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高峰跌落到东山再起
联合内阁执政已经五年，这届议会还是十年前选出的。丘吉尔 1944年10月底看到胜利在望，曾向议会发表声明，战胜德国之后立即进行议会选举。他对选举后连任首相的前景看好，他乐于利用群众对他这个战争英雄的感恩戴德之心。1945年3月去世的82岁的劳合·乔治，不就是借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时机，在1918年末举行大选，连任首相的么。工党和自由党广大没有参加政府的党员认为，如果联合政府继续执政到对日作战结束为止，丘吉尔会获取更大的政治声望，如果到那时选举，他们是难以进入政府的，因此也同意现在大选。于是决定6月15日解散议会，7月5日进行大选。
由于海外驻军的选票不能很快汇集和统计，开票日定在26日。
5月23日，丘吉尔内阁正式辞职，英王立即邀请他组织看守政府。在下届政府组成之前管理国家。丘吉尔把过渡政府的阁员扩大到16人，全是保守党内右派及追随他们的小党和无党派人士，这等于暗示了保守党战后的政治纲领。
战争后期，英国人民的思想向左转。他们从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巨大威力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合作，希望战后实行社会改革，改善生活，特别是要尽快解决因敌机轰炸造成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丘吉尔在战争时期为了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曾大肆宣扬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满足人民愿望，还成立了以工党副领袖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来研究改革方案，指示自由党的贝弗里奇起草关于改革社会保险、扩大社会服务的报告。后来这些方案和报告都被束之高阁，格林伍德还失去了内阁成员的职务。工人组织要求废除为报复1926年总罢工而通过的反工会法，要求讨论某些工业部门国有化问题，丘吉尔都借口不利于战争而拒绝审议。丘吉尔由联苏转向强烈的反苏，便是违拗了英国人民的愿望和情绪。在最后两年，不但议会很少开会，就连内阁也不起作用，一切都由丘吉尔说了算。
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工党的人超过支持保守党的人约 10%。
1944年12月，著名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发表题为《丘吉尔必须走开》的文章。文章写道：“现在俨然以英国未来元首自居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满脑子冒险思想的人。他的这些思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他似乎完全丧失头脑。过去由一帮守旧的保守党人掌权并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而使英国人饱尝屈辱，这时好斗的温斯顿走上重要岗位。
国家要斗争，而他好斗，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成了我们斗争意志的象征。这个作用已经完结……丘吉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早该下台啦。”
可是丘吉尔和保守党对选民内心动向并未觉察。保守党竞选总部认为至少可以取得56%的多数票，他们的报纸更认为得票会超过60%。连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都对莫兰勋爵（丘吉尔的医生）说：“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也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丘吉尔却自我陶醉，信心十足地等待连任首相。
在这种错误的估计下，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竞选策略，正面的施政纲领只是作为陪衬，重点放在攻击工党和大树丘吉尔的威信上去了。保守党人谴责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这正好帮了工党的忙。丘吉尔信口开河地攻击工党说：“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他甚至将工党执政和希特勒统治等同起来，断言工党政府“领导国家生活和工业机构时，将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存在的强烈不满，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这就自贬形象，把他从一个全国的领袖降为一个党派利益的维护者了。他乘坐专列和豪华汽车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为他开道：“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
与此相反，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许诺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加紧进行民用住宅建设，战后继续维护英美苏联盟。艾德礼由夫人驾驶一辆很旧的敞篷汽车，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
他举止谦和，不事张扬，耐心地倾听选民的意见，颇得选民的好感。
