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女人
作者：傅友福
一下火车，聂元梓就打电话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找姓甄的，这是临行前王力的吩咐。一会儿，姓甄的自己乘车来接她。在汽车上，聂元急切地问：“张春桥在不在上海？我想见见他。”
甄回答：“春桥现在不在上海。”
最后，汽车驶进了华东师大。
第二天，聂元梓与孙逢一分工：聂元梓负责发动学生、工人，孙逢一负责干部。
很快，聂元梓在学生、工人中活动开了。她到处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听人介绍情况。聂元梓在会上煽动说：“光打倒曹荻秋不行，还要扳倒陈丕显，打进市委机关，让市委后院起火。”
没过几天，在姓甄的安排下，聂元梓孙逢一同张春桥进行了秘密会晤。双方协定：以打倒上海市委常委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委。不久，他们两人又同王洪文见了面。
按照这两次会晤的决定，上海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并且同王洪文指挥的工总司联合起来。在工总司等几个造反组织头头会议上，聂元梓提出：“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在上海，聂元梓还组织、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批斗会。
1966年12月16日，聂元梓由沪返京，留下孙逢一继续造反。后来，孙逢一带人进驻上海委，参与了康平路武斗。
聂、孙两人在上海的活动，为上海的夺权运动大造了声势。1967年1月，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去，张春桥、姚文元当上了市革委会的一、二把手，原上海市委负责人曹荻秋、常溪萍先后被迫害致死。
从此，中华大地又掀起了狂热的夺权风暴，聂元梓也成了全国闻名遐迩的造反派领袖。1967年9月1日，一向不说好话的江青居然当众夸奖了聂元梓：“聂元梓立了两个大功，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叛徒集团。”
这里所指的“揭发了反革命叛徒集团”，指的是聂元梓对朱德、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诬陷。
聂元梓抢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后，康生也对她另眼相看了。大字报公开后，他指示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
聂元梓唯命是从，她迅速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专搞“揪叛徒”的斗争。
1967年4月14日，在一个大型集会会场，聂元梓向康生汇报说：“前一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了困难，进展较慢，请康老给予指示。”
康生一听，马上掏出笔，当场写了一份“手谕”：
……新北大的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予看看必要的材料。康生。
聂元梓得此如获至宝，她把康生的“手谕”影印出来，然后挑选精兵强将组织成“揪叛徒兵团”。与此同时，她还以康生的“手谕”为据，写信给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提供帮助。谢富治见信后，派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接见了“揪叛徒兵团”负责人，准许他们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查阅相关机密档案。
“揪叛徒兵团”分成几个小组，每组手持康生的“手谕”影印件，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活动”。
聂元梓等人的调查活动，是以极不正当的方式进行的。她事先找到被调查人谈话，作好安排，然后，“揪叛徒兵团”按照她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通过这种歪曲的办法，聂元梓等人搜集了许多黑材料。在她的授意下，“揪叛徒兵团”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为叛徒。康生得到这个消息后喜形于色，加紧了对彭等人的迫害，并下令：把他们铐起来，严格审查！使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
1967年1月，密切注视“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方向”的聂元梓，探知戚本禹诬陷朱德“反毛”的讲话，急忙召集手下干将，决定由新北大公社同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联合对朱德进行诬陷。他们炮制了三篇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发行五十五万份，在全国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此外，由孙逢一起草、聂元梓签名，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印行了很多“罪行录”之类的诬陷材料。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也因此遭受了牵连，被聂元梓等人加以“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的罪名，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落下了终身残疾。
“红人”失势
“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聂元梓已届45岁了，然而，由于她的“英雄壮举”，她被公认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把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当作“革命小将”，而狂热崇拜。从此，聂元梓站到学生运动大潮的浪尖上，成了不可一世的“领袖”人物。
但是，从聂元梓贴出那张大字报开始，反对她的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1967年春，聂元梓把持的“校文革”公开分裂，一部分委员、常委相继退出。跟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的六人当中，也有人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到了这年春天，除了聂元梓组织的“新北大公社”外，各类大小组织不下二十个。偌大的一个北大校园，成了各派组织你争我斗、互相攻击的战场。这些组织虽然观点各异，有的互相间早已对骂不休，但在反对聂元梓这一点上，却呈现出众口一词的局面。为了反聂，他们拉队伍、立山头、树旗帜，联合成一个号称七千人的组织。
聂元梓掌握财政大权，她对反聂派一毛不拔；反聂派也不甘示弱，他们采取募捐活动，在校园里和海淀镇设立募捐站，向社会各界募捐。那些早已让聂元梓等人斗争得走投无路的教授、学者、干部终于找到了渲泄不满的机会，纷纷慷慨解囊。反聂派用“化缘”得来的钱建立了广播电台，出版了铅印小报。他们称聂元梓为“老佛爷”，攻击老佛爷“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攻击她的生活作风，把一只只破鞋接二连三扔到聂元梓的办公处和家中。反聂派还抓住聂元梓在策略上的一次失误，把“聂元梓反对北京革委会、反对谢富治罪该万死”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天安门、王府井，满以为能打倒聂元梓。不料，谢富治亲自到聂派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并说聂元梓并没有反对他谢富治，同时批评了反聂派。这无异于给反聂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聂元梓对付反对派的手段却高明得多。她组织了专案组，从反聂派中揪出一个又一个的“反革命小集团”，使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反聂派，更成为一盘散沙。
双方的斗争越演越烈。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喇叭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诉诸拳头、棍棒、长矛以至火枪。
1968年3月28日凌晨，反聂派的人还在睡梦之中，突然祸从天降。聂派的众人手持长矛棍棒等兵器，冲进了反聂派的住处，把反聂派的人打得从被窝钻出来，光着身子跳楼逃窜。最后，反聂派被赶到六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聂派人觉得不过瘾，他们把这几栋大楼的水、电全部切断，反聂派只好宣布投降。不少人被抓去当俘虏，蒙上眼睛接受审讯。
在这场武斗中，有人在混战中被打死。事后，聂元梓授意亲信诬陷反聂派为“反革命集团”并扬言“打死活该！”就在北京以及全国武斗的形势越演越烈之际，毛泽东从《内参》上看到了这一动态，深感武斗问题在全国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他决定召见北京的造反派头头。
1968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大学生领袖”。在谈话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大搞武斗的错误做法。他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的一部分人也不大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大多数。”谈话后，毛泽东作出了向学校和某些部门派“工宣队”、“军宣队”的决定，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以后，解除了造反派的武装，两派各自拆除了武斗工事，武斗状态结束。
此后，聂元梓的地位一落千丈。自毛泽东批评他们几个造反头头后，聂元梓失去了昔日统率北大形势的威风，“工宣队”和“军宣队”一直没有做出有利于聂元梓的任何安排。后期的领导掌握在迟群手里，聂元梓再未受到重用。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第二年夏天回北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工厂。1975年转北大仪器厂劳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锒铛入狱。又过了5年，也就是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罪、陷害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这颗昔日曾经炫目一时的流星，此后便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名噪一时的聂元梓，后来怎么样了？
1988年夏天，一位记者在北京见到了聂元梓。聂元梓告诉记者，她几年前获得假释，现在已更名改姓，不再叫聂元梓了。据她自己透露，她目前在家赋闲，没有工资收入，也没有医疗费，只是靠子女亲友资助。
在谈及对“文革”的看法时，她说：文革的确是十年浩劫，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就连我本人也是一场浩劫。
历史是客观的，无情的，曾为江青、康生之流效力的聂元梓，在给民族、人民带来苦难的同时，也受到了历史公正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