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1卷 民国政治史

　　本卷提要
　　政治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一门重要的专史。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史，本书着重记述了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１９４９年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结束期间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
　　本书依据历史发展的线索，简要、具体地阐述了中华民国每一历史时期政治的更迭与变迁、政党的政纲与主张、政治制度的发展与演变、政治策略的作用与影响、政治派别的争斗与纠纷，以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和人物，力求系统地反映出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概貌。
　　全书共分八章，中心突出，观点明确，内容简明扼要。
　　一、中华民国政治概述
　　中华民国，从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到民国三十八年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结束，共计３８年。中华民国政治史，按中央政权来划分，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
　　民国元年元月至四月初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中华民国是在辛亥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的。这场革命的直接目的是： 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 ①即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
　　民国元年元月一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由此开始。
　　南京临时政府采用民主共和的思想，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开创了崭新的民主共和制度。它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它为民国政治的发展率先树起了一面民主共和的大旗。
　　中国的政治由此获得极大的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是短暂的，但在民国政治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
　　民国元年四月至民国十七年六月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民国初年中国政局起伏动荡。袁世凯乘机窃夺政权，进而明目张胆地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最终在护国战争的炮声中一命呜呼。
　　袁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几派，各霸一方。主要有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等。他们为控制中央政权，互相激烈争夺，造成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战乱不已。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打着 中华民国 的幌子，披着 民主共和 的外衣，实行的却是专制独裁的军阀政治。这无疑是对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种反动。
　　这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也阴魂不散。袁世凯、张勋都曾表演过复辟帝制的丑剧。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丑剧的下场是倒行逆施者被历史永远唾弃。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维护民主共和，与北洋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举行了 二次革命 、 护国运动 、 护法运动 ，在南方先后建立了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抗的 护国军政府 、 护法军政府 、 广州国民政府 等政权，继续坚持民主共和。
　　中国国民党的重新组建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这一时期，也是整个民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国共两党成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民国十三年，国共两党合作，国民革命兴起。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洋军阀长达１６年的统治彻底覆灭。
　　民国十六年四月至民国三十八年十月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各派的争斗和新军阀的混战中，取得优势，从而确立其统治。国民党通过实行 训政 ，建立五院制政府，不断强化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开辟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实行 工农武装割据.民国从此出现国共两党两种政权的对立。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8页。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深。国难当头，中国政治的重心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政局转变的枢纽。
　　卢沟桥的烽火，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实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但在政治上，国共两党推行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策略，坚持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体制，实行反共政策；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八年抗战，八年发展。抗战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成功，成长为能够与国民党政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团结与分裂。国共两党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最后较量。国民党坚持发动全面内战，使自己陷于全民包围之中，处于孤立的境地，最终走向失败。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首的民主党派，战后异常活跃。他们既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赞成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试图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寻求自身的发展。其结局是令人失望的。国民党一纸取缔令，几乎使他们陷入绝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才使民主党派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政权，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获得极大的发展，为全国政权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运而生。
　　从此，中国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中华民国创立
　　（一）民国的成立
　　中华民国是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诞生的。武昌首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开创了民主制度的先河，并为其他各省树立了反满独立的旗帜。武昌起义后不久，便有１４个省举起义旗，宣告独立。清王朝土崩瓦解。
　　民国元年元月元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中华民国诞生。
　　１。武昌起义四川民众从保路斗争发展起来的武装起义，为武昌首义点燃了导火线，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风暴。
　　湖北革命党人很早就在武汉地区开展反清斗争。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被清廷查封后，革命党人又相继组织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团体，坚持斗争。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夏秋之际，四川保路运动达到高潮。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中部总部的帮助下，决定联合行动，乘此之机发动起义。同年八月三日，两团体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１８８５- １９１３年）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１８７９- １９３９年）为参谋长，两团体重要骨干彭楚藩（１８７７- １９１１年）、刘复基（１８８４- １９１１年）、刘尧澂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起草了文告，派人到上海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还与邻近各省联系，以期策动响应。起义总指挥部原定八月十五（１０月６日）中秋节举行起义，后因情况有变而改期于八月二十日起事。
　　八月十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内制造炸弹失慎爆炸，遂使起义计划泄露。同日，起义总指挥部获悉此消息后，立即决定于当晚１２时举行起义。就在临近起义之时，总指挥部又被清军破获，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清军在武汉全城实行戒严，当晚的起义计划没能实现。
　　八月十九日（１０月１０日），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１８８６- １９１１年）三位革命党人，在黎明之前慷慨就义。接着，清军按照查获的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异常紧张。起义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没有畏惧退缩，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自行联系，决定按前令的布置，于当晚动手，坚决发动武装起义。
　　当日晚７时左右，驻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工程第八营后队的革命党人熊秉坤（１８８５- １９６９年）、金兆龙等人首先发难。他们击毙反对起义的军官，冲出营门，杀向楚望台军械库。守卫军械库的革命党人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新军其他步兵、炮队、辎重各营和军事学校的学生听到枪声也纷纷响应，齐集楚望台。起义军临时推举曾参加过日知会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１８８２- １９４２年）为临时总指挥。起义军兵分三路包围了总督衙门，并发起猛烈攻击。湖广总督瑞坤（１８６４- １９１２年）命人在围墙上打开一个洞，钻出署衙，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江面的楚豫号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也逃往汉口刘家庙。起义军经一夜奋战，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光复了武昌全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二十日晚和二十一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起义军所控制。不久，在广大民众的支援下，起义军又很快攻克了京山、天门、潜江、监利、汉川、黄川、宜昌、荆州、沙市等数十州县。
　　２。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其组织制度建立政权，这是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湖北革命党人是奉孙中山为领袖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密切的联系。但当时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和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也不在武汉。直接组织起义的领导者，在起义前夕，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出逃，使胜利后的起义军面临领导者空缺的状态。因此，对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建立政权，参加首义的革命党人缺乏充分的准备，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二十日上午，枪声停息之后，革命党人就聚集在谘议局开会，商议组织政府问题。在讨论都督人选时， 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仓卒不得人选 ①。大家同意推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经讨论，会议决定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１８６４- １９２８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北洋海军广甲舰任职。甲午战后，投奔张之洞，为其编练新军，颇受宠信，曾两次被派往日本学习，渐由管带、统带擢升为新军第２１混成协统领。武昌起义时，曾亲手杀死两名起义士兵，后藏匿起来。由于黎出过洋，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以善于治军著称，是当时的 名将.平时，他注意笼络士兵，素爱惜才华，颇得士心。同时，他又是鄂军将领，并曾任湖北铁路协会的军界代表。因此，在湖北新军中威望较高，起义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他为都督的拟议。当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找出来后，抵死不肯就职，并瑟缩颤声地说： 此事体太大，务须谨慎，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吧 ①。革命党人一面派人监视他，一面用他的名字发布布告，指挥军事。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政权逐步稳定，黎元洪的胆子才 大 起来，剪掉辫发，祭告天地，宣誓就任都督职。
　　二十日下午还推举了军政府各职事人员。前谘议局议长汤化龙（１８７４-１９１８年）被任命为总参议。由于黎元洪最初态度顽固，拒不就职，甚至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呆若 泥菩萨.为了推进革命，继续同清政府斗争，革命党人另组谋略处，负责筹划处理军政府一切军事行政工作。谋略处由蔡济民（１８８７- １９１９年）、邓玉麟、谢石钦、蔡大辅、吴醒汉、张廷辅、高尚志、徐达明、陈宏浩等组成，内设秘书、参谋二厅。当日晚，谋略处开始办公，并作出重要决议：①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②称中国为中华民国；③废除清帝年号，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④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⑤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等。
　　湖北军政府的组织制度最初是军事和行政分开。军事由都督领导，行政由民政长领导。下设参谋、军务、政务、外交四部和一个招贤馆（后改为集贤馆），另设谋略处。
　　八月二十六日，黎元洪正式宣布就任都督职后，为了控制军政府，掌握实际权力，他和立宪派一起对军政府进行了改组。黎元洪首先把掌握实权的谋略处合并于参谋部。改组后的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前三部为军事部门；政事部为行政部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法制、交通、文书、编制等七局。两大部门均直接归都督统辖，都督同时兼军政府革命军总司令。这次改组使黎元洪从组织制度上集中了军政领导权，而 首义干部少有预焉 ①，四个部长中只有孙武一个革命党人，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而立宪派却掌握了大部分实权。
　　①　　 张难先：《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辛亥革命》第 5册，第 207页。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 75 页。
　　这次改组激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九月四日，在革命党人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改组。这次改组的重点是撤销了军事、行政两大部门，使军政府变成军政合一的组织制度。改组后的军政府由军令、军务、参谋、外交、内务、理财、法制、交通、编制、教育和实业共１１部组成，各部直隶都督之下，此外军政府还设有总监察处、秘书处等部门和秘书员、顾问员、稽查员等职务。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和汉阳的革命政权。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为各省树立了独立的旗帜，推动各地纷纷起来进行推翻满清统治的斗争；它开创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为共和政府建立了雏形，是中华民国最初的开端。
　　３。各省的光复和独立武昌起义的炮声，震动了全国。最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
　　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两湖革命党人早就相约： 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 ①武昌起义前，湖南的革命运动日趋高涨，革命党人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 １９１１年）负责西路，焦达峰（１８８６- １９１１年）负责中路，邹永成（１８８２- １９５５年）负责南路。同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各界人士。革命党人最有成效的工作是联络新军。经陈作新（？- １９１１年）等人的宣传鼓动，驻长沙的新军第２５混成协许多人都接受了 排满革命 的思想，并在军中建立了初步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６０余人。武昌起义后，湖南革命党人直到八月二十一日才得到正式消息，故未能及时发难，后经多次组织发动，直到九月一日（１０月２２日）才乘机起义。焦达峰、陈作新等率领起义军进攻长沙，湖南巡抚余诚格化装逃遁，长沙光复，遂宣告成立 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 ，次日改称 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起义军公举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并发布 讨满清檄文.九月十日，焦、陈二人被害，前参议院议长谭延闿（１８８０- １９３０年）继任湖南都督。
　　在长沙光复的同一天（九月一日），陕西革命党人钱鼎、井勿幕（１８８８- １９１８年）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光复西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举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管带张凤翙（１８８１- １９５８年）为都督，钱鼎为副都督。陕西起义军还东出潼关，并渡河攻入山西，使清政府腹背受敌，牵制了清军兵力，减少了清军对武汉的压力，切断了清政府与西北地区的联系。
　　九月二日，在革命党人林森（１８６８- １９４３年）、蒋群等人的策动下，驻江西九江新军举行起义，光复了九江，并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举标统马毓宝为都督。九江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促成了海军的起义，也对江西全省震动很大。九月十日（１０月３１日），同盟会员蔡公时（１８８８-１９２８年）发动南昌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新军教官吴介璋、彭程万，九江都督马毓宝，同盟会员李烈钧（１８８２- １９４６年）先后出任江西都督。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 80 页、81页。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 35 页。
　　九月八日，山西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巡抚陆钟琦（１８４８- １９１１年），光复太原，成立山西军政府，举同盟会会员、新军８６标标统阎锡山（１８８３- １９６０年）为都督。
　　九月九日，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１８７９- １９６５年）、罗佩金（１８７８- １９２２年）联合新军第３７协协统蔡锷等发动起义。经过彻夜奋战，次日光复昆明，组成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云南的独立，对西南各省有重要影响。
　　九月十三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１８７８- １９１６年）、光复会南部执行员李燮和（１８７４- １９２７年）、上海城（南市）自治公所绅耆李平书（１８５４- １９２７年）等人领导商团、工人、学生、防营和会党举行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光复上海，成立沪军都督府，公举陈其美为都督。
　　上海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和江苏两省的独立。九月十四日，在上海革命党人的支持下，浙江革命党人联合新军发动起义。经过一昼夜战斗，攻占杭州。十六日成立浙江军政府，举谘议局议长汤寿潜（１８５７- １９１７年）为都督。
　　同样，在上海革命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江苏的革命党人、立宪派和旧官僚，于九月十五日和平光复苏州，成立了江苏军政府，原清朝巡抚程德全（１８６０- １９３０年）摇身一变为军政府的都督。
　　九月十四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１８７９- １９１９年）等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攻占贵阳，迫使贵州巡抚沈瑜庆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遂成立贵州军政府，举新军教官、革命党人杨荩诚为都督，新军营长赵德全为副都督。
　　九月十五日，安徽革命党人在安庆起义失败后举行了寿州起义，占领寿州，并连克皖北各州县。与此同时，合肥、芜湖也宣告独立，分别成立军政分府。省城安庆已陷于孤立。在此情形下，安徽巡抚朱家宝（１８６４- １９２８年）
　　于十八日宣布安徽独立，自为都督。后来，起义军内部发生冲突，朱家宝逃离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１８６９- １９２６年）、柏文蔚（１８７６- １９４７年）先后任安徽都督。
　　九月十七日，在武昌起义影响下，经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劝说，广西巡抚沈秉堃（？- １９１３年）在桂林宣布独立，成立广西军政府，沈为都督，原布政使王芝祥、南宁提督陆荣廷（１８５９- １９２８年）分任副都督。后陆荣廷攫取都督职位。
　　在福建革命党人彭寿松、郑祖荫等人的争取下，新军将领许崇智（１８８６- １９６５年）、孙道仁（１８６４年- ？）相继加入同盟会，并于九月十九日率军起义，次日占领福州。九月二十一日成立福建都督府，孙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广东宣布独立，两广总督张鸣岐（１８７５- １９４５年）逃往沙面租界，遂推举同盟会员胡汉民（１８７９- １９３６年）为广东都督。
　　从八月十九日武昌首义至九月十九日，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宣告独立。十月七日（１１月２７日），四川也宣告光复。仍在清政府控制下的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也都闻风而动，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影响较大的有：保定吴禄贞（１８８０- １９１１年）举事，直隶滦州起义，新疆伊犁起义，内蒙包头、丰镇起义等，这些起义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
　　总之，革命的潮流已经无法阻挡，在这个潮流中，清王朝土崩瓦解了，一个新的共和国即将诞生。
　　４。民国诞生随着各省各地区军政府相继成立，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领导全国的中心，继续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
　　在组织中央政府问题上出现了两个中心：一个是最早起义的武汉；一个是同盟会中部所在地上海。两地为了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几乎同时发出函电，邀请各省派代表商讨组织中央政府。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７日），湖北都督黎元洪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建立中央政府的意见电。
　　越二日，便通电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组临时政府。九月二十一日（１１月１１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督陈其美，提议在上海开会，筹建政权。陈其美随即于二十三日通电各省代表来沪。
　　在湖北、江浙两个政治集团分别向各省发出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通电后，到十月上旬，有１０个省的代表抵达上海，３个省的代表到达武昌。到达上海的代表，召开具有临时议会性质的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 ，议定在上海建立中央政府事宜，但遭到武昌方面的坚决反对。于是，江浙集团便决定采取政府设于武汉，议会设于上海的策略，并电告武昌：鄂军都督府可以执行 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 的政务，但代表会议则应在上海召开。武昌方面认为，它的通电发出在先，有的代表已经到鄂；而且鄂军都督府既被认为中央军政府，那么，代表会亦应在武昌召开，不然， 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 ①。经过两地频繁地电报、书信往返和激烈地斗争，最后上海方面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需留一人在上海， 联络声气，为通信机关 ②。
　　十月九日，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广西、四川、山东、直隶、河南等１１省代表，共计２３人，陆续到达武昌。但这时汉阳刚刚失守，武昌全城皆在龟山清军炮火的威胁之下，代表们只得到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会议。
　　代表会议于十月十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在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十月十三日，会议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３章２１条。大纲规定：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 ； 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成（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 ； 参议院未成立之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临时政府设立外交、内政、财政、军务、交通等５部。
　　当代表们还在汉口开会之时，南京已于十月十二日为江浙联军攻克，代表们遂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临时政府所在地的争论终告结束，但临时政府入选问题的争论又尖锐起来。
　　十月二十四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继续开会，决议二十六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二十五日得知袁世凯亦主张 共和 的消息，于是会议遂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而先推正副大元帅，主持临时政府工作。会议同意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黄兴于二十七日发出通电 力辞不就.于是，会议又于当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而黎不能来宁，黄兴更坚意不就。一些同盟会成员 以大元帅降到副元帅为奇辱，有在代表会跳踉大叫者 ①。在激烈的争吵中，到十一月初临时政府仍未组织起来。直到十一月六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才打破了僵局。
　　①　　 张难先：《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第 8册，第 12 页。
　　②　　 同上。
　　十一月九日，各省代表会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十日，正式进行选举。到会代表共有１７省４５人，每省一票。选举结果，孙中山得１６票，黄兴得１票，孙中山超过投票总数２／３以上，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十一月十二日，在孙中山提议下，代表会议议决，正式改国号为 中华民国 ，改阴历为阳历，宣布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
