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怀恋卡明卡柴
可夫斯基一生许多时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他没有体验过充满爱情的家庭生活的幸福，然而他对亲人的眷念是持久不变的。他和妹妹亚历山德拉情同手足，妹妹出嫁以后所居住的卡明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他的安身之所。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度过许多温馨、宁和的日子，这里是他永远向往的地方，他像怀念故乡一样怀念和依恋这个地方。
卡明卡庄园最早是名声显赫的大公爵格里高里·波杰姆金在基辅省奇洛林斯克县的一片领地。在公爵众多的领地之中，卡明卡庄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就曾属于波杰姆金公爵这一点，就使卡明卡身价倍增，大有名气。后来，公爵的侄女叶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萨莫依洛娃继承了卡明卡庄园这份遗产。
柴可夫斯基的妹夫列夫·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的父亲瓦西里·里沃维奇是叶卡杰琳娜第二个丈夫的儿子，他是十二月党人，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瓦西里·里沃维奇于1820年以团长身份退役，他继承了卡明卡庄园，搬到卡明卡居住。瓦西里·里沃维奇后来由于参加过十二月党人运动被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流放期间，卡明卡庄园大大衰败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逐渐恢复了卡明卡的家业，每年都能有可观的收入。而瓦西里·里沃维奇没有活到1855年大赦，也再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庄园。
柴可夫斯基第一次来卡明卡是在1865年。这时的卡明卡虽然已没有了早先的美景和诗意，但这个地方却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达维多夫家的人也都很喜欢柴可夫斯基。
使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感到最大的快乐是妹妹、妹夫的幸福家庭。和达维多夫一家在一起，他觉得就和在自己真正的家里一样。他很喜欢听阿列克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讲有关卡明卡过去的故事。这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清楚地记得普希金到卡明卡来时的情景。那时普希金和瓦西里·里沃维奇是好朋友。他们这些十二月党人的朋友们常在这里聚会。
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有许多愉快的感受。亚历山德拉也像柴可夫斯基一样心地非常善良，她淳朴、温厚、待人诚恳，人们都喜欢和她在一起。虽然她外表很弱小，但她却精力充沛，十分能干。母亲去世三年后，16岁的亚历山德拉承担起全部的家事，起着家庭主妇的作用。大家对她像过去对母亲一样尊重。由于她的温和、善良，大家都叫她“美人”或“小太阳”。
亚历山德拉对柴可夫斯基非常崇敬，凡有关哥哥的事，她都非常经心。像他们兄妹之间的那种罕有的亲密实在令人钦羡。1866年冬季，亚历山德拉收到哥哥充满悲凉调子的来信后，立刻回信说：“彼得鲁什卡，为什么你的信写得这样悲伤？你是因为恨什么人或事而痛苦吗？你是温柔和善良的化身，彼得鲁什卡，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告诉我，是什么使你难过。我非常爱你，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哪怕能为你分担一点点痛苦也好。如果我能帮助你，我会感到非常幸福。你在为什么而愁苦呢？你是一个可爱的人，凡是认识你的人都喜欢你。”
1865年夏天，当柴可夫斯基第一次来卡明卡时，与达维多夫家的小女儿薇拉·瓦西里耶夫娜·达维多娃结识了。她漂亮、娴静，长得非常讨人喜欢。她喜欢音乐，常常和柴可夫斯基一起谈论音乐，欣赏乐曲。薇拉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学生。她想让柴可夫斯基明白她的心意。看得出来她在吸引对方，不过她表现得很自然，一切做得都很得体。柴可夫斯基对薇拉的眼神和偶尔不小心说出的流露真情的话也并非无动于衷。他俩都是莫扎特的崇拜者，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中，他们找到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薇拉非常坚决地支持柴可夫斯基搞音乐。后来在彼得堡他俩也有密切的交往。他们这种关系继续了三年。以后柴可夫斯基有意识地疏远了她。因为他感觉到，薇拉很想早早成婚，而他觉得自己的本性似乎不适于结婚，或者说，他不愿意用婚姻关系束缚自己。柴可夫斯基在给妹妹的信中作了含糊其词的解释，说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不能改变自己“原有的状况”。妹妹对这种结果很担心，不忍心看着薇拉这颗充满爱情的纯洁的心受伤害。她继续写信企图说服哥哥，想让他知道，比薇拉更好的妻子不会再有的。并且告诉他，薇拉在为他而痛苦。妹妹越劝，柴可夫斯基越是不愿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么好的姑娘联系在一起。柴可夫斯基写信对妹妹说，婚姻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由于疲倦和懒惰，他不愿在自己生活中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他不愿去当一家之长。1868年他给妹妹写信承认，他的确也渴望享受充满宁静和谐的天伦之乐，而这种快乐只能在她身边才有可能得到。他在信中说：“用什么形式把我和你的家庭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我现在还不知道。也许可以以你家为邻租个小宅，或者就寄居你家，这要将来看情况而定，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没有你，就没有我未来生活的快乐。”
