鵬飛南徙　小知不及大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才是莊子要引出的結論，也就是莊子所說“小大之辯”的內容。 　　“小知不及大知”，是對前面一段描述的概括，“小年不及大年”，則是引出後面幾段例證。而第一個例證是“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兩句中都有個“知”，這樣，就使“知”很自然地過渡到了“年”。這種天衣無縫的處理，令人歎服。 　　爲什麽莊子把“小大之辯”的內容定在“知”與“年”上？ 　　按照我的理解，我還是要借佛教方便說法的觀點來說明這個問題。 　　方便說法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什麽樣根器的人說什麽法。“根器”是佛教的一個特有名詞，指的是生命個體對真理的感受能力（根）以及接受方式（器）。佛教認爲，儘管衆生皆有佛性，即理論上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都具備成佛的必要條件，但每一生命個體對佛法大義的感受能力與接受方式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果用刻板劃一的教條去說法傳道，就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有時甚至會適得其反。因此，佛教對如何因材施教作了詳盡的研究。 　　在大的方面，佛教把聽法的物件分爲四大類：一類是大心凡夫，即有向善願望的普通聽衆，佛對之說十善業，講三世因果，勸他們修人天福報。一類是聲聞乘，即希望通過修行，使自己能徹底擺脫煩惱，不落六道因果輪回者，佛對之說四諦八苦、三法印，促使他們修八正道、戒定慧。一類是緣覺乘，即對造成生命痛苦、煩惱的原因更加關心，希望從根本道理上消除痛苦、煩惱原因者，佛對之說十二因緣，促使他們進入更高層次的大定，破無始無明的三細六粗。一類是菩薩乘，即體證到佛法大義，領略了超脫塵凡的愉悅，因此而生大慈悲心，不僅自己決心要求佛果，也希望勸說誘導受苦衆生都來求佛道者，佛對之說破“我”、“法”二執，促使他們修六波羅蜜乃至十波羅蜜法門，最終證入無餘涅槃。這是從物件方而來分類。 　　從說法的內容方面來分類，又可分有爲法，无爲法；世俗諦，勝義諦。這種分類，相對性更強，分析起來更複雜。如世俗諦與勝義諦，某個觀點，在這一層次上已屬於勝義諦，到更高層次上看又屬於世俗諦。而且，按照勝義諦離於言說的觀點，那麽，凡能用言語表達出來的觀點就都是世俗諦了。所以，從絕對意義上來區分世俗諦與勝義諦是沒有意義的，也就是戲言。一般的看法，對大心凡夫，聲聞、緣覺乘（小、中乘）說的法屬世俗諦；對菩薩乘說的法屬勝義諦。所謂世俗諦，就是把真理化爲世俗受衆能關心能接受的道理。那麽勝義諦，就是求道（指的是成佛之道、普度衆生之道，而非個體出離斷煩惱之道）者所關心所恭行的道理。 　　世俗受衆所關心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如何“離苦得樂”，所以佛針對大心凡夫，就說人天道之樂，說三惡道之苦，這樣，教他們受五戒，修十善業，他們就可能聽得進去。而針對聲聞乘，佛就說一切衆生有苦無樂，只有證得阿羅漢果，徹底斷絕煩惱，不入六道輪回，才有樂。佛還說了修行過程中四禪定等不同層次的不同的歡愉感受，來吸引求道者擺脫世間虛幻短暫的欲樂，去追求出世入定的喜樂。 　　從方便說法的角度看，莊子在《逍遙遊》中說的是世俗諦，而到《齊物論》中則說勝義諦了。說世俗諦是爲了燃起受衆心中求道的熱忱。從表面上看，莊子佈道與佛陀說法似乎取向相反：佛初轉法輪從說苦楔入，而《莊子》開篇以贊樂爲始，其實兩者是完全一致的。說衆生一切皆苦，是以佛體證的涅槃極樂來衡量的，否則這個觀點就不能成立，因爲苦是個相對概念，沒有絕對標準。而莊子熱情頌揚鵬的高飛遠徙之樂，就是爲了擊破蜩與學鳩苟且偷安之樂的虛構幻夢，指出它們的可憐可笑與可悲。 　　佛從說苦進入，莊子以贊樂開篇，與他們面對的受衆密切有關。除了“題解”中說過，莊子所處時代，天下趨利，人心浮動。誰都想建功立業，出人頭地，光楣耀祖，役民使隸的原因外，將中華民族與印度民族的習性作比較，也可以看出，印度民族似乎更關心生命的永恒。釋迦牟尼出世之時，以修長生、求死後升天爲目的的種種苦行外道遍佈境內，徒衆很多，故佛說八苦，以生老病死之苦爲先。而中華民族相對更重視現世的享樂，所以莊子一上來就借鵬來宣說有比世俗之樂更高更大的歡樂。 　　所謂“苦”，就是生命的局限性。佛分說的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與所心愛的分手）、求不得苦（一心向往的得不到）、怨憎會苦（討厭憎惡的偏偏湊在一起）、五陰熾盛之苦（欲望永遠高於現實，總不能得到滿足），這是任何生命都逃避不了的局限。八苦歸納起來又可分爲兩類苦，一種是生命不存在的痛苦，佛教說：“諸行無常”；一種是生命不自由的痛苦，佛教說：“諸法无我”。在印度的語彙系統中，“我爲主宰”，我就是能作主。“諸法无我”，就是說什麽事情實際上我都作不了主，所以“有我”的感覺只不過是個幻覺而己，“諸法无我”即點明生命其實並無自由意志。得道的人，就能擺脫這兩種痛苦。得道的狀態稱爲涅槃，涅槃即是永恒。‘涅槃寂靜”，“寂”是行寂，无爲而无不爲，沒有主觀的價值取向與意志行爲，就能順應客觀的一切需求與變化。