　　民国元年元月元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由沪抵宁，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誓词中表示 以忠于国，为众服务.他还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 中华民国 ，同时改用阳历。
　　元月２日，孙中山通电各省，以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即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同日，各省代表会议重新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增设临时副总统，把原定５个部增为９个部。
　　元月３日，代表会议复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并宣布国务员名单。
　　元月２８日，由各省都督府选派３名参议员正式组成临时参议院。
　　至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标志着中华民国的诞生。
　　（二）南京临时政府的政制与政纲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政权机构。
　　从内阁的组成看，９名总长中，立宪派占两名：张謇任实业总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旧官僚两名：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另外两名： 理财专家 陈锦涛任财政总长、起义的海军舰长黄钟英任海军总长；同盟会员３名：黄兴任陆军总长、王宠惠任外交总长、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表面上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与旧官僚各占一定比例；实际上，同盟会采取 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孙中山依次直接任命蒋作宾、魏宸组、居正、王鸿猷、吕志伊、景耀月、马君武、于右任、汤芗铭分别担任陆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海军各部次长。在这９名次长中，除汤芗铭退出同盟会外，其余８人都是同盟会骨干。由于大部分总长不到位，各部掌握实权的是次长。
　　从临时参议院的组成看，４４名参议员中，有３３人是同盟会员，占绝大多数。
　　南京临时政府采取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它的组织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由立法、行政、司法机构构成。
　　①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 49 页。
　　临时参议院，是行使立法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由各省都督府派１- ３名参议员组成，共４４人。参议院议长、副议长和审议长，由参议员选举产生。
　　参议院的主要职权有：立法权、财政权、任免权、外交权、顾问权等５种权力。参议院议决的决议案，须有半数以上议员同意；宣战、媾和、缔约及大总统交令的复议事件，必须有到会议员２／３以上同意方可成立。此外，临时大总统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也须得参议院同意。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代表选举产生。其代表国家，是国家元首，同时又是政府首脑。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①行政权，临时大总统为行政首领，经参议院同意，可任免国务员等高级官吏。参议院议决事件，须经大总统交行政各部执行。②复议权，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议决事件，如不同意，可申明理由，交参议院复议。参议院对复议事件，须有到会参议员２／３以上同意，方能成立。故此，大总统如能操纵参议员１／３以上，即可否决参议院的议案。③军权，有统率全国陆海军之大权。④外交权，可代表国家与他国签订条约，宣战或媾和，派遣和接见外交使节，但须经参议院同意。⑤设立司法机构权，经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临时大总统下设总统府、参谋部作为办事机构。另外还设法制局、公报局、铨叙局、印铸局等直辖机关，协助大总统办理各项专门事务。
　　行政各部，临时政府设立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九个部，各部设总长、次长各一人，各部总长又称国务员。部下一般设处或厅，处下设司或局。
　　中央审判所，是体现司法独立的司法执行机构。虽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立这个机构，而且还由司法部拟就了设置这个机构的《官职令草案》。但是，直至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也没有来得及成立。由此可见，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虽然采取三权分立的原则，但在组建过程中还未完善，实际只有立法、行政分立，司法只是一个雏形，许多活动都由行政机关的司法部来行使。
　　南京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是，对内要实现三民三治五统一：三民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治即民有、民治、民享，五统一即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要 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 ，使中国 见重于国际社会.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三个月内，还颁布了不少政策法令。在保护国民权利和革除恶习方面：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 公权 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 私权 ；命令各级官厅焚毁刑具，停止刑讯；取消清朝法律中对于各类所谓 贱民 的歧视性条令；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通令剪辫；禁止赌博、缠足和吸食鸦片等。在发展工商业和文化教育方面：宣布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普及教育，取消学校祭孔读经，删除教科书中宣扬忠君的内容，等等。这些政策法令虽还不够完备，许多也未实行，但它们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的精神，对于传播民主观念，反对封建意识有一定的作用。
　　（三）临时政府时期政局的演变
　　在革命军的猛烈攻击下，行将灭亡的清王朝不得不请出曾被自己罢免的原军机大臣袁世凯来收拾残局。袁世凯复出后，利用南北议和，向革命派讨得政权，逼清王朝宣布退位。临时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企图以此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民国元年四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仅存在三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至此夭折。
　　１。袁世凯复出袁世凯（１８５９- １９１６年），河南项城人。字慰庭，别号容庵。光绪八年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因协助朝鲜国王李熙镇压汉城兵变，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光绪十一年被李鸿章保荐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奉调回国。光绪二十一年，继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以后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等职。光绪三十一年，借改革军制之机，扩编北洋军为六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光绪三十三年调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宣统元年被摄政王载沣罢免回籍。
　　袁世凯下台后，回河南彰德购建 养寿园 ，表面上披蓑戴笠，莳花种草，无心于政治，实际上密切注视政局，遥控北洋将领，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武昌起义后，清廷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队赶往武昌镇压革命。然而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大部分将领是袁的心腹，不听从荫昌的调动。冯国璋在接受命令的当天，就秘访袁世凯，袁授以 慢慢走，等着瞧 的秘诀。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廷束手无策。在这种局势下，朝野内外一致要求起用袁世凯，以挽回危局。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清廷发布 湖广总督着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 ①的上谕，要袁世凯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
　　而袁以 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 ②为借口，故意延宕不肯出山。同时指使北洋将领暂时采取观望态度，不要贸然进军。九月六日，清军进攻武汉受挫，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又相继起义，清廷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但袁世凯仍不满意。他通过徐世昌向清廷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与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条件。清廷不肯轻易接受袁世凯的全部要求。正当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相持不下之时，武汉革命军已光复湖北大部，继湘、陕、赣之后全国又有十余省相继独立，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这时，资政院也上奏清廷，主张速开国会，取消皇族内阁。
　　驻扎直隶滦州的新军第２０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２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电奏政纲１２条，并与第６镇统制吴禄贞密谋起义。资政院的呐喊，张绍曾的兵谏，都与袁世凯遥相呼应。在这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屈服，连忙下 罪己诏 ，颁布宪法 １９信条 ，下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 责任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便落入袁世凯手中。
　　于是袁世凯立即出山南下，指挥北洋军队猛攻革命军，先后攻克汉口、汉阳，并在龟山上架起大炮猛轰武昌。可是，袁世凯只是隔江炮击，并不想立即攻占武昌，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
　　①　　 军机处现月档，《辛亥革命》，第 5册，第 239页。
　　②　　 《辛亥革命》，第 8册，第 307页。
　　２。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早在袁世凯复出之前，就酝酿以议和消弭革命。攻陷汉口以后，袁世凯多次令其幕僚刘承恩致书并会见黎元洪。黎在致袁世凯的复信中表示：只要袁世凯能 与吾徒共扶大义，……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①。
　　十月十一日（１２月１日），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盘恩的撮合下，湖北战场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十月十七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１８６０- １９３８年）为全权代表南下。十九日，１１省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二十八日，南北双方代表开始在上海进行和谈。
　　和谈除讨论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争论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实，立宪与共和之争，也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政权。南方代表已经屡次公开表示，如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大总统。对此，袁世凯心领神会。一方面，以倡言君主立宪向南方革命党人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以革命党人要求实行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这就是袁世凯在谈判中的伎俩。
　　正在南北和谈进行之时，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临时大总统，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职。对此，袁世凯大为恼火，他公然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部将发出 誓死抵抗 的叫嚣，并撤销唐绍仪的议和代表资格，故意制造决裂的势态，逼迫革命党人步步退让。
　　在北洋军阀咄咄逼人的形势下，南京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建议，于１月１１日誓师北伐，孙中山亲任北伐军总指挥。北伐军曾取得一些胜利。但是，在外国势力的胁迫下，北伐没能继续下去，而是以南方革命势力的屈服而告终。
　　孙中山是不愿向袁世凯妥协，并反对南北议和的。他回国之初就公开声明， 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①无奈这时，在同盟会内部意见出现分歧，主张对袁世凯妥协的思想已占上风。
　　尤其是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恫吓，很多革命党人仿佛感到塌天大祸似的。在南京临时政府中立宪派、旧官僚也大多主张议和。他们在政府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气氛，促使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屈服。外国势力也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英、美、日、俄、德、法等国曾以同文照会方式，胁迫南方革命党人 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成足以停止目前冲突的协议 ②。在内外夹攻下，面对革命党人内部的涣散状态和既成的议和事实，孙中山无能为力，被迫让步。他表示：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③于是南北双方达成一项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 共和 ，并逼清帝退位。
　　袁世凯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加紧对清帝逼宫的步伐。
　　但是，清帝退位遭到以宗社党为代表的一些王公亲贵的坚决反对。恰在这时，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六日，发生同盟会员彭家珍（１８８８- １９１２年）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１８７７- １９１２年）事件，使清皇族胆颤心惊，宗社党人纷纷逃出北京。与此同时，袁世凯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等人，联名发表通电，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则将带兵入京。所有这些，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伐。以后，又通过南北多次谈判，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例》，规定：清帝退位后称号不变；每年由民国政府给予４００万元；清帝仍暂居皇宫，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私产由民国保护等等。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 3月版，第 281页。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21页。
　　②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1187 页。
　　③　　 黄季陆：《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第 8页。
　　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
　　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２６０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
　　３。改选临时大总统与颁布《临时约法》清帝退位的第二天，二月十三日，袁世凯正式声明赞成 共和 ，宣布 共和为最良国体 ， 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①。同日，孙中山履行让总统职位给袁世凯的诺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
　　十五日，临时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１７省议员，每省１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又重新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 （１）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２）
　　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３）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①定都南京和新总统南下就职问题，成为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最后一战。
　　关于建都问题，孙中山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强调说： 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二月十四日，当临时参议院作出临时政府改设北京的决议后，孙中山立即要求复议。在孙中山的坚持下，才纠正此议案，临时政府仍设南京。
　　袁世凯也深知北京是自己势力的中心，北洋军是他的依靠，他绝不愿离开北京。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就电告唐绍仪： 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 ②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他又一再通电反对南下，并以 退归田里 相要挟③。
　　孙中山知道袁世凯不肯轻易离开他的巢穴，特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表面上盛大欢迎，暗中密令亲信部队在京、津等地制造暴乱，以作为他不能南下的借口。
　　二月二十七日，蔡元培等抵京。二十九日晚，曹锟第３镇陆军两营即在北京发动兵变。变兵大肆放火抢劫，迎袁专使住所 亦有兵士纵枪殴门而入，掳拐一空 ④。蔡元培等仓皇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接着，天津、保定亦发生兵变。
　　①　　 《临时政府公报》第 15 号、第 17 号，1912年 2月 14 日、20日。
　　①　　 同上。
　　②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
　　③　　 《民立报》号外，1912年 2月 17 日。
　　兵变以后，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要求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各国驻京外交使团也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外国驻军整装巡逻示威，并将外地驻军纷纷调入北京，作出干涉的架势，进行威胁。
　　在上述情况下，蔡元培等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要袁南下的要求，准许其在北京宣誓就职，并说： 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①南京临时政府中的许多人和一些省的都督这时也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被迫再次退让。三月六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共有７章５６条。《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临时约法》改变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原则，而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能生效。《临时约法》还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规定总统在行使宣战、媾和、缔约、任命国务员等重要权力时，必须得到参议院的同意；而且，参议院有权弹劾临时大总统。
　　很显然，孙中山企图用《临时约法》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但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大权在握，什么约法、议院、内阁统统成了他任意摆布的工具。
　　四月一日，孙中山正式放弃临时大总统职务。二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五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参议院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至此夭折。
　　④　　 《蔡元培向南京孙大总统等报告北方兵变之东电》，《民立报》，1912年 3月 2日、5 日。
　　①　　 《蔡元培向南京孙大总统等报告北方兵变之东电》，《民立报》，1912年 3月 2日、5 日。
　　三、袁氏政权始末
　　民国元年四月至民国五年六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袁世凯从专制独裁一步步走向帝制，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一）民国初年的政坛风云
　　民初政坛风云变幻。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
　　但在其建立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北洋军阀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激烈争夺。这时期，中国社会党派林立，纷争不已。宋教仁醉心 政党内阁 ，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以图在国会中一展抱负。袁世凯肆意破害内阁，悍然制造血案。孙中山发动 二次革命 ，白朗起而讨袁。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各派的反袁势力，并在政治上逼选总统、解散国会，炮制袁记 约法 ，逐步走向专制独裁。
　　１。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及其制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是组织内阁。早在南北议和期间，革命党人就提出国务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 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院投票 ①。但袁世凯坚持由唐绍仪担任。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后经赵凤昌等人调停，达成一个 双方兼顾 的协议：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
　　唐绍仪（１８６０- １９３８年），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幼年随父在上海学习外语和洋务知识，１８７４年赴美留学。回国后，被清政府派往朝鲜办理税务，为袁世凯所赏识，调任西文翻译。以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武昌起义后，被袁世凯指派为全权代表，参加南北议和谈判。
　　民国元年三月十三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二十五日，唐绍仪到南京组阁。关于阁员人选，经过激烈争夺，后由于革命党人一再让步，才于二十九日，由唐绍仪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各部总长人选，除交通总长梁如浩外，均获通过。三十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总长陆征祥（１８７１- １９４９年），内务总长赵秉钧（１８６４- １９１４年），财政总长熊希龄（１８７０- １９３７年），陆军总长段祺瑞（１８６５- １９３６年），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１８６８- １９４０年），司法总长王宠惠（１８８１- １９５８年），农林总长宋教仁（１８５７- １９３１年），工商总长陈其美（后以次长王正廷署理），交通总长唐绍仪兼任（不久以施肇基充任）；同时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并统辖两江军队，黄兴拒不接受任命。后袁世凯任黎元洪领参谋总长事。
　　唐内阁通过后，四月二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四月二十日，唐绍仪偕蔡元培、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二十一日，召开由唐主持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宣告内阁正式成立。
　　①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第 196页。
　　按照《临时约法》和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国务院官制》规定，内阁的正式名称是国务院。国务院辅佐大总统执行国务，负实际政治责任。凡总统发布的法律命令，必须由有关国务员签署，才能生效。国务院由国务总理（即内阁总理）和国务员组成。国务院对政府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国务员共同讨论，再回国务院作出决定。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议称为 国务会议 ，国务总理任国务会议主席。
　　国务院除国务会议作为决策机构外，还有辅助机构、直属机构和行政各部，构成国务院整个组织体系。辅助机构有秘书厅。直属机构有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全国水利、临时国会事务等７局，以及一个法典编纂会。行政各部是指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等１０部，先后成立于民国元年七月至九月间。民国二年十二月，农林、工商合并为农商部，１０部改为９部。各部下设总务厅和司（局），厅、司（局）之下分科办事。
　　民国元年四月五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迁往北京，并于当日通电宣布：自本月初八日始，休会十五天，于本月二十二日齐集北京。 ①北京临时参议院虽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北迁而来，但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相比，却有不少变化。首先，经过各省所谓 民选 ，议员构成有很大改变，旧立宪派势力有了显著增长。其次，正副议长也发生根本变化。五月一日，北京临时参议院举行选举，立宪派议员吴景濂（１８７３- １９４４年）被选为正议长，汤化龙被选为副议长，而同盟会候选人落选。继议长改选之后，审议长及各部审查员和其他常任职员也全部重新改选。审议长改称全院委员长。改选结果，谷钟秀（１８７４- ？）任全院委员长，林长民（１８７６- １９２５年）任秘书长，同盟会议员只当选为法制、请愿、惩罚委员会委员长，而财政、庶政委员长均为其他党派所得。
　　临时参议院亦称议会，是依《临时约法》而设立的行使立法权的机关。
　　迁到北京后，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作为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维护民主共和，维护《临时约法》仍是它最基本的特性。
　　在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过程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表面上依据《临时约法》行事，一是始终贯穿着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与南方革命党人的激烈争夺。袁氏集团显然居有优势地位，北京临时政府实际上为他们所控制。
　　因此，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开始。但是，革命党人、立宪派，还掌握着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并力图利用内阁和临时参议院对袁世凯加以制约，因而还不能说北京临时政府就是北洋军阀政府①。
　　２。民初政党分合及国民党组成清末民初是中国党派最活跃的时期。２０世纪初年，中国的有识之士大都认为，中国欲富强，必先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实行多党政治。在这个问题上又分作两派，一是立宪派，二是革命派。光绪三十一年七月（１９０５年８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集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尚处于秘密状态）。宣统二年十月（１９１０年１１月），清政府成立资政院。在资政院中，一部分咨议局联合会中的重要分子徐佛苏、雷奋、孙洪伊等，于宣统三年五月十日（１９１１年６月６日）在北京组织宪友会，当时人称之为 民党.五月十九日，资政院中一部分钦定议员和官僚组成辛亥俱乐部，有 官僚党 之称。同年六月十五日，资政院中部分钦定议员和民选议员中的硕学通儒组成宪政实进会，陈宝琛（１８５２- ？）为会长。这就是中国国内最早公开活动的政党。