7月17日起，丘吉尔同杜鲁门、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研究对日作战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有关问题。会议中途暂停几天，让丘吉尔回英听取选举结果。
25日丘吉尔带着女儿玛丽飞回伦敦，临行前声明他相信会回来的，到家又美美地吃了顿“预祝胜利”的晚餐。他怀着稳操胜券的心情入睡。快要天亮时“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了一刀似地”猛醒过来，但很快又怀着失败的预感和跌倒的幻灭睡着了。
26日中午，局势已很明朗，工党将获得多数。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内当选了，但是他没料到竞选的对手得票也相当多。他的儿子伦道夫、女婿邓肯·桑兹和过度政府中一些大臣都落选了。最后结果是工党获393席，保守党只获197席，连同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213席。
丘吉尔当晚就向国王提出辞呈。国王想授予他嘉德勋章，他以此时不适合接受而婉拒。国王随即召见工党领袖艾德礼，请他组织政府。
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突然跌落，丘吉尔简直像五雷轰顶一样被击昏。参加开票日原定“庆祝胜利”午宴的库斯看见，丘吉尔得知选举结果，悲痛得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次日中午，丘吉尔召集内阁告别会后对艾登说，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和原谅英国人民在这次选举中对他的冷遇。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还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来怪罪英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但是作家哈夫纳说得好：
“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 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更不希望他去开倒车。”同时，和平时期所要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丘吉尔既不热心，也未显示出色才干。德国投降不久，他就对莫兰勋爵说：“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
丘吉尔很不甘心地搬出了唐宁街10号和契克斯，在市中心新买的海德公园门28号和恰特韦尔庄园两处私宅交替居住。这时他已71岁，但政治雄心未泯。许多人劝他退出政治舞台，在安享战争年代赢得的荣誉中度过晚年，但他不愿离开保守党领袖岗位，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反对党进行角逐。他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何为失败。他说：“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须会重新升起一样。”
当然，首先他需要休整。战争临近结束时，他参加内阁会议从安内克塞出来，疲累衰弱得不得不要由海军陆战队用椅子抬着。9月1日，他带着女儿莎拉和医生莫兰勋爵，来到北意大利科莫湖边亚历山大元帅的别墅度假，以绘画和野餐消磨时光，浏览他的战时记录，考虑写回忆录。返回英国前，又在法国南方里维埃拉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休息两周。1946年初，他向议会请假几个月，去美国旅行，在气候温暖的迈阿密和古巴哈瓦那等地流连。到这年6月，他向莫兰勋爵自夸已恢复健康和精力时举例说，他“外出吃饭，谈到夜里两点”，在回家路上，看到下议院灯光通明，他就进去：“听上半小时，接着作一次精力充沛的讲话”。几年中，尽管动过疝症手术，患过重感冒，1949年还曾患过中风，右腿右臂一度失去知觉，但都很快恢复和治愈，总的说来，健康状况良好，谈话生动活泼，滔滔不绝，吃饭、喝酒、吸烟和从前一样贪婪。
他雇用专家和助手，花了很多时间去写作六卷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尽管此书有过分炫耀自己、文过饰非倾向，给人的印象，似乎这次大战的历史，主要就是他的善良和明智战胜希特勒的凶恶和狡诈的历史。但是，此书写的事件，广泛地涉及世界五大洲，用的资料，既非常浩繁，又信实可靠，他选择和摘引官方文献，私人信件等虽有其倾向性，但绝不进行篡改。
这两方面，都是其他同类著作无与伦比的。它汇集和提供原始材料的史料价值，它以优美的文采叙述历史事件的艺术价值，高于它的历史研究价值，对普通读者很有吸引力。
丘吉尔这时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像帝王一样，既优裕又闲暇。他继续保持了绘画的爱好，还当选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年事已高，他恋恋不舍地搞了骑马和游泳的告别式，然后又以他爱好投机的个性迷上了赛马这种娱乐。
赛马的兴趣，既是承前代而来，他接过了父亲伦道夫赛马的衣帽，又直接受后辈影响，小女婿索姆斯（玛丽的丈夫）自己养马，怂恿岳父花1500英镑买了一匹名叫“殖民者第二”的灰色赛马，雇了一个专门的驯马师。“殖民者第二”在赛马中胜过13次，给丘吉尔赢了1.2万英镑。比赛时丘吉尔常常呆在赛马场上，他下的赌注十拿九稳会赢。马和马的主人都博得观众赞扬，丘吉尔十分得意。他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500英亩土地，他和索姆斯合作经营种马和短角奶牛饲养场。丘吉尔喜欢饲养金鲤鱼、澳大利亚黑天鹅等珍稀动物，他最喜爱的宠物是一头名叫“鲁菲”的棕色卷毛狮子狗。鲁菲被汽车压死后，丘吉尔很伤心，朋友又送给他一只几乎一样的鲁菲第二。
