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书之风大盛 　　明代是刻书之风大盛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很重视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编撰和出版，内府、部院以及各地藩王府、府司雕版刊书风行一时，私家坊肆也很活跃，因此，明代印刷业日趋发达，至嘉靖、万历年间达到极盛，直到晚明仍盛而不衰。明代印刷业的中心有南北两京、杭州、苏州、建阳、建安等地，明中叶徽州、湖州迅速崛起，甚至后来居上，“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②，“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南京）、新安（徽州）、吴兴（湖州）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③，形成了新的印刷业中心。所印书籍涉及经、史、地志、文集、宗教、科技、医药、小说、戏曲、制书、类书、丛书等，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尤以《南藏》、《北藏》各六千多卷，《道统》五千多卷，印刷规模最大。所用文字有蒙、藏、女真、西夏、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和日、梵、波斯、拉丁等外文。明代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很大进展，如创造了饾版、拱印等方法，彩色套印和活字印刷也更加成熟，从而使中国传统印刷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雕版印刷明代雕版印刷以木版为主。官刻本有内府、司礼监太监掌管的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以及各部院、藩府、地方府司等刻印的。其中经厂本有《皇明祖训》、《大明律》、《贞观政要》等，版式宽阔，行格清朗，字大楷书，标有句读，且刻印精良，纸墨也选用上品，实际上质量是很好的，并对其他官刻、私刻书籍产生了一定影响①。但经厂本的缺点是校勘不精，存有舛误脱漏，且又出于宦官之手，所以后世藏书家一般都不太重视。各地藩府所刻经史文集，多以朝廷所赐内府宋元版为翻刻底本，刻印极好，且校勘精当，如周藩朱橚所刻《普济方》、秦藩朱惟焯所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等，可说是藩府本中的代表作。除官刻本外，明代私人的家刻本早在明初就已兴起。如洪武十年（1377），已有浦江郑济等刻印刘基编选的《宋学士文粹》。明中叶以后，私家刻书更加风行，出现了不少藏书刻书的名家，如苏州袁褧嘉趣堂，无锡的华氏、安氏，钱塘洪楩清平山堂等。明代晚期的常熟毛晋汲古阁更为著名。他不惜重资广求宋元善本，雕板刊行，从万历到清顺治，四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 　　③谢肇淛：《五杂俎》。 　　①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十余年间刻书六百多种，著名的有《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六十种曲》、《津逮秘书》等，流传广泛，影响很大。坊刻本书籍一般以出售获利为目的，因此出书较为庞杂，不仅有供士人阅藏的经史文集，也有适应人民大众需要的戏曲、通俗小说和日用百科杂著，其中也不乏内容精采、图文并茂、刻印俱佳的精品。明代雕版书也存在一些显著的缺点，如有些书尤其是官刻本和坊刻本，校订不精，脱文误字相当严重，又如妄改书名和对内容妄加删节，以致失去原貌，以及伪造古书等。 　　明代版印除木版外还有铜、锡等金属版。如洪武、永乐时行用的纸币称为“大明通行宝钞”，南京宝钞局有钞匠五百八十名，其规模已相当可观，宝钞印刷数量也很大。当时印钞用的就是铜版。有一块传留至今的明代印钞铜版，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此外，大明宝钞上印示：“户部奏准大明宝钞与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但利之所惑，宋元以来就有人制造伪钞，明代也不例外。如“句容县杨馒头出主意，与县民合谋，叫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与印造纸马之户同谋刷印”①，这种印制伪钞的锡版做得很高明，大概足可乱真，但事发之后，参与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彩印明代印刷术的一项突出成就是发明了彩色套印方法。我国元代就已出现了朱墨两色套印的佛经。但在明代前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套印法并未受到重视，直到万历年间，湖州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才将其广泛应用于刻印书籍，特别是用于刻印经、史、子、集四部古籍。闵、凌两家套印书除两色外，还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如闵齐伋印《三经评注》三色，《国语》四色，凌瀛初印《世说新语》有蓝、黄、朱、墨四色，闵刻《南华经》则多至五色。彩色多用于区分不同学者的评点和批注，以便读者阅读。据统计，闵、凌两家套印书共有一百四十多种①，其中有先秦诸子和史书，还有不少著名的诗文集和戏曲小说。有些戏曲小说还附有彩印插图，延请名家绘刻，秀逸工致，色彩斑斓，可说是版画艺术的精品。此外，明代还首创蓝印，用靛青代黑墨印书。如现存较早的蓝印本有成化十四年（1478）的《灵棋经》等②。蓝印多作初印样本，以便用墨笔校改。万历时，云南丽江木增土司还曾用白色银粉，在瓷青棉纸上印成《大乘观世音菩萨普门经》③。