　　①　　 许师慎：《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下册，第 431页。转引《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元年一月至六月，第 419页。
　　①　　 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 2编，第 1卷上，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30 页。
　　宣统三年八月，辛亥革命爆发。同年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国元年三月，中国同盟会在南京公开活动，成为公开的政党。而同盟会中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一派，则更名为中华民国联合会。黎元洪也在武昌组织民社。
　　以后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联合组成统一党。此外，自由党、统一党、国民公党等其他政团党派也纷纷成立，不下数百。这是民初政党林立的开始。
　　民国元年八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其他各小党派也经过斗争、分化、瓦解、合并，使阵线渐趋明朗，这样在中国政坛上就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四党对立纷争的局面。直至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为对抗国民党，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中国则由多党竞争演变为主要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党对立斗争的局面。
　　共和党，民国元年五月九日成立于上海。由统一党、民社联合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国民党（非同盟会系统）合并而成。该党以 防止小党分裂，便利政务进行，实行共和政治 为宗旨。其政纲是：①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②以国家权力，扶持人民进步；③应世界之大势，以和平实利立国①。组织机构：理事长黎元洪，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程德全等为理事，汤化民、刘成禺、林长民等５０多人为干事。本部设在北京，上海设驻沪机关，全国各地设支部。在北京临时参议院时代，该党与同盟会各占４０席，分庭抗礼，是民国以来的大党。共和党以拥袁为己任，对同盟会攻击不遗余力，被称为袁世凯的御用党。共和党成立不久，章太炎又从中分裂出去，仍旧维持其统一党的旧称。民国二年，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
　　民主党，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成立。由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乐部、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联合组成。其政纲是：①普及政治教育；②拥护法赋自由；③建设强固政府；④综核行政改革；⑤调和社会利益②。组织机构：推梁启超为领袖，汤化龙为干事长，马良、陈昭常、谢远涵等为干事。民主党代表了立宪派的政治势立，支持袁世凯政府，是北京临时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民国二年，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
　　统一党，民国元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该党以 统一全国建设，强固中央政府，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宗旨.③选举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４人为理事，另设参事、干事、评议员若干人。其政纲有 完成责任内阁制 ， 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 ， 发达国民经济 等１１条。①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总部移至北京。统一党的基本活动是与同盟会相左的，并为袁世凯所利用。元年五月，与民社等组成共和党，不久，又从中分裂出来，仍称统一党。民国二年，与共和党、民主党合并，组成进步党。
　　①　　 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5 、90页。
　　②　　 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5 、90页。
　　③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 779页。
　　①　　 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第 84 页。
　　国民党。共和党成立后，在议会里拥有与同盟会相抗衡的政治实力，对革命派构成严重的威胁。同盟会中的一些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等竭力主张 议会政治 ， 政党内阁.为扩大同盟会的势力，使之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进而组织责任内阁，同盟会联合了由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组成了国民党。宋教仁等提出了国民党的５项政纲：①保持政治统一；②发展地方自治；③励行种族同化；④采用民生政策；⑤维护国际和平。组织机构：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９人为理事，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蒋翊武等２９人为参议，另选名誉参议７人，各部干事３００余人。后各理事共推孙中山为理事长，不久，孙忙于他事，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本部设在北京，各省和海外各埠设立支部。国民党成立后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在临时参议院和以后的国会中都占有优势。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身亡后，该党逐渐分裂为癸丑同志会、相友会、政友会、中华革命党等党派。
　　３。内阁更迭与国会召开内阁制是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而采取的一种政治制度。孙中山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袁世凯则是要把内阁变成他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工具。所以在组织第一届内阁时，袁世凯一再坚持由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有较深的关系，曾与袁在朝鲜共事，任袁的英文翻译，以后又屡受袁的保荐。袁世凯以为，唐绍仪任内阁总理必然会听命于他。然而，唐绍仪自参加南北议和并加入同盟会以后，思想产生变化，深感 共和立宪，万众一心.在担任内阁总理以后，更以 调和南北 为责志，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在执政期间，唐绍仪与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过从甚密， 每有要议，必就商于蔡、宋两君 ①，故当时有人称唐绍仪内阁为 唐宋内阁.对于袁世凯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唐绍仪也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这就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 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 ，经常煽动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与之对抗，不服从唐的领导，架空唐绍仪。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未使唐绍仪完全屈服，唐、袁之间的冲突日趋尖锐。
　　就在此时，发生了王芝祥（１８５８- １９３０年）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袁世凯的同意。但当王芝祥到京就任时，袁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无视《临时约法》的规定，不经唐绍仪副署，就直接发布任免命令，对内阁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于民国元年六月十五日愤而辞职，拂袖出京。
　　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假意挽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六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任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袁世凯这种公然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遭到同盟会阁员的强烈反对，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等同盟会阁员联袂辞职，以示抗议。
　　①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 1期。
　　同盟会阁员辞职后，陆征祥组织所谓无党派的 超然内阁.袁世凯为使参议院通过陆内阁，不惜动用军警，对议员进行威胁谩骂，强行胁迫参议院通过陆征祥所组的 超然内阁.袁世凯粗暴干涉破坏参议院的行为，引起了议员们的强烈不满，纷纷提出弹劾陆征祥的议案，逼使陆称病辞职。遂后，于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又任命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九月，赵秉钧就任正式内阁总理后，事事顺从袁世凯的旨意，一切唯袁的马首是瞻，当时被称为 御用内阁.至此，责任内阁已徒具虚名，袁世凯实际上已建立起总统独裁制。
　　北京参议院成立后，依据《临时约法》规定的国会成立期限，陆续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八月十日由临时总统袁世凯正式颁布。各地区根据公布的这三项法律，开始进行众议员、参议员选举。国会选举遂成为各派斗争的焦点。
　　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秣马厉兵，为竞选积极准备。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本来就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明白表示： 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 ，但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 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
　　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①。他还充满信心地宣称： 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②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 最注重之事 ，决心倾力以争。统一党、民主党也同样不甘落后。
　　各党竞选实质上是拥袁、排袁两大势力的公开较量。
　　国会选举自民国元年二月开始，到二年三月基本结束。参议员采取地域代表制，众议员按 人口比例主义 选举。选举结果，国民党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在众议院的５９６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２６９个，占４５。１％；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１５４个，占２５。７％。在参议院的２７４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１２３个，占４４。９％；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６９个，占２５。２％。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共获３９２个席位，虽未能达到超过半数的地位，但所占议席数，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党系。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将由国民党组阁。
　　然而，就在国民党人以为大局已定，满怀胜利喜悦，准备组织责任政党内阁时，一桩震动全国的血案发生了。
　　宋教仁（１８８２- １９１３年），湖南桃源人。字遯初，又作钝初，号渔父。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次年在长沙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同年因发动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光绪三十一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司法部佥事长。宣统三年返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干事之一。武昌起义后，赶赴汉口，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起草《鄂州临时约法》。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同年三月，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专制，愤然辞职。八月，主持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工作，被选为理事，并代理理事长。十月，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的胜利。民国二年初，在长沙、上海、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主张组织国民党内阁，反对袁世凯专权，深为袁世凯所忌。
　　①　　 《宋教仁集》下册，第 456、419 页。
　　②　　 《宋教仁集》下册，456 、419 页。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无疑是对袁世凯的沉重打击。袁世凯起初企图用５０万元拉拢宋教仁，但遭到拒绝，于是便决定采用暗杀的手段。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由黄兴等人陪同，在沪宁车站欲乘车北上，当走到检票处时，被埋伏的杀手枪击，连中三枪，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二十二日晨４时４０分逝世，享年仅３１岁。
　　宋案震惊全国，舆论哗然。宋案的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很快被抓获。从他们住处搜到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及函电多件，并于四月二十五日公布于世。从这些密电中看出此案是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的，而主谋者就是袁世凯。
　　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 非去袁不可.这表明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了。
　　民国二年四月八日（１９１３年４月８日）上午１１时，第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象坊桥众议院会场举行。二十四日参议院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林森为全院委员长。五月一日，众议院选举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张耀会为全院委员长。
　　第一届国会是临时参议院的继续，是根据《临时约法》精神产生的。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参议院议员任期为６年，每２年改选１／３。参议员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众议院议员任期３年，任期满后，全部重新选举。众议员的产生，按人口比例。两院均由各院议员互选出议长１人，副议长１人。两院各设全院委员会、常任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并各置秘书厅。国会的职权与临时参议院基本相同。但由于它由两院组成，所以其职权有的是由两院分别行使，有的是由两院共同行使。两院分别行使的职权，主要有向政府提出建议权、质问权，对政府咨询的答复权，对人民请愿的受理权及逮捕议员的许可权，院内法规的制定权等。两院共同行使的职权，主要有制定宪法，选举大总统，法律案的议决，预算与决算的议决，税法、度量衡法及币制的议决，大总统弹劾案，内阁和国务员弹劾案，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大使、公使及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布大赦令等事项的同意权。
　　国会成立后不久，即由两院共同组成 宪法起草委员会 ，起草宪法。
　　４。 二次革命 和白朗起义刺杀宋教仁是袁世凯发动内战的信号。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便密下动员令和大借外债，决心以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力量。
　　为筹集战争经费，民国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指派赵秉钧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把交涉经年未定下来的２５００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的合同签定了。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世凯实际能拿到手的不过７６０万英镑，而规定４７年还清的本利为６７８５万英镑。尽管条件如此苛刻，袁世凯为了扩军备战，也在所不惜。
　　袁世凯签订 善后大借款 的卖国行径，遭到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反对。
　　他们表示未经国会同意，此项借款为不合法，不能予以承认。为了在国会中形成对抗国民党的势力，袁世凯指使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以梁启超为实际主持人的进步党。
　　进步党，民国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成立。党义３条：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应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
　　六月十五日，梁启超又公布大政方针６项：①推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②先订宪法后选总统；③重组内阁；④由进步党组阁；⑤宋案以法律解决；⑥大借款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组织机构：实行理事制。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汤化龙等９人为理事，另有名誉理事若干人。下设政务部和党务部。进步党是由袁世凯一手指使而成立的，成为他的御用政党，形成了在国会中与国民党对立斗争的局面。该党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先是支持，后是反对。护国战争后，分化为宪法讨论会和宪法研究同志会。
　　在国会内部有进步党的破坏，在国会外部袁世凯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电斥责国会反对借款为 不顾大体，无理取闹 ，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在袁世凯的威吓、打击和利诱下，除张继、王正廷等一部分国民党议员逃往南方外，大部分国民党议员被分化和收买。在京国民党议员相继组织了政友会俱乐部、相友会、癸丑同志会等小团体，已形不成箝制袁世凯的重大力量。
　　国会已被袁世凯所控制，所谓 法律倒袁 已成泡影。
　　袁世凯在财政上谋取大借款，在政治上压倒国民党的同时，在军事上断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法，一面命驻兖州的张勋和山东都督周自齐候令待发；一面以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督李纯部从湖北进江西，以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准备沿津浦路进攻南京；向南方革命党人作出两面夹攻的态势。
　　袁世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凶相毕露。他攻击孙中山、黄兴 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 扬言 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①六月间，袁世凯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江西。
　　七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最后决定兴师讨袁。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黄兴也在南京逼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也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国民党的 二次革命.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到了北洋军的水陆夹攻，于七月二十五日败退。八月十八日，北洋军攻陷南昌，占领江西。南京方面，由于部分讨袁军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八月二十九日，黄兴因前方兵败潜离南京，程德全溜往苏州宣告取消讨袁。九月一日，袁军张勋部攻占南京。上海、安徽的讨袁军也随即失败。接着，其他各地相继宣布取消独立。
　　二次革命 从起兵不到两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南方国民党人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北洋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张到整个长江流域。
　　二次革命 爆发前后，袁世凯直接控制下的北方各省也是不平静的。
　　民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此起彼伏，时有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就是源于河南省的白朗起义。
　　①　　 《时报》，1913年 5月 24 日。
　　白朗（１８７３- １９１４年），字明心。河南宝丰人。农民出身，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后因 犯律潜逃 回乡。以后便在宝丰一带 拉杆 起事，成为啸聚山林的绿林头目。由于他 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以是能得众①。大约于民国元年又以 打富济贫 为旗号，鼓励穷人造反，活动于豫西广大农村。民国二年五六月间，白朗相继攻克唐县（今唐河）、禹县，缴获大批军械武器，起义队伍迅速扩大， 自此白朗声震豫西 ②。
　　二次革命 爆发后，南方革命党人多次与白朗军联系。黄兴曾致函白朗，要求他进攻湖北，配合讨袁军作战，但信未能送到。同时，黄兴还派河南的国民党人杨体锐（１８９２- １９１３年）赴白朗军中游说。但不久，也因杨被捕杀而中断。孙中山也多次派人与白朗联络，接济武器军火。白朗也曾派人赴南方探听消息。但由于北京政府的破坏，双方始终没有建立起直接联系。
　　而在此期间，白朗趁北洋军大批南下镇压 二次革命 ，后方空虚的机会，南下湖北，九月下旬一度攻克鄂北重镇枣阳。
　　二次革命 失败后，白朗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武装反袁力量，更加引起袁氏政府的重视。袁世凯增兵数万围剿白朗起义军，并严令河南都督张镇芳限期肃清。白朗避开袁军主力，跳出豫西，突围东进，连克光山、光州（今潢川）、商城。民国三年一月进入安徽，攻克六安、霍山，使北京政府大为震惊。袁世凯将张镇芳等撤职，改令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组织北洋主力数万人围剿。
　　白朗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突出重围，回师豫南，进入鄂北。三月攻克鄂北重镇老河口。在此，白朗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并对军队加以整编，称 中原扶汉军 和 公民讨贼军 ，白朗自任大都督、总司令。在这次会议前后，一些革命党人来到白朗军中，对这支农民起义军产生一定影响。三月十四日，白朗军攻克荆紫关，打开西进陕西的大门。四月初逼近西安，五月进入甘肃，连克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漳）。
　　然而，这一带是回汉藏民杂居，起义军没有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陷入困境。一部分人产生思乡情绪，主张返回豫西。起义军乃取道东下，攻克秦州（今天水），沿渭河回豫，分散活动。八月，白朗率残部在鲁山县石庄一带被围，突围时身负重伤，数日后死去。部众也相继失败，瓦解星散，纵横５省历时４载的大起义失败了。
　　从民国二年七月起，大约一年时间，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征北战，击败了南方革命党人的 二次革命 ，扑灭了北方白朗的农民起义，消灭了国内一切企图推翻他的有影响的武装力量，实现了 统一.从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气焰更为嚣张了。
　　５。逼选总统与解散国会袁世凯在以武力镇压各派反袁势力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进一步破坏民主制度，逐步走向专制独裁。其步骤：逼选总统、解散国会、炮制 袁记约法.袁世凯在南方镇压国民党人的 二次革命 时，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他非但没有驱逐这些议员，还假惺惺地宣布要尊重议员的权利。很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国会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
　　①　　 乔叙五：《记白狼事》，《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 3期。
　　②　　 《白朗起义》，第 321页。
　　在国会中，袁世凯一面收买、分化国民党议员；一面进一步拉拢进步党。
　　民国二年七月，袁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九月，民国以来第三届内阁正式组成。阁员９人中，进步党４人，其余都是北洋派。由于阁员中熊希龄、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都是社会名流，于是这个内阁被称为 第一流人才内阁 ，也称 名流内阁.本来四月国会召开后，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应该先制订宪法，然后依据宪法选举总统。但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要作总统，等不及先制订宪法再选总统的程序。他指使梁士诒（１８６９- １９３３年）收买一些议员，于九月八日拼凑成公民党，旨在 以正式总统选举为本党政策之第一步 ①，在国会内部大肆活动，为袁当选总统而摇旗呐喊。同时，袁世凯指使黎元洪领首，全国各省区军政长官联合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对国会施加压力。
　　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和内外夹击下，国会通过了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议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新的《大总统选举法》，十月四日在国会讨论通过。袁世凯为了能在十月十日民国建立两周年国庆大典上，以正式总统莅临出席，竟胁迫国会在十月六日即仓促投票选举总统。
　　国会于十月六日召开总统选举会，王家襄（１８７１- １９２８年）为主席。袁世凯命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出军警 保卫.此外，还有千余名军警改穿便衣，自称 公民团 ，在会场外严密包围，叫嚷： 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 公民党也在会场内遥相呼应。
　　在这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议员们忍饿终日，从早８时至晚１０时，连续投票３次，袁世凯才以２／３的微弱多数，勉强当选为首任正式大总统。会场外的公民团 才在一片 袁大总统万岁 的呼啸声中撤走。次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十月十日，袁世凯特意选在逊清皇宫太和殿举行就职典礼，俨然以皇帝自居。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国会对他不再有用了，而且成为他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障碍。于是，袁世凯开始向国会开刀，千方百计地踢开国会。
