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己的家
从1877年末到1885年这将近八年的时间，柴可夫斯基始终没有自己的固定住所，经常迁居。他把妹妹、妹夫在卡明卡的家当做自己的家。有时候梅克夫人的庄园或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的乡间住所也是他写作的好地方。秋天多是去国外，住在瑞士、意大利或是法国。冬季则往往去莫斯科或彼得堡，因为这个季节在这两个城市常有他的作品首场演出。
漂泊的生活过得久了，他越来越感到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大城市的喧闹是他不喜欢的，而离莫斯科、彼得堡太远又会有许多不便。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则征房启事。应征者接二连三。进行一番选择比较后，他终于选中了离克林城两千米，位于赛斯特拉河畔的梅达诺沃村的一处住房。那里环境优美，住所附近是大片的田野和郁郁葱葱的树林，清澈的小溪从林中流过，给人非常安适的感觉。这里过去是一处富裕的庄园，如今花园已荒芜，花坛里杂草丛生。住房条件虽不算太舒适，但这毕竟是他自己的家。能有一个自由自在活动的天地，他感到很惬意。
他严格遵守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每在早晨7点30分起床，9点以前读英文，或是读文、史、哲类的书籍，然后稍散一会儿步，就投入一天的工作。下午1点午餐，午餐后散步。散步时几乎总是在构思乐曲，回来后又继续工作。有时他邀朋友来共进早餐，一起谈天、散步。只有自己一人时则从早到晚专心作曲。晚8点晚餐，晚餐后与客人谈天或是自己读书。晚11点进卧室，就寝以前处理一些信件，读点书。仆人阿列克赛办事井井有条，一切生活琐事作曲家都不必操心。
散步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事。他在村里散步时看到林中木房破烂不堪、矮小阴暗，非常同情那些过着穷苦生活的村民。他发现虽然这些人过着贫苦的日子，但他们并不抱怨，无论男女老少都显得很快乐满足。他被这种善于忍耐、坚强而又乐观的精神深深打动。当他看到这里一所学校也没有，他深深同情这里的孩子们。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事。于是，柴可夫斯基和梅达诺沃村中的一位神父包留勃斯基商谈共同筹建一所小学校，每年他捐助一笔钱支持他们办学。经过一番积极准备后，1886年1月20日这所小学校终于成立了。招收了28名男、女儿童入学。柴可夫斯基还去听了最初的几堂课。
柴可夫斯基搬入新居后，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时期的好友尤尔根松、卡什金、拉罗什等来看望过他。他们欢聚了一整天，喝酒、谈天，很开心。
在梅达诺沃柴可夫斯基着手修改《铁匠瓦库拉》，将歌剧中几场戏的音乐完全重新写过，有些地方删掉，增加了新的唱段，使这部歌剧变得更通俗易懂些。修改以后的歌剧定名为《女靴》。
在梅达诺沃居住的最初两年里，作曲家还写了交响诗《曼弗雷德交响曲》和歌剧《女巫》，还有一些钢琴曲和浪漫曲，像普希金作词的《夜莺》这首歌就是这一时期写成的。
此时，柴可夫斯基已被推选为俄罗斯音乐协会主席。他还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名誉成员。他开始更积极地投入莫斯科的社会音乐生活，不再躲避人们，重新恢复了与巴拉基列夫、斯塔索夫的交往，加强了与老朋友的联系。
从1885年起他出席每年音乐学院毕业班的考试，参加讨论音乐学院教学大纲和音乐会演出曲目，并参与处理有关组织和行政方面的工作。这期间他促成了塔涅耶夫继尼·鲁宾斯坦之后担任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职务的任命。虽然就他的天性，喜欢独处一隅专心创作，但是他又认为参加这些社会活动，为促进俄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而努力也是他的责任。他曾提议每一次音乐会都从国外邀请一位新的指挥家或知名音乐家、表演艺术家出席，以扩大俄国音乐界与国际音乐界的交流与合作。柴可夫斯基与国外许多音乐家有交往，他承担了聘请他们的任务。此后，各国音乐家先后到莫斯科演出，如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小提琴家加里尔什、歌唱家费尔斯特洛娃—劳杰列洛娃和弗洛良斯基、德国小提琴家布尔麦斯特、女钢琴家孟泰尔、法国指挥家科洛纳、长笛演奏家培方涅尔、苏格兰钢琴家莱蒙德等人都先后来俄国访问演出。俄国乐坛呈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2. 困惑
柴可夫斯基崇尚古老，对历史有特别的爱好，对18世纪有特殊的感情。他喜欢读有关历史的杂志和小说，像《俄罗斯档案》、《历史学报》、《俄罗斯考古》这样的杂志都是他每期必读的。1878年他在给阿纳托里的信中说：“我惋惜过去，寄希望于未来，永远不满足于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过来的。”他依恋固有的、习惯了的生活模式。他痛苦地看待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他觉得这些变化不会带来好的结果。柴可夫斯基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发生过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冲击着旧有的生活方式。1861年的改革以前，柴可夫斯基就已对这些变化感到不安。他不能理解革命民主派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洛夫等人以及彼得拉舍夫斯基派①的积极活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所发起的反君主运动公开号召推翻沙皇。这些人和其他的平民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们在政治观点上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要求争取破坏现存的俄国社会制度，这使柴可夫斯基反感，特别是恐怖分子的行动更引起他的愤慨。柴可夫斯基对先进的知识分子抱有深切的同情，他们反对暴政，反对压制个性自由，反对横行专制，这些都是柴可夫斯基所赞成的。然而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一样，都担心激进派的势力会破坏旧有的生活进程。柴可夫斯基有时对俄罗斯一些丑陋、落后的现象也曾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是出自对祖国的爱，他并不希望根本变革。他希望俄国社会生活方式有所改善，但他却没有实现这种改进的实际设想。当梅克夫人对俄罗斯的现状提出指责和反对时，柴可夫斯基和她争辩道：“我坚决不能同意您在信中说的，我们这里不好、黑暗、腐朽等等。”“我亲爱的，我觉得您对俄国的看法过于阴暗失望了，毫无疑问，我们这里还是百废待兴的局面，还有许多不对和没有秩序。但在哪里完全好呢？可以说出一个国家吗？哪怕是在各方面都好的欧洲！”柴可夫斯基是1885年这样写的。当时他已走过世界许多国家。西方议会制，西方的先进的经济成果并没有使他信服。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在各国都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到处都有政党的争斗，尽管表面上民主、自由，但实际上存在着互相仇恨，到处都有危机和各种程度的混乱无序。柴可夫斯基相信伟人的作用，他相信伟人的善心、正义，他相信只要伟人顾全公众的福利和采取明智的措施，社会就可以进步。柴可夫斯基有这种观点是不奇怪的，他出身贵族，受的是特权阶层的学校教育，他远离政治运动，又专心致志地投身于音乐艺术之中。他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两次见面谈话，亚历山大三世对他有很好的印象，很重视他。这都影响到他的政治观点，使他对“开明君主”抱有希望。
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1845-1849年在彼得堡出现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小组。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消息他是在意大利听到的，当时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难道这一次还不能将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毒根拔掉吗？”
他痛恨恐怖主义、暴力和对人的压迫，他和他的社会生活范畴的人们一样并不深刻考虑这些对抗行为出现的原因，只看到由此而产生的结果。
柴可夫斯基也是有民主思想的，他曾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觉得沙皇如果能召集来自全国的代表共同商讨如何消除这些毫无意义的革命活动的可怕现象就好了。没有俄国公民参加管理，就不会有较好的未来。”
他的民主倾向还表现在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态度。他的妹夫是十二月党人的儿子。达维多夫一家与十二月党人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虽然柴可夫斯基没有直接发表他对十二月党人的看法，但是从他对一些与十二月党人有关的文学作品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十二月党人抱同情态度。
对柴可夫斯基来说俄罗斯永远是神圣无比的。他说：
“我没有见过比我更热爱俄罗斯母亲的人，我爱她的总体，也爱她的部分，我热爱俄罗斯人、俄罗斯语言、俄罗斯的思维方式、俄国人的美丽、俄国的习惯……我憎恶那些先生们，他们借口在俄罗斯生活不舒适，情愿饿死在巴黎的某一角落，他们谩骂俄罗斯的一切，能够丝毫不觉得遗憾地在国外虚度一生。我恨这些人，他们把我最珍贵和神圣的东西践踏在污泥之中。”
柴可夫斯基认为决定俄罗斯命运和人类幸福的未来的是人的自我完善，而怎样达到美好境界又是他难以说清的。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也无法解释。他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忧郁的时代，只有艺术能吸引我们躲开这个沉重的现实。坐在我的陋室的钢琴边，我完全摆脱了令我困惑不解的恼人的问题。这可能有点自私，但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为公共利益服务。我认为艺术是人类所必需的。离开了我的音乐活动领域，我就不能为自己亲近的人服务。
柴可夫斯基也正是在自己的音乐中倾注了他真诚的情感，让他的音乐为人们铺设一条通向心灵的自我完善的道路。
3. 崇拜莫扎特
有的人不了解莫扎特，也不了解他的音乐，这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古典音乐，他们觉得古典音乐很难懂，没有什么可吸引他们的。而有的人懂得莫扎特的音乐，但不喜欢，这是很奇怪的，尤其其中有的人还能头头是道地讲明他们不喜欢莫扎特音乐的原因。
梅克夫人就属于这一类奇怪的音乐爱好者。她不能接受莫扎特音乐的超凡的纯洁和美。她说：“他对一切是那样满足，他是那么安详快活，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那种完完全全的善良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特点罢了。有强烈内心感受的，又懂得许多的人，他可以很善良，但不可能快乐。”梅克夫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她喜欢充分表现人的情感的音乐。尝尽人世辛酸又具悲剧性格的梅克夫人说她很难在莫扎特的作品中找到能震撼她心灵的东西。其实，与其说是很难找到，不如说是她不愿意去找。在莫扎特的室内乐作品中，的确少有悲剧色彩，而在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中，比如他的最后几部交响乐和几首著名的钢琴协奏曲中，其实并不乏撼人心魄的乐段。
梅克夫人怎么也不明白，《第四交响曲》的作者柴可夫斯基会是莫扎特的崇拜者。柴可夫斯基曾用过很多办法使梅克夫人接受莫扎特的音乐。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您说我对莫扎特的崇拜是和我的音乐气质相矛盾的，但也许正是因为作为生活在本世纪的人我感到精神痛苦和压抑，我才乐于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寻找慰藉。莫扎特的音乐大多表现了生之欢乐，一种健康的、完全的、不受外界因素所左右的、天性直接体验到的生之欢乐。总的说来，我认为，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他的创作能力与他对某一位大师的好感毫无关系。比如，可以喜爱贝多芬，但在气质上却更近似门德尔松。也许，这正表现了两个极端相反的人却互相倾心，两位艺术家气质不同却可以相互喜爱。”
柴可夫斯基对贝多芬的态度是很有趣的，想真正懂得他的情感并不容易。1886年秋季，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自己的家里，在渴望已久的孤独中，在日记中写道：
可能，在我死后人们会想知道，我的音乐爱好和见解如何，而在这方面我很少发表口头意见。现在可以从贝多芬说起，对他当然是要赞颂和奉若神明的。可我是怎么看待贝多芬的呢？我对他的某些作品中的伟大之处表示敬佩，但我不喜欢贝多芬。我对他的态度令我想起了我在童年时对上帝耶和华的态度。我对他怀有惊异之感，但同时怀有恐惧之感（我的这种感觉迄今未变）。反之，耶稣却激起我的敬慕之感。他虽然是神，但同时也是人。他像我们一样受难。如果说，贝多芬在我心中占着类似上帝耶和华的地位，那么，我爱莫扎特却如爱一位音乐的耶稣。莫扎特是一位那么天真可爱的人物，他的音乐充满难以企及的美……
我深信，莫扎特是美在音乐领域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地令我痛哭，让我因为兴奋和认识到自己接近某种理想而战栗。贝多芬也令我战栗，但主要是因为恐惧和哀伤。