这种银粉①洪武《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②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3页。③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3页。印独具一格，在印刷史上甚为罕见。 　　饾版和拱花彩印版画技术也是在万历时发展起来的。最初的彩色套印，是用几种颜色涂在同一块雕版上，如在花上涂红色，叶上涂绿色，枝干上涂赭色等，然后伏纸刷印。现存较早的彩印版画，例如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程氏滋兰堂所刻《墨苑》中的“天姥对庭图”，万历刻本《花史》等，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印制的。但这种印制方法并不容易取得理想的效果。于是，又有人发明了“饾版”和“拱花”，这是明代版画彩印技术方面的又一项杰出成就。“饾版”是将彩色画稿勾描下来，然后根据画的本身，分若干部分，刻成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来表现原作的各种色彩及其深浅浓淡，再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这样印出的作品效果极好，几与原作无异。“拱花”就是凸印，即将雕版加力压印在纸上，使花纹凸起。拱花方法适用于表现行云流水、花叶的脉络及鸟羽、衣纹等。现在可见的早期饾版拱花印本有天启年间江宁吴发祥在南京所刻《萝轩变古笺谱》，以及原籍徽州休宁后移居南京的胡正言，在天启至崇祯年间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等。这些印本，绘刻精美，施墨着色也很考究，阅看时确实使人赏心悦目。 　　活字印刷明代的活字印刷术比宋元时期有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万历及以后，木活字印刷更为流行。当时南京，江苏苏州、常州、常熟，浙江杭州、湖州，福建建宁、福州，四川成都，以及江西、云南等地，都曾刊印过木活字印本。所印有《史记》、《历代史书大全》、《函史》、《西京杂记》、《黔南类编》、《文心雕龙》、《古文会编》、《国朝文纂》、《栾城集》、《曹子建集》、《武备志》、《太平广记》等各类书籍，木活字本《鹖冠子》尤为著名，曾用作清代《四库全书》的底本。此外，南方有些地方还开始用木活字来排印家谱。据统计，明代木活字本有书名可考者约有一百余种①。 　　除木活字外，明代还创用或发展了铜、铅、锡等金属活字印刷术。陆深在《金台纪闻》中提到：“近日毗陵（今江苏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陆深的这部著作撰写于弘治十八年至正德三年（1505—1508），虽然他是反对使用铜活字和铅活字的，但至少说明当时已在常州使用了这两种活字。铜活字在我国究竟创用于何时，迄今尚无确论。根据现有资料，一般认为，铜活字印刷以无锡华氏为最早。据载，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0页。 　　华燧“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辨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质焉。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为‘会通馆’”②。他书亦有类似记载，文字略有不同，如“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难得者，悉订正以行”③。华燧会通馆最早用活字铜版印的书有弘治三年（1490）刊印的《宋诸臣奏议》，后来又印有《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百川学海》、《九经韵览》、《文苑英华纂要》、《音释春秋》、《古今合璧事类前集》等。其父辈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④，以活字铜版选印有陆游的《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华燧之侄华坚兰雪堂活字铜版印有蔡邕、白居易、元稹等的诗文集，以及《艺文类聚》等。这些铜活字本都很著名。无锡安国是嘉靖年间继华氏而起的著名出版家，用铜活字刊印有《东光县志》、《吴中水利通志》、《春秋繁露》等。此外，在常州、苏州、南京、浙江、福建等地也都有用铜活字刊印的书籍。据统计，明代铜活字本可考者约有六十余种①。关于铜活字印刷术，前面引文提到华燧“范铜板锡字”，有人认为应是以铜为版，以锡为字，并非铜活字，也有人认为华燧制有铜活字还制有锡活字，当然也可能文献记载或传抄有误。究竟何以为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 　　关于我国自创的铅活字，除陆深所记者外，还未找到更多的文献记载，也没有发现传世的常州铅活字本，所以对此尚缺乏了解。关于锡活字，元代王祯曾提到“铸锡作字”，但锡活字印刷未能获得成功。明代华燧“范铜板锡字”，具体情况如何，已无从知晓。另外，据说有位波斯商人嘉奇·默德在意大利参观一家印刷所时，他看到的锡活字同中国的很相像。无论如何，元明时期我国已创用了铅、锡活字，到了清代则成功地运用于印刷实践。利玛窦、金尼阁等西方传教士来华，曾带来不少用皮面装订的西洋书籍，其纸张、印刷和装订方法等都与中国书有所不同，这虽然引起中国一些士大夫的惊奇，但对当时的印刷技术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②邵宝：《容春堂集》“会通君传”。 　　③华诸：《勾吴华氏本书》“华燧传”。 　　④康熙《无锡县志》卷二二。 　　①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