命运对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作了另样的安排，但从本质上说，柴可夫斯基当年的理想还是实现了。除了少数的例外，1868年以后的每个夏天，柴可夫斯基都是在卡明卡度过的。
1877年当柴可夫斯基为了躲避那场不幸的婚姻灾难到国外去时，是亲爱的亚历山德拉收留了那位无家可归的嫂嫂安东尼娜。这以后，为了安慰和温暖柴可夫斯基，她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卡明卡长期以来成为柴可夫斯基可以叫做“家”的地方。若有人问他：“你要到哪儿去？”如果说的是卡明卡，柴可夫斯基一定回答说：“回家。”
在卡明卡妹妹家的一间厢房是专门属于柴可夫斯基的。1878年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由于人口增多了，又另外给他租下包括两个房间的一处房子。这处房子紧靠着妹妹的住所。列夫·瓦西里耶维奇特意为他预备了一架钢琴。在这里他可以写作和休息，没有任何人打扰他。柴可夫斯基在别的地方常会感到拘谨和不自在，而在卡明卡他却感到轻松愉快。他除了喜欢达维多夫一家人以外，在卡明卡庄园居住的另外一些人也使他感兴趣。卡明卡有一个看林人的儿子德罗巴琴柯常来找柴可夫斯基要杂志和报纸。善良的柴可夫斯基被小伙子的好学精神感动，为小伙子挑选了许多适合他看的书籍，还给他写了一封充满友情的信。可是万万没想到，小伙子收到这些书后，立刻都卖掉了，用卖书的钱买了纸烟。后来才知道，小伙子当初找柴可夫斯基要报纸和杂志是为了卷纸烟。
在卡明卡，除了有一些柴可夫斯基需要去帮助的人以外，也有一些很独特的人。这些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得以更真切地了解外省俄罗斯人的性格。这种影响在他的音乐作品，如歌剧《女靴》、《女巫》中都能找到反映。
卡明卡庄园的主管乌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普列斯基是十二月党人约瑟夫·维克多尔维奇的孙子。他很聪明，读过许多书，非常健谈。他谈任何话题都显得很在行。他自愿承担了地方学校督学的任务。这所学校的经费开支是由卡明卡庄园支付的。有一次，乌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让柴可夫斯基出席了这所学校的考试。他不仅是达维多夫家酒宴的常客，还常在他们家庭排的戏中扮演角色。从小就喜爱戏剧的柴可夫斯基是这些家庭戏剧的导演。在卡明卡演的不光是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剧，他们也排演过果戈里的《死魂灵》、《婚姻》中的几幕。这些演出很让人开心，无论观众和演员都非常喜欢。
乌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后来几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自称为乌拉基米尔长老，陷入了某种神秘主义，夜晚他穿着白色殓衣，躺在小教堂四周点着蜡烛的棺材里睡觉。
乌拉基米尔的妹妹娜塔利亚·安德列耶夫娜也是达维多夫家的好朋友。她也常常参加达维多夫家的各种活动。胖胖的娜塔利亚给过柴可夫斯基许多安慰。她的好胃口常会使柴可夫斯基特别开心。她已成为达维多夫家的实际成员。柴可夫斯基的妹妹很需要她，和她很亲近。柴可夫斯基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来往。她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常如数家珍般详细报告每天在卡明卡发生的事情。她的报告总是全面而真实的。柴可夫斯基在给妹妹的信中，每次都向娜塔利亚致意问好。柴可夫斯基著名的钢琴曲《娜塔华尔兹》就是献给她的。
在卡明卡和维尔波夫卡（在卡明卡附近，是达维多夫家的另一处庄园）度过的夏天，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愉快的回忆。他在这里不但能够充分的休息，也有条件很好地工作，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像《第二交响曲》、《第一组曲》、《弦乐小夜曲》、《1812年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和一些浪漫曲，在这里也完成了一些作品的改编曲，如歌剧《禁卫军》、《奥尔良的少女》、《马捷帕》，芭蕾舞剧《天鹅湖》以及《第三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意大利随想曲》，还有许多钢琴曲。
1862—1868年，亚历山德拉接连生了四个女儿，1870年—1876年又生了三个儿子。柴可夫斯基对外甥女和外甥们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的宠爱。达维多夫家的每个成员，尤其是孩子们都得到过柴可夫斯基的许多礼物。柴可夫斯基寄往卡明卡的每一封信也都带去对所有亲人们的问候和关怀。