自然，他的主要目标是东山再起，改变选民们在1945年对他的判决。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同杜鲁门商量，经过精心准备之后，由杜鲁门陪同，乘坐他的专列，来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小城富尔顿，借威斯敏斯特学院讲坛，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政策的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演说吁请联合国成立维持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大国封锁制造原子弹的秘密，保存二战中的英美联合参谋部。演说的核心是煽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他向听众说：“在整个欧洲，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的里亚斯特，降下了一块铁幕。在这条界线背后，有着中欧和东欧各个古国的全部首都……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警察政府掌权，迄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这篇“著名”的演说，如一石击水，引起轩然大波，破坏了当时仍然存在的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友善气氛。它鼓吹实力政策，奠定了“冷战”的先声。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丘吉尔“实质上是站在战争贩子的立场上”。1948年10月，丘吉尔在兰达诺保守党年会上号召趁苏联尚未掌握原子武器的时机发动反苏战争。1947年3月，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将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思想采纳为政府的政策。从此美英等国联合起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1949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
丘吉尔多次访问西欧国家，接受名誉学位、荣誉公民称号、奖章和礼品。
从1945年11月在布鲁塞尔的演说开始，他先后在苏黎世、海牙、卢森堡等地多次鼓吹法德和解，成立“欧罗巴合众国”、“欧洲联邦”，希望实现英国在战后西欧的主导作用。
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贯彻了丘吉尔的上述思想。但在对待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方面要比丘吉尔开明一些。当英国在亚非的殖民地印度、缅甸等独立时，丘吉尔先是极力阻挠，后是无可奈何地哀叹：“我满怀悲伤地注视大英帝国，连同它的全部光荣，连同它为人类所曾作过的全部贡献，卡嗒作响地崩坍了。”
保守党吸取了上次大选失败的教训，决心从整顿、壮大党组织和提出建设性竞选纲领两方面加强实力。丘吉尔任命原粮食大臣伍尔顿主管党务，伍尔顿在一年内就征集到成百万新党员，限制党员向选区党组织捐款数额，使捐款者不能掌握本选区提名议员候选人的权利，这就扩大了保守党的群众基础，增加了活力。丘吉尔又任命原教育大臣巴特勒为党的研究部主任，巴特勒制定了“工业宪章”等一系列文件，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的主张。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在恢复战后经济和实行社会保险方面虽有建树但没有实现竞选时许下的某些诺言，新的工党竞选纲领已不提重要工业部门进一步国有化的主张。丘吉尔了解人民希望和平，希望同苏联友好，在竞选前夕又提出同苏联重新进行最高级会谈的主张来争取人心，让选民们忘记他的“铁幕”演说留下的坏印象。
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2月23日的大选中，保守党得票上升，工党对保守党以315票对298票的微弱多数获胜。按照惯例，由此产生的一党政府地位不稳固，需要在年内再举行一次大选。可是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工党政府在两党同意下派了一个旅参战，大选便推迟了。
工党新政府上台不久，内部矛盾加深，左派大臣比万、威尔逊辞职，财政大臣因病辞职，外交大臣因病离职，首相艾德礼也因十二指肠溃疡住院。
1951年9月下旬，英王在决定动手术切除肺癌之前，敦促艾德礼再次举行大选，以保证政治局面的稳定。
这次竞选，保守党使用了两件很得人心的新武器，一是提出对军火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二是许诺每年建造 30万所房屋以解决房荒。这届竞选第一次使用电视媒介，艾登发表电视讲话时，绘制了一张图表，表现工党政府搞军备竞赛如何导致人民生活费用迅速上涨。
10月25日公布大选结果，微弱的多数转到了保守党方面，保守党以321票对工党的295票取胜，年近77岁的丘吉尔再度担任首相。
2. 政治舞台上平淡的末场演
新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发现，由于秘密研制原子弹、氢弹，英国已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不得不决定延缓军备竞赛的步伐，将原定三年内花费的 47亿英镑军费开支延长为四年。甚至不得不削减首相和大臣的年薪，为此，丘吉尔卖掉“殖民者第二”的种马（原为赛马），将海德公园门28号租给古巴驻英大使。
