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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来我们已习惯于以另一种方式见面，共同分享为建立比较公正的新社会、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取胜而每日进行的艰苦斗争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欢乐。这次诀别使我格外悲痛，因为噩耗来得这样突然，出乎意料。”铁托给莫萨·皮雅杰的评价是“坚持到底，始终不渝”。

　　离开铁托最晚的是爱德华·卡德尔。他于1975年病逝。当时铁托正出访叙利亚。他在大马士革就卡德尔的去世发表了一番动感情的谈话。他说他与卡德尔一起工作了40年。卡德尔“一直是我国革命运动的一名士兵，一位不知道退让和喘息的毫不动摇的战士”。

　　最早与铁托分手的是密洛凡·吉拉斯。

　　50年代初，吉拉斯开始撰写文章，对党内存在的不健康现象，如官员的特权、缺乏民主等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而后来发展的势头说明，他的批判矛头对准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吉拉斯曾狂热地信仰社会主义。我们在本书第二十四章中曾经谈到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去苏联时的精神状态。他当时狂热地崇拜苏联、崇拜斯大林。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由怀疑发展到否定。他的文章很带有煽动性。铁托等曾多次对吉拉斯进行规劝。但吉拉斯决心与铁托等分道扬镶。

　　在这种情况下，铁托遂与吉拉斯分手。

　　1954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撤销吉拉斯党内外一切职务。3月，他被开除出党，后被判刑。他写了《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不完美的社会》等著作。与吉拉斯一起被清除的，还有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与他来往过密的也受到了株连。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便因此去职。

　　1966年，铁托又不得不与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分手。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直主管安全工作。后期，他的权力日益明显地扩大。到了60年代，他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卡德尔。人们认为他将成为铁托的接班人。

　　但1966年6月28日，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举行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中央委员们被从贝尔格莱德用飞机分批送到岛上，军队也进行了调动。

　　召开会议是要审查对兰科维奇的严重指控。

　　他被指控反对党的改革政策，在全国依靠国家安全体系树立个人的权势。他还被指控在党的高层领导甚至铁托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

　　卡德尔在会前向铁托证实，他发现，他的电话早已被窃听。铁托听了便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卡德尔回答说：“我以为是你干的。”这话弄得铁托哭笑不得。

　　兰科维奇被开除出党，但他避免了坐牢之苦。因为铁托不同意把自己的这位老同事投入监牢。

　　除这些事变外，铁托在国内也遇到了另外一些麻烦。最主要的是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但是，铁托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凭借自己多年来树立起来的个人权威，仍然可以牢牢地控制着局势。

　　1980年，铁托身染重病，经过两次手术、4个月的医治，终于无效。5月4日，他在卢布尔雅那病逝，享年88岁。

　　1980年5月8日，他的遗体安葬于贝尔格莱德住所的花园之内。来自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他的葬礼。代表团中有35位国家元首，3位君主，8位副总统，24位政府总理。

　　巨星殒落，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正是：

　　内栽青杨外播柳，杨柳为林风和习。
　　荡舟寻朋不辞远，悠悠千里闻莺啼。

　　第三十七章　铁托的私生活

　　七情六欲人生就，四友三朋世上存。
　　英雄纵为红颜误，圣者不因姬断魂。

　　且说铁托逝世时已年高88岁。在他去世时，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她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有关铁托私生活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这方面，他的战友、后政治上与他决裂的吉拉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现将吉拉斯的记述记录如下：

　　铁托有过四个妻子。他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妻子结了婚，同第二个和第三个妻子是同居关系。这四位妇女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对他的生活施加过任何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他的决策施加过任何影响了。

　　他于1917年或1918年在西伯利亚遇到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人们一直认为，佩拉佳亚·贝卢斯诺娃当时是16岁，比布罗兹小12岁。据说，贝卢斯诺娃长得异常漂亮。铁托所有的妻子都是漂亮的女人，而且跟他相比，她们一个比一个年轻，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

　　1920年9月，约瑟夫·布罗兹从苏联回国，陪同他回国的是他的年轻而美丽的俄国妻子。

　　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虽然对于他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南斯拉夫从未宣传过。布罗兹和贝卢斯诺娃生了3个孩子，其中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名叫扎尔科。至于他们夫妻间的关系，便一无所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对铁托来说，不管谁提到这桩婚事都使他感到很痛苦。仿佛他想从他的生活和记忆中把有关这桩婚事的一切痕迹都抹掉。

　　不管是什么原因，在铁托于1928年被捕之后，布罗兹和贝卢斯诺娃终于分居了。贝卢斯诺娃带着他们的儿子回苏联去了——对于一个丈夫已被捕的妻子来说，这样做并非不寻常。当她的丈夫仍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在俄国改嫁了，并且把他们的儿子送进了一家保育院。由于他们的儿子性格不受管束，还由于苏联的教育方法，这个儿子很不喜欢上学，变得像一个流浪儿。

　　1933年1月，布罗兹从监狱里获释后，去了莫斯科。由于党务缠身，他无法花很多时间来照料这个没人照管的孩子。

　　铁托从不说起贝卢斯诺娃。卡德尔有好几次提醒我不要谈这方面的事。

　　大战期间，当铁托得知他的儿子在保卫莫斯科时失去一条胳膊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既感到悲痛，又感到自豪。我碰巧遇到一位从莫斯科移居国外的苏联人，他了解铁托第一个妻子的情况。他对我说，铁托后来几次访问苏联时都没有见她。

　　铁托第二个妻子是赫尔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是在1937年春天铁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相遇的。赫尔塔是一个性情温柔、体态匀称的黑发女郎，她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热情。她深深地爱慕着铁托。她是一个真心诚意、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大战结束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现在她住在贝尔格莱德。尽管当她谈到铁托时隐约地流露出不满，但她从不让你忘记他是她儿子的父亲，而且从不说他一句坏话。她总是抑制自己的感情。我曾听说，在她60寿辰之际或在其他某个周年纪念日，她拒绝接受铁托授予的勋章，这是一种不寻常的高做姿态。

　　铁托于1941年春天同赫尔塔分手，当时她生了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米沙）之后正在养身体，并照看孩子。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从贝尔格莱德被派往萨格勒布参加秘密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她的名字叫达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可是在大战期间，我们都叫她兹登卡。无线电训练班是在萨格勒布的一所公寓里举办的，铁托经常去那里。他和兹登卡就是这样互相认识的。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后，铁托和政治局回到贝尔格莱德，那时兹登卡和铁托已经是形影不离了。事实上，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呆在一起。兹登卡当铁托的秘书，虽然她的组织能力不是特别强，她也不是特别勤奋。她不太勇敢，特别容易紧张和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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