我不善于探讨音乐，这里就不详谈了。但我要细说两点：我喜欢贝多芬的中期作品，有时也喜欢他的早期作品。我实在是嫌恶他的晚期作品，特别是最后几部四重奏。晚期作品中也有闪光之处，但不多。在其余作品中是一片喧嚣，而这位音乐界的上帝的灵魂在上空游荡。而对于莫扎特，我喜爱他的一切，因为我喜爱人的一切，我对人是确实喜爱的。我特别喜爱《唐璜》，我由它认识到什么是音乐。在那时以前（17岁以前），我除意大利的那些迎合人兴趣的半吊子音乐外不知有其他。当然，我虽然喜爱莫扎特，但并不认为他的每首作品都是佳作。不！我知道，比如，他的奏鸣曲并不都是伟大作品，但我毕竟还是喜欢他的每一首奏鸣曲，因为它是莫扎特的作品。
关于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前人，我爱演奏巴赫的作品，因为演奏一首好的赋格曲是有意思的，但我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他是伟大天才。亨德尔在我看来只有同等价值，他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点趣味。格鲁克尽管创作较少，却令我感兴趣。我也有些喜欢海顿。但所有这四位大师都溶化在莫扎特之中。谁了解了莫扎特，也就了解了这四人身上的美质，因为莫扎特作为音乐创造者中间最伟大强劲的一个人，不嫌弃他们，而且支持他们，使他们不致被人忘怀。他们是被太阳——莫扎特——的光芒所遮掩的光线。
被柴可夫斯基比做太阳的音乐大师莫扎特却完全不被梅克夫人认可，对这一点，柴可夫斯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曾经做过多次尝试，想说服梅克夫人，让她了解莫扎特音乐的优美和深刻的本质。他以《唐璜》为例，说自己在听这首音乐时，会由于恐惧而颤抖，被感动得想哭、想喊。他说：“这个阳光灿烂的天才呵！他的音乐即使想起来，也足以使我感动流泪呢！”但是梅克夫人仍坚持己见，立刻反驳：“彼得·伊里奇，写过像《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那样美丽乐曲的人，竟然钦佩伊壁鸠鲁派‘惟快乐主义者’的莫扎特，这真叫我目瞪口呆。你说，一个罪人的灵魂听了莫扎特的音乐难道会颤栗吗？一点也不，正相反，罪人倒会在这音乐中觉得没有罪的。可是听了你的音乐，他就会哭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的天，这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然而，难道能够把你和莫扎特相提并论吗？”
读到梅克夫人这最后几句话，柴可夫斯基笑了。他决定今后不再企图改变梅克夫人对莫扎特音乐的态度。不过他还是建议她让家庭音乐师学会演奏莫扎特的G小调弦乐五重奏，他希望这个曲子中的柔板能打动梅克夫人固执的心，他非常希望能这样。
后来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柴可夫斯基又有几次提到过有关莫扎特的话题，与此同时他对又提起自己喜爱的音乐家而向梅克夫人略表歉意。梅克夫人也很知趣，她尽量做到不破坏这个莫扎特式的二重唱的和谐。1880年她曾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谈到莫扎特时说：“他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他的音乐与他的天性完全符合。莫扎特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对这一点我很喜欢。”其实，这并不是她自己的话。两个月以前当柴可夫斯基一个人住在布莱洛夫庄园时，他曾写道：“莫扎特有孩童般的温顺纯洁和少女般的质朴。这个天才的人好像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梅克夫人用这样的方法迎合了柴可夫斯基。她不再否定莫扎特的天才，但她对莫扎特式的美、善并没有接受。她开始从反对基督式的谦卑这一角度再次展开了“攻势”。
她说：“如果人们更多地被音乐所感动，而少为生活忧心忡忡、激动不安，人们就会更像人，就会更高尚……我不认为人性就是宽恕一切，对恶无动于衷……我不能容忍恶，不能宽恕恶，所以我愿意在音乐里听到反抗，对宽恕一切的表现不能苟同。对恶的宽恕不会把人引向善。”这是梅克夫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总结出的深刻的哲学信念。
柴可夫斯基本性善良、宽厚，这使他比较靠近基督的思想。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像您这样少有的、特别善良的人对实际意义上的恨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还有什么比恨更没有用的？”柴可夫斯基认为在基督的思想里有生活的全部真理。他说：“我们有权以恶对恶吗？不能，我们只能重复耶稣的话：‘先生，请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圣经》里的话使他感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这些绝妙的语句中有多少对人的爱怜啊！如此急切地渴望揩干痛苦的泪，安慰受难者的心，这是多么高尚的境界啊！”
柴可夫斯基对莫扎特音乐的热爱也正来源于他的这种善恶观。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没有恶。在莫扎特的歌剧里即使有表现恶的场面，最后结局也是恶被人们的善良、忠诚和爱所征服。沉浸在莫扎特崇高的美丽之中，柴可夫斯基觉得舒适、平安。他的柔肠善心始终充满对爱的渴望。当他看到周围的人们，尤其是自己亲近的人们遭受苦难，他感到痛苦。他总是不顾一切地去帮助别人，而当他意识到他的努力也无法帮助人们摆脱困境时，他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同时柴可夫斯基也原谅了人们的恶。对于他所受到的伤害和不公，他从不耿耿于怀。他几乎可以善待所有的人。这样的宽容和忍耐是他本性所有的，同时也是生活的坎坷练就的。在善、恶问题上柴可夫斯基始终不能同意梅克夫人的观点。
4. 《曼弗雷德交响曲》
1882年巴拉基列夫建议柴可夫斯基以英国诗人拜伦的哲理诗剧《曼弗雷德交响曲》为题材写一部交响曲。巴拉基列夫为柴可夫斯基拟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并附上一个说明：“这个题材除深刻外，还是现实的，因为当今人类的病症正在于他们无法保护自己的理想。理想破灭了，心灵中留下的只有苦痛，没有满足。”柴可夫斯基不喜欢巴拉基列夫写的提纲，他写信对巴拉基列夫说：“您的提纲令我感到无动于衷，既然没有激发起幻想和感情，就未必值得去动手写作。”不过柴可夫斯基表示愿意再读一遍《曼弗雷德交响曲》这本书。
拜伦的《曼弗雷德交响曲》表现的是19世纪欧洲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才华出众的个人与和他敌对的世界相冲突的悲剧。书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生长在山区大自然环境中，他孤独地生活，目睹阿尔卑斯山瑰丽的景色，他觉得自己就像那山峰之巅，虽然控制着周围的一切，但在伟大之中却感到孤寂和悲哀。他探究人生的意义、知识和价值，他苦苦思索而不得其结果地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曼弗雷德与鬼魂、神灵相通，而不与凡人往来。他认为世人都是卑微的，他鄙弃所有的人。他向神灵恳求忘却和死亡而不可得，于是下到阴间，向死去的恋人爱斯塔尔蒂苦苦呼唤，祈求她的原谅和帮助。这个他曾深恋的女子赐给了他死亡。曼弗雷德和地府的主宰阿尔曼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显示了他高傲不屈的品格，表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884年冬，柴可夫斯基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的排练去了彼得堡。这一次他有机会又与巴拉基列夫会面，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了关于宗教和教堂音乐。巴拉基列夫的话对柴可夫斯基产生了影响。80年代中期的柴可夫斯基的思想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面对沙皇政府对一切进步力量变本加厉进行残害的黑暗现实，他感到压抑。个人理想与严酷命运之间的冲突常常使他感到困惑。与巴拉基列夫的谈话引起了他更多的思考。
由于要去看望患严重肺病生命垂危的柯代克，柴可夫斯基匆匆去了瑞士。他没有来得及按照巴拉基列夫的要求再次与其会面和谈话。柴可夫斯基给巴拉基列夫许下诺言，一定去书店买一本《曼弗雷德交响曲》认真阅读，无论如何他会努力实现巴拉基列夫让他以此题材作曲的要求。
柴可夫斯基来到了瑞士达渥斯。《曼弗雷德交响曲》剧情的发生地阿尔卑斯山的风光使作曲家触景生情。柴可夫斯基日夜守护在生病的柯代克身边，百忙之中挤出时间阅读了拜伦的巨著《曼弗雷德交响曲》。他被这一悲剧故事深深感动。曼弗雷德苦苦求索不得其结果所带来的绝望和痛苦，还有他在爱的失落和忏悔中所感受的哀伤引起了作曲家心灵的震颤。此时巴拉基列夫的愿望已经成为柴可夫斯基本人的愿望，他立即开始了新的交响曲的创作。
柴可夫斯基已对未来的交响曲有了基本构思。他要在《曼弗雷德交响曲》中注入自己的感受。作曲家在巴拉基列夫给他的提纲的边页上写下了补充的标题：“绝望引起的巨痛”、“对罪恶的过去的记忆”、“地狱的强大力量”、“对死去的爱斯塔尔蒂的怀念”、“曼弗雷德的无穷悔恨”。作曲家说：“曼弗雷德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拜伦以惊人的力量在他身上深刻体现了我们渴望认识现实中的种种难题而又不得其解的悲剧性。”
《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的很独特的一部交响曲。他曾说，在创作这部乐曲时，他充当了为拜伦的原作画插图的角色。也就是说，这部交响曲在揭示标题时，采用了更具体化的音乐形象，带有图解性，而不像写其他交响曲那样概括性地揭示标题。
整个交响曲由四个乐章组成。作曲家作了详细的题解：
第一乐章：曼弗雷德在阿尔卑斯山中徘徊。他被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所困扰，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对罪恶往事的回忆使他苦恼，他体验着心灵的巨痛。曼弗雷德深谙魔法的奥秘，他威严地同地狱之魔交往。他梦寐以求的是忘却一切，而地狱之魔以及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如愿。他想起了自己热爱过的已经死去了的爱斯塔尔蒂，回忆咬啮着他的心，使他陷入无穷无尽的绝望之中。
第二乐章：水花四溅的瀑布中升起一道彩虹，阿尔卑斯山仙子向曼弗雷德飞来。
第三乐章：山民们的纯朴、贫穷、自由的生活。
第四乐章：阿尔曼的王国（拜伦原著中的阿尔曼是代表“世间的恶”），地狱的群魔聚会狂欢。曼弗雷德出现在酒宴上。爱斯塔尔蒂的阴魂向他召唤。他得到宽恕。曼弗雷德之死。
柴可夫斯基笔下的曼弗雷德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在承受复杂的情感冲突而引起的痛苦时，不仅是悲哀的呻吟，而是表现了要寻找出路，战胜痛苦的顽强意志。这是柴可夫斯基对拜伦的悲剧的独特的处理。体现曼弗雷德的音乐形象感人至深，使人久久不能忘怀。
表现爱斯塔尔蒂的音乐形象主题是温柔、纯真、哀伤的，每次这一主题的出现都表现着惊人的魅力。在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歌剧的女性形象、交响曲的抒情主题往往象征着作者所渴望而又无法在现实中获得的幸福和光明。所有在生活中遭遇过不幸的人们对于难以补偿的遗憾都是束手无策的。他们的痛苦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然而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得到了准确的表达。在爱斯塔尔蒂主题的优美旋律中，他们伤痕累累的心会得到些许安慰：他们因为爱，才痛苦，这痛苦是真诚的，又是珍贵的。
柴可夫斯基把《曼弗雷德交响曲》献给了巴拉基列夫。1885年9月，作曲家在给巴拉基列夫的信中说：“我满足了您的希望。《曼弗雷德交响曲》完成了……我可以说是毫不间断地为《曼弗雷德交响曲》工作了将近四个月（从5月末到今天）。工作很艰苦，但非常愉快。在我科学分析稍作努力开始投入工作以后，我醉心其间了……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努力过，也从来没有因工作而如此疲惫。交响曲根据您的提纲写成，共四个乐章。但请您原谅，我没有能按照您指示的调式和转调，虽然也曾希望如此处理。交响曲用了b小调。”
1886年3月1日，这部交响曲首演于莫斯科，同年在巴甫洛夫斯克、彼得堡、第比利斯和美国纽约演出。演出后都得到高度评价。《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攀向他的创作顶峰——歌剧《黑桃皇后》和《第六交响曲》前的一次准备。它的艺术魅力与作曲家的《第四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并驾齐驱。
5.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1885年1月，莫杰斯特向柴可夫斯基提起剧作家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什帕任斯基的话剧《女巫》。他说这部话剧很适合改编为歌剧。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在寻找合适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过了话剧《女巫》的剧本后非常兴奋。他立刻给什帕任斯基写信，表示愿意以《女巫》为题材创作歌剧。什帕任斯基回信说，能与柴可夫斯基合作感到非常高兴。
柴可夫斯基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几次，他们一起吃饭、喝茶，商谈有关歌剧脚本的事情。
柴可夫斯基发现什帕任斯基的妻子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总是神情忧郁，似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看得出来，她满腹心事，而使她郁郁寡欢的原因正来自她的丈夫。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非常欢迎柴可夫斯基的来访。她常常寻找各种缘由执意邀请柴可夫斯基来他们家作客，好像她与柴可夫斯基的交往比丈夫和作曲家研究歌剧脚本的事还重要。这使柴可夫斯基觉得有点不自在。
