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只是用浩瀚的典籍使学术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赢得德国的、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赞成我们的主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马克思同恩格斯说，他不再只是在书斋里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书生式的科学家，他尽可能广泛同工人们在一起。
他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中听到了许多对于他的科学著作有益的东西，无产阶级对于现行法律和劳动关系的不满给了他很多启发，工人们的正义的愤怒，不断地给予他从事工作的新力量。
他也注意研究普鲁士的情况。1845年至1847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谷物歉收使普鲁士发生了饥荒，工人们的工资仅仅可以在贫困中维持生存。
普鲁士的工商业虽然近年来有了良好的发展，可是它的资产阶级却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廉价的英国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和布匹把德国的工业产品排挤出自己的民族市场。
政府的处境也很困难，它需要资金维持自己的统治，见工人身上榨不出油就直接压迫资产阶级。八个省的地方议会代表被国王召集到柏林举行一次共同会议——联合邦议会，以便通过决议，募捐债款。
但资产阶级却不同意给国王以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的让步。前《莱茵报》的主要股东、工厂主汉泽曼公开宣称：“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情面可讲。”
因为国王的要求遭到了议会的拒绝，邦议会便被迫解散了。
恩格斯去了巴黎通讯社组织工作，就此也给马克思写信道：“事情已经很明白，资产阶级从愚蠢的国王、腐朽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手里夺取政府力量，借以巩固自己的时刻已经明显地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同时意识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到来。
他们注意同革命团体和组织、同英国宪章运动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取得广泛联系，马克思当选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他们影响着《正义者同盟》，而又确实不干预同盟内部的事务。
这个时候，《正义者同盟》已经认识到它本身政治上的不足，便于1847年1月20日派遣同盟的一位重要代表莫尔来找马克思。
“我是代表我们的盟员来的。”他比平常略略谦虚地说：“我们深信你的见解的正确，也同样深信有必要使同盟从旧的、密谋的传统的作风和形势中解放出来，如果您加入同盟事务的领导，您就有机会在同盟大会上把您的批判性的共产主义写进一个宣言中去，这个宣言将作为同盟的正式宣言公布，然后我们也促进用一个新的、合乎时代和目的的组织去代替同盟的旧组织。”
马克思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写信给正在巴黎逗留的恩格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伦敦位于泰晤士河畔，是座有无数街道和许多桥梁的喧嚣的城市。
伦敦议院尖塔上大钟的深沉钟声，从隐约可见的钟塔传到大街，越过泰晤士河河西。
5月初的一天，深沉的钟声中，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从巴黎赶来这里正召开的正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
威廉·沃尔弗是代表马克思所在的布鲁塞尔支部来的，马克思因家庭经济上的困难而免去这趟旅行，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一再写信告诉恩格斯，“有你们俩去参加了会议，我就什么都放心了！”
大会之前，当他们还在伦敦大街上一道赶路的时候，恩格斯对威廉说：“必须抛弃那些隐蔽活动时代就形成的神秘作风，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一点，我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以这个形式写进章程的第一条里去！”
威廉这时也是马克思忠实的合作者，他点头表示同意，“用不着操心，就我们所理解的同盟盟员的心情，我们是不会有困难的，他们早就看出马克思是正确的。”
恩格斯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了新的章程，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进行了选举，并且规定对那些搞阴谋诡计企图置同盟于其独裁之下的人，随时撤销其代表资格，新章程提交各个支部审核、讨论，以便在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次改组同盟和讨论制订新的章程已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抓紧了《哲学的贫困》脱稿，有力地回击了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观点。
7月初，《哲学的贫困》正式出版。
7月27日，恩格斯从巴黎赶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问题。
8月5日，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
终于，1847年11月的最后几天里，马克思在思想上和经费上都有了较充足的准备，他和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们请马克思在代表大会上亲自阐述他的新理论。
持续10天的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
《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论战性的著作，在学术界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引起很大的震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代表们重托，负责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
12月天气沉闷而阴黯，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风暴袭击了比利时全境，随后伴之而来的常常是大雨。
连日来，29岁的马克思又从不间断地坐在写字台旁写作。马克思一直在重新而详尽地思考纲领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用热情的文句第一次广泛地阐述他的学说。
宣言的段落安排虽是已经写在纸上，但在他开始起草之前，还是动用他那熟谙的科学的基本知识去审核和权衡一切。他写信给再度留居巴黎的恩格斯，告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
过了一些时候，他收到了回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回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
马克思于次日早上动笔起草，当晚写完了《共产党宣言》的导言“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
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客和教会、资本家和地主，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进行露骨的煽动，对这些煽动和谎言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马克思公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的目的、见解和企图。
紧接着的一章则具有普遍的规律性，按照一定规律演进的社会发展史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考虑本国特点的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这种思想贯穿在直到那个结束语的整个篇幅里，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旧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1846年开始，马克思注意走出书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直接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召集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问题，会议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参加者讨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事宜。
