齧缺問王倪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惡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 　　“然則物无知邪？” 　　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齧缺曰：“子不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經過前面一大篇逐句注解，到這里，就好像是飽餐豐盛酒肴後品嘗一碟清口的水果了。 　　本節的要旨，是重申在物的立場上不可能有真正的“知”。這種破物之我執，就是“齊物”。 　　齧缺與王倪，《逍遙遊》第二節注中已介紹過。有不少注家認爲這是莊子杜撰的寓言人物。《今注譯》引王元澤說：“‘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但從本節對話的性質來說，應是寓言兼重言，因此這兩人非但不是虛構的，而且還應是當時的著名人物，否則就起不了重言的作用。 　　齧缺一上來提的三個問題，都是有關知性（認識）的根本性質的。“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問的是認識有沒有共同標準。因爲認識若沒有共同標準，物各行其是，那麽知識體系就建構不起來。“子知子之所不知邪？”問的是認識有沒有極限。認識若有極限，知識系統就大大貶值。“然則物无知邪？”那麽，從根本上說，物不可能有什麽所謂知識嗎？這個“无”，是從本質上說的；從現象上看，知識不僅有，而且五花八門，不可窮盡。所以莊子在這里用“无”而不用“無”。對這三個問題，王倪都回答說：“吾惡乎知之？”我怎麽能知道呢？因爲王倪認爲自己還沒有實證“大道”，還不能超越物的立場，所以，他無法對這三個涉及認識本質的問題，作出了然透徹的回答。這充分表明了聖人“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坦白質樸的生活態度，已從一己的立場中取得了初步的解脫。因爲有了這種初步的解脫，才能對這三個問題作出粗淺的回答。這不是故作謙詞，而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嘗試言之”，是爲了經過探討，加深對真理的瞭解。 　　“嘗試言之”，言的都是現象界，因此，三個問題中王倪只回答了第一個問題，另兩個要直接論及本質問題，王倪沒法說。王倪一上來先務虛。“庸詎”，是“怎麽”、“哪里”的意思。王引之《經傳釋詞》：“‘庸’猶‘何’也，‘安’也，‘詎’也。‘庸’與‘詎’同意，故亦稱‘庸詎’。”怎麽知道我所認爲的“知”不是“不知”呢？怎麽知道我所認爲的“不知”不是“知”呢？接著，他舉了“居”、“食”、“色”三組實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居”、“食”、“色”是動物生存三項最基本的內容與條件，好像顔色中的三原色。如果物之知有共同標準，那麽在這三個基本方面應有共同標準。倘若在這三項上也建立不起共同標準來，那“所同是”就是空中樓閣，一切免談。莊子雖是舉例說明，但在邏輯上也是周延的、嚴密的。形象思維，比興手法，容易動之以情，但往往會犯以偏概全的毛病，難以曉之以理。莊子在本案中做到了形象與邏輯的完美結合。 　　先說“居”。人要是睡在潮濕的地上，就會得風濕病，引發腰痛、關節炎，嚴重的甚至會偏癱，而泥鰍卻覺得很好。人要是住在樹上，就會驚恐萬狀，而猿猴卻覺得很好。人、泥鰍與猿猴，這三者，誰能知道哪個住處算是符合標準的呢？ 　　“偏死”，馬敘倫說：“‘偏’借爲‘［疒扁］’，《說文》曰：‘［疒扁］’，半枯也。”其實“偏”不通假，就解爲“一部分”或“一半”也可以，因爲“死”已有癱瘓之義。“死”有“失去知覺”義。《山海經·南山經》：“（柢山）有魚焉……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郭璞注：“此亦蟄類也。謂之死者，其蟄無所知如死耳。”“死”又通“屍”，“屍”是代死者接受祭祀的活人，意爲名存而實亡。《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死三日而畢。”於省吾新證：“言其職屍之事三日而畢也。”綜合兩義，“癱瘓”之義自見，毋勞將“偏”通“［疒扁］”。 　　鰌（qiū）即泥鰍。 　　惴（zhuì）慄（1ì）恂（xún）懼（jù），是各種驚慌的樣子。細分起來，“惴”是心里別別跳，“傈”是外形索索抖，“恂”是頭暈目眩，“懼”是緊張地瞪大了眼睛。“懼”以“瞿”爲聲符，“瞿”的本意是“鷹隼之視也”（《說文》），徐鍇《系傳》：“驚視也。”“瞿”可能有“亦聲”，即會意的成分在。“懼”現已簡化爲“惧”。 　　“猨”，是“猿”的異體字。 　　次看“食”。人吃食草與食穀的牲畜，麋與鹿吃蓬草，蟋蟀喜歡吃小蛇，貓頭鷹愛吃老鼠，這四類，誰能知道哪個的口味算標準呢？ 　　“芻”（chú），這里是指食草類的牲畜，“豢”（huàn），這里是指食穀類的牲畜。《釋文》：“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也。’” 　　“薦”，蓬草。《爾雅》：“齧，雕蓬；薦，黍蓬”。 　　“蝍蛆”（jié qū），《爾雅》：“蒺藜，蝍蛆。”