　　袁世凯欲解散国会，必先镇压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而且在国民党议员主持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仍坚持责任内阁，国会为立法机关，并一再拒绝袁世凯增修约法和扩大总统职权的要求。对此，袁世凯恨之入骨，他指责 国会专制 ，并决心用暴力手段对付国民党和国会。十月二十五日，袁世凯公开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要他们对《天坛宪法草案》逐条研究，并煽动说： 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指国民党）议员居其多数，阅其所议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 ， 确见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不语！ ①袁世凯一声令下，北洋将领一拥而上，反诬国民党 破坏民国 ，要求取缔， 迅将国会解散，其国民党之议员，并即驱逐回籍，交各省司详加察看。 ②北洋将领的通电，为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制造了舆论根据。十一月四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与 二次革命 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派军警连夜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徽章。袁世凯共取消４３８名议员，超过国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到民国三年一月十日，袁世凯又正式下令取消国会。这个国会从民国二年四月召开到被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从选举袁当大总统到被解散，仅三个月。随后，各地方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
　　①　　 杨幼炯：《中国政党史》，第 75 页。
　　①　　 《政府公报》，1913年 10 月 25 日。
　　②　　 《安徽函电》，《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 1期。
　　熊希龄内阁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 政治会议 等命令之后，也不再为袁所需要，民国三年二月，在袁世凯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迫辞职。
　　（二）帝制和反帝制运动
　　袁世凯通过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制定了一整套专制独裁制度。袁氏也从临时大总统进而成为终身大总统，但他仍梦想着恢复帝制。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竟然答应了丧权辱国的 二十一条.经过一阵紧锣密鼓之后，民国四年十二月底袁世凯演出了一部洪宪帝制的丑剧。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民起而讨之。蔡锷组织护国军和护国军政府，率先发起护国运动，得到海内外民众的大力支持。袁世凯陷入绝望之中，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死去。
　　１。 袁记约法 及其独裁制度袁世凯一面解散国会，一面又炮制中央政治会议，以取代国会，作为御用的立法机关。
　　政治会议的前身是行政会议。从民国二年十一月以后，它就成为袁世凯用以抵制国会的机关。十一月二十六日发布《政治会议组织令》。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会议在北京成立，李经羲（１８６０- １９２５年）为议长，张国淦（１８７６- １９５９年）为副议长，委员皆为袁世凯所信任的官僚政客。政治会议的任务是 以免内外隔阂，俾得共济时艰 ①。它讨论国家的根本大计，俨然是国会的代理机关。政治会议为袁世凯办了三件大事：①遣散国会议员；②停办各省地方自治机构；③制造约法会议以制定新约法。
　　约法会议于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孙毓筠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８０名议员大都是袁世凯的追随者。三月二十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大纲》。约法会议议员们接到增修法案后，唯唯诺诺，全部接受，并照此炮制了《中华民国约法》，又名 新约法 ，或称 袁记约法 ，共１０章６８条。民国三年五月一日正式公布，同时宣布废除《临时约法》。随后，约法会议又为袁议决了《参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等。至此，中央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先后完成袁世凯专制独裁所需的条例和其他任务，也就失去了效用。
　　新约法 下的中央政治制度：大总统。 新约法 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统率陆海军，可自由任免官员。总统有立法否决权，召集、解散国会的权力。总统对全体国民负责，不对任何机关负责，总统又是全体国民的代表者，这样总统就成为凌驾于任何政治机构之上，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
　　总统府。 新约法 取消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翊卫处等机构，集政、军、财权于一体。
　　①　　 《政治会议组织令》，《中华民国史料》中册，上海文明书局，第 15-16页。
　　政事堂于五月四日成立。设国务卿１人，承大总统令，监督政事堂事务。
　　下设左丞、右丞各１人。政事堂设法制、机要、铨叙、主计、印铸等５局及司务所，掌管一切具体事务。政事堂不对议会负责，只对总统负责，袁世凯通过政事堂把行政大权集中在手里。统率办事处于五月十二日成立。由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大元师特派的高级军官组成。陆军部的重要职权移到了统率办事处，使其成为军事上的最高机关。其职权是： 议决一切军事方针，及军令之发布 ①。这样，军事大权也集中于大总统手中。翊卫处于民国四年二月一日成立。它是袁世凯为了收买和拉拢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而专门设立的机构。总统府除上述机构外，还设有内史、承宣、交际、顾问等厅及侍卫处。另外还设有顾问、咨议、参议等名誉职。袁世凯就是通过总统府这一形式，将政权、军权、财权高度集中起来，执行他专制独裁的统治。
　　行政各部。共设９部，即外交、财政、内务、教育、陆军、海军、司法、农林工商、交通，各部均设总长１人。因政事堂代替了国务院，各部总长不再是国务员，各部的权力和地位也大大削弱了，凡事都要 承大总统之命 ， 呈请大总统定夺 ，因此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不负独立行政的责任。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规定外交、内务、交通、财政、陆军５个重要部的总长每日必须向他报告工作，并以国务卿为首领。各部内部组织，除保留原有的总务厅外，取消局的设置，仅设司。另外，各部还陆续增设了一些委员会和所等机构。
　　参政院。 新约法 规定，参政院的职权是：应大总统咨询，审议重要政务，但实际远远超出咨询的范围，被赋予若干重要特权，即：解释约法；起草宪法；决定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限争执；对于总统若干行动同意等等。
　　民国三年六月二十日，参政院正式成立。政治会议随即取消。六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又宣布在立法院成立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由于立法院始终未成立，故职权一直由参政院代行，参政院于是成为袁氏的立法机关。参政院由参政７０人组成，设正副院长、秘书长，下设秘书厅管理日常事务。此外，还有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参政全部由袁世凯任命，副总统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参政大多是政治会议议员和约法会议议员。
　　参政院成立后所干最重要的事就是修改《大总统选举法》。民国四年四月一日，此选举法公布全国。主要内容有：①总统任期改为１０年，连选连任无限制。②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认为在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２／３以上同意，议决现任总统连任而不进行选举。③总统继任人，由现总统推荐３人，并将被推荐者之姓名书于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匮石室，临选举时取出交付选举会。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作总统，而且可以传子传孙。
　　总括起来，新约法时期的国家制度，行政的总枢纽是政事堂，军事总机关是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还有一个与宰相相仿佛的国务卿。袁世凯所实行的是总统独裁制。这时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变成袁氏 中华帝国 ，所缺的只是皇帝 的称号了。
　　①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 205页。
　　２。 五？九 国耻和洪宪帝制
　　袁世凯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进而成为终身大总统，但其野心仍未满足，竟然违背历史潮流，梦想恢复帝制。
　　西方列强希望袁世凯能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以便通过袁来扩大它们的在华势力。民国三年前后，德、英、美等国都先后积极怂恿袁世凯实行 君主之治①。日本也起劲地推动袁世凯复辟帝制，并以此为交换条件，夺取大量权益。
　　正当袁世凯着手实行他的帝制计划的时候，民国三年八月（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欧各国卷进了战争旋涡，无暇东顾。日本企图乘机独占中国，从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的活动。
　　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但并不派兵到欧洲战场，而是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
　　袁世凯政府竟宣布 局外中立 ，并划出战区，供日军作战，听任日本武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
　　接着，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 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公然声称：袁世凯 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①。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１８６１- １９２６年）更露骨地说： 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② 二十一条 共分５号，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号４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第二号７条，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并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延长为９９年；第三号２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四号１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第五号７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的铁路建筑权给日本。日本在福建拥有开矿、筑路、建海港等特权。
　　日本政府知道这种欲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要求，必将会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所以训令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说： 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 ①企图迅速取得袁世凯的承认，造成既成事实。袁世凯遵照日本的要求，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１８７７- １９６６年）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 换防 为名，增兵东北、山东、天津等地，进行战争恫吓。经过３个多月的秘密谈判，日本政府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世凯于４８小时以内全部接受。袁世凯看到西方各国正忙于欧战，在华势力相对减弱，而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复辟称帝。因此，袁世凯不顾全国民众的坚决反对，于五月九日，答应日本，除第五号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都全部接受。
　　二十一条 的谈判与签订，激起全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和反抗。各地纷纷罢工、游行、集会、示威，并迅速掀起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民国四年上半年，日本输华商品价值较上年同期下降了１７９０万美元。由于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使得 二十一条 未能付诸实行。以后人们便把五月九日这一天定为 国耻纪念日.
　　①　　 《中华新报》，1916年 1月 8日。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290、139 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290、139 页。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6卷，第 73 页。三联书店 1980年版。
　　袁世凯在镇压了历次反袁运动，并获得日本等国的支持后，便加快了帝制复辟的步伐。在其导演下，一场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的活动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民国四年八月，袁世凯指使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１８５９- １９３９年）在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该文说： 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 辛亥革命 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 中国百姓，习于君主，鲜有知大总统者，故君主恒为人所尊敬.其结论是： 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否则 断无善果 ①。紧接着，袁世凯另一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１８６０- １９２１）紧密配合，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的文章，说中国不适合共和制度，只有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度，由袁世凯作皇帝，总揽大权，国家才不会分裂。两篇文章都宣传袁世凯作皇帝才是中国的出路。
　　一阵密鼓之后，首先登台的就是筹安会。八月二十三日，杨度（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年）联合严复、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 六君子 正式成立筹安会。该会成立通电说： 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 ②。他们打着研究学术的幌子，公开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通电还请各省军政长官和公法团体派代表赴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二十八日举行投票表决，各省代表一致赞同 君主立宪.二十九日筹安会发表宣言，声称 本会以为谋国之道，先拨乱而后求其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③筹安会成立后派专员四出活动，策动湖南、吉林、奉天、湖北、安徽等省组织筹安分会，遥相呼应，一时复辟帝制的阴云笼罩全国。
　　接着，筹安会又在旅京各省人士中拼凑成 各省公民请愿团 ，向参政院请愿，要求 变更国体.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也紧跟而上，把请愿帝制作为与筹安会争宠的时机，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请愿。不几天，北京就出现形形色色的请愿团，掀起了请愿实行帝制的风潮。参政院从九月一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九月六日，正当参政院准备表决 公民请愿团 的请愿书时，袁世凯假惺惺表示： 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 ， 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 ①。袁的用意是，通过另造民意机关，采用 国民公意 的形式，使世人知道他作皇帝是不得不尊重 民意.于是，梁士诒、杨度、张镇芳等人心领神会，秉承袁的旨意，收买各请愿团，组成 全国请愿联合会 ，以沈云沛为会长，那彦图、张镇芳为副会长。 全国请愿联合会 向参政院请愿，要求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机关。
　　九月二十日，参政院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二十五日，袁世凯咨复参政院，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170-173页。
　　②　　 《筹安会与各省机关及各团体往复函电》，《君宪问题文电汇编》第 1册。北京正蒙印书局版。
　　③　　 《筹安会与各省机关及各团体往复函电》，《君宪问题文电汇编》第 1册。北京正蒙印书局版。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257页。
　　到了十月，梁士诒等又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再次发动请愿，要求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参政院根据他们的意愿，制定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决定由 国民代表大会 来 决定国体.袁世凯于十月八日公布了此法。该法规定，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为 国民代表 选举期限。在各省 军政长官 监督之下，三天之内，全部选出各省 国民代表.从二十八日起，各省区 国民代表即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到十一月二十日投票完毕。投票结果，全国 国民代表 共１９９３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度，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票。同时，各省还一致附有同样文字的 推戴书 ， 一致委托 参政院为 国民代表大会 总代表， 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以 国民代表大会 总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上 总推戴书.袁世凯故作姿态退回，并说： 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①当日，参政院又开会决定 再劝进 ，并在１５分钟内，写成２０００余字的第二次 推戴书 ，再度向袁劝进。第二天，袁世凯接受了 推戴书 ，并发布命令，承认帝位。
　　十三日，在中南海居仁堂 受百官朝贺.十九日，成立大典筹备处，加紧筹备登基大典。三十一日，袁世凯下令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改为 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准备于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宝座。
　　３。护国运动和护国军政府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并群起讨伐之。
　　孙中山在 二次革命 失败后流亡日本。他 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 ，坚决表示： 欲竟辛亥之功 ②。为此，孙中山于民国三年七月八日，在日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理。中华革命党 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 ， 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③，坚决地进行了反袁宣传和武装起义。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上海和海外创办《民国杂志》等报刊，揭露袁世凯卖国、独裁的罪行。同时派人到国内各地组织武装起义与暗杀活动。但是中华革命党为了克服 前此之散漫不统一之病 ，在组织上防 异党入据，以伪乱真 ，特规定凡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 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并按指印等。这就使党陷于严重的宗派主义，退到了旧式会党的落后水平，以致很多老同盟会员也不愿参加，使该党不能产生较大影响。这是中华革命党的致命弱点。
　　袁世凯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孙中山立即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
　　民国五年五月，孙中山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明确指出： 袁氏推翻民国，以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返顾 ，号召国人 不徒以去袁为毕事 ①，要永远铲除帝制。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积极在各地发动反袁武装起义，较著名的有：民国四年十一月，该党派人刺杀袁氏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十二月，发动泊上海的肇和舰起义等，沉重打击了袁的独裁统治。可以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各派反袁斗争中最坚决的力量，但是由于它的致命弱点，使它没能成为反袁护国运动的领导力量。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274-275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97 页。
　　③　　 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 1卷，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82页。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01-102页。
　　黄兴等一批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同盟会、国民党中骨干力量，则另组欧事研究会。时间约在民国三年八月间。该会 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　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 ②该会人员早期活动以东京、上海及南洋地区为重点，主要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黄兴则是会员心目中的领袖。
　　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以后，欧事研究会确定了武装讨袁的方针。同时，欧事研究会还担负起联络各派反袁力量的使命。他们主动与中华革命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结束了革命党内分裂的局面，增强了讨袁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强与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云南护国军起义，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先是袁世凯的追随者，但随着袁氏帝制活动的加紧，梁启超、蔡锷等原进步党人的拥袁立场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次日，蔡锷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反袁，表示 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次不可！ ①决定文武两步方案，梁发文章，夺舆论先声；蔡见机潜回云南，起兵讨袁。民国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梁启超拒绝２０万元收买，不顾枪弹威胁，毅然于《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世凯及古德诺之流进行了揭露和讽刺。该文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也表明了进步党人反帝制运动的鲜明态度。十一月初，蔡锷以治病为名赴津，在梁启超的帮助下登上日船山东丸，辗转绕道日本、上海、香港、越南，十二月十九日，秘密到达昆明。
　　云南滇军的中下级军官对袁氏帝制运动愤慨异常，早就酝酿武装讨袁。
　　云南将军唐继尧在此情势下也转变态度，赞同反袁。方声涛、李烈钧、熊克武等大批欧事研究会成员也陆续到滇，使云南的反袁斗争已如箭在弦，势在必然。蔡锷的到来，统一了各派力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即以蔡锷、唐继尧、任可澄（１８７７- １９４５年）、戴勘（１８７９- １９１７年）４人联名通电，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组织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唐继尧为护国军政府都督。
　　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进兵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另组挺进军一支，出黔入湘，直趋武汉。
　　民国五年元旦，正当袁世凯改元为 洪宪 ，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历数袁世凯 叛国称帝 等１９大罪状，出兵讨袁。一场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武装反袁斗争获得全国民众，包括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也极大地促进了反袁斗争的发展。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即宣布独立。继贵州之后，广西、陕西、浙江、广东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其他各省的反袁斗争也迅速发展。
　　为了便于集中领导护国战争，五月一日，在广东肇庆组成两广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梁启超、李根源（１８７９- １９６５年）为正副都参议。但是两广都司令部的设立只能解决两广统一领导问题，而其他独立各省还没有统一领导机构。于是，梁启超提出设立军务院的主张，并拟定《军务院组织条例》。经多方活动，五月八日，滇、黔、桂、粤４省护国军政府代表在广东肇庆举行联席会议，共组中华民国军务院，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１８７６- ？）等１２人为抚军，统一指挥南方的护国斗争。
　　②　　 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第 1卷，第 490页。
　　①　　 《蔡松坡先生遗集》第 1卷，第 20 页。
　　军务院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斗争过程中产生的，与袁世凯北京政府相对立的临时政权机构。军务院采取合议制度，由抚军若干人组成，互推正副抚军长。抚军由 各省都督、代理两省以上之都司令、参谋、及各独立省份现实之军有二师以上之总司令充任.初设抚军１２人，后增至１５人。下设政务委员会，是负责处理日常政治事务的机构，由抚军互选委员长１人，委员长下设委员，分管外交、财政、法制等各项具体工作。各省代表会由各省都督派２人组成，是军务院的咨询机构。军务院成立后就宣布，因袁世凯撤销国务院，故暂设军务院代行其职权，待国务院成立，即当裁撤。所以，当袁取消帝制，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为了表示与北洋政府的合作，于七月十四日，以唐继尧抚军长的名义，通电取消军务院。这样，在反袁斗争中成立的军务院仅仅存在了６６天。
　　军务院的成立，推动了全国反袁护国运动的高涨。各国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因形势的变化而有了变化。日本眼看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而地位不稳，于是，一面扶植段祺瑞等新的代理人，以便袁倒台后取代之；一面联合英、俄、法、意等国不断警告袁要延缓变更国体。其他各国对袁称帝也均持暧昧和消极的态度。
　　各国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袁的亲信们也感到复辟帝制失去了后台老板，已陷入绝境，因而各谋出路，加快了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就连袁的老朋友、国务卿徐世昌也辞职而去；各地军政长官也都逐渐和袁世凯貌合神离。袁氏集团已经分崩离析。
　　在内外压力下，袁世凯一步步走向灭亡。从他称帝之日起，就被迫一再延缓登极大典。此后反袁形势日益高涨，最终迫使袁世凯于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 洪宪 年号。四月，又下令恢复责任内阁制，由段祺瑞组阁，他仍想赖在总统的位置上，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作垂死挣扎。
　　袁的用心和阴谋被全国人民和反袁军所识破，纷纷发出通电反对袁恋栈大总统，表示要非去袁不可。在日益高涨的反袁形势下，袁一向宠信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乡铭也于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相继宣布独立，使袁最后的挣扎彻底破灭，完全陷入绝望之中。六月六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万人唾骂下死去。
　　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政权、政党与政争
　　在民国五年六月至民国十七年六月期间，中国依次由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和奉系三派军阀掌握中央政权。与之相对立的南方政权也接连不断。
　　政权更迭频繁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一）皖系政权的兴亡和南方护法运动