“凡是献身于改造劳动事业的人，必须了解彼此的观点，并制订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来研究理论问题的后继人的旗帜……”恩格斯谈了出版的目的和意义。
这时，魏特林这个德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却直言不讳地插了进来。他要求出版他的空想体系及其他一些教学方面包括新的语法书籍。
魏特林很快发现马克思的一对眼睛从黑脸、黑头发、黑胡须的地方射出两道谴责的光柱来：“魏特林，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
魏特林裁缝工人出身，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受“正义者同盟”委托，他写作和出版了《人类的现状和未来》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盟员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他死抱住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不放，又发展到不顾工人运动宣传发动的大局，还堂而皇之地为自己解脱。
他不是要创立新的理论纲领，而是要采用一种更有效的办法，像法国的经验所提供的那样，使工人们看清自己的可怕处境，识别执政者和各种组织对他们的一切不公平的言论，不要轻信后者的任何诺言，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社团。
魏特林用回忆过去从各地寄来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
“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马克思听到他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子上的灯震得摇晃。
5月11日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会上，马克思就克利盖的错误思想起草了《反克利盖通告》，会上通过时只有魏特林一个人投反对票。
马克思在《反克利盖通告》中指出，克利盖在《人民论坛报》上所宣传的观点不是共产主义。他所表现出来的倾向，采取幼稚而又夸张的方式，大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欧洲和美洲的声誉。他以“共产主义”名义所宣传的伤感主义梦呓，如果被工人阶级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不久，这个坚持以爱情为基础、洋溢着情爱的、充满温情的共产主义的报刊被迫停刊，克利盖和魏特林的那些拥护者在盟员中的威信大大下降。
1847年9月27日，布鲁塞尔成立“德意志工人协会”。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区部以后，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工作。马克思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欧洲各国反动派。因此，他十分关心欧洲各国民主派的活动，并与英、法、德和瑞士等国的民主派建立了联系。
成立协会的当天，马克思因特殊情况未能出席大会，然而，会员们选举了马克思担任了副主席，由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吕西安·若特兰担任主席。
欧洲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马克思开始登上向工人群众演讲的舞台。
他的《关心自由贸易的演说》、《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在布鲁塞尔工人运动中先声夺人，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这位29岁的黑胡子出台演讲，场场爆满。演讲中，那种恰到好处的仰头、眯眼、抖须的细微动作和那铿锵雷霆般震得长发煽动——犹如山鹰展翅，更为其独到的见解推波助澜……
台下的心潮澎湃，经久不息，有些工人竟然乐意让人骑在自己的肩膀上，让自己头上的人唤出自己的心声——
“我的亲爱的！马克思老爹！”
“说出了我们要说的话！”
“卡尔老爹！你才是我们工人的老爹！”“……”
于是，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以其形似和神似的“马克思老爹”从布鲁塞尔的工人运动中传播开去……
当时，共产主义通讯社（同盟）中央委员会在英国伦敦，马克思因政治流亡者的约束，他还只领导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而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却事先要听取布鲁塞尔区部的意见。
1847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在11月29日如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便正式通过同盟章程和纲领，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第一次代表大会取得的成果，当时在同盟的不少支部中，特别是在瑞士和德国，宗派主义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同盟中央的纲领。同盟中央预计到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宗派主义分子会制造危机，会发生激烈斗争，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在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给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信中说：“如果马克思能出席大会，我们真是高兴已极，我们将尽力减轻你的费用负担，请你们尽力而为，如果克服了这次危机，我们将取得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这次大会最终确定同盟的纲领和有关事宜，恩格斯还受巴黎盟员的委托，并拟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11月间，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由布鲁塞尔区部和巴黎区部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这两位战友约定在赴伦敦途中，先在比利时海岸城市奥斯坦德会晤。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商讨有关事情；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11月27日，他们在奥斯坦德“王冠饭店”会面，详细讨论了大会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天他们一起横渡海峡，前往伦敦。
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代表。英国宪章派的左翼领袖哈尼和琼斯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经过讨论，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这个章程比起草案更精确地体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同盟的目的，草案中规定是：“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正式通过的章程则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对草案中的“盟员的条件”也作了重大修改，规定盟员必须承认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要有革命毅力进行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秘密，不得参加反共产主义的团体。这些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自己成员的严格要求。章程的这些重要改进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盟的纲领。这个议题占去大会的大部分时间。马克思以其渊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论据，系统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对形形色色的冒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会上尽管有激烈的争论，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纲领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完全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信服马克思的理论，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理论。最后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工作。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历史舞台，恩格斯在后来的总结说：“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有赖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宣言》在伦敦利物浦大街46号“比索普门”印刷厂里印刷，一个23页的小册子于2月24日问世。