“靜”是心靜，波瀾不興，沒有任何執著、任何牽挂，也就沒有任何煩惱。這三句話，“諸行無常”，“諸法无我”，“涅槃寂靜”，就是一切小乘教義的三法印。所謂“印”，即是“證”，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根據或理論的檢驗標準。 　　莊子所說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與“三法印”義驚人地相吻合。 　　這裏所言之“知”，並不是指一切知識。從前文所描述的來看，是特指對生命價值、生命潛質、生命境界之知。“小知”所喻即“諸法无我”的生命不自由狀態；而“小年”所喻則爲“諸行無常”的生命不永恒狀態；“大知”與“大年”所喻的便是“涅槃寂靜”的得道境界。 　　注意，這裏只是取喻，是以世俗諦說法的需要。到《齊物論》以勝義諦說法，實論“知”、“言”之局限性與虛幻性，“大知”與“小知”都在所破（否定）之列。兩篇裏的“知”絕不可混淆起來。衆多注莊者發生種種曲解、誤解與強解，原因就在沒有搞清兩種說法語境之差別。 　　莊子把破“諸法无我”的大自在樂調到前面來說，與中華民族特別關心現世享樂的心理特點有關。大自在樂是很難表現的，莊子以大鵬的高飛遠徙爲象。爲什麽這樣取象？我的體會是，人的潛意識裏，都有擴大活動範圍、增強活動能力的衝動。故而在人的眼裏，飛鳥是自由的。你對一個人說，神在天上飛行，他容易相信；而如果稱說神在地上慢爬、在地底下鑽動，他絕對不會相信。飛比走要自由，而飛得越高越遠，自由度就越大，這道理誰都一聽就明白，不會發生疑問，除非像郭象那樣存心要歪曲。 　　莊子把“高飛遠徙爲自由爲樂”這一點建立起來後，又進一步論說，要達到這一自由樂境，是需要作準備的，不是可以一蹴而就，隨心所欲的。這就將話題從得道之樂自然引到修行上去了。莊子先打了個負大翼需風厚的比方，接著又說了出遠門要準備相應乾糧的譬喻。這與佛教的說法又驚人的一致，佛教就把修行比爲積資糧。無論印度還是中國，這在當時都是常識。方便說法，多取常識爲喻，故兩者會不謀而合。 　　莊子完成了“諸法无我”的說法，就轉入“諸行無常”的說法。對生的渴望、死的恐懼，總是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但中華民族比較務實，相信長生而不太相信永恒，所以莊子只說“大年”，而用“大年”與“大知”來標舉得道境界。相比之下，即使世俗諦，莊子也比佛說小了、說淺了，這是受到聽衆制約的緣故。 　　這段話字面易解，幾個小地方說明一下。 　　“晦朔”，月的代稱。 　　“朝菌”，《釋文》：“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是一種生命期不超過一天的菌類植物。有注家因此認爲“晦朔”是“旦暮”即白天的代稱。但與下句“蟪蛄不知春秋”對照來看，“晦朔”還以月之代稱爲妥。蟪蛄，司馬彪注爲“夏蟬也”。 　　“冥靈”，《釋文》引李頤注及《成疏》，都說是木名，一種樹。《今注譯》引宋代羅勉道說：“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看上去“冥靈”更像是龜名。《爾雅·釋魚》：“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龜，俯者靈”。雖然有四靈之稱，曆古以來但有“靈龜”，罕見“靈麟”、“靈風”、“靈龍”之說。故將“靈”作爲”龜”之代稱，也是可能的。而“冥靈”爲樹，未見於其他典籍，根據不足。 　　“以久特聞”，“特”是“獨”的意思。《齊物論》：“岡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用法一樣。 　　對這樣傾向鮮明的論述，郭象照樣要強扭：“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不要小看這番自說自話的作用。王夫之的《莊子解》就深受其影響。“蜩與學鳩之笑，知之不及也。而適莽蒼者，計盡於三月；稱長久者，壽止于彭祖；則所謂‘大知’、‘大年’亦有涯矣。（其子王敔按：讀《南華》者不審乎此，故多誤看。）故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而不許‘九萬里’之飛、‘五百歲’、‘八千歲’春秋爲無涯之遠大。然則‘三餐而返，腹猶果然’，亦未嘗不可笑‘三月聚糧’之徒勞也。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適於逍遙者也。” 　　據王孝魚《＜莊子解＞點校說明》言：“船山評解《莊子》，志在去除前人以儒佛兩家之說對莊子的附會，清理出一副莊子的本來面目”。清代王天泰《＜莊子解＞序》說：“而世之讀莊者，正甚賴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賴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讀莊而莊不可解，又不能起莊而一一解之，今忽于讀先生之解莊，不啻莊之自爲之解。是又不知莊生之爲先生，先生之爲莊生矣。”讀過對王夫之《莊子解》這樣的評價，再讀到他是這樣來引導人不“誤看”《莊子》的，請讀者想想，我的心情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