1952年初，丘吉尔去华盛顿访问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以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支持美国来换取美国援助英国加强军事力量。他强调英美在主宰世界事务方面的伙伴关系：“俾斯麦曾经说过，19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两国讲同一种语言，让我们也肯定，20世纪重要的事是英美走着同一条道路。”但是美国正当大选之年，杜鲁门与丘吉尔的个人关系也不如罗斯福与丘吉尔那样亲热，英国在美国领导人的眼中已降为与法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1946年8月美国通过的拒绝向英国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决议也没有取消。
1951年丘吉尔的耳聋已经加重了。1952年1月莫兰医生说年老的首相“已经没有以往那种活动精力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吃力的”。但是这次访美，据记者报道，除了讲话比战争期间访美时缓慢一些外，依然“反应敏捷、消息灵通、思想丰富、语言生动，而且诙谐机智不减当年”。这或许是像他对铁托说的那样，“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轻”。
1952年底，北大西洋公约部从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1953年初，英王乔治六世逝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继位。3月，苏联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担任新领导。4月女王授予丘吉尔嘉德勋章①，表彰他对大英帝国的贡献，这是英国的最高奖赏。
① 嘉德勋章即大乔治勋章，比普通勋章约大两倍，最早由安娜女王赠给马尔巴罗，收回皇室后又由威廉四世赠给指挥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首相惠灵顿将军。
苏联比英国早三年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丘吉尔原定的对苏采取核威慑的设想破了产。中朝人民把美国及英国等国参加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前线采访新闻也负了伤，西方侵略者不得不乖乖地坐到了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桌旁。善于见机行事的丘吉尔改变了战略，1953年5月12日在下院发表了要求结束“冷战”的演说，以后又多次提出“希望与苏联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他所谓的“和平共处”，意在“改革强硬的俄国制度”，“通过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的文化、贸易接触，是能够实现这种改革的。”斯大林逝世后，丘吉尔想召开英、美、法、苏四国首脑会议，以便直接侦察苏联新领导的思想和意向，对苏联的实力进行摸底，设法打通“和平共处”实即“和平演变”的新路。以往罗斯福处理外交问题往往把国务卿赫尔凉在一旁，如今艾森豪威尔则让国务卿杜勒斯说了算。杜勒斯是反对召开最高级会议的。经过丘吉尔的再三说服，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西方三国1953年7月先在百慕大开一次预备性会议。
2月间，丘吉尔因中风患失语症，但很快就好了。4月一个寒冷而潮湿的日子，女王举行加冕典礼，丘吉尔穿起佩戴嘉德勋章和所有勋章的制服，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帽子，满脸快活有趣的神色，精神焕发地参加了仪式。6月23日晚宴请意大利总理后，他第三次出现中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左边身躯出现麻痹症状，嘴的左侧歪斜，口齿不清，症状缓解时仅能步履不稳地行走。此后几个月内，病情时重时轻，他边休息边治疗，画画、读小说，去当卡斯特陪同女王度周末，到法国尼斯旅行，还主持过几次内阁会议。
百慕大三国首脑会议拖到12月初举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个罗盘各自向相反的方向摆动了几乎180度，前者从二战后期坚决反苏转为现在对苏“缓和”，后者从二战后期对苏友好转为现在对苏“保留使用原子弹的权利”， 他不相信苏联在领导人更迭后政策会出现新变化。1954年丘吉尔打电报给莫洛托夫，想去莫斯科同马林科夫单独举行会谈，后因马林科夫解职，苏联提出召开32国讨论欧洲安全计划会议的建议而搁浅。
丘吉尔第二次首相任内对内对外政绩平淡，很少建树。这自然是因为他只适合于担任战时首相，同时也与他过于老迈病衰有关。保守党领导集团早就委婉地请他及早告退，让位给艾登。他一再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1951年上台时他答应只干一年，超期后又说等到女王加冕就退休，第三次推到女王巡视英联邦国家回来。中风后他曾因担心无法继续担任领导而哭泣。看来这回艾登上台的时机到来了，然而艾登也恰好这时在希腊动手术，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恢复健康。第四次丘吉尔说，等他参加完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再交权。这次延续几个月的会议结束后，丘吉尔说他还想接着进行英苏首脑会谈，为国家作最后的贡献。结果是会谈没搞成，这第五次许诺也没兑现。
几年之后，丘吉尔仍坚定地驻扎在唐宁街10号。