卡明卡的确如柴可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他真正意义上的温暖可爱的家。结婚以后，柴可夫斯基去了国外，与那场不成功的婚姻有关的所有事情都由弟弟莫杰斯特、阿纳托里还有妹妹亚历山德拉去处理。当时柴可夫斯基给妹妹写了一封封的长信，希望在婚姻纠纷问题上得到她的真正理解和同情。那时他非常担心妹夫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会由于不理解他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柴可夫斯基向妹妹请求：“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不要不爱我。”他甚至都怕小外甥鲍布在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后会谴责他。当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和当时局面的严重性之后，与亚历山德拉共同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对他表示理解和同情他的信，他才觉得心头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立刻写回信说：“我只知道一点，如果在世界上有心地善良、完美无缺的好人的话，那就是你和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他写信给我，等于为我做了件大好事。我非常看重你们给我的爱，我对这个爱珍惜的程度也许会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我无论想什么，无论我想做什么，我总要先想到你们，我总要想想怎样做你们能满意，最重要的是，不要使你们不爱我。谢谢你们俩。我给你们带来的麻烦和不愉快真是太多了。”不久，柴可夫斯基从国外重又回到了卡明卡，亲人们在家里等待着他，而且他们在努力让柴可夫斯基知道他们的盼望和等待。
时间可以医治创伤，而同时也会带来新的伤痛。岁月在流逝，成年人在走向衰老，孩子们在长大，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也会随之而来。
亚历山德拉由于生孩子过多，常年为孩子辛苦操劳，身体逐渐衰弱下来，常常生病。年轻时过早挑起重担也使她的身体受到损伤。由于她心地善良，她总是自己承担一切劳苦而让亲人们得到解脱。孰不知疾病对她的侵害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一旦发现，已经难以治愈。
柴可夫斯基很为妹妹的健康担心。为了照看孩子和帮助家里做事，他常常尽量在卡明卡多住些时候。但尽管如此，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又有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亚历山德拉的大女儿达妮亚已是15岁的妙龄美女。她从小就有音乐天才，钢琴弹得很好。她心灵手巧，才智过人，应该说她会前途无量。可是，她长大起来，性格品行方面的毛病却渐渐出现了。她变得固执、任性，喜欢刻意打扮，爱穿极鲜艳的衣服，但装扮起来又十分不协调。母亲的劝告，她一点都听不进去。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僵了。柴可夫斯基从中斡旋，做了不少工作，企图改善母女关系也未能奏效。这使他心忧如焚，他实在不愿看到这个可爱和睦的家庭出现这样的裂痕。他心疼自己亲爱的妹妹，他深知，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眼见自己的亲生女儿发生这些令人痛心的变化该是多么不堪忍受。
然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达妮亚的年轻美貌迷住了很多青年人，在众多的倾慕者之中，她没有看中任何一个。后来一个奥尔良省的地主柯施卡洛夫来向达妮亚求婚。他已不年轻，达妮亚却被他迷住了，而这个爱情没有任何结果。很快此人又消失了。1880年初，又有一个年轻公爵特鲁别茨柯依追求她。特鲁别茨柯依由于面临军官考试和经济上的问题以及其他原因不能马上结婚。虽然男方家里经济条件不算好，达维多夫家还是同意了，以为结婚以后达妮亚在各方面会好起来。可是没有想到订婚后的两星期，未来的新郎喝得酩酊大醉来到达妮亚面前，对她破口大骂，于是姑娘拒绝了他。这件事对本来就有病的亚历山德拉的打击很大，达妮亚本人也受了很大刺激。柴可夫斯基为母女俩十分担忧。
悲剧仍在继续发展。为了减轻疼痛，医生让亚历山德拉服用吗啡。这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可怕的是，达妮亚也随着母亲用吗啡上了瘾。过量的毒品对达妮亚的身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她开始出现精神反常的现象，没有入睡之前经常像醉鬼一样大声喊叫。达妮亚的精神症状和亚历山德拉的病使家里气氛郁闷、沉重。不久，亚历山德拉到国外去治病，达妮亚仍然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段日子柴可夫斯基一直住在卡明卡，直到1881年10月才离开。
这以后，柴可夫斯基又在为这个家的另一件事操心。梅克夫人想让自己的家与达维多夫家联姻。早在1879年时，梅克夫人就曾暗示柴可夫斯基，想让自己的儿子柯利亚娶达维多夫家的女儿娜塔莎。那时姑娘只有11岁，考虑这个结婚计划的确为时过早。梅克夫人没有放弃这种想法，一直在寻找别的机会。当她知道薇拉是达维多夫家的一枝花时，她立刻在薇拉身上打主意。但是1881年底，薇拉却凭自己的意愿嫁给了别人。梅克夫人想让柯里亚娶达维多夫家女儿的想法仍未改变，现在她觉得安娜是最合适不过的儿媳。
柴可夫斯基为此感到不安。他很理解梅克夫人的心情，但又觉得这个婚姻中存有隐患。柴可夫斯基的想法不无道理。由于生活观点不同，物质条件的差异加上梅克夫人本人在家庭关系中对人们所持的异乎寻常的态度，会形成某些矛盾冲突。这是柴可夫斯基所担心的。
柯里亚和安娜结识后，俩人很投缘，1884年1月结了婚。婚姻很美满，安娜的傲慢性格居然一点也没有使柯里亚受到伤害。这是柴可夫斯基没有想到的。俄国最富有的家庭出身的柯里亚竟对妻子的意见百听百依，尽管她说得并不总是正确。在安娜和梅克夫人发生矛盾时，柯里亚总是站在自己妻子一边，不久矛盾就激化了。1884年8月，梅克夫人就此问题对柴可夫斯基做了第一次警告。事情是这样：梅克夫人分给柯里亚30万卢布的一份财产，其他几个孩子也都各得一份。柯里亚没有和母亲商量，而是通过岳父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介绍，买下了一处价值15万卢布的庄园。这件事使梅克夫人很生气，她认为儿子现在购置这样的家业为时过早。梅克夫人很礼貌、很克制地向柴可夫斯基说了自己对此事的不满。过了半年又来了第二次警告，这次就严厉得多了。梅克夫人的不满有一部分是针对列夫·瓦西里耶维奇的，指责他不该怂恿年轻人买房产。