《宣言》好似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它犹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航道。《宣言》出版立即受到热烈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芒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说：“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种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宣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它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基本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执行过历史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判决。资产阶级社会曾经像巫师那样用法术创造出庞大的生产力，而现在却无法驾驭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成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桎梏必须炸毁，如同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那样，资本主义必将为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执行历史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判决的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动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是社会的最下层，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保护，它只有“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才能翻身得解放。它只有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最后“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还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把无产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组织在自己的队伍中，它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最觉悟的部分。他们还规定了党的最近的目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任务，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他们还强调指出，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领域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而且必须在精神领域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像太阳、月亮从欧亚大陆的西部跳出了地平线，劳动人民从漫长黑夜中见到了光明，看清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于是，国际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有了行动指南。
这本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写上了为之奋斗的旗帜，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的战斗在“宣言”的诞生地拉开了血红的序幕。
第一次印刷的《共产党宣言》刚刚发行。
1848年2月下旬的一天。
马克思旗样舞动一张报纸，高兴地来到燕妮面前，这是一份巴黎律师赖德律——洛兰自费出版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报纸。
《改良报》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马克思激动地说：“我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抨击过的一位最恶劣的警犬大臣基佐被推翻了！愤怒的工人、学生和小市民举行了起义，国民卫队拒绝效忠国王路易·菲力浦，参加了起义。工人们武装起来，释放了犯人，筑起了市街栅寨，与国王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被枪杀，人民举起火把向遇难者致敬，号召武装起来！”
巴黎大街上的人民在高呼“ViveLa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
“改革万岁！”和《马赛曲》的沸腾声就像一阵阵潮水从马克思的耳际飞过。
马克思在弹簧矮椅上坐下，让燕妮读报的时候，他在想象着未来的一切，大部分的资产阶级，首先是工厂主反对1830年的“六月王朝”，反对银行家的统治。他们要求扩大选举权，参加政府。
马克思自己问自己：“那么德国呢？这个不幸的国家，它不统一，四分五裂，政治和经济被束缚，处于瘫痪，还一直处在诸侯的羁绊下。”
“普鲁士的工人将会照巴黎工人的样子做！”他满怀信心地说，“啊，燕妮，要是我现在在巴黎多好啊！”
过了几天，人们知道巴黎的工人们摧毁了国会、兵营和土伊勒里宫。国王逃到英国，他的宝座被当街焚毁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
巴黎事变使马克思非常激动，他和他的战友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见到有朝一日人民群众将坚决行动起来，并开始摇撼反动秩序的支柱。
“这一天已经到来！”
“革命的暴风雨已经来临！”
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几乎已席卷了整个欧洲。
法国、德国、匈牙利、波兰、捷克、意大利、英国和爱尔兰等地都开始点燃了战火。
马克思也亲身沐浴着急风暴雨。正当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谈判时，国王把军队集结在首都周围，人民群众敢于徒手同反动武装交锋。比利时政府特别致力于向住在布鲁塞尔的外国人主要是德国工人和政治流亡者进行挑衅，不分青红皂白把威廉·沃尔弗逮捕，肆意虐待，驱逐出境。
面对革命的大风暴，在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都和比利时的民主派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行动。
几天前，马克思才从父亲的遗产里获取一笔巨款，马克思和燕妮立刻拿出几千法郎去武装布鲁塞尔徒手参战的工人。尽管他们经历了多年穷困生活之后才刚刚有希望在物质上得到一些保障，却毫不犹豫地将个人的利益服从了革命运动的需要。
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鉴于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也移交给布鲁塞尔区部，以便及时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于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直接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进一步积极开展活动，组织发动群众，迎接日益逼近的革命风暴。
民主协会由过去每周一次集会改为天天集会，并通过决议要求市政当局建立一支有工人和手工业者参加的武装力量。
2月28日，民主协会给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出贺信，祝贺法兰西民族完成的功绩，并感谢它对人类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3月1日，法国临时政府委员斐迪南·弗洛孔以法国人民的名义邀请马克思去巴黎，他在来信中说：“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敞开着大门！”这正符合马克思的心愿，马克思早就渴望奔赴革命斗争的中心地了。
就在马克思接到这一邀请函的3月3日同一天傍晚，比利时警察当局通令把马克思在24小时内驱逐出境。
当夜，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马克思家召集紧急会议，会议委托马克思到巴黎去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会议刚散，警察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