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女人
作者：傅友福
在宋硕的反击下，聂元梓不说话了，但她并没有认输。
果然，会后传来消息，聂元梓是正确的，中央快说话了，宋硕要倒霉了。直到宋硕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关于北京大学“社教”问题的精神后，聂元梓才低下头来。
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彻底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平了反，纠正了“北大党委烂了，北大干部烂了”的错误看法，并在这个问题上使大多数人的认识趋于一致。许多“社教”积极分子在会上作了检讨，聂元梓也违心地作了自我检查。
1965年7月底开始，以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整风问题为重点，又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仍由宋硕具体负责，会议着重解决哲学系聂元梓的问题。在会上，众人一致指出了聂元梓的错误思想行为，要她作深刻的自我检讨。这下聂元梓慌了，她赶紧向康生求教。于是，康生打电话给宋硕施加压力，但宋硕置之不理。
国际饭店会议后，聂元梓感到自己抬不起头来，她不想继续呆在北大工作了。自从1959年同第一个丈夫吴宏毅离婚后，她一直独居着，有儿有女，没有再积极寻求婚配。这回她却积极拜托月老，于1966年1月，嫁给了比她大20来岁的中监委常委吴溉之。人们议论说，这是她为调离北大作准备。
“第一张大字报”出笼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5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但这次聂元梓并没有急于表态，有了上次国际饭店会议的经验，她不敢再贸然行事。
就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打电话给她，请她到他们家作客。
对康生夫妇，聂元梓并不陌生，早在延安时，她就认识了曹轶欧，并见过康生。她曾把自己第一个丈夫吴宏毅写的剧本送给康生过目过，但被这位对文艺作品要求极端苛刻的有名枪手无情地退回去了。后来，康生还点名批评过她，并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把她同王实味的问题扯在一起，给她定了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罪名，对于此事，聂元梓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后，康生的地位升得很快，聂元梓便觉得不敢高攀，但在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时，康生却一反常态，暗中支持聂元梓。对这位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康生，聂元梓也摸不透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因此，曹轶欧打电话找她时，聂元梓颇觉意外。
但聂元梓并不敢因此而怠慢，她赶到旧鼓楼四大街小石桥胡同二十四号康生夫妇的住处。按响门铃后，警卫出来开门，并把她引到客厅。这时，一位年近花甲、个头不高但有些发胖的女人迎了上去，亲热地拉着她的手，笑道：“元梓，今天请你来是因为康生同志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
聂元梓事先也有所准备，她估计到了曹轶欧有事找她，但没料到康生要亲自和她谈话。
她向坐在沙发上的康生恭敬地说道：“康老有什么指示，请尽管吩咐吧。”
康生把手一摆，示意她坐下，说：“你可以谈一谈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以及你自己对形势的看法。”
聂元梓赶紧掏出笔记本，说：“北大在党委书记陆平的领导下，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压制的态度。5月14日，陆平在党员干部会上讲：‘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级干部要坚守岗位，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他还说，‘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我看北大党委根本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只听北京市委的。”
康生的话不多，他侧过有些背的耳朵，仔细听着聂元梓不很精练的汇报，中间时不时插入一句半句启发、暗示、点拨、策动的话。
“《五·一六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
“北大可以先发动群众搞些舆论。”
“大字报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
多年的政治生涯，使聂元梓练就了敏锐的政治嗅党，经康生夫妇一点拨，她顿时心领神会。
从康生住宅出来，聂元梓觉得浑身轻松、有劲。她意识到时机成熟了。
回到北大后，她连夜找了几个对校党委不满的教师，商量如何向校党委发难。聂元梓建议用大字报的方式，其他人马上表示同意。但大字报写些什么内容，他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开始，他们准备翻北大社教的案，但感到锋芒指向中央不妥。经过一番争论，最后一致同意先向陆平、宋硕下手。两易其稿后，大字报出来了，聂元梓看了觉得不带劲，掏出钢笔，在未尾处又加了一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写错了，应为诡。作者注。）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那个“鬼计”一词，一直到最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依然原封不动。
第二天是5月25日，一大早，聂元梓又把大字报的内容看了一遍，然后拿起毛笔，饱醮墨水，歪歪扭扭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余六个起草人也如法炮制，依次签名。
中午1点，聂元梓主张把大字报贴出去，但有的提出不要那么急，等两天看看气候再说。聂元梓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她执意要马上贴出去，理由是：“明天是26号，按计划校党委要召开全校批判‘三家村’的大会，大字报一定要抢在大会召开之前贴出去，不然咱们指责‘北大按兵不动’，岂不是不攻自破？”
众人只好同意，他们拎着浆糊，一溜小跑，来到大餐厅东墙下，把大字报贴在了那里。这时，时针正要指向下午2点。
这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呼拉”一下子围上了众多师生。只见大字报先描述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然后说“可是北大却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热情和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接着，大字报把陆平5月14日的讲话一字一句地批驳，毫不吝啬地使用问号和惊叹号：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坚决不答应！”
“你们是些什么人？搞什么鬼，不是很清楚了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做梦！”
这张大字报的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进而指向北京市委。
大字报贴出来后，在北大校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3个小时后，即5点钟，校党委组织的反击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大字报旁边。晚上，聂元梓在五院哲学系召开声讨会，一些师生拥到门口，指名道姓要聂元梓出来辩论，并将会议冲散。聂元梓在伙伴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
第二天上午，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在临湖轩同聂元梓谈话，劝她把大字报撕下来，主动作检查。聂元梓扬头答道：“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要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
事情越闹越大，分歧引起辩论，辩论引起拥搡，拥搡引起扭打，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高云鹏挨了打以后，聂元梓打电话给校党委，要求制止对他们的围攻。
事情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得知后，立刻派人到北大，向有关负责人及师生员工重申了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这实际上是批评了聂元梓等人的做法。
康生看聂元梓招架不住了，赶紧背着在京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把大字报的底稿用急件的方式传给了正在外地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