1885年11月，柴可夫斯基收到梅克夫人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信中她说：“安娜根本就不喜欢梅克这一家。她总是在梅克和达维多夫这两个家庭之间制造某种竞争。”在梅克夫人和柴可夫斯基的通信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紧张空气。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一些。梅克夫人和安娜之间的不和，使得柴可夫斯基一直很担心。梅克夫人知道，她的埋怨和指责会让柴可夫斯基不安，于是又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些温和的话，试图驱散可能在他心头蒙上的暗影。柴可夫斯基感觉到了梅克夫人的良苦用心，从自己这方面则努力劝说安娜，让她注意自己的言行。婆媳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只在表面略有和缓。梅克夫人生儿子和儿媳的气，给他们在莫斯科花6万卢布买了一处房子，让他们分出去住。
达妮亚继续服用吗啡造成了不良后果。
1882年4月，柴可夫斯基来到卡明卡，看到的是一幅悲凉的图画。艳装浓抹的达妮亚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包围着，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她的未婚夫。一个叫布鲁曼菲里特的钢琴家在这住了一夏天。这个人的到来使亚历山德拉非常不愉快，可是达妮亚说和他在一起很快乐，亚历山德拉只好迁就忍耐。因为有了这位钢琴家的陪伴，达妮亚可以少用些吗啡，少一些歇斯底里的发作。由于这个钢琴家，达妮亚怀了孕。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精神上十分痛苦，病更加重了。柴可夫斯基像往常一样回来帮忙。
1883年1月，柴可夫斯基来到巴黎，为的是稍微休息一下，也为了能安静地工作，当时他正在写歌剧《马捷帕》。柴可夫斯基在巴黎正等待莫杰斯特的到来，没想到，达妮亚也和莫杰斯特一起来了巴黎。
莫杰斯特没有和柴可夫斯基商量就把外甥女带了来，柴可夫斯基很着急，但他没有对弟弟生气。他着急是有缘由的，对达妮亚的看护和治疗所需费用在当时的巴黎十分昂贵。这一大笔费用到哪里去找呢？在达妮亚到来之前，柴可夫斯基本来计划去意大利工作一段时间，这也办不到了。他只好又向梅克夫人求助，请她提前寄来下一期给他的资助。这样做他是多么不情愿！
每当由于客观原因使他面临经济困难而向梅克夫人求助时，他都觉得很苦恼，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他写信给尤尔根松发牢骚说，只1月到3月这三个月时间就花去了5000卢布，而他从梅克夫人那得到的年收入一共才有6000，面临这种局面，他当然很着急。
梅克夫人像往常一样立刻给了他及时的帮助。柴可夫斯基为达妮亚付了全部费用。
4月26日，达妮亚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若尔施一列昂。柴可夫斯基对这个小生命顿生无限怜爱，他甚至想把他认做自己的儿子。他想，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个小孩子永远放在异国他乡。不管达妮亚给他带来多少麻烦和不安，毕竟她是自己的亲外甥女，小若尔施也是他的亲人，这也等于是给他的一份生日礼物（小若尔施诞生的前一天刚好是柴可夫斯基43岁生日）。从此以后，柴可夫斯基又多了一份操心，这份操心可是非同小可。
“我越来越爱若尔施一列昂了，”柴可夫斯基给已经离开巴黎的莫杰斯特写信说，“我在认真考虑，明年怎样把他带回俄国。”
达妮亚对自己的儿子很冷漠，她希望早日摆脱这个孩子，甚至居然同意把这个孩子放在一个穷苦的家庭寄养。她说，反正孩子自己也不懂事。柴可夫斯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达妮亚的这种态度，难道她是用这些漫不经心的话来安慰自己吗？柴可夫斯基对达妮亚既生气又怜爱。
柴可夫斯基起初把孩子寄养在一个奶妈家，后来又放在巴黎近郊一个不太富裕但还算体面的法国人家里。为了这个他要付相当多的钱，还是梅克夫人帮助了他。但是他没能把经济困难的真实原因告诉梅克夫人。然而，聪明的梅克夫人不知从哪好像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又给了柴可夫斯基一笔汇款。柴可夫斯基从尤尔根松那里也拿到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几乎都留给了达妮亚用。5月初，柴可夫斯基回俄国去处理一些事情。第二年2月又回到巴黎。小若尔施给柴可夫斯基带来许多麻烦。若尔施在法国人奥克艾尔家住了三年。为了避免可能的闲话，柴可夫斯基没有把这孩子过继给自己，他觉得很遗憾。柴可夫斯基的哥哥尼古拉没有孩子，他建议哥哥领养若尔施。1886年6月，柴可夫斯基和嫂嫂奥尔迦·谢尔盖耶夫娜一块把若尔施带回了彼得堡。孩子洗礼时，柴可夫斯基做教父。若尔施有了俄国名字盖奥尔基，他已是柴可夫斯基家的正式后代。
达妮亚忍受不了痛苦的折磨，她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父母，也不敢去看望自己的亲生儿子，她无法在谎言中生活。儿子来彼得堡后半年，达妮亚突然死了，据说在一次贵族的晚会上，她晕倒在舞厅里，临死时她嘴边带着微笑。知道达妮亚的死讯，柴可夫斯基久久不能平静。
1888年底，达维多夫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薇拉因病医治无效死去了。柴可夫斯基像失掉自己的女儿一样的伤心。亚历山德拉连续失掉了两个已成年的女儿，这使她痛苦到极点。
