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蔡锷


第一节 东渡日本习军事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0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岁,是头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①。梁启超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①。又在《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②;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③。梁启超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超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发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①《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

  ①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1961年10月版。②《时务学堂札记》(1898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③《〈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年7月)。

  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以自费进了陆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发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11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00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④。

  ④《秦始皇功罪论》(18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