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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


  没有一种说法对她是公正的。保卫人员出于恶意和不信任,时而强迫她先吃第一口她一片真诚为铁托做的饭菜。

  这种状况持续了6年——充满怀疑、恶意和妒忌的漫长的6个年头。但是,出于对铁托的热爱和格尽职守,这位年轻的女人耐心地坚持下来了。对她来说,铁托是党内和战时的神明,为他作出牺牲是应该的。后来,她渐渐觉得铁托也是血肉之躯,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他。在整个那段时期,她默默无闻地忍耐着——从不多说一句话,从不大惊小怪。她下定决心,如果需要,不惜毁灭自己,不惜在她向往的神明身边,日渐凋谢,不为人知晓,也得不到赏识。她之所以属于铁托,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她。

  为什么铁托要保持这种有损他的身分的关系呢?是因为约婉卡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家女儿,不足以打动人心吗?是因为结婚三次都不美满,他再也不期求从婚姻中获得幸福吗?是他想子然一身,不求任何女性吗?显然,约婉卡是遵从他的旨意的。约婉卡命运的悲剧——铁托最后同她决裂,在他85岁高龄莫名其妙地同她分居了——难道根源就在于这种的痛苦的开端吗?

  事态奇怪的变化,导致了他们的结合。1951年3月底或4月初,铁托患了急性胆囊炎。医生和最高级官员纷纷赶到乌日采大街他的别墅里探望。铁托以前就患过胆囊炎——这次必须有人监督他的饮食,尤其不能让他吃他所喜爱的熏肉。这一次,医生发现胰腺感染了。这是可能致命的。外科医生拉弗里奇从卢布尔雅那乘飞机赶来,在铁托别墅的餐室里摆起了手术台。为了检查他的肝脏,每小时要验一次血。

  兰科维奇和我偷偷溜进铁托的卧室。卡德尔也在那里。铁托躺在床上,痛得浑身直扭,时而喊叫,时而气喘。我们问了他一个在这种时候不得已而问的空洞无用的问题。他痛苦万状地顶了我们几句:“不要问我任何事情!

  太可怕了!让我一人安静一会儿!”约婉卡在楼梯上碰见了我。在忙乱中,谁也没有想到她。她含着眼泪问我:“吉多同志,会出什么事?”这是约婉卡第一次同一位政治局委员讲话。至少在我担任最高层领导职务期间,她是尊重和虚心对待这个领导集团的同志们的,我们已同医生们谈过,所以能够安慰她。当天晚些时候,同拉弗里奇大夫(他的信心使我们完全感到放心)商量了以后,我对约婉卡说,铁托的病已经控制住了。如果他的病情恶化,就要立即动手术。当他身体好转之后,终归是要动手术的!他经不起这种病再次发作了。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1951年4月19日,铁托在布莱德的一家医院里动了手术。那家医院是德国人为他们的伤员盖的,战后铁托把它接管了过来。

  在患病期间,约婉卡对铁托的关怀和护理,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同寻常、无微不至的,而且加强了两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铁托身边的那些人来说本来已经可以明显看出,现在变成公开的、自然的了。在动手术的头天夜晚,政治局委员们和医生们吃罢晚饭,在客厅里呆着聊天。铁托虽然有点担心动手术,但是似乎非常喜欢当时热烈而又不带政治色彩的气氛。约婉卡也在那里,第一次超出了充当护理这样一个虚假而又不自然的角色。他仍然显得克制、羞涩。谈话转到伟人和他们的私生活方面来了,拉弗里奇大夫或许意识到铁托和约婉卡之间的关系,故意说道:“伟人的私生活不会对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产生任何影响。”我不同意拉弗里奇大夫的话,但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表示反对,他的话鼓励和宽慰了铁托和约婉卡。

  第二天,铁托成功地动了手术。手术后,他由约婉卡和一位修女护理,没有她们,本人也是共产党员的拉弗里奇大夫,就无法对这位共产党领导动手术。

  第二年,1952年新年伊始,铁托同约婉卡结了婚。结婚时,我对铁托说:

  “你和她结婚,做得对。”他回答说:“是呀!你知道,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同年6月我和什特菲察结了婚,铁托问:“那位同志是哪个地方的人?”我笑着说:“扎果烈的。我想从你的家乡挑一位新娘。”铁托也笑着说:“你真行。”在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约婉卡第一次公开露面。她激动而又有些怯场,就像俄国小说中描写的首次参加舞会的少女一样。法国大使的夫人,一位极其媚人而又十分坦率的女士,在招待会上冲着我说:“都在这里度蜜月啦。”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它体现了1948年以后高层领导人私生活的变化,以及同西方国家代表之间关系的变化。

  那时候,约婉卡和什特菲察日渐亲密,经常互相作伴。要不是她俩之间的友谊,我本是不会了解约婉卡的。对公众来说,约婉卡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们只能从报纸上、电视上、游行检阅和官方的典礼仪式上了解她。她在这些场合,总是穿着皮大衣,浑身珠光室气。她的举止是合乎礼仪的,脸上总是露着笑容,穿的衣服也总是很华丽的。

  约婉卡很快就显得派头十足了——太爱笑,太爱打扮,太自命不凡,太过分,太过分了。

  然而,她既不蠢,也不坏。她聪明,思想有条理。同铁托结婚后,她上了一所特殊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是并不是因为老师害怕她的地位而给予她优异成绩的。她学习很用功。只有在公开场合,她才显得拘谨、不自在。她留心自己的外貌和别人对她的看法。她的农家出身,既不是有利条件,也不是不利条件。阶级出身已不再是一个问题。

  在我还是领导人的时候,约婉卡并没有卷入政治纠纷,更没有参与决策。

  她的工作范围只是料理家务,照顾她的丈夫约瑟夫。她主要考虑的是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舒舒服服。

  铁托的两个儿子不喜欢她,虽然她没有得罪他们。

  约婉卡想要孩子,但是铁托不同意。大概他觉得养孩子费力不讨好,或者是他干脆不想承担更多的义务。约婉卡只得作出牺牲。

  由于是被迫过着她本来无法获得,也没有为此作好思想准备的显赫一时的生活,约婉卡很快就拜倒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势和声望之下。她和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交朋友。据说她曾建议以铁托甚至以她自己作为拍摄电影的专门题材。

  不过,我并不相信她背着铁托参与了政治活动。当他们分居的消息宣布后,我曾试图说服外国记者,如果相信她进行了政治活动,那是荒谬的。可是,他们还是执意相信蜂起的谣传:

  约婉卡同塞尔维亚将军们密谋,她是亲苏分子,她操纵最高级官员的任免。据说她对她的贫瘠的家乡利卡被忽视而表示不快。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克罗地亚人(天主教徒)和塞尔维亚人(东正教徒)之间互相仇视,使克罗地亚境内的利卡这个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吃了苦头。人们说:“约婉卡身上的塞尔维亚血液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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