在达妮亚的悲剧故事结束以前，在薇拉去世以前，卡明卡早已是阴云密布了。亚历山德拉的病和达妮亚的遭遇使卡明卡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列夫·瓦西里耶维奇无法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开始到外面去寻求解脱，他常常到朋友们家里去纵酒作乐以至深夜不归，企图在喧嚣吵闹之中忘却一切。亚历山德拉为了减轻疼痛继续服用吗啡，甚至有时还要大量喝酒。家里的灾难一天比一天严重。80年代中期的卡明卡已经不再是柴可夫斯基的温暖的安乐窝，它成为已经逝去了的幸福生活的纪念。他惋惜和留恋美好的过去，他怀着无限的忧伤目睹这个美好家庭，也是他自己亲爱的家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继续在这里生活他感到很难过。他最后一次在卡明卡度过夏天是在1884年，临走时把东西仍留在属他专用的厢房里。1885年10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卡明卡庆祝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和亚历山德拉的银婚。这一次离开时，他带走了自己的东西。从卡明卡搬离使他很伤心。大家都意识到卡明卡一家的幸福生活已经结束，随着柴可夫斯基的离去，所有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他的离去好像成为一个时间的分界线，大家所需要的、非常美好非常宝贵的一切也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了。
为庆祝妹妹和妹夫的银婚，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住了一个多星期。家里的紧张气氛使他感到沉重。他有时也会发现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磨擦。家庭中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使列夫·瓦西里耶维奇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脾气开始变坏，对人不再关心友善，常为一点小事生气发火，对自己的失态毫不控制。过去他身上的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已荡然无存。柴可夫斯基看到列夫·瓦西里耶维奇所发生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难过。过去柴可夫斯基把他和妹妹看作是卡明卡家庭幸福的化身，而现在使柴可夫斯基感到痛心的是，列夫·瓦西里耶维奇似乎把卡明卡家庭蒙受灾难的罪责归结到柴可夫斯基一家人身上，甚至于这种责怪的对象也包括柴可夫斯基本人。
柴可夫斯基预感到还会有更不愉快的事发生。他离开卡明卡之前的最后几天，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果然他的预感应验了。
达维多夫庄园有一个制糖工厂。一个叫桑古尔斯基的人在那当会计。他的儿子格里沙和柴可夫斯基关系不错，格里沙来找柴可夫斯基，希望柴可夫斯基能帮忙在铁路上给他安排个活儿干。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商量过这件事后，答应了他。这天格里沙和所有崇敬柴可夫斯基的人们一样来到车站为他送行。等车时他站在柴可夫斯基身旁，柴可夫斯基正要对他讲关于安排在铁路工作的事。这时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发现格里沙没有脱帽，他大声喊道：
“滚！蠢货！”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来送行的人们都知道心地善良的柴可夫斯基有多敏感，知道他对达维多夫一家是多么眷恋。大家都明白，在这种时刻柴可夫斯基会有怎样的感觉。人群鸦雀无声，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待人温良礼让的柴可夫斯基对野蛮粗鲁是不能容忍的，何况这次是直接针对着他，他觉得很尴尬。火车来了，他勉强地把手伸给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屈辱感好长时间都过不去，许多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卡明卡一行所发生的那些事，我觉得我不会很快原谅，尤其最后那个印象更是难以去掉。”
然而，他还是一切都原谅了，也不能不原谅。对一个屡遭不幸的家庭难道还应该再抱怨吗？他理解了列夫·瓦西里耶维奇——在家庭遭遇了那么多灾难之后，一个人难以再保持平衡的心态，包括一向性情温和的亚历山德拉有时也会发脾气或是对人冷冰冰。
柴可夫斯基对一切都宽解了。虽然他离开了卡明卡，但卡明卡这个属于自己的家却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永远和这个家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再没有别的家庭幸福。后来他又回去过几次，1888年住了一个星期，1889年住了十天。1890年柴可夫斯基在卡明卡住了一个星期，这次回去他心里非常难过，他写道：“那里的人们都老了，过去生活的一切欢愉都已不复存在。”1891年新年他来卡明卡过年。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重温过去的快乐时光，他给莫杰斯特写信说：“昨天我们聚在大房子里迎新年，非常快活。”
这次愉快的聚会之后过了三个月，他亲爱的妹妹，他年轻时的“小太阳”，他忠实的“安慰者”去世了。妹妹的去世带走了他心中所剩无几的光明。
虽然亚历山德拉在最后几年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中没有再起到像从前那样的作用，但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妹妹永远是他最亲爱的人。亚历山德拉这个名字对于他是童年、青年、卡明卡温馨时日的最神圣的纪念。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他从妹妹那里得到可靠的庇护，在万箭穿心的痛苦中，妹妹给了他最贴心的安慰。亚历山德拉和梅克夫人共同支撑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命，给了他安乐舒适，给了他爱。他与这个家庭联系得如此紧密，他经历和感受着这个家庭的全部悲欢。柴可夫斯基没有家庭是不完全准确的。他有一个又大又幸福的家。幸福的家庭也许并不都是相似的，始终如一永远只有幸福的家庭，在世界上真的存在吗？
