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镇）。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地产业。陈嘉庚9岁入读集美社的南轩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在父亲开办的顺安米店帮助管理银钱货帐，兼当文书。两年后做了米店的经理。 　　1904年，顺安米店停业，陈嘉庚集资7000多元叻币（新加坡货币），创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与人合资的日新罐头厂收回自办。获利后，又办起福山菠萝园和日春菠萝罐头厂，并扩大米业经营，增设“谦益”米店和“恒美”熟米厂。由于抓住了菠萝罐头销售的有利时机，加之经营得当，陈嘉庚屡获成功，这给他增添了扩大业务的勇气。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这位年轻的实业家以其远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勇气，投资1800元购进橡胶种子18万粒，植于福山菠萝园中，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随后又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开辟新的种植园。1911年，陈嘉庚到泰国曼谷采购大米，在北柳港发现那里的菠萝堆积如山，而无人设厂加工制作罐头，于是他便投资办厂，就地收购菠萝，制造罐头外销。至此，陈嘉庚已成为拥有几处橡胶园、数家菠萝罐头厂和米店的殷实侨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看到菠萝罐头和大米受战争影响，外运困难，就决定全力经营航运业和橡胶业。他先后租购六艘轮船从事航运，来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远者到达波斯湾，从中获利近百万元。之后他将几个菠萝罐头厂和米厂改为橡胶厂，又陆续购进几千亩橡胶园。由于战争的机遇和他个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年间，陈嘉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多万元巨资的华侨大资本家了。到1922年，他手中控制了10个经过改建和扩充的工厂，后来又购买了几处大橡胶园，并在马来亚和印尼等地设立了十几个分店。他还同时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计有：橡胶园15000英亩，各类工厂30余家，分店150多家，雇用两万余人，全部资产为1200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陈嘉庚登上“橡胶大王”宝座之时，英、美、日等国橡胶商人也纷至沓来，投资经营，造成胶价猛跌。从1926年起，亏损日甚。1928年，亲日奸商焚毁了他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经济危机，胶价暴跌，陈嘉庚被迫卖出胶园11000多英亩。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银行提出的条件，将自己的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由陈嘉庚担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商进一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向他施加压力，企图垄断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的销售权。陈嘉庚认为，如果答应，就等于受辱于洋人，公司将永无翻身之日，因而严词拒绝，并于1934年2月21日，宣布他的全部营业收盘。 　　陈嘉庚经营实业30年，为侨居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引进橡胶，进而大面积种植，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首先开始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并有计划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还为当地培养出数量众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而且是国内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1906年2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不久这里成立了同盟会分会。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革命党人创办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的争论，使反对清皇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速传播，也使陈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他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集会，1910年春，同弟弟敬贤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剪掉发辫，以示反清革命的决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福建光复，陈嘉庚与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在短短两个月内筹款20多万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筹5万元支持孙中山。 　　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所能。在这方面，突出表现在他不吝巨资，积极兴办学校上。陈嘉庚经常说，他的钱财“取之社会”，也要“用之社会”。1894年他首次回家乡时，便捐献私蓄2000元，办了一所“惕斋”学塾，这是他在国内最早兴办的学校。陈嘉庚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即所以兴国”，辛亥革命后，他决心回乡兴教以报国。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913年，集美小学正式开办。这个学校以乡里祠堂为校舍，由陈嘉庚出钱修缮。随后又陆续创办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正规中学，以及水产、商业、农林、国学专科等学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经过陈嘉庚十余年的努力，一个荒辟的渔村终于变成了各类学校俱全的综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确定。 　　在创办集美学校期间，陈嘉庚几次回国，亲自筹划，凡选择校址、聘请校长、选用教员，以及招生及优待回国子弟等重要事项，他都亲自过问。考虑到当时一般人家经济困难，无法全力供子弟上学，陈嘉庚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师范生免收各种费用，并供给学生蚊帐被褥。此外，又设立“集美储金”，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国内升学或出国深造提供资助。为了创办集美学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陈嘉庚耗费了巨资。据统计，1918年至1933年，集美学校各种费用共支出481万元。陈嘉庚还认为，集美学校必须设立基金，以保证长久的经费来源。1919年，他在新加坡聘请律师签立字据，捐出橡胶园土地290公顷，房地产9.2万多平方米，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陈嘉庚办教育并不着眼于自己的家乡，他曾先后拨出专款在福建的28个县市办学。到1932年，除集美学校外，由陈嘉庚创办和提供补助的中、小学校共有73所。 　　在兴办中、小学的基础上，陈嘉庚又进一步筹办大学。1919年7月，陈嘉庚印发《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说明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因此“不揣冒昧”，倡办大学。①本月13日，他在厦门浮山与陈氏宗祠召开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并发表长篇演讲，讲述他筹办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我国不识字者占人口总数的90％，这同欧美日①《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0年。 　　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②陈嘉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会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一次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付完。这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私人独资创办的大学，从1921年4月6日开学后，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陈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难，但他的态度仍很坚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到1937年，陈嘉庚确因经费枯竭，无法负担，不得不忍痛将厦大交给政府当局，改为国立大学。对此，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贴累政府，抱歉无穷！”③陈嘉庚还以同样的热情发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幸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陈嘉庚不但兴办许多学校，而且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主张“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振兴实业；要求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陈嘉庚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尽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了“诚毅”二字。 　　陈嘉庚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23年他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陆续筹款130万余元。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华侨大会，通过致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电，要求履行国际条约：制止日本发动罪恶的战争。1932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抗战，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支援。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8月15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慷慨陈词，指出当前祖国面临亡国亡族的威胁，海外侨胞作为国民一分子，应该见危拯救，出钱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爱国心。