　　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继袁世凯之后执掌北京政府。随即北京政府内部爆发了府院之争，张勋趁此之机又一次扮演了复辟的丑剧。民国六年七月，孙中山南下广州，举旗护法，建立了护法军政府。段祺瑞推行 武力统一 的政策，并与直系军阀的矛盾日趋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度进行的南北议和，最终也因为军阀间的战争而破裂。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直皖战争爆发，皖败而直胜，皖系势力从此衰落。
　　１。段氏政府成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成为掌握北洋政府实权的关键人物。
　　段祺瑞（１８６５- １９３６年），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入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五年毕业，曾被派往德国学习炮兵科一年。光绪二十二年，被袁世凯调至天津小站，协助训练 新建陆军 ，任炮队统带及随营学堂监督，从此一直受袁赏识，成为北洋集团的干将，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 北洋三杰.光绪三十一年任北洋军第四镇统制。三十二年，补授福建汀州镇总兵，仍留北洋，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宣统元年改任第六镇统制，并兼任陆军各学堂督理、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等官职。因此，北洋军官大多是他的门生故吏。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任第二军军统，驰往湖北镇压，旋授湖广总督。南北和议时奉袁世凯意旨领衔北洋将领通电，迫清室退位。袁任总统后，长期担任陆军总长要职。民国二年，曾代理国务总理。袁氏准备称帝之后，对帝制进行抵制和反对。取消帝制后，袁重新起用段祺瑞，先任参谋总长，后改任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却暗中支持南方，逼袁退位。由于段在反对帝制运动中的表现，袁死后，段不仅没有随袁而下，反而成为南北政局中唯一可以出来收拾局面的人选。
　　袁世凯死后，南北双方首先是新旧约法之争。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炮制的新约法，发表了一个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南方军务院则认为袁解散国会和撕毁《临时约法》都是非法的，国会和《临时约法》应恢复。
　　根据《临时约法》，黎元洪应该 继任 总统，而不是 代行 总统职权。
　　双方对黎出任大总统并无异议，而是在出任总统的法律根据上产生分歧。为此，南方军务院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三项要求：①恢复旧约法；②召集国会；③惩治祸首。如果北方同意这些条件，即可撤销军务院和西南各省独立，实现南北的和解与统一。
　　关于恢复旧约法和召集国会问题，段祺瑞开始态度迟疑，但在全国各方的呼吁下，不久还是同意了。民国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最后决定恢复旧约法，废止新约法，并决定于八月一日前召集国会。同一天，黎元洪以正式大总统名义颁布命令，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废去原国务卿的职称。随即改组内阁，并颁布一系列法令，改各省督理军务之将军为督军，督办民政之巡按使为省长，重新任命了各省军政长官；下令各级政府释放因反帝制而被捕的政治犯，惩办杨度、孙毓筠等８名帝制祸首。七月十四日，军务院撤销，西南各省相继取消独立。
　　八月一日，国会重新开幕，汤化龙、陈国祥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大会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至此，南北双方暂时统一，但实权由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把持，形成了由皖系军阀操纵北京中央政权的局面。
　　２。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不久，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其独裁专制的加强，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各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又迅速激化起来。
　　民国五年八月，国会恢复。当时国会中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三派：①原国民党议员。他们是反段祺瑞的，反映了南方军阀的利益。他们人数最多，但比较涣散，分裂成几派：以谷钟秀为首的 政学会 （即 政学系 ），以张耀曾为首的宪法商榷会 （即 商榷系 ），以张继等为首的 益友社 ，以及王正廷为首的 政余俱乐部 等。②进步党议员。他们是拥护段祺瑞的。
　　进步党人数在国会中仅次于国民党，他们废党立派，演变为以梁启超为首的 宪法研究会 （即 研究系 ），和以汤化龙为首的 宪法讨论会.③ 中和俱乐部.他们是段祺瑞指使其爪牙拼凑一些小政团成立起来的御用党。国会在制定宪法时，反段派主张地方分权，省长由各省民选，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和某些地方实力派的利益。拥段派主张中央集权，省长由中央任命，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当权的北洋派利益。双方争执不下，民国五年十二月八日竟在国会演出了一场叫骂殴打的丑剧。
　　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也发生激烈的争执，被称为 府院之争. 府 即总统府，指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 院 即国务院，指段祺瑞为代表的政治集团。民国六年，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 府院之争 更趋表面化，从而造成北京政局极不稳定。这场政治争斗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参战，而在于由谁主持参战，以便从中捞到国外的借款，扩大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
　　民国六年二月，美国政府就德国采取的潜艇政策，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与它采取一致行动，表示愿意借款给中国作参战军费，以摆脱日本的控制。美国的主张得到亲美的黎元洪的同意，国会也通过了与德绝交案。日本惟恐落在美国后边，积极怂恿段祺瑞参战，并说： 美借款，必须实行出兵欧洲，不能挪作别用；日本借款，不加干涉，可以此款名为练参战军，即以先清内乱。 ①这正中段祺瑞之意，于是积极主张参战。这与美国的最初意图完全相反，因而美国又转而指使黎元洪等抵制中国参战。在国会内，国民党议员大多也反对参战。在这种形势下，当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时，便遭到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但段祺瑞一意孤行，竟借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１０余省督军，在北京举行 督军会议 ，组成督军团，决议赞成参战。段还唆使督军团闯入国务会议，要求通过参战议案。
　　在督军团的胁迫下，内阁匆匆通过对德宣战案。随后，段又胁迫黎元洪同意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辩论。
　　①　　 许田（张国淦）：《对德奥参战》，《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 2期。
　　民国六年五月十日，国会开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凯的故伎，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雇佣军警、乞丐、流氓、游民等数千人组成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 ，将国会层层包围，要求当日将参战案通过，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段祺瑞的这一卑劣行径遭到议员们的坚决抵制，宣布停止开会。非皖系内阁阁员也相继辞职。全国各界纷纷要求北京政府严惩 公民团 的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十九日，国会议决 对德宣战案 缓议。
　　段祺瑞利用 公民团 胁迫国会未能得手，便决心解散国会。他利用督军团名义，以宪法草案不适合国情为借口，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改制宪法。
　　国会则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黎元洪利用全国反段的要求，在美国公使 允为后盾 的情况下，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被免职后，退避天津，指使各地军阀纷纷宣布脱离中央，并在天津成立独立各省 军务总参谋处 ，要以武力倒黎。黎元洪在段派的压力下进退失措，只好同意由张勋进京调停，结果导致张勋演出了一幕复辟的丑剧。
　　张勋（１８５４- １９２３年），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在长沙投军。光绪二十一年参加袁世凯小站练兵，充工兵营管带。以后调往各地，历任总兵、提督、镇守使等职。辛亥革命时被清廷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氏当政后，被封为 上将军 ，所部改称武卫前军，为表示忠于清室，禁止剪发，故称 辫子军.张勋以徐州、充州为老巢，全力扩充其辫子军，为复辟清室做好准备。袁世凯死后，张勋为联络北洋势力，筹措复辟活动，于民国五年六月至六年五月，连续召开四次徐州会议，成立 省区联合会 ，张勋自认盟主，并以此作为复辟活动的基础。此外，张勋的复辟企图还得到德国等国的支持，使他更有恃无恐。
　　民国六年六月七日，应黎元洪之命，张勋率辫子军步、炮兵１０营４３００余人由徐州赴京。次日抵达天津，段祺瑞表示与张 合作.张勋即向黎元洪提出 调停 条件，限其三天之内下令解散国会，并派先头部队进京示威。
　　黎惧，于九日将拟好的解散国会令交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发表，但遭到伍的坚决拒绝。黎元洪不得不于十二日下令免去伍廷芳的代理国务总理职，改任步兵统领江朝宗（１８６４- １９４３年）代理国务总理。次日，由江朝宗副署下令解散国会。十四日，张勋率兵入京，加紧策划复辟。二十八日，康有为抵京，为张勋复辟出谋献策。三十日，张勋偕其同党潜入清宫，召开 御前会议 ，将复辟行动计划告知清室。
　　七月一日凌晨，张勋把１２岁的废帝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元为 宣统九年 ，通电全国，重挂龙旗。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大权独揽。康有为被封为 弼德院 副院长。散处各地的封建余孽都纷纷涌向北京，一时，北京街头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又招摇过市，乌烟瘴气。
　　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的强烈反对。
　　北京人民拒挂龙旗，十几家报纸 一律停刊，表示抗议 ；津、沪、汉等地报纸纷纷刊登声讨复辟的通电；两广、两湖等地各界民众召开大会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孙中山于七月四日发表《讨逆宣言》，表示坚决反对帝制复辟，维护民主共和制度。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后，避居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段祺瑞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的目的已达到，便摇身一变，宣布讨伐张勋。七月三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 讨逆军 ，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冯国璋联名通电，列举张勋等人破坏民国的八大罪状，宣布讨伐。随之， 讨逆军 自马厂誓师出发，进军北京。各地军阀也纷纷响应，出兵讨逆。张勋留在徐州的辫子军主力因受阻山东无法北上，在京的辫子军兵少力微难以抵挡。十二日， 讨逆军 攻入北京，辫子军缴械投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这次复辟丑剧，仅仅１２天即宣告失败。
　　３。护法运动和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认为，国会和约法是共和国的象征，对张勋废弃约法，解散国会，拥清复辟极为愤慨。民国六年七月六日，他和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两舰离沪赴粤，准备于广州筹划武力讨张。
　　但张勋复辟很快失败。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并勾结研究系政客准备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代表组成的临时参议院。孙中山对段祺瑞的专制独裁统治进行坚决斗争，毅然举起 护法 的旗帜。
　　七月十七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他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大计。海军首先响应。七月二十一日，海军总长程璧光（１８５９- １９１８年）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发布护法宣言，并率海军第一舰队由吴淞口开赴广东，八月五日抵黄埔。同行者有唐绍仪、汪精卫等。
　　孙中山到广东后，国会议员纷纷响应护法，至八月中旬，到达广州的议员已达１５０余人。因不足法定人数，遂召开非常国会。八月二十五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到会议员１５０余人。会议由原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军政府的主要任务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九月一日，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出席议员９１人，孙中山以８４票当选为大元帅。翌日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同时选出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张开儒（１８６９- １９３５年）为陆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胡汉民为交通总长。十日，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宣布军政府正式成立。从而建立了与北京对峙的南方政权。护法运动正式开始。
　　护法军政府采取元帅制，设大元帅１人，元帅２人，均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大元帅为国家行政元首。大元帅下设６部，各部总长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提请大元帅任命；如不在会议期间，总长缺位可由大元帅署理任命。
　　军政府设都督若干人，由宣布与段祺瑞政府断绝关系的各省督军充任。军政府实行的是一种集权制度，大元帅拥有很大权力，其目的是便于集中力量进行护法斗争。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不久，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正式开始了护法战争。战争主要在湖南进行。战争之初，护法军获得胜利，各地护法势力也奋起响应，先后组织了护法军或靖国军，相继宣布 独立 或 自主 ，护法战争的烽火席卷１０多个省区。
　　然而，随着护法战争的发展，西南军阀却不顾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宗旨，很快与直系军阀实行妥协。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正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他们害怕被段祺瑞吞并，愿意借 护法 的旗号以图自保，并想借战争之机扩充势力。当他们与直系军阀勾结之后，不但不再派兵北伐，反而认为孙中山是他们的障碍，图谋排挤孙中山。民国七年一月，陆荣廷、唐继尧等在广州成立 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 ，推举岑春煊为和议总代表，与护法军政府对抗。同时，他们还拉拢国会议员，联合政学系的政客，阴谋改组军政府。同年五月四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改组军政府。
　　同日，孙中山愤而辞职。
　　军政府按《修正军政府组织法》规定：废除元帅制，改为总裁制，增设政务院、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取消都督的设置。各部改隶政务院。军政府行政权归总裁会议。总裁会议由总裁组成，轮流担任主席。政务院由政务员组成，政务院院长、各部总长均为政务员。政务员对国会负责。军政府发布文告，须经总裁连署，政务员副署。军事委员会是军政府的军事咨询机构。
　　五月二十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林保怿等七人为总裁，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表面看来，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总裁会议共同讨论决定。但是七总裁中唐绍仪在上海，唐继尧在云南，孙中山拒不就职，实权完全操在桂系军阀手里。五月二十一日，孙中山离开广州赴上海。护法已成空名，但南方护法军政府依然存在。
　　４。冯段之争与安福国会段祺瑞借反张勋复辟，以 再造共和 自居，重任国务总理，再次组阁。
　　冯国璋也由副总统升任代理大总统。北京政府表面上在冯、段合作的新体制下重新组成，但这一体制仍是脆弱的。随着冯、段的上台，又开始了新的 府院之争 ，即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之争。
　　对德参战问题，因已无国会，于是由国务会议顺利通过。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宣战。
　　宣布对德宣战后，段祺瑞为进一步控制军队，建立和扩充自己的嫡系武装，便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大宗借款，组成参战军，成立参战督办处，扩充皖系势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
　　民国五年十月，日本大隈内阁因对华外交办理不善而倒台，寺内正毅（１８５２- １９１９年）继任总理大臣。寺内内阁鉴于前内阁的失败，根据其重要谋士胜田主计（１８６９- １９４８年）、西原龟三（１８７３- １９５４年）等人的建议，在对华政策上改变过去那种武力压迫的作法，而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手段，由 强夺 变为 巧取 ，先诱之以利，然后再谋取特权利益。借款则是经济渗透的主要方式。寺内内阁任内两年间，日本对华各项借款总额达３８６００万日元。其中，民国六年一月至七年九月，由西原经手的八笔借款，合计１４５００万日元。这些借款通常被称为 西原借款.段祺瑞通过各项借款，把中国的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寺内内阁通过大量借款，支持段氏政府，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寺内下台后曾说： 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无实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①日本扶植皖系段祺瑞掌握中央政权后，以美国为靠山的直系也不甘落后，冯国璋接任代理大总统后，拼命与段祺瑞争夺中央领导权。
　　①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太平洋书店 1932 年版，第 116页。
　　冯国璋（１８５７- １９１９年），字华甫。直隶河间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随袁世凯在小站创办新建陆军，历任督练营务处帮办、总办兼随营步兵学堂监督。以后随袁至山东、直隶等地。光绪二十九年，清廷在京设立练兵处，冯任军学司正使，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 北洋三杰.光绪三十二年，代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以后长期担任军谘府军谘使。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一军军统，率部至湖北镇压革命，攻克汉口，被封为男爵，任禁卫军总统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直隶都督兼禁卫军军统。民国二年，任江淮宣抚使，参与镇压二次革命，率部攻占南京后任江苏都督。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一等公爵。但冯国璋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对护国战争持观望态度。袁死后，被选为副总统，成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
　　冯、段之间在对西南各省的战与和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冯国璋一开始就主张 和平混一.他积极拉拢南方的军阀和政客，酝酿停战议和，以维持西南军阀的地盘和地位，换取他们对直系势力的支持，从而削弱和孤立皖系势力。
　　段祺瑞则坚持 武力统一 的政策，对西南各省进行征讨。他制定了分兵两路讨伐南方的战略：一路对四川用兵，然后进攻滇黔；一路对湖南用兵，然后进攻两广。段任命皖系 四大金刚 之一的傅良佐（？- １９２６年）为湖南督军，负责对湖南、两广作战；任命其内弟吴光新（１８８１- ？）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负责对川、滇、黔的作战。湖南成为南北战争的主战场。在政治上，段祺瑞为了对付代理总统冯国璋和直系势力，于民国六年十一月十日，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选举皖系政客王揖唐、那彦图为正副议长，以此为政治武器，积极进行 合法驱冯 活动。
　　正当南北军在湖南鏖战之际，段派往湖南作战的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接着，握有兵权的直系四督：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１８６１- １９３４年）、苏督李纯（１８７４- １９２０年）、赣督陈光远（１８７２- ？）也联名通电，主张撤兵停战。陈光远还发表宣言，宣布保境安民，拒绝北洋军队假道江西开往湖南。王汝贤、范国璋发出主和通电的当天，不经段祺瑞批准，便从衡山撤兵。湘督傅良佐仓皇逃离长沙。傅的出逃，宣告了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十六日，段祺瑞向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二十二日，冯下令准段辞职，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仍兼陆军总长，又令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景濂、农商总长张国淦免职。段氏第二次内阁倒台，冯国璋取得暂时胜利。
　　段政府虽然再次倒台，但皖系军阀仍有实力，段祺瑞专任 参战督办 ，退居幕后指挥。督军团是段氏武力统一政策败而复起的直接推动力量，天津是段鼓动政潮的大本营。十二月二日，经曹锟、张怀芝召集，晋、奉、闽、皖、浙、陕、黑、沪、察、绥、热７省、３区督军、都统、护军使代表在津举行督军团会议，会议代表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并制定了两路进攻湖南的计划。六日，北方１０督：曹锟、张怀芝（１８６０- １９３４年）、张作霖、倪嗣冲（１８６８- １９２４年）、阎锡山、陈树藩、赵倜（１８７１- ？）、杨善德（？- １９１９年）、卢永祥（１８６７- １９３３年）、张敬尧（１８８０-１９３３年）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民国七年二月，段祺瑞派徐树铮（１８８０- １９２５年）运动奉军在秦皇岛截劫了直系的军械，并派兵入关，直逼京津，使冯国璋大为恐慌。三月十八日，北军吴佩孚占领岳阳。十九日，以曹锟为首的１５省３特区督军联名通电，要求段祺瑞再起组阁。冯国璋被迫请段出山。
　　二十三日，段祺瑞以胜利者姿态从容出山，复任国务总理，王士珍内阁解体。
　　二十九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阁员全是段派人士，在冯、段之争中，段祺瑞又获得胜利。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便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
　　民国七年二月十七日，冯国璋以大总统名义公布了新法。新法与旧法有两点较大的不同：①减少了两院议员的名额。参议院议员名额由原２７４人减为１６８人；众议院议员由原５９６人减为４０６人。②提高了选举人资格，对选举人的学历、职位、财产等都有一定规定。参议员的选举也采用复选制。次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此时，一些皖系军阀、政客认为形势对皖系有利，机不可失。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三月八日，王揖唐（１８７７- １９４８年）、曾毓隽（１８６５- １９６３年）等人正式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因会址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而得名），从而形成又一政治派别——安福系。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即全力投入了国会的选举。
　　是年八月十二日，皖系一手包办的以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国会在北京开幕，史称安福国会，也称新国会，而把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安福国会是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举结果，安福系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梁士诒、朱启铃为参议院正副议长。九月，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职。同日，发布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由内务总长钱能训（１８７０- １９２４年）代理。十二月，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在这场斗争中，冯、段之争表面上看似乎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被挤出中央政府，而段祺瑞虽不当总理，但仍任参战督办，并掌握安福国会，控制中央政权。
　　冯国璋下野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直皖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冯段同时下野而平息，相反却更加激烈了。
　　５。南北议和的进行与破裂民国七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对中国政局也产生直接的影响。
　　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国，摆脱了战争之后，又重新回到争夺中国的角逐场。它们反对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助长中国内乱的政策。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借款的垄断，七月初，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把五国银行团改组为新的四国银行团，实行统一对华借款，并规定两条原则：①绝不借给中国用于国内战争之借款；②日本对华借款，如用于国内军事之危险者，当促其绝对停止交付。十月、十一月间，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分别提出劝告，要求停战议和。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在西方各国压力下，日本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参加新四国银行团并同意南北议和的主张，与各国采取一致的对华政策。
　　国际环境改变的同时，国内政局也发生明显变化，这就是反对南北战争，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的呼声高涨。
　　全国的和平运动，是从吴佩孚等罢战主和开始的。民国七年四月间，吴佩孚率直军挥师南下攻克岳阳、长沙、衡阳，战绩昭著。但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系军阀张敬尧，使吴大为不满。吴佩孚遂与南军联合，按兵不动，不再前进。六月十五日，吴佩孚与南方军队订立停战协定，从此湖南无战事。八月，吴在衡阳接连发表通电 主张和平 ，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吴佩孚倡言和平的同时，国内商界、学界、政界一些人士对和平的要求也日益高涨，在全国形成较广泛的和平运动。十月二十三日，社会各界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２４人联名通电发起成立 和平期成会.十一月三日，和平期成会在北京湖广会馆正式成立。熊希龄当选为会长，蔡元培为副会长。该会成立后，不遗余力地呼吁和平，并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双方，对促成议和有不小的影响。继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之后，各省也相继成立和平期成会，并于民国八年三月二日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此外，民国七年十二月，在北京还成立了全国和平联合会，蔡元培任主席。
　　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为停止南北战争，促进国内和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南北双方又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和交涉，终于民国八年二月二十日，南北和会在上海举行。北方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吴鼎昌、王克敏、施愚等９人为代表。南方以唐绍仪为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曾彦等１０人为代表。
　　和会开幕不到１０天，正式会议不过５次，就因陕西停战和参战借款两件事横生梗阻而宣告停顿。陕西问题，是段祺瑞破坏和会的一个措施。北京政府先后以徐世昌和国务院的名义，连下几道停战命令，但陈树藩等北军将领因得到段祺瑞的支持而拒不听命，对抗徐世昌，破坏和议。参战军和参战借款问题也同样如此。