2. 在尼兹庄园的日子里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契耶夫是柴可夫斯基在法律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870年冬季，康德拉契耶夫一家搬到莫斯科过冬，他们开始密切来往。康德拉契耶夫和莫杰斯特、阿纳托里也都很熟识。
康德拉契耶夫从事法律工作，他博学多才，各方面都很有修养。他酷爱文学、绘画，会说几种外语，也很喜欢旅行，到过许多地方。他在哈尔科夫省有自己的尼兹庄园，1871—1879年间，柴可夫斯基经常到他这里来住，尤其是夏天，他会住上三个月。康德拉契耶夫的家里有两间屋是专为他预备的，他可以在这里专心写曲。
每次，康德拉契耶夫接到电报知道柴可夫斯基快要到来时，全家人都会兴奋起来。柴可夫斯基的马车一到，康德拉契耶夫和他的妻子、他们家的女家庭教师、还有住在康德拉契耶夫家的亲戚以及在庄园里服侍的人们都热情地前去迎接他。柴可夫斯基总是非常亲切地向左右的人们行礼致意，向所有的人问好。因为他待人温厚、平易近人，这里的人们对他都有特别的好感。
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尼兹庄园居住时，柴可夫斯基的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每天7点起床后，去房前的小河里洗澡，康德拉契耶夫也去洗澡，早晨他们会在河边相遇。之后大家回来用早茶，柴可夫斯基常常是一杯茶、一杯牛奶，再吃一些自家做的饼干点心。早茶以后，两位朋友一起去散步，沿着小河穿过一个很大的花园，经过菜地再从一条小路绕回家，每次散步都要用很长时间。散步回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聊聊天，看看当天的信件。中午12点大家在凉台吃午饭。柴可夫斯基是位美食家，每顿饭他都吃得津津有味。他夏天喜欢吃带鲜鱼的波特文尼亚汤（一种用鱼、克瓦斯、蔬菜泥等做的冷汤，夏天加冰块）或者鲟鱼肉和干咸鱼，这些东西都是从城里买来的。午饭以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房间。柴可夫斯基常常去康德拉契耶夫的小女儿屋，听她朗读，给她出作文题，然后带她去大厅，那里有架钢琴。柴可夫斯基让她背弹自己会弹的曲子，教她识谱。柴可夫斯基弹几首曲子让小女孩猜曲名和调式，有时也和她四手联弹。他和小女孩周旋一阵子以后，就回到自己房间。下午5点大家又相聚吃晚餐。饭后一块散步，有时乘马车兜风。回来以后喝茶、吃水果、酸奶，这是柴可夫斯基最喜欢吃的。晚茶以后，柴可夫斯基和大家一起玩牌，经常玩到12点。庄园里恬淡安适的生活使柴可夫斯基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觉得很惬意。
当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灵感到来时，他变成另外的样子。他显得很抑郁，不和任何人讲话，早晨匆匆喝两杯牛奶，拿上纸、铅笔，带上小狗多戈，一个人去出散步，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他把一些乐段随便写在纸上，晚饭以后坐在钢琴边把白天散步时写的乐曲弹奏出来。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常常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那时他会把写有曲谱的纸揉做一团，生气地一扔，第二天又开始另写。也有的时候他散步回来已觉非常疲倦，但却非常愉快，晚饭后他说：“朋友们，到大厅去，我给你们弹一段，请你们给我提提意见！”许多的浪漫曲、钢琴曲，柴可夫斯基都是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完成的。
莫杰斯特和阿纳托里也常常和柴可夫斯基一起来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阿纳托里是抒情男中音，他唱哥哥写的歌尤其好听，像《可怕的时刻》、《泪在颤抖》，他唱的这些优美的动听的歌是在歌剧院都难听到的。柴可夫斯基穿着俄式绣花衬衣（他来乡间总是穿俄罗斯式的衬衣）给弟弟伴奏。阿纳托里唱得满含深情。悠扬的歌声在乌克兰静夜中回荡，大家屏息静听，沉浸在无限温馨美好之中。
创作灵感过去之后，柴可夫斯基又恢复了常态。他还是几小时几小时地出去散步。当时康德拉契耶夫有五个学生，他们都是当地农民的孩子，他教这几个孩子学知识，送他们去城里中学上学，后来把他们都培养成材。康德拉契耶夫在和柴可夫斯基一块散步时，常带上小女儿济娜还有这几个学生。
柴可夫斯基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的玩笑开得得体，从来不会伤害对方。小济娜有时会被柴可夫斯基逗恼，柴可夫斯基立刻走过来，拉着她的小手，亲吻她，爱抚地说：“算啦，济娜契卡，别生老朋友的气，你是知道的，我在开玩笑。”于是马上云开雾散，一大一小又像老朋友似的继续说笑了。
法律学校的同学阿布赫金和其他同学也常来这里。他们聚会在一起，度过愉快时光。
当铃兰花盛开时，更是柴可夫斯基最开心的时候。早饭后，他们坐上马车，一起到很远的树林里去。穿过林子是一片辽阔的田野，田野上迷漫着荞麦和野花醉人的芳香，银色的铃兰花布满大地。柴可夫斯基采摘大束大束的铃兰，兴奋不已。大家坐在嫩绿的草地上开始野餐：包子、小菜、水果、乌克兰酒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做的美味吃食。朋友们开心地吃着、谈着、唱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是他们最爱唱的。
柴可夫斯基居住在康德拉契耶夫的庄园时，若赶上柴可夫斯基的命名日，大家就会给他隆重庆祝。虽然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任何排场和庆典，但在这一天他也只好服从大家的意愿，允许人们为他庆祝。
