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托尔斯泰已决定关闭他创办的学校和杂志了。他不能长期沉湎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管理事务中。结果，他又开始文学创作了。
1863年2月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3月中篇小说《波利库什卡》发表。《哥萨克》受到文学界尤其是费特和屠格涅夫的好评，使托尔斯泰颇受鼓舞。这不能不对托尔斯泰走向《战争与和平》的创作起一种推动作用。
这时，他的精神状态也对他创作《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篇巨制颇为有利。1863年秋，他给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的信里说：“我已经是个有妻室并且做了父亲的人。我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而且我对这种境况已经十分习惯。……这种情况为我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智力，甚至整个精神力量，能这样任意驰骋，这样有利于工作。”
1860年，他在国外游历时曾遇到过他的同外曾祖父的姑舅兄弟、从西伯利亚被赦免回来的著名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同沃尔孔斯基的长谈使他产生了写一部描写十二月党人的小说的想法。1861年3月26日，他从布鲁塞尔写信给赫尔岑说：“我四个月前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十二月党人。我本想同您谈谈此事，可是没来得及。我写的这个十二月党人应是一个狂热者、神秘主义者、基督徒，1856年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回到了俄罗斯。他用严厉的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新俄罗斯。这种题材是否适合时宜，请把您的看法告诉我。我给屠格涅夫读了开头；最初几章受到了赞扬。”这部小说只写了三章就放下了。
1863年重新动手写下去，结果便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开头部分共有15种草稿。最初一份草稿的标题是《三个时期》。这时他想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三部曲（即1812年，1825年和1856年）。这个开头他放弃了。开头部分第十二稿题目是《从1805年到1814年。列·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1805年。第一部》。从这一稿开始，托尔斯泰才形成这样一个想法：写一部俄国同拿破仑交战时期的历史小说。预计要写几部，第一部叫《1805年》。后来又写了三稿。
第十五稿才是我们现在读到的《战争与和平》的开头。
关于一再改写的原因，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一个序言草稿里讲得很清楚。开始时，他认为写十二月党人只写他们1856年从流放地回来不行，因为他们是1825年12月起义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所以应当从1825年写起。这样，他就把1856年那个开头撂下，回头去写1825年。在写作过程中，为了理解十二月党人，只写1825年起义也不行，必须从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开始写。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正赶上1812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接受了新思想，认识到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腐朽没落，才开始建立秘密组织，并在1825年发动了推翻沙皇专制的十二月起义。要写十二月党人的青年时代，便必须写1812年战争。于是托尔斯泰便又把已开始写的部分撂下，再回头去写1812年。而1812年战争是以俄国胜利告终的。在这之前，俄国1805年同法国作战中曾遭受过失败，托尔斯泰在写作过程中觉得只写1812年的胜利，不写1805年的失败，问心有愧。而且他还认为，“如果我们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是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时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这样，他就决定从1805年写起。这时他的想法已经同开始写作时大不相同了。他说：
“这时我决意已不只让一个，而是让我的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1805、1807、1812、1825、1856年历史事件。”
从开头的15种草稿来看，一再改写的原因，除了托尔斯泰在上边讲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托尔斯泰开宗明义就想使读者对故事开始时的时代背景——俄国社会情况和军政形势有个了解，同时向读者介绍参加未来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除了第七稿外，都是选定上流社会人士集会作为开头，因为这种集会可以使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物围绕当时一些迫切政治问题表明各自的态度，从而揭示主要人物的观点、立场，同时使读者对故事开始时的国内形势有所了解。然而在集会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作者也是煞费苦心的。集会时间，开始选择过1811年，后来又选择过1808年，最后选定的是1805年。集会地点，有的草稿是在童山，沃尔孔斯基（后改为包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叶卡特琳娜时代的一个大官僚家里，有的草稿是在莫斯科普罗斯托伊（这个姓氏后来改为普洛霍伊，又改为托尔斯泰，最后才定为罗斯托夫）伯爵家里，有的草稿是在彼得堡年轻的公爵安德烈·沃尔孔斯基家里，最后选定1805年7月在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的客厅里。