　　三月，陕西停战实现。国内各方面人士迫切要求继续和谈。长江三督和吴佩孚联名致电南北代表，要求速开和议。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
　　四月上旬，南北和谈正式恢复。国会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坚持护法。北方代表要维持安福国会，因为它既是段祺瑞的工具，又是徐世昌当选总统的法律根据。双方代表既进行激烈的争论，又进行秘密的交易，但都无法解决矛盾。四月底，恢复了的和会又再次停顿，陷入僵局。
　　五月初，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和会一度恢复，并联名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但是，这并没有使南北议和出现转机。
　　五月十三日、十四日，南北代表先后宣布总辞职，和谈破裂了。
　　民国九年六月，曾重开南北议和。但不久因北方发生直皖战争，南方发生粤桂战争， 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又复不合 ①。南北议和彻底破裂。
　　①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 8页。
　　６。外交风潮与五四运动的发生
　　民国七年十一月（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民国八年一月，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 和平会议 ，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会议由英、法、美、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 十人小组 主持会议，实际上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三人操纵。
　　中国曾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也属战胜国之一。因此，由南北政府派出陆征祥（１８７１- １９４９年，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１８８２- １９６１年，南方军政府代表）、施肇基（１８７７- ？，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五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即放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等项要求。但是这些提案，除山东问题列入讨论外，其他提案都被和会最高会议所拒绝。
　　关于山东问题，是在讨论处置德国在远东太平洋和非洲殖民地问题时列入议程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一月二十八日出席十人小组会议时，陈述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应直接归还中国的理由。他严正指出： 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 ①并以此同日本据理力争。三月七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详细说帖。日本以武装占领的既成事实和中国曾有 欣然同意 的换文为借口，蛮横坚持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应无条件让予日本。英、法等国按战时同日本的密约，积极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
　　美国为同日本争夺中国，反对日本独霸山东，提出由美、英、法、日、意五国共管。美国的提案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并以退出和会相威胁。在此情况下，美国为缓和各国间的矛盾，便向日本妥协。四月三十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在邀请日本参加，拒绝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并在《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中作了明文规定。战胜国之中国，竟和战败国一样受到惨痛宰割。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１３所学校的学生３０００多人，于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 取消二十一条 、 还我青岛 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１８７９- １９６２年）、陆宗舆（１８７６- １９４１年）。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时，遭外国巡捕无理阻拦。学生义愤填膺，直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宅，冲进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曹宅。北京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３２人。五月五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章、陆，拒签巴黎和约。六日，正式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的学生运动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北京政府不得不于七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同日，北京各校学生一律复课。
　　北京政府在各校复课后，仍对学生继续进行镇压。八日，徐世昌下令严禁学生干政并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办，随后北京警察厅传学生预审。九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政府威逼下被迫辞职出走。面对北京政府的倒行逆施，北京学生坚持斗争，并于五月十九日再次实行总罢课，开展讲演活动和抵制日货运动。对此，北京政府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强对舆论的控制；替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警察头子；二十五日，徐世昌下达命令，严禁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就要实行镇压；并主张对德和约应当签字。
　　六月三日，北京各校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徐世昌令逮捕１７０余人。
　　四日，学生更大规模出动讲演，警方出动马队驱赶学生，并又逮捕７００余人。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7卷，第 267页。
　　北京政府 六？三 、 六？四 大逮捕，激起全国各界的愤怒。上海首先爆发了 六？三运动 ，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出现了 三罢 斗争新局面。 六？三 运动把五四运动推向高峰，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上海 三罢 斗争开始后，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２０多个省的１５０多个大中小城市，全国政局动荡，北京政府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被迫于六月七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十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十一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徐世昌被各方挽留，钱能训于十三日被免职，由财政总长龚心湛（１８７１- ？）代理。
　　其后，全国人民继续开展拒签和约的斗争。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即致电北京政府、表示誓不承认和约签字。二十日，山东各团体代表到新华门请愿，各省请愿代表也纷纷来京声援。各地相继举行拒签和约的国民大会，发表拒签和约的通电。二十七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二十八日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团在最后努力被和会拒绝之后，随即 公同决定，不往签字 ①。当日，中国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拒约情况，指出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 ，最终完全被拒. 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 ②至此，历时５０余天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中国外交也冲破近代以来 始争终让 的局面，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
　　７。直皖战争及皖系军阀的衰败五四运动之后，皖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段祺瑞为了继续把持北京政权，挟制异己，极力从政治、军事各方面增强实力。在军事上，他的嫡系部队 参战军 已因大战结束而失去 参战的借口，于是先后改名为 国防军 、 边防军 ，派心腹干将徐树铮主管。民国八年六月，徐树铮又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不久，又督办外蒙善后事宜，使皖系势力伸入西北地区和外蒙。皖系势力的扩张，促使直、奉两系的接近而集怨于皖系，直、皖矛盾进一步加深。在政治上，段祺瑞利用安福系控制北京政府。他虽辞去国务总理，专任边防督办，但俨然居于总理之上颐指气使。十一月，在徐世昌和直、奉联合推荐下，靳云鹏出组内阁，却受到段的多次刁难，迫使靳屡求辞职，使直、皖裂痕更加扩大。
　　①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第 467页。
　　②　　 《秘笈录存》，第 223页。
　　五四运动之后，直系利用民众的反皖情绪，与奉系军阀、西南军阀结成反皖同盟，积极进行倒段活动。是年秋冬期间，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１８６５- １９３４年）、黑督孙烈臣（１８７２- １９２４年））结成反皖七省联盟，实现了直奉联合。后豫督赵倜因不满段祺瑞也加入七省联盟。民国九年四月，曹锟在保定召开了八省联盟会议，策划对付皖系的武力行动。五月二十日，吴佩孚从衡阳向北撤兵，并通电指斥安福系 祸国殃民，卖国媚外 ，要求驱逐徐树铮，解散安福俱乐部。六月上旬，奉军一部以 拱卫京师 为借口，进入关内配合直系倒皖。七月一日，曹锟、吴佩孚公开发布反皖通电。七月四日，徐世昌在直奉两系压力下，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等职，将边防军改归陆军部接管。
　　面临这种局势，皖系也多方布置，决定发动反直战争。七月八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阁员及军政首脑联席特别会议，发出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通电，并胁迫徐世昌免去曹、吴之职。九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在团河成立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十日，段下总攻击令，拉开战幕。
　　直系则组织 讨逆军 ，设大本营于保定，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十二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联名通电讨段。十三日，张作霖率兵入关。同日，段祺瑞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檄文。
　　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至十九日，直皖战争以皖败直胜而结束。段祺瑞辞职。接着直、奉军进入北京。在直奉军阀支配下的北京政府，下令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缉祸首徐树铮、段芝贵、王揖唐等人，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落下去。
　　（二）中国国民党的组建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民国八年十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民国十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诞生。从此，民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共两党成为左右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力量。
　　１。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主要精力就是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孙中山为表示他本人和中华革命党 息纷争，事建设 的真诚愿望和决心，以及和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一方面将护国战争中组建的中华革命军相继编遣解散，另一方面于民国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由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分部发出通告： 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见。 ①这篇通告，实际上宣告了中华革命党的结束。
　　由于国会中国民党仍占多数席位，为发挥国民党议员的作用，孙中山考虑恢复国民党名称，以便增强在国会的地位，同时也便于扩充党务。在重建国民党的方针上，孙中山赞成恢复国民党名称，但不赞成简单地恢复旧国民党，更不赞成放弃中华革命党的基本原则。民国六年三月三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向党员发出通告，准备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是，不久由于护法运动发生，改组中华革命党一事只得暂停。
　　①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民国日报》1916年 7月 28 日。
　　民国七年六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失败再次教训了孙中山，使他认识到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不能依靠军阀建立共和国，必须依靠革命党。
　　他决心著书立说，整顿党务，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增强党的建设，重振国民革命。于是，组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经过长时间筹备，民国八年十月十日，在武昌起义八周年纪念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之前冠以 中国 二字，为的是在名称上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而且其性质也和旧国民党不同。旧国民党由五党团合并而成，而中国国民党则直接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 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改变了中华革命党 实行民权、民生二主义 的政纲，表明孙中山及中国国民党人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
　　《规约》规定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１人，代表本党，总揽党务。总部设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十三日，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中国国民党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放宽了入党条件；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苛刻的条件；克服了中华革命党组织上的一些弊端，使中国国民党更加具备现代政党的面貌。
　　２。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诞生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登上政治舞台，发动政治大罢工，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对整个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深切地感到成立本阶级组织的需要。
　　五四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重要思潮，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
　　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系统地探讨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以此为武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并使自己在斗争中相继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还积极到工人中进行工作，促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要彻底改造中国，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从陈独秀（１８７９- １９４２年）和李大钊（１８８９- １９２７年）开始的。民国九年二月，李大钊伴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他们交换了关于建党的意见。三月，李大钊和邓中夏（１８９４- １９３３年）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了准备。四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１８９３- １９５３年）
　　等人来华。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同北京大学的革命分子讨论了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然后他又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并具体帮助陈独秀等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同年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１８９０- １９２７年）、李达（１８９０- １９６６年）、俞秀松（１８９９-１９３８年）等，陈独秀被推为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全国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十月，李大钊、张国焘（１８９７- １９７９年）、张申府（１８９３- １９８６年）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对北方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民国九年秋至十年春，董必武（１８８６- １９７５年）、陈潭秋（１８９６- １９４３年）、包惠僧（１８９４- １９７９年）等在武汉，毛泽东（１８９３- １９７６年）、何叔衡（１８７６- １９３５年）等在长沙，王尽美（１８９８- １９２５年）、邓恩铭（１９０１- １９３１年）等在济南，谭平山（１８８６-１９５６年）、谭植棠（？- １９５２年）等在广州，也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国外，施存统（１８９９- １９７０年）、周佛海（１８９７- １９４８年）在日本，张申府、刘清扬（１８９４- １９７７年）、周恩来（１８９８- １９７６年）等在法国，相继成立旅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及其活动，表明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民国十年六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１８８３- １９４２年）到达上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出席。
　　民国十年七月二十三日（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三十一日）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１９０２- １９８７年），广州小组的陈公博（１８９２- １９４６年），旅日小组的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 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 ， 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 废除资本私有制 ，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①。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
　　（三）直系政权的盛衰和南方政权的沿革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原由直、奉两系共同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权全部被直系所获夺。在南方，孙中山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但不久，因陈炯明的背叛而失败。民国十二年三月，孙中山再返广州成立大元帅府。直系军阀为建立独裁统治，相继导演了 法统重光 和曹锟贿选的丑剧，最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而逃。北京政变使北方政局更加复杂化。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 15-16页。
　　１。第一次直奉战争与直系独裁统治的确立民国九年七月的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但是，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受日本支持的奉系，不可能长期相安共处，为了扩展各自的势力，争夺北京中央政权，这两个军阀集团，很快就由暂时的联合转为激烈的斗争。
　　首先，直奉两系在抢夺皖系大批辎重财物和处置皖系残余势力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直皖战争结束后，直系主要注意力在抢夺北京政府的大权，张作霖则大肆抢夺皖系的辎重财物。奉系军队 将战时所获军用品，装车百辆运奉 ，①将 南苑飞机１２架，运往奉天.②在直皖战争中，奉系出兵甚少，而战败的皖军多数却由奉军收容改编，使奉军的装备和人员都得到了扩充和增强。对此，直系甚为不满。
　　其次，在争夺地盘上，直奉两系为把各自的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展开激烈斗争。在安徽督军人选问题上，张作霖保荐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勋为皖督，直系李纯则提山以张文生充任。结果，民国九年九月北京政府任命张文生为安徽督军。张作霖又立即推荐张勋继任江苏督军，复遭到直系的强烈反对。
　　北京政府遂委任直系齐燮元（１８７９- １９４６）为苏督，以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奉系染指长江中下游的企图再次受挫。民国十年八月，吴佩孚在援鄂战争中，夺得湖北，控制了湖南，吴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１８７５- １９２６）任湖北督军，两湖又纳入直系势力范围。这就使奉直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对抗不断扩张的直系势力，张作霖同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结成联盟。
　　再次，组阁问题，是直奉两系争夺的中心。直皖战后，北京政府的大总统仍为徐世昌。关于内阁问题，直奉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民国九年八月，由与双方都有关系的靳云鹏第二次组阁。靳内阁开始亲奉，次年五月，被改组成以接近直系的政客为核心的亲直内阁，支持直系扩张势力，引起奉系不满。
　　十二月，张作霖入京推倒靳内阁，并推荐交通系亲日派官僚梁士诒为国务总理。梁内阁上台后，内靠奉系，外亲日本，下令赦免被通缉的安福系政客，电令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日本妥协让步，重新起用五四运动中被罢官的曹汝霖，还准备出卖民族权益以换取日本借款。梁内阁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的反对。吴佩孚和直系各省督军乘机接连发出讨梁通电，并宣布与内阁脱离关系。北京也有４０多个团体联合指控梁士诒的十大罪状。梁士诒被迫于民国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托病出京，由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梁内阁的倒台，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
　　民国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奉系以天津以东的军粮城为大本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动用兵力约１２万余人。直系大本营设在保定，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也动员兵力约１２万人。双方在马厂、固安、长辛店一带展开激战。战至五月五日，奉军全线溃败，张作霖率残部由军粮城逃往滦州。
　　①　　 《申报》，1920年 8月 11 日。
　　②　　 《申报》，1920年 10 月 7日。
　　在奉系战败的情况下，直系指使北京政府，下令奉军退出关外，免去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和省长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则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脱离北京政府。六月四日，张作霖宣布就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东北三省实行联省自治。六月十七日，在英国调停下，直、奉双方议和罢兵，以榆关为两军分界线。十九日，双方撤退军队，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结束。从此，北京政府的大权全部由直系所控制。
　　２。第二次护法运动与南方政局的演变当北方军阀连年混战之时，南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断，南方政权也随之而不断地更迭、演变。
　　民国九年北方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南方也发生了粤桂战争。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桂系军阀占据了广东，控制了广州军政府，他们与广东地方军阀和陈炯明的粤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八月十一日，由陆荣廷操纵的军政府发出进攻福建的动员令，桂军分三路进袭驻闽粤军。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决定首先打倒桂系军阀，夺取广东，建立根据地。孙中山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希望，寄托在由他一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的粤军身上。两年前，陈炯明以援闽粤军总司令的名义率２０营兵力进占闽南漳州、南靖等地，经过两年的经营，此时已发展到１０８营。在孙中山的催促下，八月十二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决定兵分三路回师广东。
　　八月十六日，粤桂战争开始。至十月下旬，粤中要地已全被粤军占领。
　　十月二十二日，南方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见大势已去，通电宣布退职。二十四日，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等以四总裁名义宣布撤销军政府。二十六日，广东督军莫荣新（１８５３- １９３０年）宣布广东取消自主，率残部逃出广州。
　　至十一月下旬，桂军全部退出广东，第一次粤桂战争即告结束。
　　继广东宣布取消自主之后，广西督军谭浩明也宣布取消自主。北京政府不顾南北分割的事实和孙中山等人的反对，单方面宣布南北 和平统一 ，并由徐世昌以总统名义下令，准备改选国会。然而，就在北京政府虚声 南北统一 之时，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三总裁先后通电反对岑春煊、陆荣廷的南北议和，否认他们取消军政府的决定。十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由上海回到广州，恢复了军政府，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
　　民国十年四月，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发表了宣言。
　　根据《组织大纲》规定，中华民国政府改元帅制为总统制，总统对外代表国家，对内总揽政务，统率陆海军，任免官员，发布命令等。还规定，取消交通部，增设司法部，各部总长一律更名为部长。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五月五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并组织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
　　与北洋军阀政权相对峙的南方政权又回到孙中山领导之下，又形成南北两政府的对峙局面。
　　桂系军阀虽退出广东，但仍不死心。六月，陆荣廷集结重兵向广东进攻。
　　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反击桂军，并向广西进发，讨伐桂系军阀。至七月中旬，桂军大势已去，陆荣廷于十六日通电下野，逃往龙州。八月五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然后占领龙州，陆荣廷等逃亡，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