1953年10月初，丘吉尔在保守党马加特年会上说：“如果我暂时还不离职，还在这把年纪负此重任，原因并非我留恋高位或大权，这两者我已足矣。我之所以继续留任，是因为我感觉到，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施加某种影响，尤其是对我所最关心的问题，即建立可靠和持久的和平。”不恋权势和官职的表白自然有一定程度的真诚，但更重要的是，他不退隐也由于他自视甚高，对继任者艾登很不放心，两人常因政策问题而争吵。
岁月不饶人，丘吉尔终于认识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1954年3月他对巴特勒说：“我感到自己像一架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
11月30日，丘吉尔80大寿。除家中照例举办庆贺聚会外，议会两院也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庆祝会。大小人物共同捐资25万英镑，送给他两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和一幅他本人的画像；蛋糕直径长达3英尺，议会庆祝会用一块，家宴用另一块。
歌功颂德的庆贺已经领受，与苏联领袖的会谈没有希望，英国同美国、法国一道签订了重新武装西德的条约。丘吉尔号“飞机”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降落地点”：1955年1月5日决定辞职，艾登受命从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议赶回，准备接班组阁。
4月4日，丘吉尔在首相官邸设告别午宴。女王夫妇出席午宴，表示对丘吉尔辞职的特别关切。丘吉尔和女王互相祝酒。应邀出席宴会的有政府官员、著名的工党成员、二战期间的军事将领和亲密战友。
4月5日中午，丘吉尔主持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下午4时半，他到白金汉宫正式递交辞呈。5时许，搬出唐宁街10号前，丘吉尔举行茶会招待首相府全体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与他们话别。他向办公室每个成员赠送一枚银质V字奖章，以提醒他们记住光荣的历史，祝贺他们奔向光辉的未来。丘吉尔在他的狮子狗“鲁菲”伴随下从屋内走出，他们站在大楼前合唱《他是一个快活的好伙伴》，以尊敬的心情有节奏地拍着手掌欢送他。等在门口的群众看见丘吉尔嘴里叼着雪茄，用他那有名的V形手势向祝贺的群众打招呼，在祝福的欢呼声中走进汽车。
辞去首相，不等于完全退隐。丘吉尔是一个为政治而生的人，就像他尊敬和喜爱的音乐家哈里·劳德的一首歌 《勇往直前，走向道路的尽头》所说 的，他关心政治的热情，也勇往直前地奔流到生命的尽头。
他还是一个议员。而且以后每逢大选，他都参加竞选，争取连任了议员。
下院不只是他过去的讲坛和高视阔步的场所，也是他今天获得怀旧的温馨和喜悦的精神家园。在他身体和精神感觉良好的时候，他爱戴起助听器，拄着金头手杖走进议会，坐在过道下边政府方面席位的首席听会。自然他如今不是每会必到，更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发言参加辩论。但是，即使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倾听，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不过，身体一年年地更加虚弱了，腿脚也不灵便，他去议会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选民区有些事需要他去做，国内外敬佩者给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还要发电文和接待来访者，外交部定期送官方电报给他看，向他征询意见，因此给他特别配备了一个有才智而又勤谨耐心的秘书布朗，帮助他处理要办的公事。给已退休的首相提供这种待遇，在丘吉尔以前和以后都不曾有过。
他还继续出国访问。1956年联邦德国给他颁发“查理曼奖”，1958年戴高乐向他颁发解放十字勋章。1963年4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决议，肯尼迪总统签署批准，授予丘吉尔美国荣誉公民称号，这是美国可以授予他的最高荣誉。由于身体不堪长途旅行，丘吉尔让儿子伦道夫代表他出席白宫的仪式。
1954年他80岁寿辰时，继承了“下院之父”的荣誉称号。直到1963年5月他才最后宣布退休，不参加下次大选。1964年7月27日，他以89岁绰绰有余的高龄，还最后一次去了议会。次日，工党首相道格拉斯·霍姆提出动议，就丘吉尔对议会、国家和世界所作的贡献，表示无限赞颂和感谢，动议获得一致通过。这种专门决议是议会1814年感谢惠灵顿以来的第一次。朋友和医生怕丘吉尔过于激动，没有请他参加会议。1973年11月，新修复的议会大厦落成时，高达3.66米的丘吉尔全身雕像，威严雄壮地挺立在它的正门前。
3. 大英帝国和英王的忠实臣仆
作为英国20世纪最杰出、最显赫和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家，丘吉尔在政府和议会中的主要国务和政治活动尚不足以涵盖和展示他的全貌。他是一个多层饼式的复杂人物，从其他视角稍稍补充几个事例，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价值观、荣誉观和为人特点。
他喜欢说“英国人”，不喜欢说“不列颠人”，在潜意识中，他觉得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北爱尔兰人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属于二等公民。至于自治领和委任统治地的人民，那就更是心照不宣的下等人了。