只要有可能，柴可夫斯基都尽量应邀前往剧作家夫妇的家。在对待剧作家夫人的态度上他很注意分寸。如因故不能赴约，柴可夫斯基会写信致歉，信写得简短、礼貌。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的信却长得多，在信中常常诉说自己听了作曲家的音乐后的惊喜和感动。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他本人给予许多赞誉之词，搞得柴可夫斯基只好开始有意降温。于是写信对她说，其实他本人并不像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的那么好。
1886年3月上旬，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曼弗雷德交响曲》的排练。他有点担心，因为他感到这部庞大艰深的作品不那么好演奏，而且也已经觉出乐队似乎不喜欢这首乐曲。乐手们好像猜到了作曲家的疑虑，在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们安排了一个庆祝会来表示对柴可夫斯基作品的欢迎。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寄去了音乐会的票。3月11日《曼弗雷德交响曲》演奏得很好。虽然柴可夫斯基说音乐会只得到一半成功，但他仍然很高兴。这次音乐会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作曲家给她回信说：“我觉得这是我的一部最好的交响曲。”那时柴可夫斯基还不能对自己的新朋友说出自己有关《曼弗雷德交响曲》的全部思想，不能对她讲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他只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介绍了《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题解。不管作曲家如何谦虚，如何把自己贬低为仅仅是拜伦伟大艺术作品的翻版者，再迟钝的人也能明白柴可夫斯基在自己的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中绝不仅是简单叙述拜伦的悲剧故事。更何况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还是个满不错的钢琴手，她完全能听出《曼弗雷德交响曲》音乐所包含的作曲家自己的情感。这部交响曲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难解的困惑，而且也反映了受尽苦难折磨的人们的不幸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头上，《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音乐在她的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她把自己的感受向柴可夫斯基作了坦率的表白。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感动了作曲家，他写了一封充满真挚感情的回信：“您知道，我对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极为关心，希望今后能经常收到您的信。”这一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给什帕任斯卡娅写了一封很难写的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没有放过柴可夫斯基信中稍稍升高的温度。作曲家对她的同情和关心使她感到温暖，她很想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自己的全部痛苦都告诉给柴可夫斯基。她很想让作曲家知道自己如此信任他的原因。柴可夫斯基在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交往中感到有点为难，他既要掌握尺度，又要真诚坦率、落落大方。他是个很容易被别人喜欢的人，正如亚历山德拉所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对柴可夫斯基发生好感是为不足为怪的。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回信说：“我曾对您说过，我常常第一眼就能判定一个人的品格。从第一次见到您，就觉得您是一个很让人喜欢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我想和您再多说一点：凭一种特殊的直觉，我第一次见到您时我就已感觉到您是不幸福的。那时我就对您充满了同情。其实您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很自然地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文笔相当好，很善写。她写了一封非常好的回信，从这封信中柴可夫斯基发现她有很高的文学天才，建议她以后能从事写作。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和丈夫离婚后，没有足够的钱继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城市生活，准备带着两个孩子迁居到塞瓦斯托波尔。当时柴可夫斯基正去巴黎接外甥女达吉亚娜的小儿子若尔什。他从巴黎写信安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说，毕竟折磨人的那一切现在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迁往塞瓦斯托波尔后会改变原来的生活。“难道在您离开以前，我不能再和您见上一面了吗？这是令我很伤心的。”柴可夫斯基“伤心”一词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一道喜悦的闪光，她觉得自己得到了同情，也许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终于赶上在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去探望她。柴可夫斯基把当时的印象写给莫杰斯特：“我到什帕任斯基家去了一趟……哎！多么可怕的家庭悲剧发生在这个戏剧家的家庭里！他们家发生的事真是再好不过的戏剧、小说情节了。然而叙述这些事情很难、很复杂。我越来越看清了什帕任斯基的为人，他让我很看不起（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家），而她的妻子却越来越高大，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但她却非常不幸。”
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什帕任斯基对待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的好女人无情抛弃，把家扔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给他们提供生活最起码所需的钱，最后就连打发他们离开莫斯科还是坐的等级最差的火车。柴可夫斯基虽然很生气，在给尤里娅写信时还是很克制的，甚至在信中表示希望让什帕任斯基改变主意，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接回家。
希望落空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来的信都充满了悲伤。除了母亲、孩子以外，柴可夫斯基成为她惟一的支柱。他写信告诉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应该向丈夫要求她和孩子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保证，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提供帮助。柴可夫斯基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各方面都很操心。1886年7月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一封信使柴可夫斯基很激动，他读后在日记中写道：“在走廊长时间散步，明天无法工作了，必须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回信。看来她要死了，说不定她已经死了。这些日子我的思想一直很沉重。”来自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坏消息使柴可夫斯基如此不安，以至于他都不能作曲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给可怜的尤·彼·什帕写了一封信。”
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独居时，正在写歌剧《女巫》的第四幕，并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玛丽亚·菲多洛夫娜皇后写浪漫曲。在工作的余暇，柴可夫斯基在考虑解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办法。他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许多来信中更加看出她的文学才华。柴可夫斯基想唤起这个不幸的女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兴趣，鼓励她写作。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感谢作曲家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并且向他表示了爱意。“您太把我理想化了，”柴可夫斯基回信说，“我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完美。您需要您的朋友高大过人，以便使您能得到更牢固的支撑，于是您就把所有的优良品质都堆在我身上。不过我不想让您着急，您要相信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喜欢您，我从来不会埋怨您，您对我可以完全坦白，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的内心。”
柴可夫斯基自己承认，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不管多么忙，他总能抽出时间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4月10日他在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说：“天啊，亲爱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永远不要说，‘您使我厌烦了，您的信使我不愉快等等’这样的话，您要相信，我希望您给我写信越勤越好，越多越好。”于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照办了。5月写了两封，6月写了两封……信也写得越来越长。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赶赴德国亚琛去看望患重病的好友康德拉蒂耶夫。借此机会他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看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7月10日这天，柴可夫斯基冒着酷热，走遍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街小巷，好不容易找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住所。他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相聚，柴可夫斯基要赶去上船。
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只见在柴可夫斯基到亚琛后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对您的访问真像做梦一样：蓝色的大海，酷热的天气，晒得滚烫的街道，在塞瓦斯托波尔每个小巷中的奔走，对您神秘住所的寻找，和您一刻钟的会见，还有轮船——所有这一切都瞬息闪过，让您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境。”
就在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见面的当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塞瓦斯托波尔，酷热。很不容易才找到什帕任斯卡娅。她送了我。”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从来不写细节，他只写事情。
柴可夫斯基的短暂访问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带来了瞬时的喜悦，给他留下了令人鼓舞的温馨回忆。
这次会见以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开始了文学创作。柴可夫斯基写信鼓励她说：“现在我已看到您不仅是一个深受痛苦，只会消极对待自己所遭不幸的女人，我还看到您是一个战士。这样的战士知道，悲悯自怜对医治创伤毫无用处。当我看到这一切，我更加深了对您的同情。”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题为《塔霞》。柴可夫斯基建议她写自己的过去，写成自传体，并答应帮助联系书的出版。他还要求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在没有进行任何加工前就把手稿给他寄去。看来作曲家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所保护的人做点重要的事，做点好事。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手稿寄来了。柴可夫斯基对作品的反应是谨慎的，有保留的。他说，和一般文艺小说相比，《塔霞》写得更像一部哲学作品。他虽然感觉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从文学角度看确有一些欠缺，但还是热情鼓励她：“毫无疑问的天才！您真是位出色的修辞学家！至于艺术性，以后再说吧……您一定能成为作家，一定，一定！我为俄罗斯文学感到高兴！”