　　广西平定后，孙中山准备利用北方军阀混战的局面，誓师北伐，统一全国。十月，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十月十五日，孙中山出巡广西，准备北伐。但是，自粤军定桂后，陈炯明居功自傲，自恃羽毛已经丰满，大权已经在握，梦想做广东皇帝 ，称雄于西南各省，而公开与孙中山相对抗，反对北伐，阻碍孙中山统一中国的事业。十一月十五日，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次年春，准备假道湖南，大举北伐。陈炯明却暗中与直系军阀相勾结，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向孙中山施加压力，阻止北伐军入湘，以阻梗北伐。孙中山对陈的种种破坏活动极为气愤。三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计划，督师回粤。四月，孙中山回师广州，免去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内务部长及粤军总司令职，但陆军部长职务仍予保留，以示期待。五月四日，孙中山发布北伐令，六日亲赴韶关设大本营，督师北伐。北伐军改道江西，兵分三路，六月十三日，攻占赣州。随后，进据吉安，直逼南昌。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陈炯明乘广东空虚之机，策动亲信部将叶举等率部从广西返回广州，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各职，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扰乱广州秩序，制造混乱。六月一日，孙中山率少数卫队返回广州处理此事。陈炯明认为时机已到，于六月十四日囚禁了廖仲恺。十六日凌晨二时，由叶举等发动武装政变，包围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孙中山化装逃跑，于十七日登上永丰舰（后改中山舰）。以后，孙中山率永丰、永翔、楚豫等舰游戈于附近航道，与叛军鏖战５０余日，等待入赣北伐军回援，共同歼敌。陈炯明叛乱发生后，北伐军即从赣南回师支援平叛。
　　回援途中，北伐军遭到叛军和北洋军的前后夹击，苦战月余，终因兵力不敌而失败。八月九日，孙中山鉴于形势日劣，离开广州赴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而失败。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孙中山仍坚持革命旗帜，为消灭陈炯明叛军，重建广东根据地而继续努力。十月，将驻福建的北伐军组成东路讨贼军，又以滇军杨希闵（１８８６- １９６７年）部和桂军刘震寰部等组成西路讨贼军。民国十二年初，通电讨陈。讨贼军迅即回师广东，击溃陈炯明。陈再次退守惠州。
　　二月，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再任陆海军大元帅，重新成立大元帅府。大元帅府恢复元帅制，并赋予大元帅很大的权力，采取高度集权制度。大元帅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建设四部，参谋、秘书二处，审计、法制二局，及金库所、参谋团和大理院等机构。民国十二年三月二日，大元帅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无帅，同时任命各机构长官。
　　大元帅府成立后，孙中山鉴于多次失败的教训，抛弃了护法的旗帜，并开始积极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３。 法统重光 与曹锟贿选直奉战争后，直系独揽了北京政府大权。为了排斥其他派系，抵制南方护法军政府，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直系导演了一出 法统重光 的闹剧。所谓 法统重光 ，就是恢复法统，恢复民国初年的国会，让黎元洪复任总统。在吴佩孚的指使下，民国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直系将领孙传芳发出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十九日，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发出征求恢复旧国会的通电，社会上一批军阀、政客闻风响应，二十四日，在天津成立 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六月一日，旧国会议员１５０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 恢复.并发表宣言指出，民国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令无效；民国七年之新国会为非法国会，徐世昌为伪大总统，宣告无效；自今日始，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①。六月二日，在直系的逼迫下，徐世昌宣布辞职。同日，曹锟、吴佩孚等联名通电，恭迎黎大总统依法复位。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入京代行大总统职权，下令撤销民国六年六月的 解散国会令 ，旧国会得以复活，所谓 法统重光 得以实现。
　　实际上，旧国会和大总统早已期满，根本不存在所谓恢复的问题。直系欲借恢复法统，使孙中山护法运动失去法律依据，达到取消南方护法军政府的目的；同时，也可抵制各地兴起的 联省自治 潮流；再有，借此赶走徐世昌，把一个无实际权力的黎元洪当作过渡工具，为曹锟当大总统铺平道路。
　　实现了 法统重光 ，直系非但不履行 废督裁军 的前言，反而加快 武力统一 的步伐。民国十二年三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 武力统一 的主张。其计划：一面准备对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并指使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进攻福建、广东、四川、湖南等地。
　　各省军阀为了抵制吴佩孚的 武力统一 ，保住自己的地盘，则以 省自治 和 联省自治 相抗衡。最早鼓吹 自治 的是湖南军阀谭延闿. 民国九年七月，他在湖南民众赶走北洋湘督张敬尧后，即通电呼吁 湘人治湘 ，宣布 湖南自治.十一月，又通电主张 联省自治.以后 自治运动 便在南北各省广泛地开展起来，从民国十年至十二年，全国掀起一个要求 省自治 和 联省自治 的浪潮。
　　直系在连年的征战中，地盘和军事实力迅速扩大，总兵力发展到２５万人，控制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即使这样，仍不满足，欲夺取更大的权力。在玩弄 法统重光 的把戏之后，自认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已经巩固，便策划由曹锟直接上台，于是，先后出现了逼宫政变和贿选总统的一幕幕丑剧。
　　民国十二年六月，曹锟发动了倒阁驱黎政变。六月上旬，在曹锟示意下，直系内阁成负首先制造内阁危机，迫使张绍曾（１８８０- １９２８年）内阁总辞职，事后直系军人反而指责黎元洪干涉内阁职权，以所谓 国民大会 、 市民请愿 、军警索饷，乃至围困黎宅等手段逼黎下台。六月十三日，黎元洪被迫出走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扣留。黎被迫交出印信并发表辞职通电后，始获放行。这就是逼黎下台的 第一次北京政变.政变发生后，不满直系的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有的去天津，有的南下广州。国会因留京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而曹锟又急于 当选 总统，于是采取了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的手段。曹锟以４０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以每张选票５０００到１００００元的价格，贿买议员５００多人，这批人被称作 猪仔 议员。十月五日选举日，曹锟派出大批军警、宪兵，在北京街头、会场内外进行警戒。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是日出席议员５９３人，曹锟以４８０票 当选 为大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十月十日，曹锟就职，并提名由孙宝琦（１８６７- １９３１年）组阁。接着由这些 猪仔 议员赶制和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被人们称为 曹锟宪法 或 贿选宪法.
　　①　　 孙曜：《中华民国史料》第一，第 1 - 2页。
　　曹锟贿选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曹锟虽然依靠金钱与军队，登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这并不表明直系统治的巩固，而恰恰是直系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全国以反对曹锟贿选为新起点，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直运动。
　　贿选总统曹锟，仅仅一年时间，便从总统宝座上滚落下来。
　　４。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各派军阀继续争斗不已。到民国十三年九月相继爆发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江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哨战，在直系苏督齐燮元和皖系浙督卢永祥之间进行，因此又称齐卢之战。战争的起因，是为了争夺上海地盘。
　　江苏一直是直系的势力范围，但皖系军阀卢永祥却不但据有浙江，而且控制上海，威胁着直系的侧翼。齐燮元身任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夺取上海是他久存的愿望，因此齐卢矛盾十分尖锐。再加上直系另一军阀孙传芳在闽不稳，窥粤无望，总企图向浙发展，乃与齐燮元联合，图谋攻浙。浙督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的总统地位，并接纳反直系的政客和议员，使上海、杭州俨然成为反直的中心。民国十三年九月，曹锟下令褫夺卢永祥和浙沪镇守使何丰林职务。卢永祥和何丰林遂组织浙沪联军相对抗。九月三日，江浙两军正式开战。至十月十三日，卢永祥宣布 下野 ，江浙战争结束。浙江被孙传芳所控制，齐燮元的势力扩张到上海。
　　江浙战争爆发后，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立即发动。
　　孙中山、张作霖因同卢永祥订有反直同盟，都积极支援卢的反直作战。
　　孙中山发出讨伐曹、吴令，随后移师韶关，分两路向湘、赣进军。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由，于九月十五日起兵讨直，亲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和热河方面出动。十八日，北京政府发布讨奉令，吴佩孚就任 讨逆军 总司令，分三路迎击奉军。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此次交战，两军主战场在山海关、九门口。从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势均力敌，互有伤亡，张作霖、吴佩孚都曾亲临前线督战。正当两军在前方相持，北京城空虚的时候，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结果使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直军迅速被奉军打败。十一月初，吴佩孚率残军从塘沽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民国十三年十月，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的时候，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１８９２- １９２５年），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１８７８- １９２８年），秘密计划倒戈驱曹。十月十九日，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兼行回师。二十三日凌晨进入北京，迅疾占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机关，派兵包围总统府，软禁了曹锟，接管北京全城防务。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并非偶然。冯玉祥（１８８２- １９４８年），字焕章。安徽巢县人。
　　早年从军，曾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管带。辛亥革命时，于滦州举兵响应，失败后被解职。以后随陆建章赴陕，历任旅长、师长、陕西督军等职。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出任河南督军，但仅过半年即被吴佩孚排挤出河南，改任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驻北京南苑。对此冯十分不满。冯玉祥虽出身北洋军阀系统，但他却是一个较具民主意识的人物。冯很早就与孙中山发生联系，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张作霖也极力拉拢冯玉祥共同反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玉祥所率第三军由古北口经赤峰向开鲁前进。此线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吴佩孚企图以此陷冯部于绝境。这就迫使冯最后下定倒戈的决心。
　　胡景翼、孙岳都素与冯玉祥交往过密，并又都受吴佩孚排挤和打击，于是在直系内部形成了冯、胡、孙联合反吴的三角同盟。
　　政变后，冯玉祥等宣布脱离直系，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任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十一月二日，成立以黄郛（１８８０- １９３６年）为总理的摄政内阁。次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将大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由内阁代行总统职权。至此，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
　　摄政内阁成立后，修改了《关于清帝逊位后之优待条件》。十一月五日，国民军驱逐清废帝溥仪出皇宫。
　　北京政变使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被消灭；国民军崛起，并控制北京；奉军大批入关，沿津浦线南下，扩展其势力；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张作霖的矛盾日趋激化；冯玉祥一面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一面又请段祺瑞出任大元帅执掌政府；段祺瑞欲借机东山再起，重掌中央大权。十一月中，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这样，在北京政变推倒直系统治之后，北京政权又落入军阀官僚手中，各派之间仍混战不休，北方政局更趋于复杂化。
　　（四）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北洋军阀的末路
　　两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民国十三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高涨，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在北方，北京政变后成立了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执政府。民国十五年，随着国民军的退却，北京执政府也宣告解体。同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着战争的发展，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届政权——奉系军阀的安国军政府于民国十七年六月彻底垮台。至此，统治中华民国达１６年之久的北洋军阀集团全部覆灭。
　　１。国民党改组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形成民国十一年，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遭到的最沉重打击。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他非常痛苦，甚至绝望。同年八月，孙中山再次退避上海。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从九月起，即开始致力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九月四日，孙中山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会议，研究了国民党改组计划，并指定茅祖权（１８８３- １９５２年）、覃振（１８８５- １９４７年）、陈独秀等九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民国十二年一月，滇桂联军赶走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即离沪返穗，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国民革命运动兴起的重要阵地，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也随之加速开展起来。八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赴苏联考察。十月，孙中山聘苏联代表鲍罗廷（１８８４- １９５１）为政治顾问，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以后，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孙中山为推进改组工作，多次发表演说，总结中国革命一再失败的教训，反复强调学习俄国经验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并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五人为改组委员。十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同时，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谭平山、李大钊等到上海、北京等地，负责各地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力排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干扰，坚持联俄、联共的方针，积极筹备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１６５人。这些代表，一部分由孙中山指派，一部分由各省区党员推选。其中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１８９４- １９８２年）、毛泽东、林祖涵（伯渠，１８８５- １９６０年）、张国焘、瞿秋白（１８９９- １９３５年）等２０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改组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大会决定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大会宣言》以三大政策为基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民主权利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 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大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１８７７- １９５０年）、廖仲恺、谭延闿、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等２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１８９０- １９３６年）、沈定一（１８９２- １９２８年）、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１７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三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闭幕。
　　会后，由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一中全会，组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即中央党部，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１８９０- １９４９年）等为常务委员。
　　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车事等部，后增设海外部。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２。国民革命的高涨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所以通常被称为黄埔军校。民国十三年五月五日，军校第一期学生开始入学，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加伦（１８９２- １９３８年）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军校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熊雄（１８９２- １９２７年）为主任；教授部，以王柏龄（１８８９- １９４２年）为主任，叶剑英（１８９７- １９８６年）为副主任；教练部，以李济深（１８８５- １９５９年）为主任，邓演达（１８９５- １９３１年）为副主任。十月、十二月，以军校毕业生为骨干建立了两个教导团。后不断扩充，民国十四年八月组成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至民国十五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共约７４００多人，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重要力量。
　　民国十二年八月间，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买办陈廉伯（１８８４- ？）
　　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领的广东商团发动叛乱，煽动商人罢市。十月十日，商团军竟向广州各界庆祝辛亥革命１３周年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并准备和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夺取广州政权。在广州局势万分危机之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商团实行坚决镇压。十五日，政府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平定了商团叛乱，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民国十二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权，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十一月十日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主张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先召集预备会议。
　　十三日，孙中山带病北行。沿途大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先后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
　　这次孙中山北上是抱病起程的，中间经过香港、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辗转一个多月，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到达北京。由于旅途辛劳，加上对段祺瑞政府倒行逆施的痛恨，加速了病情的恶化。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因肝病逝世。临终时，他留下了《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嘱咐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实行三大政策，共同奋斗，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孙中山去世，在全国引起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士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各地更加高涨起来。
　　民国十四年五月爆发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伤十余人。顾正红案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事件发生后，上海日资纱厂２万工人罢工，学生展开募捐和追悼活动。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等１３人，伤者不计其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六月十一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２０多万人。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广州、北京、南京、武汉、天津、长沙、济南、徐州、青岛等数十个城市的人民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或举行三罢，一些地方的农民也加入斗争行列。全国各地约有１７００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这是五四以后出现的又一次全国规模的反帝斗争高潮。
　　在这次全国革命高潮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六月十九日，罢工首先从香港各业工人开始，继之广州沙面租界工人罢工。六月二十三日，沙面外国祖界的兵警悍然枪杀经过沙面租界对岸沙基的游行群众，当场死亡５０余人，伤１７０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香港罢工工人激增至２５万，并有１３万人陆续回到广州。省港罢工使香港变成了 臭港 、 死港.这次罢工坚持了１６个月之久，不仅严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权，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３。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民国十三年十月，孙中山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使广东根据地得到了初步巩固。但是，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各派军阀盘踞着，东江的陈炯明，南部的邓本殷，还有暂时依附于革命政府的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因此，广东革命政府首要的任务是肃清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民国十四年二、三月，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主力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企图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进攻广州的陈炯明。革命军在东江农民的支援下，打垮了陈部主力三万多人，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迅速镇压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六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民国十二年孙中山建立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二十五日，发表政府改组宣言。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
　　广州国民政府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各革命阶级组成的联合政权。广州国民政府不仅在性质上与过去任何政府不同，而且在政治制度上也有自己的特点：①广州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和监督。国民政府的委员须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免，并对其负责和报告工作；对于政策方针和立法原则，先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后，交国民政府执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家权力的决策机构。②广州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国民政府由委员苦干人组成，国务由委员会议执行，即以委员会议的形式进行集体领导的制度。③广州国民政府采取议行合一的制度。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因此，在政权中采取立法和行政合一的制度，以便集中领导。
　　广州国民政府最高执行机构是国民政府委员会，共有委员汪精卫、林森、张继（１８８２- １９４７年）、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１８８９- １９３７年）、古应芬、伍朝枢（１８８６- １９３４年）、程潜（１８８１- １９６８年）、戴季陶、张静江、胡汉民、孙科（１８９１- １９７３年）、徐谦（１８７１- １９４０年）、廖仲恺、于右任等１６人。其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国民政府下设：行政机构主要有外交、财政、交通、军事、司法五部和教育、侨务两个委员会；法制机构有法制委员会，后又设立法制编审委员会；司法机构中司法行政由司法部负责，司法审判由大理院负责；监察机构是监察院；军事领导机关是军事委员会。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八月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地方军番号。当时共编成六个军，军长分别为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１８８５- １９５９年）、李福林、程潜。十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很快收复东江地区，全歼陈炯明军。东征同时还进行了南征，讨伐粤南军阀邓本殷。至民国十五年二月，在海南岛歼灭邓军残部。至此，广东根据地获得统一。三月，李宗仁（１８９１- １９６９年）等领导的广西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实现统一。
　　广东根据地的巩固和两广的统一，为出师北伐准备了条件。