丘吉尔一生致力于保持和扩大殖民帝国的统治，顽固地反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他在1942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作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消灭大英帝国而当首相的。”以后他一再重申这句“名言”，使它流传甚广。正是在这一年，他下令将开展和平的“不合作”运动以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尼赫鲁逮捕入狱。他同罗斯福共同制定的大西洋宪章，宣扬各国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管理本国事务的形式，可是当罗斯福表示可以让印度自治时，丘吉尔1944年12月致函艾登时竟愤怒地说：“如果美国人想要夺走他们征服的日本岛屿，就让他们夺走好啦，我们赞成……但是， ‘不准干预英帝国’，这是我们的金科玉律。” 直到1947年英国实行“印、巴分治”，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独立以后，丘吉尔还宣称这两个国家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掌握政权的地步，反对工党政府把南亚次大陆政权交给“稻草人”。
他极爱用“英语民族”这个概念，经常炫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优越感。他的外交政策长期稳定的首要目标是英美联盟称霸世界。当英国失去世界头等大国的地位以后，丘吉尔便以他的世界政策思想去游说和影响美国人，企图鼓动美国作为盟主带头采取行动。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刚刚赢得选举，还没有正式就职，丘吉尔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美国，住在银行家朋友巴鲁克公寓中，去艾森豪威尔设在纽约的竞选总部拜访他，鼓吹“从朝鲜到吉库尤，从吉库尤到加来”建立英美联合阵线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原生质是无性的，然后分裂成两性，到了适当的时候，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结合起来，使双方都得到好处并感到满意；英国和美国的事情也应该如此。艾森豪威尔则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胜于英美双方结盟，以免引起其他国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弹，他在日记中说，不打算在这方面尾随丘吉尔这个老魔术师。
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7世纪的革命中就夺取了政权，但是英国一直保留了国王和王室。英国王权实际上已空无所有，但它依旧保持它的外壳。英王是英国国家元首，一切最重要的大典要由英王来主持，外国元首访英要由英王在白金汉宫招待，赠予封号和勋章要由英王在政府拟定名单的基础上来行使奖励权，首相要就某些事务同英王进行磋商，虽然决定权仍在首相和内阁。
这种继承传统的形式上的权力代代相传，王冠牢牢戴在国王头上，既象征又加强着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英王还是英联邦的元首，英王和王室成员对英联邦几十个成员国经常进行正式访问，起着维系这一松散组织的团结的作用。
丘吉尔在世纪初当选议员以来，先后经历了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六位君王。他对所有这些国王都恭谨崇敬，以溢美之辞大加颂扬，堪称国王陛下忠实的臣仆。
1936年12月爱德华八世即位不久，预定在1937年春举行加冕典礼，英国突然爆发了一场宪政危机。他当时41岁，还是个单身汉，赞赏德国的制度。
他同热恋中的沃莉丝·辛普森夫人在公开场所露面，被大主教在报刊曝光，引起全国轩然大波并轰动全球。因为按照惯例，英国的国王、王储是只能与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互通婚姻的，而辛普森夫人是美国平民且已婚两次，这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是有损王室和国家尊严的。鲍尔温首相明示国王，如果他要同辛普森夫人结婚，就可能意味着需要退位。早在1910年，在宣布爱德华八世为威尔士亲王而举行的庆典上，丘吉尔作为内政大臣站在他的身边，此后他们两人一直保持友好情谊。丘吉尔认为王子英姿焕发，干练多才，是所有青年的光辉榜样，还在演说技巧方面对他给予指点。国王的法律顾问曾于6月间就辛普森夫人事同丘吉尔磋商，丘吉尔建议辛普森夫人不要同她第二个丈夫离婚，在正式场合不要以国王伴侣身份露面，以便继续保持现有关系而避免麻烦。但是国王在辛普森夫人离婚后执意要同她结婚，如果江山和美人不能兼得时宁可退位。鲍尔温要求将此事进行紧急处置，交议会辩论。
丘吉尔认为忠于国王是天经地义，对国王私生活不应干涉，退一步说对于退位之事也不该逼得太紧，可以搁置一阵再决定。但是英国各党派、所有议员和海外自治领首领一致认为，国王既然把个人幸福放在履行国家职责之上，那就应该马上退位，以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客人发现他呆在家里“沉默不语和焦躁不安，眼睛盯着墙角发愣”，像一条快要生病的狗。爱德华八世退位后被封为温莎公爵，丘吉尔继续为他辩护。1937年初，他说服美国富有的女演员埃莉奥特，将她在法国戛纳湾边的城堡提供给温莎公爵，让他们在流浪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安顿下来。辛普森夫人是德国情报人员，定居法国后他们夫妇经常把法国防备透露给德军。丘吉尔后来对此有所觉察，在他担任首相后，于1940年把温莎公爵派往美洲的巴哈马群岛担任总督；如果不去，就将他交军事法庭，以后又派他改任百慕大群岛总督。