我们从1864年11月17日托尔斯泰给费特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头脑活动的紧张程度：“我被迫在一块土地上播种，眼下正在为深耕作准备，您想象不出这项准备工作有多么艰难。我要写的这部书篇幅浩繁，人物众多，要把书中人物可能遇到的事情加以通盘考虑，反复斟酌，把可能发生的成百万个排列组合周密考虑，从中选出百万分之一，真是困难极了。我就是在忙着这件事。”
1864年11月，小说还在润色修改的时候，托尔斯泰就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卡特科夫去信，表示希望小说能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
后来小说的第一部果然以《1805年》为题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5年第一、二期上。
第一部写完之后，对小说的内容和结构仍在不停地探索着。1865年3月19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这么记载着：“入迷地阅读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历史。我想可以写一部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心理历史长篇小说。可以写一个大东西的想法，使我现在欣喜若狂。要写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自己的全部卑鄙、全部疯狂、全部矛盾。”托尔斯泰在这篇日记里接着列出了要写的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的重点事件。
这里罗列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包括到《战争与和平》中去，可见他当时是想单写一部小说的。直到这时为止，他并没有想到在这部小说里要写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等历史人物。可是在这年暑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他却决定把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的“心理历史”包括到正在写的这部小说中去了。这样在创作上就引起了一些新的困难。托尔斯泰1867年在《〈战争与和平〉的序》（草稿）中自己说过：“有时，我觉得我初时所用的手法微不足道；有时，我想把我所认识到和感觉到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全都写出来，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有时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简单、平庸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手法很配不上它的庄严、深邃而全面的内容。”以前他把《1805年》称为长篇小说，现在他担心这部作品“既非长篇小说，又非中篇小说；既非叙事诗，又非历史。”经过苦苦思索之后，他决定冲破欧洲文学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写作框框的束缚，需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管它像什么。
写历史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就是他在写作时发现：这段历史的真相不仅没人知道，而且人们所知道的和所记载的完全与事实不符。他决心要写人民的历史，向传统的以写帝王将相为主的历史学提出挑战。为此，托尔斯泰下很大功夫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回忆录、档案，等等。他自己曾说过：“我的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言论和行动，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虚构过，我都有资料根据。我在写作中搜集的资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馆。”
写历史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写历史与写性格的关系问题。在1866年11月7日给费特的信中，他说：“除了想写性格以及性格的运动之外，我还想写历史。这个写历史的意图使我的工作大大复杂化了，好像对这个意图我力不从心。因此，在第一部里，我致力于写历史，而性格却停在那里不动。这个缺点，读了您的来信以后，我清楚地看到了，我想已经改正了。”
托尔斯泰就这样在探索、创新和克服困难的道路上前进着。
1865年12月，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相继脱稿。第二部发表在《俄罗斯导报》1866年第二期和第四期上。标题仍是《1805年》，只不过多了个副题：《战争》。他决定从第三部开始不再在杂志上发表，自己找印刷厂分册出版。1867年，他同莫斯科的里斯印刷厂签订了合同，并请《莫斯科文库》主编巴尔捷涅夫代表他同印刷厂打交道。
托尔斯泰的写作态度历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在写《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对自己的手稿不仅在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甚至重写，而且在脱稿后发表前仍然抓紧一切机会进行修改。
给《俄罗斯导报》出版者寄《1805年》第一部手稿时，他在信里就曾说过：“请原谅手稿涂划得很厉害，但是手稿放在我手里一天，我就要修改一天，因此手稿便不能不改得这样。”在里斯印刷厂印书时，他对校样反复修改，代表他同印刷厂打交道的巴尔捷涅夫1867年8月12日给他来信说：“上帝知道您在干什么。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改不完，印不出来……您的大多数涂改都是毫无必要的……我已吩咐印刷厂把您的涂改计数算钱。”托尔斯泰8月16—18日回信说：“不像现在这样修改，我办不到，而且我坚信：涂改大有益处。因此，我不怕印刷厂算钱，但愿他们不会很苛刻。正是您喜欢的地方，如果不经过五六遍涂改，那就要坏得多。”