大会一致通过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翌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华侨代表汇集于新加坡，召开筹赈祖国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从此，南洋华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统一组织，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团结的新阶段。南洋各埠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80多个，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个。参加筹赈会的有各帮、各行业、各团体，其领袖人物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加上德高望重的陈嘉庚的领导，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②《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12周年纪念专号。 　　③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页。 　　煌的成就。 　　为了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首先在侨胞中开展广泛的爱国宣传。他竭力支持各地组织讲演团、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等向广大侨胞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广大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极力促成国内一些文艺团体来南洋参加爱国宣传。如由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唱了三个多月，入场券收入达3万余元。其次是组织募捐活动，通过南侨总会下面的分会和基层团体，层层发动、人人关心，掀起了大规模的捐款爱国热潮。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底，南洋华侨汇款到国内的总数是30亿元（新加坡币），其中抗日义捐部分就有4亿元。陈嘉庚本人1938年春一次认购国债10万元，另外，他还每月捐法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此外，陈嘉庚还组织大批技工回国服务。广州沦陷后，中国海上运输断绝，滇缅公路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时运输物资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侨胞在陈嘉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组织了一支3200人的机工回国服务队，分批来到昆明。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运输工作，对于支援抗战前线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陈嘉庚还领导爱国侨胞进行抵制日货、惩办亲日汉奸，发动捐赠衣物、药品、救护车等工作。不少华侨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继回国参加抗战队伍。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极感气愤，立即发出电报质问，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卖国面目。时值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此案略作文字变动，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表现了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斗争、敢除恶务尽的民族气节。 　　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团先后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15个省份进行慰劳考察。这次考察是陈嘉庚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全部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了，分清了是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的延安之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参观女子大学和军校；与傅连暲以及财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负责人交谈；广泛接触集美和厦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和欢送会等。他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他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发表演说，以亲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诬蔑和造谣，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①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尼的爪哇。在3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几次险遭不测，但都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1945年8月抗战胜①陈嘉庚：《在西北的观感》。 　　利，10月6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去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发表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反共的方针，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陈嘉庚代表海外爱国侨胞，坚决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蒋拥共的立场上。1946年9月，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南洋1000万华侨，致电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蒋打内战。如果一意孤行，不听忠告，“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个通电受到侨胞的热烈拥护。在内战期间，陈嘉庚多次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发动罪恶战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独裁必败，民主必胜。他还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募捐支援国统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9年6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30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2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把未了的合营企业结束，款项悉数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回国定居于家乡集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回国后，除参加政府工作外，还把扩建、充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0年至1961年，国家补助集美学校的经费约900万元，陈嘉庚个人支出经费500万元。在这期间，修建了大会堂、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游泳池等新的建筑，在专业设置上增设了水产、商船、航海、财经、轻工以及华侨补习学校。1960年，在校学生达1.1万多人，成为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集美学村以它较为齐全的设备、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海外和内地的莘莘学子。 　　解放后的厦门大学，在陈嘉庚的关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建成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医院、教工及学生宿舍等，还修建了可容纳2万观众的上弦运动场。厦门大学位于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大担岛、二担岛只有3000多米，扩建前有人担心在这样的地方修建高楼大厦是否合适，陈嘉庚的回答十分干脆：“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来！”他以老迈之躯，手持拐杖，不辞辛苦经常巡视建筑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陈嘉庚一生兴办教育事业的全部支出约合人民币1.5亿元（1981年折算）。这在近代的侨办教育事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他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会二楼的房间，既小且暗。陈旧的床、写字台和沙发，打着补丁的衣服和袜子，每天五角钱的伙食，却怡然自乐。他常说：“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对福建的建设十分关心，提了许多建议，为人民政府所采纳。他认为解放后福建最迫切的建设是修一条铁路，“全省十二万余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迅速改变”。他不仅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提出修建铁路的意见，并且亲自设计铁路方案。后经中央批准，开始修筑鹰厦铁路，到1956年修成通车。他还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陈云、陈毅、叶飞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海堤于1956年11月完工。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访问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16个省市。他看到祖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迅猛前进，面貌日新月异，非常兴奋。途中不断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56年元旦发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结论说：“我的总观感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在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强调：“应该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他还倡议在厦门建立“华侨博物院”，倡议在北京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 　　1958年，陈嘉庚患皮肤癌，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癌症搏斗了3年。1961年8月12日终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热爱至死不渝，对祖国实现统一充满信心，并将在国内的存款300多万元全部捐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