英王乔治六世1952年病故，丘吉尔发表纪念广播：“在最后几个月里，陛下与死亡同行，死亡就好像他的同伴、熟人；他对死并不恐惧，最后，死亡像朋友一样来临了。”在政府献到墓地的花环上，有出自丘吉尔手书的铭文——“英勇”。
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丘吉尔以激动得发颤的声音祈求和颂扬：“上帝保佑女王。”77岁高龄的首相朝觐25岁的年轻女王，丘吉尔没有丝毫的尴尬和勉强。他对美丽、平易、端庄的女王始终保持发自内心的敬爱。他谨守传统，每周星期二晚上进宫同女王商量国事，向她汇报工作和征询意见。这种会见和谈话按规矩是绝对保密并且不作任何记录的，但是人们发现，丘吉尔每次会见女王的时间都特别长，远远不止通常的一小时，可见两人相处之融洽。他把女王笑容满面地前去主持她的第一次会议开幕式的照片，用特制的镜框镶起来，挂在他恰特韦尔住宅的床头。每当他被请到赛马会上的皇家包厢里就座，或应邀到温莎和巴尔莫勒尔行宫去谒见女王，他都欢欣若狂。他不厌其烦地称赞“她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巴鲁克谈论前景暗淡的英国仅存的财富时，丘吉尔强调指出，女王是英国首屈一指的最大财富。每当女王和丈夫爱丁堡公爵去英联邦各国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女王都亲笔给丘吉尔写信；而丘吉尔这时写字已很费劲，但仍然在口授复信上亲笔签名后才发出，他还担心这样做不够礼貌和殷勤。他热切地盼望着女王访问归来，甚至坚持登上“大不列颠”号到远离港口的海面上去迎接她。
在丘吉尔辞去首相的宴会上，他向伊丽莎白女王祝酒，女王也举起酒杯为丘吉尔干杯，打破了只为英王干杯，英王从不为首相祝酒的传统。只是有一件事，丘吉尔没有领受女王的恩赐。女王打算给他加封伦敦公爵的称号，对王室以外的人封公爵，这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殊荣。丘吉尔对此不是不动心，但是封了贵族就要进上议院，别人对他就要称呼贵族的封号，他宁愿死在他心爱的下议院，他更珍惜自己的姓名。
4. 生命之光慢慢暗淡和熄灭
丘吉尔最后十年，大部分时间在恰特韦尔庄园度过，有时住在市区海德公园门28号，前几年每年都要到法国南方去住一段时间。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抓紧时间把二战前已写好大部分草稿的四卷《英语民族史》完成，陆续整理出版。他的兴趣只在战争和政治方面，写到社会经济生活就无话可说，甚至对肇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也只以寥寥几页草草带过。此外，儿子将他1953—1959年的讲演编辑出版，题为《不成文的同盟》，这最后一个演讲集，突出了他关于英美联合的思想。
卸下首相职务后，丘吉尔立刻偕妻子和林德曼教授去西西里度假。林德曼作为英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建人，深深地感到在科技竞争中英国远远落后于美国，便提议创办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那样的理工大学，并认为技术专家应接受人文科学的积极影响。丘吉尔赞同他的意见，开始让秘书以他的名义募集资金，建立剑桥丘吉尔学院。1958年丘吉尔在主持学院理事会时，提出要平等地接受女子入学，当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丘吉尔本来歧视妇女的思想很严重，但二战中英国妇女重要的贡献，妻子和女儿莎拉、玛丽的社会活动才干，都教育他转变了观念。由于筹资困难，学院到1961年才奠基，1964年才正式开始第一期工程，直到70年代规模仍很小。
丘吉尔很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写书，但毕竟脑力不济，记忆减退，力不从心，只好作罢。他仍然浏览每日重要报纸，读历史书，看小说，在外出旅行时画画。他特别爱看有关二战的回忆录，从这些书里寻找他一生的高潮，重温他作为伟大国务活动家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他每周要收到几百封信，专门有两个女秘书给他处理个人信件。此外，还有几个生活服务人员为他操持家务、照料饮食。
丘吉尔生命的光辉渐渐地暗淡下去，除了客人来访同他谈起政治问题能够暂时激起他的热情外，只有法国南方的生活能增加他的活力。地中海沿岸美丽的景色丰富了他的艺术想象力，他在那里画画、休息和交友，间或也去蒙特卡罗①玩轮盘赌。比弗布鲁克、美国女演员埃利奥特和他的著作的译者、版权代理人匈牙利人雷韦斯，都提供自己的别墅给丘吉尔使用。1958年，他全家在比弗布鲁克的别墅中庆祝他的金婚纪念日。
① 蒙特卡罗是法意边境濒临地中海的摩纳哥公园城市，气候温和，风景优美，是世界闻名的赌城。
1959年，丘吉尔有了一位百万富翁的新交，不知他以什么魅力拨动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友情琴弦。船王有艘大型豪华游艇“克里斯迪纳”号停泊在法国里维埃拉，他邀丘吉尔全家登船出游，每日供奉美酒佳肴和各种舒适的服务，令贪图美食等生活享受的丘吉尔十分开心。1959—1963年丘吉尔有几次乘游艇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西印度群岛和纽约。船王就在这艘船上控制他庞大的商业帝国，其中包括蒙特卡罗的巴黎大饭店，丘吉尔也常应邀长住其中。
85岁以后，丘吉尔感到他的体力越来越差，他佝偻着背，腿脚乏力，耳聋严重，尤其使他伤心的是他已很难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再也无法提出什么创见了。他的活动大受限制，常常靠玩纸牌和看电影来消磨时光。亲朋故友一个个病逝，丘吉尔感到悲伤和寂寞。他玩牌也技巧衰退，注意力难集中，经常出错牌，难得的是布朗秘书和妻子的堂姐亨利却极具耐心地陪着他一连玩上几小时。他的战友蒙哥马利元帅十几次前来恰特韦尔与丘吉尔做伴、聊天和互相安慰，两颗绚丽之星在宁静的黄昏中放射出照耀对方的光辉。