柴可夫斯基把书稿寄给莫杰斯特。他有相当丰富的文学经验，在文学界也有不少关系。莫杰斯特看了以后，觉得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书还达不到出版水平。柴可夫斯基没有争辩。他是很明事理的，在自己并不很精通的行当里，他甘拜下风。
柴可夫斯基坦率地、也很委婉地把情况告诉了《塔霞》的作者，并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另一本书，一本儿童小说寄去。不知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是因为受了伤害，还是因为不愿再给作曲家添麻烦，她没有寄。然而她却把儿童小说寄给了那位抛弃了她的前夫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知道了此情况后，他想：“女人的期望和做法好奇怪呀！”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夸了她的书。他并不想失去这个到现在依然如此驯顺的女人，这女人本来完全可以给他找更多的麻烦。虽然夸了她，但同时又说书中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而他现在没有时间。柴可夫斯基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主意是他出的，他觉得是自己不对。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本来只为一个理由——文学可以给您一个独立的地位，独立于谁呢？正是独立于那个您去找的人。”
柴可夫斯基的良苦用心还是起了作用。尽管《塔霞》和儿童小说使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受挫，而她从此把柴可夫斯基当做了导师和安慰者。
这位导师和安慰者终日忙得不可开交。
1887年10月，在玛林斯基剧院开始了歌剧《女巫》的排练。歌剧中每幕的情节拖拉、冗长，使柴可夫斯基大伤脑筋。最初对什帕任斯基脚本的兴奋现在已荡然无存，需要进行删改、压缩。他为歌剧演出的事去找指挥纳甫拉夫尼克和扮演主角娜斯塔霞的女演员巴甫洛夫斯卡娅商量。
从亚琛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病逝了。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极为沉重。歌剧《女巫》的排练造成的烦恼不允许他久久地陷在为好友死别的忧伤之中，几天以后他就去了彼得堡继续忙歌剧的排练。
柴可夫斯基越来越不喜欢什帕任斯基的脚本，他为歌剧的前途非常担心。他已感到歌剧会使听众腻烦，每幕都很拖拉，而群众场面也和他原先设想的不一样。他的预感是有道理的。第一场演出还不错。柴可夫斯基对演出自己的指挥和观众的掌声都还觉得满意，然而他毕竟觉察出了场上的冷淡。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讲了第一场演出的情况。他在信的最后说，歌剧不受欢迎一方面责任在自己，另一方面也在于脚本，他说：“什帕任斯基对歌剧的要求考虑得较少，语言太多，对话多于抒情。无论我怎样压缩台词，舞台还是显得拖拉。”柴可夫斯基并没有失望。“应该习惯于这样的剧，等公众习惯了，它就会得到肯定”，他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说，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柴可夫斯基希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要把他对脚本的看法告诉什帕任斯基。他知道他们之间仍有通信联系。
什帕任斯基其实已经感觉到柴可夫斯基对脚本有不满之处，他也看到了歌剧演出不成功，对此他早有预料。他想修改脚本，柴可夫斯基没有同意。歌剧《女巫》第五次演出时，剧场只有一半观众，不管柴可夫斯基内心感到多么难过，他仍然对自己的音乐和歌剧坚信不移。他说：“作者的思想不应被观众的理解水平所左右，依我的经验，如果去一味迎合观众的口味，是不会出什么好作品的。”
什帕任斯基一直还想和柴可夫斯基合作。还是在1885年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想以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为题材写歌剧。什帕任斯基知道后，自愿为他写歌剧脚本。歌剧的内容也已得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批准。但后来柴可夫斯基觉得有些情节在歌剧中不好处理，取消了编歌剧的计划，于是此事作罢。
柴可夫斯基想到，是否可以让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个歌剧脚本呢？在作曲家的建议下，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一个名为《幼蛇》的歌剧脚本。柴可夫斯基看了以后，觉得不太适用。无论他多想让这位文学天才投入积极的创作生活，并把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并排放在一起，要让他牺牲自己的艺术要求他是做不到的。于是，柴可夫斯基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把原来拟用做歌剧脚本的《幼蛇》改写为话剧。
1888年夏，柴可夫斯基创作《第五交响曲》和《哈姆雷特序曲》。工作占去他几乎全部的时间，但他仍然每月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一两封信。按照作曲家的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已经完成了话剧《幼蛇》。柴可夫斯基为话剧的事张罗起来。他把剧本寄给了彼得堡剧院主任乌拉吉米尔·彼得罗维奇·帕格热夫，并附上了一封信详细诉说了作者的不幸命运，希望剧院主任批准能在一个剧院上演该剧，强调“由于特殊情况”请他对作者给予特别关照，而现在暂时谁也不必知道作者的名字。剧院主任原本很想按柴可夫斯基的意见做，但读过剧本后，觉得不适合上演，别的剧作家也对此剧本评价不太高。看来又和当初小说《塔霞》的情况一样，柴可夫斯基对剧本的估计超出了作品的实际水平。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还是希望争取《幼蛇》能上演。于是他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修改剧本。她不愿再更多占用作曲家的时间了，她没有改，而把《幼蛇》的手稿送给了柴可夫斯基。
1888年底，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表示对她的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由于自己没有把《幼蛇》的事情办好，给她带来了烦恼。他在信中说：“尽管这由不得我，但在您面前我深感有错。”在信的结尾写道：
“对于您的才华，我没有丝毫怀疑……我经常想着您。我对您抱有真诚、深切的同情。”
1889年，柴可夫斯基创作舞剧《睡美人》。他潜心工作，非常疲劳，很难有时间写信，但他还是按照常规，尽量回复朋友们的每一封信，自然也少不了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逐渐明白，柴可夫斯基没有时间回复她的每次都写得很长很长的信。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时常哀叹自己的命运，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柴可夫斯基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实，柴可夫斯基照例给她写信，只是不那么长。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真的生气了：“……读了您的信我简直吓了一跳！您现在还认为我变了！！！让我怎样回答您呢？如果我没记错，您这已是多次说我对您变了心。我知道，我的信的确写得越来越少，这可能会使您产生这种想法。但让我吃惊的是，您一直这样怪罪我，说我轻浮易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是那种善变的人。我对您还像三年前一样。我的信是写得少了一点，但是，好心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如果您处在我的情况……”
柴可夫斯基已是誉满全球的著名音乐家，国外的旅行演出，国内的音乐会、排练，音乐界的各种社会活动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写得更少了。每封信柴可夫斯基都要为写得太短而向她道歉：“工作、责任，人们需要我，只要我活着，就应该去满足这些要求……我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您的情况如何？请您别生我的气……”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明白这些，但她害怕失去这惟一的支撑。她看到柴可夫斯基成为享有盛名的音乐家，现在他已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到处需要他，大家都需要他。尽管他善良的本性没有变，他也不可能再和过去一样了。
柴可夫斯基和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之间稀少的通信一直在继续。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告诉她，见到了什帕任斯基，他邀请柴可夫斯基到他家去。柴可夫斯基没有去，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事情可谈。至于关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他们之间似乎早有默契，彼此都不提及。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家里也发生了风波。祖母和孩子们不和，女儿爱上了个青年人。那青年人的父母不准他去什帕任斯基家，觉得没有父亲的女孩子对他不适合……许多的麻烦和不幸仍然缠着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她自己没有办法，柴可夫斯基也无法为她想出好主意。
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最后一封信是1891年10月1日寄自梅达诺沃的。信中讲到关于他的音乐会，讲了关于《黑桃皇后》在莫斯科的演出，还建议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到南方去，到克里米亚找个地方休养。
通信到此中断了。柴可夫斯基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一共保存下来82封。这个数字仅次于他给梅克夫人写信的数量（760封）。在女性中，除了梅克夫人以外，收到柴可夫斯基的信最多的人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
6. 享誉全球
1886年莫斯科大剧院决定上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女靴》。乐队指挥伊·克·阿尔塔尼患病已有数月。为了保证剧院能按时上演该剧，柴可夫斯基决定亲自担任指挥。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女靴》未能在1885—1886年这个戏剧节上演，而是拖到了下一个戏剧节，即1887年1月才正式上演。此时指挥阿尔塔尼身体已经康复。戏剧管理处的几位负责人，阿尔塔尼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许多莫斯科音乐界的朋友们都极力支持和鼓励作曲家本人亲自主持《女靴》的排练并在公演的第一天登台指挥。这对柴可夫斯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柴可夫斯基是从来不肯碰指挥棒的，一段令他难堪的经历让他明白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
那是在20年前，1867—1868年的戏剧节，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救灾演出。为了使音乐会增色，尼·鲁宾斯坦让柴可夫斯基指挥他的新作歌剧《市长》中的舞曲。由于乐队已熟知这段音乐，排练时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困难。正式演出时却出现了非常糟糕的情况。柴可夫斯基走上指挥台后，突然觉得一阵紧张，他面色发白，瞬间把要指挥演奏的曲子忘得一干二净。摆在眼前的总谱上写些什么他也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却使劲支撑着下巴，此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觉得自己的头好像要歪倒过去。他费好大力气才使自己没有全身倒下。他挥动指挥棒示意开始演奏，但他的指挥竟是错误的。幸亏乐队对乐曲很熟悉，乐手们没有按照他错误的指挥演奏，总算把全曲演奏下来没有出错。他垂头丧气地走下台来。这次的失败吓坏了柴可夫斯基，此后近20年，他不肯再操指挥棒，他觉得自己不具备指挥的能力。
《女靴》第一次排练的前一天夜晚，柴可夫斯基躁动不安，难以成眠。他后悔自己不该同意亲自指挥，可是临阵脱逃将会让他永远自愧自责。然而他现在情绪慌乱，心跳加速，头昏昏沉沉，不知怎么是好？