命名日的前一天，康德拉契耶夫的几个学生已经把柴可夫斯基的房间布置好了，在屋子的正面墙上挂满用绿叶和野花编成的花环，到处挂满了彩灯，在屋门口的上方摆着用花拼成的彼得·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小济娜从妈妈的房间里拿来花瓶，插满各种她喜欢的花朵摆放在柴可夫斯基房内的桌上。
命名日当天早晨7点，厨师端上来一块写有柴可夫斯基名字的大奶油蛋糕，还有一些甜点心和小面包。柴可夫斯基洗澡回来后，餐桌已摆好，大家来向他祝贺。他邀请所有的人喝咖啡、吃蛋糕。这天早餐后，他不出去散步，而是和大家同坐在凉台上聊天、玩台球，这是他喜欢的一项运动。从城里来的客人们午饭以前陆续到来。午饭准备的都是柴可夫斯基爱吃的菜，大家共同品尝一道道美味菜肴，一面喝香槟酒祝他长命百岁。晚上，当天空开始出现星星的时候，也燃起了彩灯。拴有彩灯的花环上柴可夫斯基的名字也在闪亮。人们在河边放焰火，火树银花腾空而起，为节日增添了更多喜庆。柴可夫斯基的屋子里也很热闹。他吩咐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请来，他要亲自招待他们。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在他的命名日都来为他道贺。
柴可夫斯基受到人们的拥戴。他常常鼓励安慰别人，给发生争执的人们劝和，给别人提好的建议，他愿意帮助所有的人，无论是金钱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帮助，他都很慷慨。村里的人们都盼望他来，高兴他来，而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也让人们恋恋不舍。
康德拉契耶夫家搬到彼得堡以后，他们一家人和柴可夫斯基也常常见面，有时仍在一起度过夏天。1886年，当柴可夫斯基搬到梅达诺沃以后，康德拉契耶夫在柴可夫斯基的住所旁边也租了一处住房，在那里住了一年。他们两家仍然时常共用午餐，傍晚一起去散步。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收到了康德拉契耶夫在德国病重的消息。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和莫杰斯特还有阿纳托里夫妇在波尔日霍姆乡间休息，他立刻前往德国去探望老友。他在康德拉契耶夫身边陪伴了一个月。康德拉契耶夫的去世给柴可夫斯基精神上很大打击，他为好友的去世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悲哀。他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多么短暂！我必须做、必须想、必须说的还有多少啊！我们老是拖拖拉拉。可就在此时，也许死神正在附近的某个角落窥探着我们！”他久久思索着关于上帝、生命、死亡这些使他困惑的问题。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在催促着他。
康德拉契耶夫逝世后，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家人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柴可夫斯基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们也把柴可夫斯基看作最亲近的人。无论柴可夫斯基在哪里，他都时常给他们写信。康德拉契耶夫的女儿济娜的生日，他总是不忘送礼物和拍电报祝贺。每次他从国外回来也会带些有趣的东西送给济娜。
柴可夫斯基把《第一交响曲——冬日的幻想》献给了康德拉契耶夫，献给康德拉契耶夫妻子的是写于1882年的《沙龙华尔兹》，献给济娜的是写于1893年的《玩具华尔兹》。
3. 与帕娜耶娃的友谊
阿·乌·帕娜耶娃—卡尔左娃是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塔姬雅娜的扮演者。她与柴可夫斯基的结识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历。
当年的帕娜耶娃从乐曲出版商那里及时得到了柴可夫斯基最早发表的一些浪漫曲，她立刻被这些优美之极的音乐精品迷住了。当时帕娜耶娃在尼仙—萨洛曼夫人那学声乐。尼仙—萨洛曼夫人家每星期天都有音乐聚会。音乐表演界和上层社会的人士几乎都来参加这里的活动。有时她也举行公开的音乐会。在这些音乐会上，帕娜耶娃演唱的全部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她的演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不久，帕娜耶娃去了巴黎，从师于著名歌唱家维奥尔多。在彼得堡常为帕娜耶娃伴奏的尼·伏·斯维尔斯基也来到了巴黎。他是位出色的音乐大师，在巴黎也常为帕娜耶娃伴奏。有一次，斯维尔斯基来到日内瓦看望一位朋友卡里布特—库比多维奇，此人也认识帕娜耶娃。在卡里布特—库比多维奇家里斯维尔斯基遇到了柴可夫斯基。斯维尔斯基和卡里布特都很喜欢帕娜耶娃的演唱，他们向柴可夫斯基介绍了帕娜耶娃的情况，告诉他，帕娜耶娃是他热心的崇拜者，经常演唱他的歌曲。于是，柴可夫斯基答应在返回俄国途经巴黎时去与帕娜耶娃结识。这个消息使女演员兴奋极了，她期待着与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会面。
终于有一天，斯维尔斯基告诉帕娜耶娃说，柴可夫斯基已经来到巴黎，就住在他家，而且已经说好，当晚他们一起来拜访她。可是到了晚上只有斯维尔斯基一个人来了，柴可夫斯基把对她的访问因故推到第二天。然而到了第二天，柴可夫斯基腼腆的毛病突然发作，他走出家门后没有去帕娜耶娃的旅馆而是径直去了火车站。帕娜耶娃真是不敢相信，一个大作曲家竟因腼腆而失约。几个月后，帕娜耶娃回彼得堡休假，当时正在进行《铁匠瓦库拉》的排练，她以为柴可夫斯基一定会来的。斯维尔斯基已先于帕娜耶娃来到彼得堡，答应她说，这次无论如何让她能见到柴可夫斯基。然而这一次，柴可夫斯基还是没能去拜访她。
