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英文名CarsunChang。上海市宝山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月18日出生于嘉定县城一商宦之家。在12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后与其胞弟张嘉璈共同活跃于中国政坛。张君劢一生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曾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在政治学、哲学、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
6岁时入家塾，记诵儒家经典，学作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1897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及数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思想进步教员袁希涛的影响，开始关心政治。后来，张君劢一度成为梁启超立宪政治的忠实追随者。
1902年，张君劢应宝山县乡试经义策论，中秀才。次年，考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半年后改入南京高等学校。拒俄运动发生后，因报名参加拒俄义勇军，被斥退学。1904年，到长沙明德中学教英语，不久转澧州、常德等中学任教。1906年被宝山县公派日本留学，抵日后背弃入师范学习理化的承诺，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后入大学部学习政治，精读英人洛克、约翰·弥尔等人的政治学著作，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思想。因背弃承诺，官费仅半年而止，不得已卖文谋生。1906年11月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处女作《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从此结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到1929年梁启超逝世，梁、张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人对德国文化的崇拜，使得张君劢萌生了到德国留学的念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后，张君劢积极参与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并在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国会与政党》等文，鼓吹立宪政治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学说。政闻社解散后，1909年6月，与他人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所”，创办《宪政新志》杂志，继续鼓吹议会政治。
1910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京任农商部秘书，针对当时争论异常激烈的省制问题，张君劢著《省制草案》，提出自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上的主张。同年1月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友会成员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隐奉梁启超为领袖，夏秋之间为动员各方面欢迎梁启超归国而四处奔波。10月上旬，受民主党委托到日本迎接梁回国，下旬，记录梁启超在各欢迎会上的讲演，12月，将各讲演结集出版，名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
1913年，张君劢取道俄国赴德国留学，3月入柏林大学，学习法政、财政等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15、1916年，在《大中华杂志》、《浙江兵事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向国内介绍了有关大战的情况。
护国战争爆发后，应梁启超电召归国。1916年春，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国会重开后，围绕省制是否入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916年9月张君劢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联邦十不可论》，并重印《省制草案》，重申“大共和国之理想”的主张。
“府院之争”之际，张君劢极力主张对德宣战。1917年2月，秉梁启超之意，前往徐州向张勋汇报对德外交情况；4月请梁启超起草对德宣战布告。6月建议段祺瑞组织参战军；8月段政府公布对德、奥宣战书。
“安福国会”成立后，张君劢追随梁启超暂时退出政坛。1918年1月，酝酿发起松社，以纪念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2月，与梁启超等作欧洲旅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梁启超等回国后，张君劢仍留居德国耶纳，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倭伊铿（RudolfEucken）学习生命哲学，直到1922年春回国。
旅欧期间，张君劢除研究哲学外，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了苏俄宪法，向国内详细介绍了德国革命的情况，鼓吹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社会主义，反对以俄为师，从此，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大量政论性文章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杂志上。1922年把介绍德国革命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
1922年，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国宪大纲，并著《国宪议》加以说明。同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应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张君劢口译，并整理出版《杜里舒讲演录》，同时向国人翻译、介绍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遭到丁文江（字在君）、胡适等人的反对，哲学界因此展开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张君劢在很多讲演中提及此事，因作为论战的一造主角而自豪。
“猪仔议员”制订的“曹锟宪法”公布后，张君劢鉴于该宪法采纳了“国是会议”宪草的很多内容，主张由国民投票公决，遭到邵力子、瞿秋白等人的痛斥。
1923年，在上海创办自治学院，自任院长，次年奉令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英国政治、唯物辩证法批判等课，后来，政治大学的一批学生成为其忠实的政治追随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政治大学被关闭。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张君劢、梁启超等拒绝段政府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
1927年，梁启超拟组织一松散的组织，作为组党的准备，张君劢主张梁宣明政纲，直接组党。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杂志发行十期即被停刊。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开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在回家途中遭绑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达20天之久。9月9日，参加完梁启超的葬礼不久，到德国耶纳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并与倭伊铿合著《人生观问题》。
1930年，译著《政治典范》（GrammarofPolitics，byH.J.Laski）出版，因迫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不得已以“张士林”的名义出版，“士林”二字各取“嘉森”二字的上下部分。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论思想对张君劢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8月，离开耶纳返国，中途在苏联停留一月，考查苏联的经济建设情况，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到北平，后到燕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并与张颐就黑格尔哲学展开讨论。
1932年，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发表《我们所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纲领性文章，提出国家民族本位、民族建国、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政治主张。1934年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在于“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同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将3000余册《再生》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一同焚毁。
1935年，再生社出版《中国往那里去》，汇集了国家社会党的一些纲领性文件。《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汇集了张君劢在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文章及讲演。是年到北平、广州、太原等地讲演，积极宣传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6年，国社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职。译德国鲁登道夫著《全民族战争论》（DertotalKrieg，byLudendorf），呼吁全民抗战。