第二天他去参加排练时，面色惨白像个病人。但事情很奇怪，当他走上台拿起指挥棒，忽然觉得自己很镇定，乐队演员向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他感到很振作。他很自信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首次排练进行得很顺利，以后的几次排练他就更有了信心。他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以前一度办不到事，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办到了”。
1月19日，他终于成功地指挥了歌剧《女靴》的首场演出。在这个音乐会上，他觉得“他的指挥棒真正地控制着在场几百听众的意志”，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种神奇的力量是来自哪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拥有了一种新的能力。
不久，彼得堡皇家剧院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专场音乐会，由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演出那天，上场前他十分激动，但已不是恐惧，更多感受到的是作曲家即将成功指挥自己作品所产生的莫大的喜悦。柴可夫斯基在回忆起这次指挥的体验时说：“……过去我没有感受过这种喜悦。它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寻常，那么不可言状。如果我作指挥的尝试要求我同自己做许多艰苦的斗争，如果这种尝试要夺去我几年的生命，那我也绝不惋惜。我体验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听众和演员在音乐会上多次向我表示热情的赞许。总之，3月15日这个夜晚给我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
评论界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给予充分的肯定：“柴可夫斯基展示了新的才能，是一位经验丰富、信心十足的指挥。他不仅精于向演奏者传达作者的旨意，而且善于激发演员与乐队的灵感。”
能够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这对柴可夫斯基至关重要。从此以后他开始接受国外音乐协会的邀请，去进行旅行演出。他希望自己的音乐得到传播，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慰藉和鼓励。
这年6月，柴可夫斯基接到汉堡爱乐协会邀请，约他于次年1月去汉堡进行访问演出。随之，又接到来自维也纳、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布拉格、莱比锡、柏林、伦敦的邀约。在巴黎经销他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为了扩大柴可夫斯基的知名度，早就要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约作曲家去巴黎亲自指挥。
188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西欧旅行演出。
1887年12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柏林。柏林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在那里他见到了18年前他曾迷恋过的女歌唱家戴西莉·阿尔托。已过中年的阿尔托还像20年前那样光彩照人。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重叙昔日友情，感到很快慰。柴可夫斯基和柏林爱乐协会会长施奈德谈妥关于2月将在柏林举行音乐会的各项事宜之后，动身去了莱比锡。
著名的格万豪斯音乐会使莱比锡成为德国重要的音乐中心。柴可夫斯基在莱比锡的东道主是布罗茨基。他与柴可夫斯基是老相识，当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时，他早就是教授一辈的人物。布罗茨基1877年离开莫斯科后在基辅音乐协会工作几个月后长期旅居国外。他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布罗茨基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深刻的了解，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布罗茨基第一次演奏的。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做客时，结识了两个很感兴味的人物。一个是德国作曲家伯拉姆斯。他身材不高，很健壮，外表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漂亮的、几乎是老年人一般的头，令人想起那性格温和、仪表出众的俄国老年神甫的头”。他有一头长长的、稀疏的白发，灰色的、善良的眼睛，浓密的斑白胡须。伯拉姆斯很朴实，毫无傲慢气息，谈吐幽默，性格开朗。和他相处的几小时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很愉快的回忆。伯拉姆斯当时在德国很有声望，是能与贝多芬齐名的优秀音乐家。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如俄国，并不很知名。柴可夫斯基认为在伯拉姆斯的音乐中“有某种干巴的、冷漠的、模糊含混的因素使俄罗斯人的心难以接受……听伯拉姆斯的音乐时，你会问自己：伯拉姆斯是深邃呢，还是故作深邃以掩盖其想象力极端贫乏，而这个问题从未能明确解决。听他的音乐时，怎么也不能对自己说，这种音乐贫薄，完全没有意思。他的风格始终是高尚的，他像我们全体现代音乐作者一样，从来不追求表面效果，不企图用什么新奇夺目的配器手法使人惊讶；你也从来见不到他有平庸和模仿之处，一切都很严肃、很高尚，甚至显得别致，但在这一切当中没有主要的东西，没有美！”
尽管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伯拉姆斯的音乐，但对伯拉姆斯个人却是很敬重的，认为他是“一位忠实、坚毅、富有活力的音乐家”，而且知道“他是一位十分高尚的人，任何一个有机会和他接触的人，都会对他怀有爱重之情”。伯拉姆斯周围颇有一群信徒。柴可夫斯基正是在伯拉姆斯的圈子里和他接触的，包括布罗茨基和他的妻子、小女儿都是伯拉姆斯派。柴可夫斯基在他们中间虽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但大家仍能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伯拉姆斯对柴可夫斯基很客气、友好。当然他自己能意识到柴可夫斯基并不是他的阵营中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进一步的互相接近。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是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他是个小个子的中年人，体质很弱，一头蓬松的淡蓝色卷发，胡须稀松，生有一双特别吸引人的蓝眼睛，闪烁着天真幼稚的迷人目光。爱德华·格里格一下子引起了柴可夫斯基的好感，他早就被格里格的音乐所征服。他说：
“格里格的音乐充满了动人的浪漫气息。挪威的大自然有壮伟之处也有清幽之处，它始终能触动北方人的心弦，而格里格的音乐就反映了这种大自然的美。在格里格的音乐中有某种与我们相近的、立刻在我们心中得到热切呼应的东西。”柴可夫斯基尤其赞赏的是格里格音乐的朴实，觉得他的音乐亲近、易于了解，“写这音乐的人是一心愿意用音响来表露一个诗意盎然的人所怀具的丰富感觉和情绪”。格里格当时已在世界知名，他的作品在许多国家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出，受到人们的喜爱。柴可夫斯基和格里格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1888年，柴可夫斯基曾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题献给格里格。
格里格的夫人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她的外貌有与格里格相似之处，也是小个子，体质弱，长得讨人喜欢。她是位优秀的歌手，同时又很博学，她熟悉俄罗斯文学。她善良、朴实、天真、宽厚，她和格里格是很好的一对。
布罗茨基还有一位客人，英国女作家史密斯小姐。她的作品一向以风格严谨著称。她在莱比锡已居住多年，也是伯拉姆斯的崇拜者。
柴可夫斯基与这一行人一起去参加格万豪斯音乐会。格万豪斯音乐会一向以卓越的第一流的交响乐队知名，以保守的古典流派著称。这种流派，除推崇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三位古典大师及同时代人以外，只称许门德尔松和舒曼。那里几乎从来不演瓦格纳、伯辽兹、李斯特的作品。后来逐渐有所改变，开始允许一些现代的作品上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能列入格万豪斯音乐会的曲目，是柴可夫斯基很大的荣誉。
在格万豪斯音乐大厅，柴可夫斯基坐在供指挥专用的包厢里。在这里就座的还有莱比锡音乐界各方面的杰出人士。过来和柴可夫斯基打招呼的来宾络绎不绝，使他有点应接不暇。音乐会上演奏的曲目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伯拉姆斯新近创作的小提琴、大提琴双重协奏曲，还有唱诗班无伴奏演唱的巴赫的一首赞美诗。格万豪斯大厅的音响设备是第一流的，所有的演出都获得极佳的效果。
几天以后，在这里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音乐会专场。柴可夫斯基指挥德国一流的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他对德国乐队感到非常满意。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到场的音乐家们都来向柴可夫斯基祝贺。音乐会结束后，格万豪斯乐园的指挥兼剧院经理莱因纳克为柴可夫斯基举行了晚宴，以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和祝贺。
莱比锡的活动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来到汉堡。这里举行了他的作品音乐会。他指挥演奏了《第一钢琴协奏曲》、《弦乐小夜曲》和《第三组曲》，演出赢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汉堡爱乐协会主席狄奥多·阿维—拉尔曼特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给以热心的关注，非常欢迎他，对他抱有极大的好感，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来德国定居。过了不久，柴可夫斯基把自己的《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这位老音乐家。
1月底，柴可夫斯基返回柏林，在柏林举行了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界的杰出人士都来参加他的演出排练。格里格和汉斯·封·布罗夫等人从莱比锡专程前来听他的排练。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有幻想序曲《罗米欧与朱丽叶》、《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管弦乐组曲》中的第一乐章、《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板》、《1812年序曲》。音乐会进行中，观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柴可夫斯基在德国旅行演出期间，得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说，亚历山大三世批准赐予他3000卢布的终身年金。
结束在德国的演出后，柴可夫斯基应邀赴布拉格指挥音乐会。在布拉格车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用最高级别的宴会来招待他。柴可夫斯基在布拉格举行的两场音乐会盛况空前。他非常喜欢那些心地善良的热情的捷克人，同时他也很清楚，捷克人所表现的热情不仅是出于对他个人的尊敬和热爱，而且也是为了表示对俄罗斯的敬意。
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登门访问了柴可夫斯基。两位作曲家谈得很投机。德沃夏克把自己的第二交响曲的总谱赠送给了柴可夫斯基。在布拉格度过的快乐日子是柴可夫斯基永生难忘的。他乘着堆满鲜花的列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布拉格。
柴可夫斯基旅行演出的下一站是巴黎。
柴可夫斯基的到来，轰动了巴黎。巴黎人热情、真诚地欢迎他。2月21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会在夏特莱剧院首场演出。这一天，天气和暖宜人，人们潮水般涌向剧院，大厅内座无虚席，在左包厢坐着的有格里格，在场的还有古诺。东道主著名指挥家科洛纳恭敬地将柴可夫斯基请上台。柴可夫斯基登上指挥台时，最初感到有点心慌，面色略显苍白。当他举起指挥棒，示意乐队开始演奏时，看到巴黎乐手们专注的神情，指挥家的神圣感立刻镇定了他刚才有点慌乱的神经。他已充满信心。他的指挥棒像在空中飞舞，《弦乐小夜曲》的柔美旋律迷住了在场的巴黎人的心。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演出，观众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乐队不得不把《弦乐小夜曲》中的华尔兹舞曲重奏了一遍。柴可夫斯基在夏特莱剧院指挥演出了两场音乐会，每场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他的卓越演出向法国公众显示了俄罗斯高超的音乐艺术。
