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飛南徙　故夫知效一官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從這段開始，進入文章的主旨部分，從自然現象推演到人文現象。之所以說“自然現象”而不說“寓言故事”、“神話傳說”，理由前面已說，以莊子的認知態度爲依據。之所以說“人文現象”而不說“社會現象”，是因爲後面所言之神人、至人是超出社會的，即使聖人也不是以社會價值爲其生活日標的。 　　“故夫知效一官”，“效”是驗證、證明的意思。《廣雅·釋言》：“效，驗也。”“效”還有盡力、效勞的意思。爲什麽這裏解爲“效驗”而不解爲“效力”呢？因爲要與後面的“比”、“合”、“征”相對應。“比”、“合”、“征”都表示動作的結果，都應該理解爲“行比於一鄉”，“德合於一君，而征于一國者”。所以“知效一官”，也應是“知效於一官”，即見識、經驗能勝任一官。爲什麽把“官”放在第一位？這三句話，莊子是按照社會地位從低到高，影響範圍從小到大來排列的。“官”，在莊子的時代主要還是指一種職務，一種社會分工，還不是掌握權力的行政司法人員的專稱。《商君書·去強》：“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呂氏春秋·上農》：“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高誘注：“三官，農、工、賈也。”即使指掌握一定權力的人員，也還以管理人員爲主，行政司法人員的級別也不高，相當於以後的吏。這與後來的官是“青天大老爺”、一方土皇帝大不相同。未見有注家特別提到這一點，因此說一下。 　　“行比一鄉”，《成疏》：“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今注譯》：“行爲可以順著一鄉的俗情”《現代版》：“論到聲譽，他們可以叫響一個地區”；這些疏解，都沒有到位。《墨子·尚同》：“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別），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劃）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己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與）不善，皆以告其；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一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訪）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悅）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以下鄉長、國君發政之言，與里長類似。這段話，可以看作“行比一鄉”的形象注解。“鄉”在當時是僅次於諸侯國的一級行政單位。“比”即是“同”，即是“壹”，就是調協、統一全鄉百姓意志。怎麽“比”？“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可見鄉長要身體力行，以善行去作表率。也可見“行比一鄉”，只有鄉長才有資格。這是一種政治行爲。並非什麽名聞鄉里之類。在先秦時代，“名”也不是什麽榮譽性的東西，就是實際的社會地位。關於這點，以後再論，疏解不到位，與注者對先秦社會制度缺乏瞭解有關。 　　“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成疏》：“自有道德宏博，可使南而征成邦國，安育黎元。”郭慶藩在《集釋》按語中舉了大量例子，來說明這個“而”應訓爲“能”，他的理由是“官、鄉、君、國相對；知、仁（行），德、能亦相對”。顯然，他是把“鄉”僅僅理解爲一個地域概念，而不知道“行比一鄉”暗寓著爲鄉長的意思。但比起郭慶藩的誤解來，陳鼓應、流沙河先生的錯誤似乎更嚴重些。《今注釋》：“德性可以投合一君的心意而取得一國的信任”。《現代版》：“論到品德，他們可以侍候一位君主；論到手腕，他們可以受聘一個邦國。”這兩位先生，身處在反封建已取得全面政治勝利的現代社會［按：應是奴隸制全面復辟］，在這一點見識上，卻遠不如莊子。本來，諸侯國君在莊子眼裏根本算不了什麽，就是貴爲天子的聖王堯舜，莊子也視之爲粃穅，把國君歸入蜩、學鳩與斥鴳一類，是很自然的事。而陳鼓應、流沙河先生卻不自覺地替莊子謙虛起來，把“合”譯成“投合”、“侍候”，這樣，國君就變成了宰臣；也許，他們的潛意識，都覺得把國君說得那麽渺小，有點大逆不道吧？我不是要揪住這點不放。實在是莊子精神的積極性正體現在這樣的地方，徹底地蔑視、否定世俗功利、世俗權威。沒有這樣的氣魄、境界，就會不知不覺地把莊子精神降價爲消極避世、精神勝利、相對主義、享樂哲學等等，那麽，莊子那洋洋十多萬言的心血也就白白付諸東流了。 　　若把“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理解爲宰臣，也與先秦的實際情況不合。宰臣沒有資格談什麽“征信于一國”。當時的政治領袖，也就是道德領袖。《天下》篇中所說的“內聖外王之道”，既是儒、墨、道等各家共同的政治理想，也是過去社會傳承下來的政治模式，所以，國君的德行關係到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決定國力的強弱，在莊子時代，還表現爲一種社會共識與主流意識。《左傳》的“曹劌論戰”的故事，就是“德合一君、而征一國”的形象注解。莊子在寫這句話時，所指是沒有任何歧義的。歧義的産生來源於秦以後不斷得到強化的封建專制思想。 　　擔當某項職務的。當鄉長的，當國君的。他們的自我感覺，也是這副模樣。這類人，在世俗眼光看來，都是成功人士，不僅有名有利，而且道貌岸然，衆望所歸。但在莊子看來，他們都局限於自己的知性，而對大道一無所知又不感興趣，因此，其實是很可笑與可憐的。這類人，在佛經中就稱之爲“凡夫”。莊子與佛陀，在對待凡夫的態度上是非常相似的。本質上是慈愛與關切，在形式上有時則要進行猛烈地抨擊。當頭棒喝是爲了使之驚醒。莊子對凡夫的世俗心理的諷刺、挖苦應該說是夠犀利的了，但他萬萬想不到郭象等人有這麽好的胃口將之當補藥吃。對待這樣的人，你有什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