轻度中风复发三次：1959年6月、1960年6月和10月。跌倒两次：1960年11月在住宅地上跌断背骨，三周后就能下床；1962年夏在蒙特卡罗摔伤胯骨，上石膏后飞机接回伦敦做接骨手术，又是三周后就能下床自由行走。
垂暮之年，接连经受如此严重的病伤，不仅性命无虞，还能神奇地迅速恢复，生命力之顽强让人叹为观止！
1964年11月底，丘吉尔迎来了90华诞。这天，他穿着按战时式样缝制的古怪服装，站在住所二楼的窗口边，向聚集在家门口附近的祝寿人群挥手致谢。由于体力不支，打不起精神，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天他收到6万封贺信、贺电和许多贺礼，包括女王送来的鲜花，他躺在床上接受了新首相威尔逊转达的工党内阁的祝愿，晚上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英国广播电视台祝贺他90大寿的特别节目。
从当天照片看，他已十分衰老，他的眼睛失掉了以往闪耀的那种智慧、意志和刚毅的目光。时间夺走了这一切。而他向时间夺取得更多，早几年他就详细安排了自己的葬礼仪式，并以《葬仪手册》为题作了书面记载。早在20年前，当他接连患肺炎和出现心脏病症状时，根据莫兰医生关于丘吉尔活不长的预测，伦敦一家新闻电影公司就授权组织一个准备摄制丘吉尔葬礼文献纪录片的小组，现在这个小组的三名摄影师已不在人世。
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向命运挑战。他又取得一个新的胜利：坚韧地跨进了1965年。
1月9日，丘吉尔得了感冒。晚上，他第一次拒绝吸烟和喝白兰地。他曾在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的蒙哥马利面前夸口说：“我既喝酒，又抽烟，所以200%健康。”如此自信和倔强的人，十年前对烟酒已经严格地限量了，现在进一步“拒绝”，可见生命已非同寻常地跨向了极限的门槛。次日躺在床上没有食欲，神志不清。第三天会诊发现再次中风。15日，因脑血栓而昏迷。
开始逐日发布病情公告。
接连十多天卧床不起。子女亲属纷纷赶回家门。记者和市民在门前屋后拥塞不堪，80多岁的莫兰无法招架，干脆把临街宣布的病情公告送到通讯社。内阁和议会改变和暂停了原定的日程。
最后，终于熬到了1月24日，正是父亲70年前去世的同一天，丘吉尔的呼吸缓慢而吃力起来。早上刚过8点，他心安神怡地辞世远行了。
这个天空飘洒细细冷雨的星期天，800万伦敦市民早饭比平日吃得晚，他们从电台的临时广播里默默地收听丘吉尔逝世的消息。电台又播放起丘吉尔出任战时首相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说的部分录音：“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和辛劳，眼泪和汗水。……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这雄壮、坚强的声音把人们带回25年前那危急和拼搏的岁月。播完录音，电波中又传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它让人们回忆起二战期间，在这象征胜利的乐曲鼓舞下，领袖和人民共同奋战的壮丽情景。
议会大厦的英国国旗降了半旗，教堂都鸣响着吊丧的钟声。伦敦上空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不动了。只有丘吉尔家门口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行人和车辆，把路都快堵塞了。
“温斯顿·丘吉尔阁下亲手创造并谱写了历史。”威尔逊首相在灵前喃喃地说。历史和人心全面地记载着杰出人物的功绩和过失，但当伟人辞世的时刻，人们本能地只想起他的优良品质和卓越贡献。
1947年，丘吉尔当着医生的面告诉他的妻子，他希望像军人那样安葬他。现在他如愿以偿。
1月27日，他的灵柩安放在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大厅，用红色地毯铺盖的四层台阶的中央高台上，人民前来向他告别。台阶四角站着四名海军军官，他们身穿海军服，手持军刀，垂首而立。灵柩前方两名女军官，身穿军服，头戴军帽，一动不动地静立着。议长和三个政党领袖们以及四名参谋长（三军参谋长加上1964年任命的国防参谋长）都先后替换军人轮流守灵。32万公民前来瞻仰遗容，向他表达最后的敬意。
七年前，女王建议，麦克米伦内阁决定，为丘吉尔举行国葬。非国家元首而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只有两次，1853年为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将军，1898年为大政治家格莱斯顿首相。
1月30日，丘吉尔国葬日。伦敦上空笼罩着一片阴云，寒风刺骨。只为英王葬仪使用过的一辆炮车，载着覆盖英国国旗和压着嘉德勋章的灵柩。长达1.6公里的3500人的送葬队伍以1分钟65步的速度缓缓前进。三军乐队轮流吹奏贝多芬和肖邦的送葬曲。一分钟发射一发的吊丧礼炮响彻冬日的天空。
灵车从威斯敏斯特大厅出发，穿过议会广场，经过白金汉宫，沿斯特拉斯街上芦加特山，来到圣保罗大教堂，伊丽莎白女王和各国元首、首脑等贵宾等候在这里。隆重的仪式由合唱圣诗和奏哀乐开始，接着大主教做祈祷，大家垂首默哀，以唱丘吉尔喜欢的《共和战歌》结束。
午后，灵柩又装上炮车，来到伦敦塔旁的栈桥，再抬上游艇。游艇离开码头，鸣礼炮19响，空军喷气式飞机以分列式掠空而过。游艇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在滑铁卢车站登岸。灵柩被送上由“不列颠战役”号改装的“温斯顿·丘吉尔”号特别列车，载运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车站，安葬在故乡伍德斯托克旁边的布赖顿教堂墓地，同他的父母和弟弟长眠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