一年以后，帕娜耶娃结束了在女歌唱家维奥尔多那里的学习，回到俄国。安东·鲁宾斯坦得知她学成回国，请她做公开演出。那时正是1878—1879年的戏剧节，土俄战争之后，慰问伤病员的演出一个接一个，帕娜耶娃开始在这样的音乐会上演唱。有一次，她应邀在尼·鲁宾斯坦举办的红十字慰问音乐会上演出，在尼·鲁宾斯坦给她的节目单上，除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还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当时彼得堡的观众对柴可夫斯基的声乐作品还不熟知，在戏剧节的初期，人们对帕娜耶娃的演唱也并不重视。但很快，观众就被柴可夫斯基这些优美歌曲所折服，以至后来没有一个音乐会不要求帕娜耶娃演唱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曲。
这年冬季，帕娜耶娃首先认识了阿纳托里。阿纳托里知道女歌唱家如此喜爱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非常高兴，向她讲了许多有关他哥哥的事情。
《叶甫根尼·奥涅金》问世以后，帕娜耶娃很快学会了塔吉雅娜的所有唱段。当时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还没有搬上舞台，音乐活动家尤·伏·阿巴扎在自己家中组织了该歌剧的排演。虽然只是在钢琴伴奏下演唱，但表演效果很好。当时的演员阵容也很不错，饰演奥涅金的是普良什尼柯夫，演连斯基的是罗季，而演塔吉雅娜的是帕娜耶娃。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二次表演是在另一个音乐小组，是在卡耶诺夫剧院举行的。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上演时，帕娜耶娃被邀请前来观看。彼得堡音乐界的知名人士几乎也都来了。歌剧演出第二幕后，刚刚从国外赶回来的柴可夫斯基和观众见面。帕娜耶娃坐在包厢里举着望远镜朝台上看，她看到柴可夫斯基个子不高，灰灰的胡须，有点蓬乱的头发，他红着脸，显得很慌张的样子。作曲家这不修边幅的形象与帕娜耶娃原来所想象的判若俩人。
“他就这个样子呵！”帕娜耶娃小声说，显得有点失望。
“怎么，您还没见过他？”鲁宾斯坦有点吃惊。
“是的，没见过。”
“你们居然不认识呵，您是这样崇拜他，为他作了那么多的宣传。”鲁宾斯坦有点取笑地说。
帕娜耶娃把前几次与柴可夫斯基相约未见成的情况给安东·鲁宾斯坦讲了一遍。
“好，请您稍等，此事由我去办。”安·鲁宾斯坦说着走出了包厢。
包厢里只剩下了帕娜耶娃一人。忽然，包厢门开了，她看见了柴可夫斯基，鲁宾斯坦笑着跟在他身后。柴可夫斯基看见帕娜耶娃后迟疑了一下，鲁宾斯坦把他推向前去，柴可夫斯基一下子绊到了门框上，摔进了包厢，鲁宾斯坦哈哈大笑。柴可夫斯基感到局促不安，涨红了脸，坐在了椅子的另一端。帕娜耶娃努力找话题和他说话。他始终不开口，不时朝包厢出口望着，一副很难熬的样子。他终于向鲁宾斯坦告辞，飞快地从包厢里走了出去。原来是鲁宾斯坦把他骗到包厢来的。鲁宾斯坦告诉柴可夫斯基说包厢里没人，结果弄得他措手不及。鲁宾斯坦见自己的“阴谋”得逞，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他发觉帕娜耶娃由于与柴可夫斯基的会面如此不成功有点失望，于是答应她以后一定再找机会让她如愿。
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不到一个星期，安东·鲁宾斯坦通知帕娜耶娃说，柴可夫斯基愿意来拜访她，但条件是必须和阿纳托里、莫杰斯特两个弟弟一同来，阿纳托里还希望届时也请上阿布赫金和热得林斯基这两位朋友，这两个人也都是帕娜耶娃的朋友。柴可夫斯基要和两个弟弟一同来是为了到时候可以坐在他们中间，那样就可以不必和女主人谈话，也不至于引起更多的注意。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和生人接触是最难的事。帕娜耶娃对一切条件都同意，只要柴可夫斯基能来。
客人们都到齐了，饭前，客人们在彼此交谈。柴可夫斯基始终垂着眼皮拘谨地坐在他的两个弟弟之间。吃饭时，由于有阿布赫金令人开心，热得林斯基也很活跃，才使柴可夫斯基没有感到特别拘束。饭后，大家都转移到大厅。阿纳托里和柴可夫斯基小声说了点什么，然后请帕娜耶娃唱歌，柴可夫斯基坐在钢琴边，帕娜耶娃向钢琴走去，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弟弟让她站在离钢琴稍远一点的地方，而他们俩仍像守护神一样在哥哥的左右两边坐下。
“阿纳托里，让她唱一首莫扎特的。”柴可夫斯基小声对弟弟说。
“彼得·依里奇要求您唱莫扎特的歌。”阿纳托里对帕娜耶娃说。
帕娜耶娃唱了《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中的咏叹调。柴可夫斯基听得很入神，深深吸了一口气，用刚刚能听见的极小的声音说：“唱得真太好了！”他接着又说，“莫杰斯特，让她再唱点什么呢？”
兄弟俩高兴地笑着对帕娜耶娃说：“他喜欢听您的演唱，他请您再唱一首。”
帕娜耶娃唱了《唐璜》中的咏叹调，还唱了几首柴可夫斯基写的歌。
柴可夫斯基这才渐渐活跃起来，但他只是和他的两个弟弟说话。最后，弟兄俩把柴可夫斯基带走了。阿布赫金和热得林斯基解释说，柴可夫斯基这种表现完全是他惯有的腼腆所至，并非对帕娜耶娃不友好。帕娜耶娃倒是很满意，因为她终于能见到自己心目中的作曲家，并能当面为他演唱。她觉得遗憾的是，恐怕她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往就此为止了。
第二天，出乎帕娜耶娃所料，柴可夫斯基竟又来拜访她。他毫不拘束地和帕娜耶娃握手问好，非常有礼貌地感谢昨天能在她家度过愉快的夜晚。此时帕娜耶娃看到的柴可夫斯基与昨晚的样子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人，他爽朗、快活、彬彬有礼、落落大方。
从那以后，帕娜耶娃也成为柴可夫斯基的好朋友。柴可夫斯基对这位女歌唱家很爱护和尊重，他们经常在一起愉快地自由交谈，他们在音乐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
后来，帕娜耶娃嫁给了柴可夫斯基的外甥格·彼·卡尔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