全面战争爆发后，应邀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家社会党得到政府的承认，愿意共赴国难。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取消军队和边区。同年，出版《立国之道》，详细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9年，各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地位，掀起民主宪政运动。
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君劢等36名参政员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宪法，结束党治。同时，又与左舜生等其他55人联名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提出以宪政代替党治，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随即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并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及国共之间矛盾的尖锐，1940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与胞弟张嘉璈视察滇缅公路，并撰《尼赫鲁传》，希望国民像尼氏那样，勇敢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以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明书院的宗旨。该书院与勉仁书院、复性书院齐名，成为抗战时期的三大书院之一。发表《胡适思想路线评论》一文，认为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胡适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为他对孔子没有正确的认识。
皖南事变后，为调和国共之间的冲突，抵制蒋介石利用国民参政会为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辩护，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要有中共领导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涉嫌策动反对宋霭龄用飞机运狗事件的学潮，被困于重庆汪山，民族文化书院被迫停办。
1944年，继续积极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四次常务会通过张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提出将来的政治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年底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1945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次年，经英国回国，途中考察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并访问《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反对一党专制，极力主张议会政治。
政协协议确立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适逢六十大寿，各民主党派领袖及社会贤达前往祝贺，周恩来送给张君劢的寿文是“民主之寿”。政治协商会议后，参加宪法草案审议会，并根据政协达成的协议拟一份宪法草案供审议会参考。后来，国民党方面对该草案作了修改，并由“制宪国大”通过，成为中华民国宪法。7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讲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讲稿于194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美国方面宣布调停失败，蒋介石不顾政协协议及各方面的反对，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张被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宣布调停失败后，张君劢、黄炎培等以第三方面的姿态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10月，张在上海代表民社党招待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呼吁和平、民主、统一。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幕，中共及民盟中的进步人士极力反对。11月20日，张君劢在蒋介石的劝诱下，不顾民盟及民社党中进步人士的劝阻，与蒋介石交换了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换文。民盟随即将民社党开除出盟。1947年4月，张与蒋介石、曾琦在“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上签字，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国社党参加政府的名单。此事遭到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抨击。
1947年7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被选为主席，并亲拟党歌歌词，重申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张与李璜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抗议。12月底，应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邀请赴美讲演新宪法。1948年4月初，讲学归来，积极支持民社党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6月，在上海为民社党党员作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的长篇讲演。
南京解放后，民社党总部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广州，1949年7月7日，张与国民党、青年党领袖联名发表《反共救国宣言》。7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发出取缔民社党、青年党的指示，宣布民社党、青年党为非法组织。10月，张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常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民社党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1月，赴印度讲学，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年定居美国。
张君劢的晚年主要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和传播，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定居美国前，主要是在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讲学。定居美国后，杜鲁门总统特嘱国会图书馆为张译著提供方便。1955年应聘于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应孔教会之邀，在旧金山讲演义理学，集为《义理学十讲纲要》。1956年为旧金山《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后结集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1957、1962年，先后出版英文学术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58年，由他发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以中英文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视为新儒家的宣言，表达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现代意义及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同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并先后在联邦德国、英国、印度、越南、日本、韩国等地作环球讲学。1961年，出版《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哲学家》，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深入研究。1965年，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并创办《自由钟》月刊，对中国专制政治作了认真反思，有关论述专制政治的文章，后来稍作调整、修改后，以《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为书名出版。同年6月，赴汉城出席“亚细亚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指出：“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年，应新加坡华侨之邀作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演讲，讲稿后由他人整理，以《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为书名出版。1969年，张君劢逝世于美国旧金山，所著《孟子与柏拉图》因病中辍。
1987年张君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台湾《传记文学》社出专集以示纪念。专集后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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