周恩缓,周又供称说,他曾与鲍干商量,盗用关防,目的未遂,便串通掌管空白札的沈文元,取来空白信札交给郭定元。

  绵课、曹振镛、英和等以为案子有了重大突破,遂把兵部信札及审讯情况奏报嘉庆帝。

  嘉庆帝接过奏报,看了看信札,气得双手直抖:“昏庸,昏庸,无能,无能……”

  随侍王大臣见他脸色铁青,不知皇上为什么生气。不一会儿,皇上道:“这郭定元所持信札上的印信,实系兵部堂印,并不是行在印信。其年月墨笔字迹,也是用印在前,书写在后,与遗失行印一事毫无关涉。此案应另立案查处,即使有关涉,对这等信札怎能看不出是堂印印信而非行在印信。”

  绵课等接到圣谕,又感到线索全无。不久皇上谕示又到,谕曰:“鲍干、周恩绶等显然是捏造谎言,其说前后矛盾,连其在库中取匣一节的供称,也明显有假,对其必须严审!”

  刑部经连日审讯,兵部堂书鲍干又称:“去年九月初三日,即皇帝行围抵京当天,已将兵部行印与知武举关防及各司行印同贮一箱入库。堂书周恩绶曾于九月十三日请领知武举关防,于当月十七日送回贮库。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请领兵部行印时,才查知印已遗失。当即派人四处寻找,库了康泳宁在旧稿案堆上将空印箱寻获。”

  嘉庆帝接到奏报中的审训结果,又是一阵气恼,这供词中的纸缨之处也太多了?分明是一篇谎供。嘉庆帝遂谕令留京王大臣等严切追问堂书周恩绶并饬知行在兵部,将上年随围的领催书役人等已来行在者,立即交行在步军统领衙门派员解部归案。

  四月初三日,嘉庆帝回到大内,审讯情形仍未见奏报。嘉庆帝谕令将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曹振镛、吏部尚书英和以及刑部堂官俱罚俸半年,各衙门所派承审此案之司员均罚俸一年。同时谕令绵课、曹振镛、英和三人四月十日起,每日必须赴刑部讯案,早去晚散,不可懈怠,若再迟延,严谴立降。

  可是十几天过去了,案子仍没有头绪。绵课自责没有审出实据,奏请处分,其实是想脱身,希图皇上能另派他人调查审讯此案。嘉庆帝当然不准另派他人审理,谕曰:“此案业经绵课等审讯多日,口供屡次更改游移,断不能另委他人审理。将来即使将伊等全行斥革,仍必令其将此案究出实情,方能卸责。今著即将绵课等先行拔去花翎,曹振镛等降为二品顶戴,仍令其加紧鞠讯,限定于五月五日之前究出正贼或起获行印。倘能如此,当立即予以开复。不然,则将于初六日降旨治罪。”

  嘉庆帝仔细思忖此案后,又下谕绵课等曰:

  “行印有正、备印匣两份。既然行印是上年秋围路上遗失,而钥匙、匙牌与行印及正印匣则必然一并失去。上年九月初三日交印时,其必是将备用印匣抵充入库的。备用印匣既无钥匙,又无银匙牌,倘事先不向鲍干嘱托照应,收贮印信之鲍干岂会接收?尔等应据此严鞠。”

  绵课等遂对书吏俞辉庭、堂书鲍干等日夜熬讯。实在熬不过去,俞辉庭、鲍干遂交待说:

  “上年皇上前往木兰秋弥,可是路上连天阴雨,诸河泛滥,遂暂停行围,提前回鉴。返京途中在宛平行宫时,行印连匣被窃。是夜,看印书吏俞辉庭睡熟,窃贼潜人,将缚于帐房中间杆上的行印连匣窃去。尔后俞辉庭用备用匣加封,贿赂嘱托堂书鲍干蒙混入库。当时,兵部当月司员庆禄、何炳彝二人受贿赂后并未开匣验视。此后,鲍干又贿赂收买了该班书役莫即戈私开库门,移动印匣,做出行印在库被窃的假象。”

  案件终于清晰,嘉庆帝诏曰:

  “思辇毂之下,尚有如此情弊,其直省地方官回护规避,久成结习,牢不可破,如盗案则匿不申详;邪教则巧为消解。视己之功名过重,以致颠倒朝廷之政事,良心何在?迨至酿成巨案,其罪又岂止于降黜?岂非避重就轻,必致避轻就重乎?”

  嘉庆帝又谕令直隶总督方受畴和直隶提督徐馄,遴选能干员弁,在古北口及巴克什营至密云一带百里内外,梭织往来,明查暗访。但此印终没有得到。

  圆明园的镜殿内,嘉庆帝躺在椅子上,已感到精疲力竭,安福揉摩着他的太阳穴,他的肩膀,他的脊背。嘉庆帝道:“朕也知道兵部行印的案子只审了一半,其余更重要的关节还没审。盗印有无险恶的目的?俞、鲍等人背后有无指使?他们索取兵部信札的目的何在?丢失印信后是否造成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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