在法国经销柴可夫斯基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也举办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之后，柴可夫斯基举办了俄罗斯作曲家作品音乐会，指挥演奏了格林卡、达尔戈梅斯基、谢洛夫、鲁宾斯坦、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格拉祖诺夫、里亚多夫、阿巴斯基等俄国音乐家的作品。这个举动是柴可夫斯基在动身来西欧以前与里姆斯基—科萨柯夫、里亚多夫、格拉祖诺夫预先策划好的。柴可夫斯基希望法国以及全世界都能了解和熟悉俄罗斯音乐的美，他愿意通过传播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方式为俄罗斯艺术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柴可夫斯基被淹没在巴黎的浪漫和热情里。在巴黎停留期间，他参加了不少的沙龙音乐会。在他的邀请人科洛纳举办的沙龙音乐会上，演奏了自己的作品。这次音乐会有许多音乐界知名人士参加，如古诺、马思奈等。几乎每天都有人为欢迎柴可夫斯基设宴或举办音乐晚会。在巴黎的俄国使馆也为来自祖国的音乐使者举行了庆祝宴会。
离开巴黎后，柴可夫斯基来到伦敦。在伦敦皇家爱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演奏了《弦乐小夜曲》和《第三组曲》中的《主题变奏曲》，听众热烈欢迎的程度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曾不得不谢幕三次。绅士风度又内向的英国人很少表现如此的狂热。伦敦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宴会。柴可夫斯基的作曲和指挥都受到伦敦评论界的一致推崇。
3月末，柴可夫斯基结束了旅欧演出载誉而归。回国以后他应阿尔托的要求写了六首浪漫曲，献给“无比的女歌唱家”（阿尔托只要求他写一首），乐曲是由法国诗人丘尔凯提·科尔林·布兰什克特的诗谱写而成。每一首都充满了亲切真挚的情感。1890年初，阿尔托在巴黎的一次音乐会上曾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献给她的浪漫曲。
7. 《第五交响曲》
在柴可夫斯基出国旅行演出期间，他的男仆阿历克赛·索伏朗诺夫依照他的吩咐，已把他的家搬进克林郊外的伏罗洛夫斯克村密林深处的一个僻静的庄园。这里渺无人迹，环境幽雅，“弥漫着古旧的气息”。穿过密林是一望无际的俄罗斯中部平原。这里的环境在他看来，比瑞士、法国、意大利的一切美妙景色都更可爱。新迁的住房比在梅达诺沃的房子小。他非常喜欢这个住所。他用了许多时间在花园里栽种花草，经他精心修饰过的花园已显得生机勃勃。
在自己的家里，从事他最喜爱的工作——作曲，这是他最大的快乐。他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从现在起要努力工作一番。我不仅要给别人证明，而且也要向自己证明，我还没到不行了的地步。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虑，我问我自己，是不是到了该停笔的时候了？我的想象力是否已经耗尽？创作源泉是否已经枯竭？如果我再活十年二十年，这一天终会到来的，我怎样才能知道这样的时刻何时临到我头上呢？……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我决定要写一部交响乐。开始写的时候，似乎很不容易，但现在灵感已经来了……”
柴可夫斯基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草稿。
19世纪80年代后期，正值生命辉煌的柴可夫斯基已是享誉欧洲，乃至世界的伟大音乐家，但他在内心深处却仍然经历着深刻的矛盾冲突。国内政治生活的阴暗使他感到苦闷。他曾希望沙皇政府实行改良政策，他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抱有幻想，但是他失望了。社会生活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性也许是不可改变的。他一直在苦苦寻找人生的真谛而不可得，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命在流逝，逐渐走向终点，而我却百思不得其解，我在驱赶厄运，如果它出现，我就回避，我是这样生活的吗？我这样做对吗？”实际上，他既无法驱赶，也无法回避。而他对人生光明美好的渴望永未泯灭，对俄国的未来也还抱有希望。作曲家在构思这部交响曲的过程中，曾写下了第一乐章的纲要：
序奏。对命运的绝对服从，或者对不可预测的上帝安排的绝对服从。
快板1）幽怨、怀疑，对××的谴责。2）是否投入信仰的怀抱？
在第二乐章的草稿上写着：
不，没有希望。
显然，《第五交响曲》像《第四交响曲》一样，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他所描述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他要表达的是他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他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的哀痛、欢乐和难解的困惑。
《第五交响曲》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命运”主题的贯串始终。“命运”是个纠缠不休的念头，一种抑郁的自我意识，它起着全曲的主导作用。如俄国一位音乐评论家伊·格列包夫所说：“在第五交响曲中，可以感到一种经常的愿望和追求。它是永不休止的，激动不安的。不过，它又是受束缚的，不自由的……敌人不是‘命运’，敌人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在自身之中，在自己的‘我’里逐渐削减人的生活意志。”
《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开始时的“命运主题”，凄凉、哀伤，表现了一个人阴郁、压抑的心境和对人生的悲哀思考。这个乐章中的第二主题则是充满了对生的渴望的抒情音调。作曲家是在暮春时节在伏罗洛夫斯克村创作这部交响曲的。雪融了，美丽如画的乡野，林木青翠的小丘，明亮的月夜，盛开的铃兰……作曲家把大自然美景所焕发的充满诗意的抒情表现在乐曲之中。
第二乐章是柴可夫斯基的抒情杰作之一。它从多方面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圣歌曲调的第一主题表现了主人公的冥想深思，然后出现激动人心的明朗抒情的第二主题，让人感受到俄罗斯大自然的气息。柴可夫斯基曾说过，他并不信宗教教义，但却崇尚宗教的神圣和虔诚。他认为大自然和神是融为一体的。乐曲的开始被阴暗的影子笼罩着，然后出现了温暖、明朗的抒情主题。它和第一乐章的那个悲剧形象形成对立。光明和黑暗这两股力量反复发生冲突。第二乐章的结束时，优美动听的光明主题又回来了。作曲家坚信，无论损失多么惨重，对生活的爱一定胜利，对美的向往永不泯灭。
第三乐章用圆舞曲音乐写成。表面上感觉华丽，无忧无虑，但“命运”主题隐藏其间，表现在舞会假面的掩盖下人们内心的焦虑。失望、怯懦的阴影时而破坏欢乐的气氛。
第四乐章中“命运”主题庄严隆重地展开，犹如盛大的游行，时而热情激昂，时而哀怨低沉。这是一个最矛盾、最不平衡的乐章，像是充满了不寻常的、不安的探索，虽无所收获，但也还充满希望。反映了作曲家当时渴望寻求到一种可以把人们引导到幸福之路的积极力量，但却又屡屡失望的心境。柴可夫斯基晚年所有的重大作品的构思中，都留下了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的痕迹。
末乐章不再有生气勃勃的形象，但也没有消极向命运屈服的音乐效果。用庄严的胜利的行进预示人类必须战胜命运，扫清一切阻挡前进的障碍。《第五交响曲》有一个坚毅的结局，表明柴可夫斯基仍在为创作积极的乐观主义的音乐而努力。
1888年10月，《第五交响曲》的总谱由尤尔根松的出版社出版。1888年11月5日在彼得堡“爱乐协会”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指挥了《第五交响曲》的首次演奏。月11日在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会上，作曲12家指挥第二次演奏。稍后，又在布拉格演出了《第五交响曲》。几次演出都受到听众的热情欢迎。然而评论界的反映却是不一样的。作曲家本人也开始对自己的这部新交响曲不满意。11月底，当他回到伏罗洛夫斯克村的家中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的心情和家里的痛心事（指外甥女达维多娃的死）无关，使我的心情变得抑郁的是，在我的新交响曲演奏之后，我已看出这部交响曲是不成功的。在它里面有那么一种令人讨厌的、过度夸张了的东西，显得有点做作和不真诚。而听众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听众向我热烈欢呼，这是出自对我过去的作品的欢迎，而现在的这部交响曲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这一切引起了我对自己深刻的不满。也许真像别人所说的我已经把我自己写了出来，什么也不剩了，剩下来的只有重复和模仿我自己。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下《第四交响曲》。我们的交响曲比这部好多了。真的，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事实。”
12月上旬，《第五交响曲》由作曲家指挥在莫斯科演奏了两次，演出进行得很顺利。塔涅耶夫和卡什金都给这部作品以高度评价，但作者本人对乐曲仍不满意。直到第二年，《第五交响曲》在汉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8. “一直像在殉难”
在完成《第五交响曲》的同时，柴可夫斯基根据莎士比亚的作品创作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作曲家将这首乐曲题献给他喜爱的挪威作曲家格里格。1888年11月17日，柴可夫斯基在彼得堡指挥演奏《第五交响曲》的同时，也指挥演奏了幻想序曲《哈姆雷特》。接着，为了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和《第五交响曲》的演出，柴可夫斯基去布拉格作了一次短暂访问。
还是在写《第五交响曲》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收到彼得堡皇家剧院主任伏谢沃洛斯基的信，约他写芭蕾舞剧《睡美人》，伏谢沃洛斯基提供了舞剧脚本。这是根据法国作家培罗写的童话故事编写的。舞剧表现了善战胜恶，光明战胜黑暗，人类美好理想得以实现这一积极主题。这部作品的创作进展顺利，作曲家仅用了五个星期就完成了三幕芭蕾舞剧《睡美人》的草稿。他带着写好的曲谱去了彼得堡。2月2日，彼得堡大剧院试演了舞剧中的片断。然而，由于又要出国访问演出，他不得不暂时将工作放下了。
1889年初，柴可夫斯基面临他的第二次赴欧洲旅行演出。1888年底他接到了许多来自国外的邀请函。对于这些邀请，他不好意思拒绝，也觉得不该拒绝。当时他在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说：“我心里想到的不仅是我手下正在写的这几行乐谱，我心里还装着整个俄罗斯音乐！”他把向世界传播俄罗斯的音乐看成是自己的责任。荣誉对他个人也不无吸引力。依他的孤僻天性，他习惯于一个人埋头工作，不与外界往来。在生人面前他总是很腼腆，这使他不能适应社交界沸沸扬扬的生活。出国访问演出虽然能够让他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也给俄国带来荣誉，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必须牺牲时间、健康、金钱。他一生喜欢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作曲。旅行演出动荡不定的生活只能中断他的创作。从青年时代就有的神经症状经常发作，疲于奔命的演出、访问和社会活动对他的体力是极大的消耗。从经济上算，他也是付出大于得到。要是没有他3000卢布的津贴和梅克夫人的资助，他是无法支付旅行演出这数目不小的费用的。但是，难道这一切能成为拒绝出访演出的理由吗？现在的他已是身不由己了。
1889年2月初，柴可夫斯基赴欧洲做第二次旅行演出。
作曲家先到了德国，在科隆、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柏林、莱比锡和汉堡都进行了成功的演出。在柏林，他再次与阿尔托相见。阿尔托在自己的住所举行晚宴招待柴可夫斯基。作曲家在柏林逗留的几天，在他所到之处，都有阿尔托陪同。他们依然友好的相处，互相怀有美好的情感。离开柏林的前一天，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德国音乐家卡尔·克林德沃斯为他举行的晚宴。柴可夫斯基邀请他去俄国参加下一次的俄罗斯音乐协会组织的音乐会。他同时还邀请了德沃夏克、伯拉姆斯。
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在汉堡得到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他最感欣慰的。
柴可夫斯基从德国又去了巴黎和伦敦。在巴黎出席了几次音乐会的排练，观看了由科洛纳指挥排练的《第三组曲》中的《主题变奏曲》，欣赏了音乐会的演出。他还在巴黎歌剧院欣赏了古诺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和拉罗的歌剧《伊斯国王》，他对演出非常满意。柴可夫斯基在巴黎拜访了音乐家马思奈，并邀请他赴莫斯科指挥音乐会。
柴可夫斯基在伦敦指挥演奏了《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一管弦乐组曲》。在伦敦的几场音乐会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进一步提高了柴可夫斯基在英国的声望。
在国外旅行演出的日子里，他几乎每一天都在想家，甚至从踏上异国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期待着归程。他心中有太多的牵挂——他的乐曲、他的排练，还有彼得堡、莫斯科许多待他处理的事情……
4月下旬，柴可夫斯基终于回到了祖国。他先在第比利斯小住后，5月来到彼得堡。这年7月是安东·鲁宾斯坦从事音乐事业50周年，柴可夫斯基当选为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委员。为了这一纪念活动，他创作了两首乐曲，一首是根据波隆斯基的词谱写的合唱曲《致安东·鲁宾斯坦》，另一首是《降A大调钢琴即兴曲》。
整个夏季柴可夫斯基在伏洛夫斯克自己的家埋头于舞剧《睡美人》的写作。8月底完成了全剧的总谱。