郭璞注：“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淮南子·說林》：“騰蛇遊霧而殆於蝍蛆。”高誘注：“蝍蛆，蟋蟀。”《釋文》：“《廣雅》云：‘蟻公也。’”郭璞、高誘之注本於《爾雅》，應采其說。但《爾雅》中又有“蟋蟀，螢”句，原有“蟋蟀”之名，因此，我猜測蝍蛆爲同屬蟋蟀科的油葫蘆。但根據不足，且同屬一科，仍以“蟋蟀”名之。“帶”，特指小蛇。《釋文》：“司馬云：‘小蛇也，蝍蛆好食其眼。’” 　　“鴟”（chī），《莊子》中指貓頭鷹一類的鳥，《徐無鬼》有“鴟目有所適”句。 　　“耆”通“嗜”。《莊子》中有“耆”而無“嗜”，說明當時還沒“嗜”字，“嗜”乃後起字。 　　再看“色”。猿，狗頭猿以爲雌性而求歡；麋和鹿交配；泥鰍緊隨著魚遊；毛嬙、麗姬，人覺得是最漂亮的，魚看見了潛入深水，鳥看見了飛往高空，麋鹿一見拔腿快逃，這四者，誰知道哪個算是天下標準的美色呢？ 　　“猵（piàn）狙”，《釋文》：“司馬云：‘一名獦牂，似猿而狗頭，喜與雌猿交也。’”但《莊子》中幾處“猨狙”並舉，《應帝王》：”虎豹之文來田，援狙之便，執斄之狗來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天運》：“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因此，我懷疑“猵”是動詞，指獸類性交，但一時找不到更多證據，故從舊說。 　　“麗姬”，即下文“麗之姬，艾封人之子”，是晉國有名的美人。陳鼓應先生“依朱桂曜說，據崔譔本改”爲“西施”。朱先生引了許多古書中“毛嬙西施”並提的例子作爲證據。但先秦時的美人不僅是“毛牆西施”，而且本篇下文特別講了麗姬的故事，本章中又另外出現過“西施”，因此，這里的“麗姬”與“西施”不會搞錯。與其說是後人據“麗之姬”的故事“誤改”（朱先生語），還不如說朱先生以偏概全。要說誤改，崔譔本依成例對莊子原文妄作改動的可能性更大。誤改通常是將特殊改成一般，抹去原作特色，很少見將一般改成特殊，爲原作增色的。 　　舉了三組事例後，王倪歸納說，從一己出發去看問題，“仁”與“義”的要旨，“是”與“非”的分野，秩序井然與雜亂，我怎麽能知道它們的區別？ 　　“我”，這里指的是“小我”、“形我”，故譯成“一己”。 　　“端”，與“倪”義相同，都是指的“極”，事物的最高、最重要的意義。這概念是從《墨子》中來的。《非命上》：“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經說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因而譯爲“要旨”。 　　“塗”，路，這里是分道揚鏢的意思，故譯爲“分野”。 　　“樊”、《釋文》：“音煩”，陳鼓應據此注“樊然殽（xiáo）亂”爲“紛然錯亂”。但“樊”字一解爲“馬負過重，止而不前”，另一解爲“鳥籠”。由鳥籠引申出籬笆、邊緣等義。《莊子》中另有四處見“樊”。“不蘄畜于樊中”（《養生主》），“若能入遊其樊”《人間世》），“莊周遊於雕陵之樊”（《山木》），“夏則休乎山樊”（《則陽》），都取鳥籠或其引申義。鳥籠、籬笆、邊界等，都含規範義，因此“樊然”可以理解爲一種合規範的狀態。前面仁義、是非對舉，這里“樊然”與“殽亂”對舉，文氣連貫，且與後句中的“其辯”相應，因此，我改譯爲“井然”。 　　以上歸納，說的就是“瞎子摸象”的荒謬性。 　　本節較之上一節有發展之處，就是引進了“至人”。 　　齧缺問：“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點明了王倪還不是至人。王倪是聖人無疑，可見至人與聖人是有等級差別的。“至人神矣”，直譯爲“至人是具有神通的”。至人高於神人，他所具有的不僅是神通。但這里要回答的問題是“至人是否關心利害”，則有神通就可以超出利害關係之上，神人就可以做到。“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物莫之傷”，因此，只要肯定至人具有神通，回答此疑問就綽綽有餘了，不用再區分至人與神人的高下。但我們不能以此處只說“至人神矣”，就斷定至人與神人無差別。 　　本節引進“至人”，也可反證上一節最高只說到“聖人”，是莊子借子綦之口闡述的道理。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句，陳鼓應據王叔岷之說，改爲“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以與前面“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hù，凍結）而不能寒”形成節奏相似的排比，也不無道理。但本著尊重、保護現存文本的原則，我還是不取此說。記在這里，供讀者參考。 　　還要說一下的是，莊子說“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是因爲它們覺得毛嬙、麗姬其醜無比，嚇得快逃。這話很幽默。而後人接過莊子的比喻，改成“沈魚落雁之容，羞花閉月之貌”，就一點也不幽默了。說明人的自我感覺太好，在莊子揶揄的“自我中心”路上越走越遠，已到了恬不知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