1868年9月，托尔斯泰写第四部的时候，为了生动准确地描写鲍罗金诺会战的情景，不满足于文字资料的记载，特意到鲍罗金诺去了一趟，在那里住了两天，作了调查研究。鲍罗金诺会战是在凌晨打响的。为此，他特意凌晨到那里去实地观察会战开始时的当地景物。他画了原野略图，标出了附近农村、河流的位置，并记下了“能见度为二十五俄里”，太阳升起时能看到森林、建筑物和山冈的阴影，“太阳是从俄军的左后方升起的，法军面对太阳”。他在实地观察中还发现了任何军事历史学家都未曾发现的俄军实际部署和原定部署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个发现对研究鲍罗金诺会战的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他把实地观察得到的印象同以前研究历史得来的认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幅鲍罗金诺会战的壮丽画卷。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表现出来的虚心求教、认真对待批评的态度，我们在他以往的写作中是未曾见过的。在创作过程中以及在作品发表之后，他都不断写信征求意见。例如1866年5月10—20日他给费特的信里就说过：“我很重视您的意见，但是正如我跟您说过的那样，我投入了那么多劳动、时间和如痴似狂的创作激情（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我那么爱自己的这部作品，尤其是爱我现在写的后边的即关于1812年的那部分，因此我不怕批评，即使我所敬重的人的批评，我也不怕；我愿意听取批评。例如屠格涅夫说不能用十页篇幅写N.N.如何放一只手，他的意见对我很有帮助。我想今后一定能避免这种过失。”1868年4月10日，《俄国残废军人报》刊登了拉奇诺夫的题为《谈托尔斯泰伯爵的新小说》的文章，对《战争与和平》第四部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托尔斯泰的军事历史观点提出了异议，指出了某些历史时间和战役描写不准确的地方。拉奇诺夫的这篇文章是用姓名的缩写字母署名的。一般这种署名是不引人注意的，可是托尔斯泰第二天就给该报编者写信，向作者致谢，并请作者把真实姓名告诉他，允许给他写信讨教。托尔斯泰在这封信里坦率承认：“如果我写作时能听到他的建议，我会避免许多错误的。”
1869年12月，第六部出版了。第二版也几乎同时印出来了。
《战争与和平》出版后，得到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托尔斯泰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非常自觉地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他1871年9月13日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您那么赞扬我真多余。第一，我将在您面前装腔作势，不自然，力求保持我在您心目中的样子（如果两年前，尤其如此）；第二，赞扬对我有害（我太愿意相信这些赞扬的公正性了），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根绝了我的书（指《战争与和平》——引者）的成功所造成的坏毛病。”这不是客套。1873年，修订《战争与和平》时，他把自己修订过的稿子送去请斯特拉霍夫审订和修改。他为此多次给斯特拉霍夫写信，1873年6月22日的信写得尤其恳切：“兹寄上修改完的《战争与和平》样本，不知修改得是否好，但确实涂划得又脏又破，我求您给以审订，不要光说，要用实际行动帮助我，这就是说，请您审读我修改的地方，并说出自己的意见：哪里好，哪里不好（如果您认为哪里改得不好，我给您权利勾掉我的修改，并请把您认为不好的地方加以修改）。”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勤奋，如何谦虚，如何精益求精，假如没有生活积累，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搞文学创作的。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是跟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说得好：“谁知道，如果托尔斯泰本人没有作过战，他能否描写战争？如果他本人不曾在牌桌上输掉大笔钱财，他能否描写赌徒的心理？如果说他本人不属于上流社会，他能否了解这个阶层的心理？他的主人公的骑士荣誉感、豪迈、勇敢、狂饮，如果他本人没有这些特色，他怎么能理解？如果他本人不热衷于打猎，他又怎么能了解猎人的狂热和冲动？”我们从《战争与和平》里，不难看出他的经历、他所接触的人、他所听到的故事在他的创作里留下的影子。大概可以这么说：没有托尔斯泰的出身、家庭、经历、亲友，就不会产生《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
以上讲的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素质在创作《战争与和平》中的作用。
可是假如没有适宜的外部环境，他的素质再好，恐怕也难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讲的外部环境，首先指的是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尤其是他的妻子的大力支持。他的妻子索菲娅不仅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使他可以安心写作，而且在为孩子们操心、喂饭、领着孩子们散步以及忙家务的间隙，有时在夜里，坐在古老的、带小柜的红木小桌边替他抄稿。她每天都把托尔斯泰写好的字迹潦草的手稿誊写清楚。第二天托尔斯泰进入书房时，誊得整整齐齐的手稿已摆在托尔斯泰的书桌上了。当然这些誊清的稿子往往又会被托尔斯泰改得面目全非，于是托尔斯泰夫人就重抄。每页稿子究竟抄了多少遍，自然无法统计，但全书抄了将近七遍，只有极少部分是雇人抄写的，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