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9月30日再度在莫斯科上演，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首场演出。这次演出，场面十分壮观。演员表演也很出色，他感到格外满意。在莫斯科暂住期间，柴可夫斯基拜访了契柯夫。契柯夫将短篇小说《忧郁的人们》献给了柴可夫斯基。
作曲家在莫斯科又指挥了两场音乐会后，匆匆忙忙赶到了彼得堡。他又为安东·鲁宾斯坦的纪念活动忙碌起来。12月1日，在庆祝安东·鲁宾斯坦从事音乐事业50周年彼得堡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担任了指挥。在这个音乐会上演奏的都是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指挥别人的作品比指挥自己的作品要费力得多，这个音乐会后，柴可夫斯基已经感到很累。第二天，他又做了一次更为艰难的指挥，在安东·鲁宾斯坦的另一个专场音乐会上指挥了由700人组成的合唱团的演唱。演唱的是以《圣经》为题材的清唱剧《通天塔》。半个月的紧张繁忙使柴可夫斯基感到自己“一直像在殉难”。这些都是他并不喜欢但又不能不做的事。
1890年1月15日，彼得堡马林斯剧院正式上演了《睡美人》。亚历山大三世也出席观看了《睡美人》的盛大演出。《睡美人》的音乐极富交响乐特色，又有鲜明的舞蹈性。舞剧洋溢着节日欢庆的热闹气氛，场面辉煌华丽，非常吸引观众。这部作品是柴可夫斯基本人喜欢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受到俄国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世界流行的芭蕾剧目之一，其中的音乐片断也常在世界各国的音乐会上演奏。
9. 《黑桃皇后》
舞剧《睡美人》首次演出的第二天，柴可夫斯基离开彼得堡去了佛罗伦萨，为的是远离各种繁杂的事务和应酬，专心致力于另一部歌剧的创作。
1889年12月，柴可夫斯基接受了彼得堡皇家剧院经理伏谢沃洛斯基的要求，同意创作歌剧《黑桃皇后》，歌剧脚本是莫杰斯特以普希金的小说为基础改编的。
歌剧《黑桃皇后》是一部心理描写剧，作曲家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揭露出人类心灵中最深的隐秘。
《黑桃皇后》的主人公盖尔曼爱上了丽莎——一个富有的伯爵夫人的孙女。尽管丽莎也爱着他，但丽莎却不可能成为他这既无金钱又无权势的人的妻子。爱情的痛苦加上人格受屈的羞辱在折磨着盖尔曼。他不甘心放弃自己的爱情幸福，更不能向富有的艾列茨基公爵这个丽莎所不爱的人让步。盖尔曼偶然得知，伯爵夫人握有三张神秘的纸牌，只要掌握了这三张具有魔力的纸牌，就能在赌场上赢钱。盖尔曼朝思暮想，一心想要得到伯爵夫人心爱的秘密宝物。他想，只要得到了这三张纸牌的秘密，他就可以致富，也可以和他心爱的丽莎一起躲离周围的人们。最初，这三张纸牌对于盖尔曼只是一种用以打通幸福之路的手段。可是后来他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金钱的诱惑征服了他。赌博的侥幸心理压倒了对爱情的渴求，他已接近疯狂。丽莎已意识到，她的情人要的不是她，而是纸牌的秘密，要的是金钱。她顿时陷入了绝望。盖尔曼得到了这三张神秘的纸牌后，就把丽莎放在了一边，急急跑向赌场，而当第三张牌赌输时，盖尔曼受不住这个打击，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在这部歌剧中，作曲家运用爱情和命运两个对立的音乐形象展开悲剧情节。盖尔曼与丽莎的爱情体现着强劲的生活的力量；占有三张神秘纸牌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体现着黑暗的邪恶势力，它阻挠人们得到幸福。这种爱与憎、生命与死亡、正义与邪恶的对比，是柴可夫斯基许多作品的基本思想。作曲家心中怀着对幸福、对光明美好未来的极强烈的追求，而现实生活又使他对未卜的前途产生了无限的怅惘。这种深刻的矛盾在歌剧《黑桃皇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管弦乐的前奏曲中首先奏出了《黑桃皇后》的两个中心主题，一个是不可抗拒的预示着厄运的伯爵夫人主题，它仿佛是要毁灭掉自己面前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与它相应的是爱情主题，它越发展越强大，而后达到高潮，仿佛是在歌颂人类的幸福、美好。这两个主题不断发生冲突、演变，贯串全剧，成为整个歌剧的基础。
柴可夫斯基怀着极大的创作热情创作《黑桃皇后》，仅用了七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它。无论何时，甚至在写作《叶甫根尼·奥涅金》时，他都没有这样地兴奋、激动。剧中人物牵系着作曲家的心，他说：“盖尔曼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写某一段音乐的依据，他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并且是我十分同情的人。”正是这种来自作曲家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赋予这部歌剧强大的艺术魅力。
6月底，作曲家的两位朋友尤尔根松和卡什金来到伏罗洛夫斯克他的家中拜访他。柴可夫斯基为他们弹奏了《黑桃皇后》的音乐。他陷入了《黑桃皇后》的悲剧气氛之中，有几段竟弹不下去了，他激动得禁不住涌出泪水。两位朋友也被乐曲深深感动，一致称赞他的新作。
《黑桃皇后》于1890年12月6日在彼得堡首演，两星期后在基辅上演，数月后在莫斯科演出，以后又在俄国好几个大城市公演，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部歌剧在布拉格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演出过。至今，歌剧《黑桃皇后》在全世界仍属优秀剧目。这部歌剧是柴可夫斯基歌剧创作的最高峰，也是他最交响化的一部歌剧。
10. 默默的分离
1890年夏季，柴可夫斯基在伏罗洛夫斯克居住期间，除完成了歌剧《黑桃皇后》的配器外，还创作了一首弦乐六重奏《回忆佛罗伦萨》。这首乐曲可由两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两把大提琴演奏。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写弦乐六重奏曲，是为彼得堡四重奏协会创作的。这首曲子他写得很快，只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草稿。
8月下旬，柴可夫斯基来到卡明卡探望亚历山德拉。因妹妹病重，家中充满了忧郁气氛，昔日欢乐、温暖的卡明卡已无处寻觅，柴可夫斯基感到失落怅然。
随后，柴可夫斯基去了第比利斯，和阿纳托里夫妇一起生活了一些日子。第比利斯优美的风光常常使他想起威尼斯。这里四季常青，繁花似锦，街道热闹繁华，到处显得生机盎然。第比利斯的音乐家们的盛情也使柴可夫斯基感动。为了欢迎他，在歌剧院举行了音乐会，演出的都是他的作品，作曲家也亲自指挥了一些乐曲。到处是喝彩、欢呼和鲜花，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天有不测风云。10月4日，就在这充满喜悦，一片光明的时日，来自梅克夫人的一封信有如晴天霹雳把柴可夫斯基惊呆了。这是一封充满悲凉调子的来信。信中说，由于遇到了麻烦，她面临破产，她觉得非常遗憾，从此以后不得不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您有时还能想起我。”这最后一句话也等于告诉柴可夫斯基，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就此终止。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柴可夫斯基感到震惊。他对梅克夫人面临的处境深感焦虑不安，立即写了回信。首先让梅克夫人不要为他担心，虽然停止资助，不可能完全不影响他的物质生活，但这种影响绝不严重。而让他担心的是梅克夫人失去了财产以后该怎样生活。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柴可夫斯基自己的经济收入已比过去大大增加。他的创作稿费和演出收入，加上国家每年给他的津贴，足够他的生活开销，甚至他还经常把许多钱花在别人身上。他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学生都非常慷慨，时常给予无私的援助。对梅克夫人停止资助，他并不太在意。他感到不快的是“希望您有时还能想起我”这句话。他在信中说：“难道你以为我只能在用你的钱的时候才记起你吗？难道我能够把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忘记一秒钟吗？一点不夸张的说，是你救了我。如果不是有了你的友谊和同情，我一定会发了疯而且已经毁灭。你所给我的钱是一个安全的锚。由此你把我将尽的力气积聚起来，然后使我再度走上音乐之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你，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你，因为我头脑中产生的每个想法都是和你联在一起的。”
梅克夫人作出的近乎绝交的表示，使柴可夫斯基困惑不解，他急于知道梅克夫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柴可夫斯基从第比利斯回到莫斯科后打听到，梅克夫人的经济并没有真正破产。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想，难道梅克夫人是想以此作为摆脱他的借口吗？她究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断然的方式终止他们的友谊呢？柴可夫斯基写信给梅克夫人的女婿巴胡尔斯基，想弄清究竟。
巴胡尔斯基1877年继柯代克之后在梅克夫人家中当音乐师。他是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钢琴也弹得很好。作为柴可夫斯基的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一向十分尊敬。巴胡尔斯基人很聪明，对自己能有机会在梅克夫人家中工作十分满意。他享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有最好的乐器可以使用，也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还能经常陪伴梅克夫人在国外四处周游。他乐于为梅克夫人做一切委托他做的事。逐渐，他成为梅克夫人的别人不可替代的好助手。1882年以后巴胡尔斯基爱上了梅克夫人的女儿尤里娅·卡尔洛夫娜，1889年俩人结了婚。过去，曾有段时间，应梅克夫人的请求，柴可夫斯基教巴胡尔斯基学作曲。柴可夫斯基认为他在作曲方面没有多大才气，柴可夫斯基曾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巴胡尔斯基本人和梅克夫人，被梅克夫人的儿子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劝阻了。尼古拉说，梅克夫人听了会生气的。巴胡尔斯基也深知自己水平的确不太高，并没有由于柴可夫斯基对他看低而嫉恨不满。作为梅克夫人的女婿，他并不希望做任何对柴可夫斯基不利的事。
梅克夫人和柴可夫斯基终止通信后，自1890年10月至1891年6月，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柴可夫斯基曾好几次通过巴胡尔斯基了解到有关梅克夫人的情况。他写信对巴胡尔斯基说，梅克夫人的金钱资助可以停止，但希望他们之间通信不要终止。巴胡尔斯基回信告诉他说，梅克夫人写信已不可能，她并没有生气，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化。柴可夫斯基知道她的这种态度后，更加感到屈辱。他想，难道13年来他们的友谊只是由于钱吗？难道梅克夫人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乐趣而付给他钱吗？现在没有了乐趣，就不再付钱，一切就都结束，也就不写信了。柴可夫斯基苦苦地进行反思，他把梅克夫人的所有信件一一重新读过，他感到自己完全崩溃了。1891年6月，他给巴胡尔斯基写了一封情绪激昂的信，诉说和发泄心中的不满。他说，使他受打击的不是梅克夫人不写信，而是梅克夫人对他完全失去了兴趣。发生这样的事，使他对人，包括像梅克夫人在内的好人，对整个世界失去了希望。由于知道梅克夫人健康状况很差，又不能把自己的烦恼告诉她，不愿意使她悲伤，所以柴可夫斯基请巴胡尔斯基不要向梅克夫人提及他写此信一事，同时也请求巴胡尔斯基不必复信。但巴胡尔斯基还是复了信。他的信很简短，他再次说明梅克夫人不给柴可夫斯基写信确因疾病缠身，心力交瘁。不过，巴胡尔斯基又写道：“如果你依旧再次写信，可能会感动梅克夫人，说不定你们的关系还能恢复。”然而，柴可夫斯基没有再写信，也许是由于不相信巴胡尔斯基的话，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收到巴胡尔斯基的信后，他觉得进一步受了打击和伤害。与自己心心相印的挚友竟以这样的方式离他而去，这种打击让他不堪忍受。这个打击和伤害一直重重地压在柴可夫斯基的心头。
在柴可夫斯基看来，梅克夫人断然终止了与他的交往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接受的，而梅克夫人的境况又是如何呢？是什么因素促使她做这种残酷的决定呢？也许事情由来已久。
1881年，梅克夫人在经济方面遇到过一次大麻烦。当时她被告知应偿还丈夫生前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关于这笔债务梅克夫人过去完全不知道。通过变卖房产，经一番周旋之后，她总算熬过了那次危机。她曾把那次危机的情形如实告诉了柴可夫斯基，同时安慰他说，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资助，因为与她在危机中上百万的经济损失相比，给柴可夫斯基的那几千卢布对她来说简直微不足道。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是心甘情愿而又慷慨、主动的。就是在她刚刚度过危机以后，1881年10月，当她得知柴可夫斯基纯粹为了挣钱的目的为尤尔根松编写音乐出版物一事后，她给柴可夫斯基寄去了超过规定数额的钱，以便让柴可夫斯基能够从那些消耗他精力的、无意义的事情中摆脱出来。柴可夫斯基收到这些钱后写信对她说：“请不要忘记，由于四年来您的帮助，在物质条件方面我已达到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水平。我的钱不仅够用，而且很多，很多，这些钱大大超过了我的实际需要。”也许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声明，使梅克夫人后来作出停止资助的决定？
