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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七、刚直不阿的左拾遗

　　由于白居易的诗有一种拨人心弦的力量，所以人们都很爱读。时间一长，便由民间流传到宫里。唐宪宗读到他的《长恨歌》和《观刈麦》等诗后，竟也被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动了。于是下了一道诏书，于元和二年（公元897年）冬，将他召回长安，破格授予负责撰拟机要文告的翰林学士。第二年四月，又迁任左拾遗。

　　按照唐朝的官制，门下省设左拾遗六人，中书省设右拾遗六人。这些拾遗执掌供奉和谏议等职事，朝廷有大事商议，拾遗可参与廷议，直抒己见，也可直接向皇帝陈述政治得失、天下利弊，乃至应当兴废的意见。这个官职虽然职位不高，只有八品，年禄也只有39万钱，但对于白居易这位有“兼济天下”之志的人来说，是他参与朝政、施展抱负的机会。白居易对受任左拾遗很高兴，在《初授拾遗》一诗中，他把自己初受恩宠、喜不自禁的心情和无所顾忌、犯颜直谏的决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是这年四月二十八日被任命为左拾遗的。

　　五月八日，他就上了一道奏疏，向宪宗一吐衷肠：

　　“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报殊宪，但未获粉身之所耳”。表达了自己为报答宪宗的知遇之恩，宁愿粉身碎骨的决心。同时，他也恳切地向宪宗表白了自己身为谏官，负有重要的言责，义不容辞地要对“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先天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有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在白居易任左拾遗的三年间，果然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始终挺身而出，同权贵宦官等做了不妥协的斗争。

　　白居易初任左拾遗的这年夏天（元和三年四月），宪宗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科举考试，选拔直言敢谏的官吏。参加这次考试的翰林学士牛僧孺、皇甫等三人，此在“试策”中，都毫无顾忌地指责朝弊，并且胸襟坦白，慷慨陈词，很受考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赏识，因此都被列入上等。复考官翰林学士裴垍、王涯等审查考卷后，也都一致同意考官的意见。这就激怒了宦官和宰相李吉甫。他们抓住皇甫是王涯外甥这一点亲戚关系大做文章，向宪宗控诉，说考官徇私作弊。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略云：“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上。”唐宪宗不问是非，贬杨于陵为广府节度使，罢裴垍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王涯于四月十三日出翰林院，裴垍于四日二十五日出翰林院。

　　目睹李吉甫等人的无耻行径，白居易义愤填膺，遂上《论制科人状》，慷慨陈辞，力保裴垍等人：

　　“臣伏以裴垍、王涯、卢坦、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故此来情私相谓曰：此数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数人进，则必君子道长；若数人退，则必小人之道行。故卜时事之否臧，在数人之进退也！乞俯回圣览，特示宽恩，僧儒等准往例与宫，裴垍等依旧职奖用，使内外人意欢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当，以臣覆责，事涉乖宜，则臣等见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责，岂可六人同事，唯罪两人？虽圣造优容，且过朝夕。在臣惕惧，岂可苟安。敢不自陈，以待罪戾”

　　白居易的这篇《论制科人状》，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但是却未能改变唐宪宗的决定。其实制科案，不过是一条导火线，实际上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较斗。唐宪宗即位以后，很想刷新一下政治，所以提拔一些进士出身的新进分子。进士集团的人们要改革时政，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便成为抨击的对象，不只是牛僧濡、皇浦湜、李宗闵如是，其他的进士也发表过激切的言论。可是宪宗所以能做上皇帝，也多亏一些宦官的拥戴，所以他对宦官总是有些袒护。至于靠门第出身的旧官僚集团，为了保有既得权势，主张因循守旧，于是就反对过激的言论和过激的行动。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他们由于利益的一致，常常是相互勾结，共同对付进士集团。但是，这并不排除各自集团的内部分裂与矛盾。这种朋党之争，延续了四十余年，主要表现在争夺“掌权”上；这种“权力之争”，主要表现在用人的问题上。经常是党同伐异，互相贬斥、残害，甚至有的丧失了性命。总之，这种朋党之争，其实质是革新与反革新的矛盾冲突。但从表象上看，大都是为具体问题而争。白居易刚刚入朝参政，他还不深知内情，可是他实际上已经站在进士集团的一方了。

　　尽管他后来从不介入任何一方，但他还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这倒不是白居易徇私，而是因为他生性刚直，嫉恶如仇，对不合理、腐朽的现象，他自然就会站起来反对，故而，他的倾向性并不是从集团的利益出发的。

　　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王锷来朝，目的是要求个宰相头衔，白居易向来鄙视王锷的为人，已经看出他此来的目的。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即大肆搜刮民财，他利用边郡的特点，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得到的钱与两税钱一般多。他便把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其余的皆归自己。对于外国来的商船，他就没收其利，因而“家财富于公藏”。他这次来京运用钱财，广为接纳。对宦官巨款贿赂，对宪宗更是厚贡进奉。唐宪宗收了王锷的大宗财物，便想让他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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