梅克夫人的经济境况进一步好转，她甚至后来在法国南部还买了别墅。然而，没有多久，又开始出现了不利的局面。政府对私有铁路的控制加上铁路部门管理人员的营私舞弊，使梅克夫人经常处在紧张状态。她的经济情况很难保持平衡。这一情况直接影响到她的身体健康。她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了，右手也开始僵化，只能用左手推着才可以写字，所以她自己已不能亲手写信。1889—1890年，这一两年她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神经系统的毛病，过去她的耳朵听力就差，现在几乎完全听不见了。
使梅克夫人感到最沉重的是她心爱的大儿子乌拉吉米尔久病不愈以后去世。母亲的良知使她感到深深的愧疚。她觉得这所有的不幸都是对她的惩罚。回顾自己的一生，梅克夫人觉得她只顾了自己，与柴可夫斯基的友谊几乎占去了她全部的时间和心力，对家和孩子却很少照顾。她对自己说：“这是我的罪，我应该赎罪。”她本是个无神论者，而现在她却全身心的投靠了宗教，她每天做长长的祈祷，她接受了宗教所规定的那些仪式。
80年代以后，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开始赢得国内外广泛的认可。音乐创作、指挥演出以及音乐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使柴可夫斯基总是很忙碌。这些变化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到他和梅克夫人之间的关系。他给梅克夫人的信不免带上写流水账的色彩，他写得更多的是客观外界的事情，写他所参加的一些活动的情况，而少了像往日那样的内心剖白和思想情感的交流。敏感的梅克夫人逐渐感觉到在这些信中某种东西正在消失。她已经意识到，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柴可夫斯基，除了忙于作曲和指挥音乐会，他还有应接不暇的社交，他的生活圈子已大大扩展，而她在柴可夫斯基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生活在孤独中的梅克夫人，永远需要一个专门陪伴她，甚至属于她的灵魂。她不愿意柴可夫斯基有半点勉强，她想让他轻松。梅克夫人以为他能平静地对待她的离去。至于钱，固然她的支持对柴可夫斯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没有了她的帮助，不会对柴可夫斯基有太大的影响，他有足够的财力供自己开销。在梅克夫人的性格中不乏坚决、果断。她这样想了，她也这样做了。她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懂得她。
柴可夫斯基没有懂。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伤害和委屈。人的心有时会脆弱得如薄纸一张，自尊心不仅可以为寻求理解设置障碍，更可以使曲解变成真理。失去了梅克夫人的友谊，柴可夫斯基陷入了难言的苦痛和绝望之中。
巧合的是，1891年8月，柴可夫斯基发现，梅克夫人赠送给他的那个镶有贞德像和阿婆罗女神像的表被窃。友情失落了，爱的信物也不翼而飞。
1893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知道梅克夫人的儿媳安娜·里沃夫娜（即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女）要到国外去看望梅克夫人。柴可夫斯基约见了安娜。在莫斯科普列奇斯琴斯克林荫道上的梅克夫人的一所住宅的饮茶室里，柴可夫斯基和外甥女做了一次倾心谈话。柴可夫斯基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告诉了她，并让她转告梅克夫人。安娜知道了舅舅心底的悲哀，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
安娜·里沃夫娜来到梅克夫人的寓所，看望病中的婆母。
那是一个黄昏，梅克夫人躺卧在沙发上，安娜坐在她的身边，向婆母细细诉说了柴可夫斯基所感受的一切。梅克夫人的眼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芒。那时她的肺病已非常严重，她的喉咙已经失声，只能沙沙低语：“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我也再给不了他什么了，我不愿意让我们的通信只对我一个人是快乐，而对他变成负担，我没有权利只要自己的快乐。如果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他还需要我，为什么他不再写信了呢？要知道他是做过这种许诺的。的确，我不再给他物质方面的帮助了，但这难道有什么意义吗？”
一切都结束了。通讯断绝，爱已远去，心各西东。曾经燃烧过的崇高真挚的情感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回忆。梅克夫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她的最后一封信会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如此巨大的伤害。她始终在等待，她觉得她的爱友还会写信来。然而，柴可夫斯基没有写。梅克夫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写信。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所有的回忆和期待，所有的委屈和哀怨，所有的爱和恨都只属于他们各自的自己了。
但，世人认为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友谊是长存的。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之间的高洁诚挚的情谊早已溶进伟大作曲家不朽的音乐之中。梅克夫人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拯救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命，为了俄罗斯，也为了全世界。如果说“拯救”一词有点过分的话，那么起码是梅克夫人使柴可夫斯基得以避开日常生活繁忙的琐事，使他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创作事业中去。这就足以使人们感谢她。感谢她对伟大作曲家的无限仁爱和宽宏，感谢她的慷慨和奉献。人们不仅“有时还能想起”她，而是永远纪念她。
11. 旅美演出
1891年3月，柴可夫斯基接到美国的邀请去参加为纽约卡奈基新音乐大厅落成而举行的音乐节。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将在美国几个大城市进行旅行演出。
到美国之前，柴可夫斯基先在巴黎举行了个人作品音乐会。他成功地指挥演奏了《第三组曲》、《斯拉夫进行曲》、《第二钢琴协奏曲》、《如歌的行板》、《忧郁小夜曲》等作品。音乐会受到热烈欢迎。柴可夫斯基几乎成为巴黎公众瞩目的中心。
在巴黎准备启程赴美之前，柴可夫斯基得到他亲爱的妹妹亚历山德拉·达维多娃去世的不幸消息。他心痛欲裂，想放弃旅行，立即返俄国。他想和给他母亲般慈爱的妹妹再做一次最后的告别。他觉得妹妹身后有许多事需他安排。他心疼可怜的外甥鲍比克，怕他经受不住失去母亲的悲伤。经过一番理智的考虑，他不得不决定继续旅行，他怀着忧郁的心情出海前往美国。
客轮起锚后没有多长时间，有一个青年跳海自杀，这更加剧了他心中的怅惘。他乘坐的“布列塔尼号”是艘豪华的客轮，“简直像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宫殿”。海上航行中，总是大浪不止，船身剧烈颠簸，每个乘客都很悬心。柴可夫斯基的神经高度紧张，甚至感到“战栗和恐惧”，加上剧烈的晕船，他觉得“像在受难”，经过一个星期的海上拼搏，于4月25日总算到达了纽约港。
柴可夫斯基被送到纽约最著名的诺曼底饭店。这家饭店坐落在百老汇东南角的第三十八号街上，距大都会歌剧院只有一个街区。纽约的摩天大楼，繁华的街景使他感到陌生。他身在异国，无论多么热闹的气氛也无法驱散郁结在他心底的哀愁。他怀念遥远的祖国，牵挂故乡的亲人。命运对他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感到颓丧。他心情的灰暗与眼前这个现代化城市的生机勃勃形成强烈的反差，他觉得万分孤独，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起来……
美国人的热情温暖了柴可夫斯基。
5月5日在卡奈基音乐厅举行的盛大音乐会在《地久天长》的圣歌声中隆重揭幕。美国的社会名流、财团大亨都出席了大会。柴可夫斯基在这次音乐会上指挥演奏了《加冕进行曲》，这个曲子是他为亚历山大三世登基而创作的。乐曲热烈欢快的旋律和隆重典雅的风格很受美国听众的欢迎。作曲家在满堂喝彩之中感到了欣慰。在这期间，柴可夫斯基的四场个人作品音乐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纽约音乐厅（现称卡奈基音乐厅）开幕庆祝活动增色许多。
在巴尔的摩和费城举行的几场柴可夫斯基作品音乐会也使他的名声大震。在华盛顿，柴可夫斯基出席了大都会俱乐部为他举行的晚宴，宴会气氛友好、热烈。俄国驻美大使馆为了欢迎来自祖国的伟大作曲家，也安排了一场音乐会，当地的俄国侨民都来参加了。他乡遇故知的兴奋，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力量倍增。此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俄罗斯的光荣和骄傲。
柴可夫斯基在美国纽约愉快度过了51岁生日。在当天举行的音乐会上，他指挥演奏了《第三组曲》。他一上台，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大厅，尽管他已无数次地指挥过这首乐曲，但却感到超乎寻常的紧张。充满好奇心的美国人不仅热爱他的音乐，还很注意欣赏他的外表，在他所到之处，人们总是从上到下把他仔细打量一番。现在，他站在乐坛上，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演出结束时，掌声和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美国观众的热情很张扬，也很有感染力。柴可夫斯基感到几个月来少有的开心。
生日这一天，他还得了一件礼物——一尊自由女神像的袖珍复制品，这是美国钢琴制造商欧内斯特·纳布赠给他的。柴可夫斯基非常欣赏这件寓意深刻、做工精美的艺术品。他希望能把这尊自由女神带回祖国。
音乐节结束以后，柴可夫斯基去游览了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隆隆的瀑布声吸引着他。他两次到那里散步，远望气势雄伟的白色瀑布，他感到有点胆怯。他换上一件比较随便的衣服，坐上吊车，直下到瀑布底部，穿过一段隧道后，只见瀑布如一巨大的白幕倾泻而下。“这景象非常迷人，可也有点令人胆寒”，他在日记中这样说。
柴可夫斯基在美期间，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表示邀请、祝贺、要求签名的信函。他都一一认真给予答复。记者、剧作家、作曲家更是抓住他不放，对他进行频频访问，希望与他进行密切交流。美国公众的热情好客，使柴可夫斯基非常感动，让他久久难忘。他确信，他在美国比在欧洲闻名十倍。
柴可夫斯基在给外甥达维多夫的信中总结了他的访美印象：“……总之，纽约、美国习俗、美国人的好客、城市风光、异常舒适的环境，这些都很合我的心意。如果我年轻些，大概会因为来到一个有趣的新天地而感到十分愉快，但我却仿佛是在受一种舒服的罪。我的意向只有一个：回家，回家，回家！！！”
12. 《胡桃夹子》和《约兰达》
在柴可夫斯基赴美旅行期间，他的仆人阿列克赛把他的家重又搬回梅达诺沃，因为伏罗洛夫斯克的住房附近的树林都被砍光了，那里的住处已不适合柴可夫斯基居住。4月，柴可夫斯基回到了梅达诺沃，继续写他赴美之前就已开始的舞剧《胡桃夹子》，并着手创作另一部歌剧《约达塔》。
这两部作品几乎是同时完成的。
舞剧《胡桃夹子》取材于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根据德国作家霍夫曼的童话《胡桃夹子与鼠王》而写的神话故事。通过叙述一个小姑娘在圣诞夜的梦，表现善战胜恶，光明战胜黑暗的美好的人类理想。这部舞剧包含了六部风格各异的舞曲，有西班牙风格的巧克力舞曲、阿拉伯风格的咖啡舞曲、俄罗斯风格的特列帕克舞曲、中国风格的茶叶舞曲、意大利塔兰泰拉舞曲为基调的牧童舞曲和以法国民歌为主题的丑角舞曲。作曲家把《胡桃夹子》舞剧中的这六首舞曲配器编成一套供音乐会演奏的组曲，也很出色。
上次旅行时，柴可夫斯基在巴黎发现一件叫钢片琴的乐器，是由维克·马斯泰尔发明的新乐器。这种乐器的声音介于钢琴和钟声之间，清脆洪亮，非常动听。作曲家委托尤尔根松从巴黎购买了这种乐器。《胡桃夹子》中糖果仙子之舞那奇特的配器效果就是由于使用了这种钢片琴。柴可夫斯基也成为在俄国第一位使用钢片琴的作曲家。
舞剧《胡桃夹子》的主人公是儿童，这个舞剧也显示了柴可夫斯基对孩子们的热爱。
歌剧《约达塔》是以剧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取材于丹麦作家盖茨的话剧《雷内国王之女》。柴可夫斯基是在1883年2月《俄罗斯信使报》上读到这个剧本的。莫杰斯特于1891年4月将其改写为歌剧脚本。
这部歌剧是柴可夫斯基所写色调最明快的歌剧。歌剧叙述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公主，由于勇于为爱情牺牲自己而最终得以复明的动人故事，歌颂了美好崇高的爱情和勇于为正义献身的伟大品格。
《胡桃夹子》和《约兰达》这两部表现光明主题的作品都是在1892年12月在彼得堡首演的，演出效果不像柴可夫斯基所预想的那样成功。不过根据舞剧改编的《胡桃夹子组曲》却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这首组曲也流传至今，成为许多音乐会上的必演节目。《胡桃夹子》舞剧现在已在世界上流行，特别是每逢圣诞节来临，剧院认为演出《胡桃夹子》是最合时宜的。
1892年5月17日，柴可夫斯基迁入离莫斯科不远的克林郊区的一所新居。新居面积很大，环境很好，景致优美，有许多幽静的好去处。这年年底和1893年初的戏剧节，柴可夫斯基多次外出旅行演出，在华沙、汉堡、巴黎等地都指挥演奏了自己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