　　４。北京临时执政府的建立与消亡民国十三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权。奉系军队乘机进入华北，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国民军与奉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为了组织新的过渡政府，并调处国、奉之间的关系，研究对待长江流域各省直系剩余势力的策略，十一月十日，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在天津召开三巨头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新政府问题。会上，张、段联合向冯施加压力，要由段出面组织政府。迫于当时的形势，冯、张之间达成暂时的妥协，张作霖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 国是 ；而冯玉祥则同意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成立临时执政府。二十四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组织了新政府。北京临时执政府正式成立。北京政变后成立的黄郛摄政内阁于同日解职。
　　根据《临时政府制》的规定，北京执政府采取的政治制度是由临时执政、国务员、国务会议组成。临时执政总揽军政、民政，统率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国务员由临时执政任命，分掌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国务会议由临时执政召集，临时执政发布命令及国务文书，须经国务员副署。但由于国务员由临时执政任命，因而虽有副署形式，实际上也不起作用。从以上可看出，北京临时执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临时执政总揽了总统、总理和国会三方面的职权，是一种极端的独裁制。
　　段祺瑞重掌政权后，为使其统治合法化，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企图通过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新法统，组建正式政府。并以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相对抗。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不顾各方反对，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是：（１）有大勋劳于国家者；（２）讨代贿选及制止内战各军最高首领；（３）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４）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政府聘请或派充者。根据这些规定，段祺瑞邀请的代表，除孙中山等国民党方面人士外，均为各地的军阀、官僚、政客，这些人参加的善后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军阀官僚进行政治分赃的会议。
　　善后会议遭到全国的反对，特别是共产党和孙中山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甚至连黎元洪、岑春煊、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也拒绝参加。而段祺瑞不顾全国的反对，一意孤行，于民国十四年二月一日开幕，至四月二十一日结束。会议通过了《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等议案。但是，段祺瑞策划的国民代表会议遭到各方的抵制和反对，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为了容纳善后会议会员、粉饰民主，段祺瑞又在民国十四年七月三十日成立了临时参政院。参政院号称民意机关。但从参政的组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参政都是各省军民长官、军阀军队长官的代表及段祺瑞所指定的，参政院实质是军阀、官僚的代表院，它只不过是段祺瑞借以掩饰其独裁制度的装饰品。
　　随着冯玉祥的国民军势力的扩大和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反对革命，奉直两派重新联合反对国民军。民国十五年三月，直奉联军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共同进攻国民军。国民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最终放弃京津，退入张家口、绥远及西北一带。
　　国民军退却后，北京政府落入奉直军阀手里，它们之间又重新争吵起来。
　　段祺瑞企图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政权，结果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被逐下台，逃往天津。民国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北京临时执政府宣告解体。
　　５。北伐战争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国民革命运动高涨的基础上，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民国十五年六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次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一日发布北伐动员令。六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宣言》指出：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 这次北伐的任务和目的是 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 ，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面临的敌人有三个：一是控制河南、湖北、湖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共有兵力２０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的孙传芳，共有兵力２０万人；三是占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并控制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共有兵力３５万人。
　　国民革命军方面，共有八个军，十万余人。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敌人内部矛盾的状况，北伐军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挥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北伐战争的进展异常迅速。七月占长沙。八月入湖北，接连取得汀泗桥、贺胜桥两个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九月总攻武汉，十月十日占领武昌。至此，吴佩孚主力基本被消灭。随后向江西发起攻击，十一月八日克复南昌。孙传芳主力亦大部被消灭。接着福建战场也取得胜利，北伐军未经大的战役，即于十二月十八日进占福州。在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于九月十七日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随即率军进入甘、陕，年底占领陕西全省，与北伐军遥相呼应。
　　民国十六年初，北伐军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分三路继续进军。东路军，出闽、赣，攻略浙江，直逼上海；中路军，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挺进，会攻南京；西路军，沿京汉线向豫南进攻，并与国民军相配合，以期会师中原。各路北伐军胜利进军。东路军，二月进占杭州，三月进抵上海郊区。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经过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北伐军进驻上海。二十四日，中路北伐军攻占南京。
　　从民国十五年七月到民国十六年三月，北伐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部队，从广东打到武汉、南京、上海，使革命区域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在北伐胜利进军的形势下，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也都转向拥护国民政府，使全国形势转为北伐军与奉系军阀南北对峙的局面。
　　北伐军占领两湖和江西后，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并派委员到武汉筹备迁都事宜。
　　十二月十三日，在武昌组成了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 ，代行最高职权，徐谦为主席。民国十六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
　　在迁都问题上，曾出现 迁都之争.蒋介石起初赞成迁都武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一改前言，力主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他的目的是利用当时设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实现以军制党制政。一月初，蒋乘第二批由粤迁汉人员经过南昌的机会，召集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做出 暂驻南昌 的决定，并扣留第二批委员，不准他们前往武汉。对此，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重申坚持国民党中央在广州作出的原决议，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二月九日，国民党中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１８８８- １９７２年）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开展一次以党权抵制军权的运动。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即日在武汉正式开始办公。三月初，大部分阻留南昌的委员到达武汉，从而结束了这场迁都之争。
　　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决议对现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①在党的制度方面：废除了主席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执行党的最高领导权。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为常务委员，共同对中央执委会负责。会议还改选了国民党组织部长，撤销了军人部。②在国家制度方面：首先，废除国民政府主席制，设国府委员２８人，并选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实行常委的集体领导制，处理国家政务。其次，废除政治委员会主席制，实行主席团制度。并规定政治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的最高政治指导机构，其成员除中常委九人兼任外，另选宋子文、陈友仁（１８７９- １９４４年）、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１８９３- １９８１年）等六人为委员。其中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谭平山、宋子文等人组成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再次，废除军事委员会主席制，实行主席团制，以七人组成的主席团实行集体领导。并规定主席团七人中必须有不任军职的中执委三人，主席团决议及发布命令必须有四名成员签字才能生效。并重申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将原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指挥权、人事权集中于军事委员会，选举谭延闿等１６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再其次，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并将大理院改为最高法院，改革审判制度等等。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决定，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常委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限制了他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
　　这次会议充实和改进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央机构，标志着国民政府的政权建设，比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会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正式成立。
　　６。北洋军阀的最后覆灭民国十五年四月，段祺瑞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垮台以后，张作霖、吴佩孚达成妥协。北京政府的组织形式仍保持临时执政府的面貌，先后以胡惟德（１８６３- １９３３年）、颜惠庆（１８７７- １９５０年）、杜锡珪（１８８３- １９４３年）
　　代理国务总理摄政，而北京政府的元首，在段离职后一直成为 虚位.其时，南方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七月，北伐战争开始。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此时，北洋军阀各派系都已溃不成军，唯独张作霖的奉系因离南方较远，尚保存一定实力。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进军，挽救行将灭亡的北洋军阀统治，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以孙传芳和张宗昌（１８８１-１９３２年）为副司令。安国军号称百万，共辖七个方面军。计划一部分围攻绥远、五原一带的国民军，另一部分由孙传芳、张宗昌率领，往南进攻北伐军。十二月二十七日，张作霖进入北京，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主持中枢。
　　民国十六年四月，互相对峙的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北伐讨奉。于五、六月间，相继攻克郑州和徐州。以后一段时间内，因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各自停止北进。这样就给张作霖以喘息的机会。为了稳定北方，维持其统治，张作霖决定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
　　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安国军政府（亦称北京军政府）正式成立。张作霖就任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并陆续发布《军政府组织令》、《国务院官制》、《礼制馆官制》等文件。
　　依照《组织令》等文件规定：军政府的首脑是陆海军大元帅。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 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军政府实行军政合一。在元帅府外，不再设置任何形式的民意机关，大元帅不对任何机关负责，这样张作霖就成为当时最大的独裁者。军政府设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
　　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由大元帅直接任免。
　　国务员组成国务会议，执行国务职权。大元帅下设国务院和各部，国务院下设秘书厅及法制、铨叙、统计、印铸等四局。由此可见，大元帅握有一切大权，国务院、各部都是他的附属物，总理和总长们不过是他任意支配的工具。
　　民国十七年二月，国民党举行了二届四中全会，国民党内各派矛盾暂时缓解，并通过了《限期完成北伐案》，决定再次举行 北伐 ，同张作霖展开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南京政府将北伐各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分别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各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全军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四月七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前进，讨伐奉张。不久，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投入战斗。
　　战至五月底，各路国民党军都已进逼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遂向安国军下令实行总退却。六月二日，张作霖发表 出关通电 ，将中央政务交国务院摄理，率部退出北京。六月三日，张作霖乘专车返回奉天。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预埋的地雷炸死。至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个政权——安国军政府便告完结。北伐军阎锡山部于六月八日进驻北京，十二日接收天津。六月十五日，南京政府宣布 统一告成 ，并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为北平市。
　　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七月一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此后双方信使往还，商谈南北统一问题。经过近半年的曲折斗争，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发出东三省 易帜 通电，宣布从即日起， 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三十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在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前，新疆的杨增新（１８６７- １９２８年）也通电 易帜 ，宣布 服从国民政府.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 统一.安国军政府的垮台、张作霖的毙命和张学良的易帜，标志着统治中国达１６年之久的北洋军阀集团全部覆灭。从此以后，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国民党政权代替了北洋军阀政权。
　　五、国民党统治前期的政治发展趋势
　　民国十六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全面抗战爆发，这十年期间是国民党统治的前期。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是在国民党内各派系错综复杂的争斗中产生的。民国十七年北洋军阀覆灭后，国民党宣布 军政时期 结束， 训政时期 开始，南京国民政府也随之实行五院制的政治体制。然而新的矛盾和权力之争，又引起国民党内新军阀连年混战，各派系纷争不已。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对列强推行了温和的外交方针，并进行了改订新约运动。
　　１。围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党争与政争南京是孙中山生前指定的首都。民国十六年四月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曾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的发展和需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
　　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政变后，蒋介石即着手另立中央，建都南京。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京筹备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第四次全会，但因到会人数不足半数，改为谈话会。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否认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并通过恢复民国十五年七月所拟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等议案。四月十八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发表了《国民政府宣言》。南京国民政府采用委员制。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李石曾、李宗仁、蔡元培等１２人为政府委员；其中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常务委员；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外交、财政、交通、司法、民政等部和大学院，另设中央法制委员会和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
　　南京政府建立后，出现了宁、汉的分裂与对峙。武汉政府誓师 东征讨蒋 ，南京政府也毫不示弱，派李宗仁部 西征讨共.双方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汪精卫一面反蒋，把自己打扮成国民革命的领袖；一面反共，积极准备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开始正式 分共.在宁、汉对峙中，冯玉祥出面进行调停，力主双方合作，共同北伐。经调停和多方接触，至八月初，形势发生变化，双方对抗趋于缓和。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因宁方内部蒋桂矛盾激化，宣布下野，暂避锋芒，以退为进。九月二十八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１８６５- １９５３年）、李石曾（１８８１- １９７３年）、蔡元培等也联袂宣布辞职。
　　蒋介石的下野，为宁汉合流扫除一大障碍。八月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以党政名义联合发表声明：即日迁都南京。半个月后，武汉方面谭延闿、孙科、汪精卫、陈公博等陆续到达南京，宁汉合作速度加快。
　　但因西山会议派的竭力反对，汪精卫不得不于九月十三日宣告引退。
　　九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接管宁汉双方权力，代行中央职权。九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次日，中央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汾（１８７４- １９５４年）、于右任等４６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精卫为常务委员。同时推定于右任、方振武（１８８５- １９４１年）等６７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白崇禧（１８９３- １９６６年）、何应钦（１８９０- １９８７年）、朱培德等１４人组成主席团。并任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孙科为财政部部长、王伯群（１８８５- １９４４年）为交通部部长、王宠惠为司法部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部长。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党部组织案》、《国民政府组织案》等。九月二十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举行就职典礼。中央特别委员会及它所选出的国民政府的成立，结束了四月以来国民党三个中央党部、两个中央政府同时并存的局面，标志着宁汉沪三方合流，国民党内部矛盾暂时的缓和。
　　但是，合作是短暂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一成立，就遭到唐生智、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九月二十一日，汪精卫、顾孟余、唐生智等不顾特委会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的命令，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与中央特委会相对抗。同时，唐生智率部由安庆东进，占芜湖，威逼南京。南京特委会一面派人与汪精卫协商；一面派李宗仁、程潜、朱培德分兵三路讨唐。宁汉合流不久，又重新变成宁汉战争。十一月十一日，唐生智战败，通电下野，西征军占领武汉。
　　在南京方面讨伐唐生智时，汪精卫南下广州，与李济深、张发奎联合，继续与特委会对抗。十一月，他们在广州公开树起 国民党中央 的旗号。
　　宁汉战争为宁粤对立所代替。
　　在宁粤对立之际，蒋介石于十一月十日由日返沪。他认为，中央特委会是他重新上台的绊脚石，因而也反对中央特委会。为了加强力量，蒋采取联汪制桂的方针。很快蒋汪在反对特委会方面取得了暂时的联合。在蒋汪等派的共同反对下，中央特别委员会被迫暂停行使职权。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决定四中全会于民国十七年一月在南京召开，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在蒋介石的打击下，胡汉民、孙科等宣告退出南京政府，相继出国赴欧美。中央特别委员会也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宣告结束，蒋介石轻易地消除了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此间，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内部斗争之机，于十二月十一日领导了广州起义。桂系借此攻击汪精卫，南京政府也下令查办。十二月十七日，汪精卫被迫秘密离沪赴法。张发奎、陈公博也通电下野。在这场围绕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争斗中，蒋介石纵横捭阖，利用各派系的矛盾，打击了桂系，排斥了胡汉民，驱逐了汪精卫后，坐收渔利，从幕后走向前台，重新执掌军政大权。
　　民国十七年二月二日至七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２９人，于右任任会议主席。由于汪精卫、胡汉民出国，蒋氏势力基本控制会议。会议通过了《改组中央党部案》、《政治委员会改组案》、《改组国民政府案》等。会议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谭延闿等３６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缪斌（１８９９- １９４６年）
　　等三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推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为中执委常务委员，蒋介石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会议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的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别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主席。
　　会议之后，蒋介石还于三月七日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会议改组了国民政府，推选丁惟汾、于右任等４９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蔡元培、张人杰、李烈钧、于右任为常务委员，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会议还改选了军事委员会，推选于右任、方振武等７３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定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等１２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为主席。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内各派经过错综复杂的争斗，取得暂时妥协的产物。
　　２。国民党的训政和国民政府的五院制在国民党内获得暂时的妥协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 北伐.民国十七年六月，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北伐讨奉的胜利，北洋政府覆灭。
　　民国十七年八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 军政时期 结束， 训政时期 开始。但此次全会对于训政问题并没有作出理论上的阐述和政策上的规定。国民党训政理论和制度的倡导者和制定者应首推胡汉民。
　　胡汉民（１８７９- １９３６年），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参加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历任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大元帅府总参议、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员等。孙中山北上后，曾代理大元帅。民国十六年，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宁汉合流后退出南京政府，闭门研究政治理论。民国十七年一月赴欧考察。六月三日，张作霖败退出京的同一日，胡汉民即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九月，胡由海外回国，被补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立即投身于《训政纲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审查工作中。民国十七年十月三日，国民党二届中央第１７２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付诸实施，训政制度正式建立。
　　《训政纲领》全文共六条。开头申明：依照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思想而制定。《训政纲领》附会了孙中山将国家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即权、能分开的思想，把《建国大纲》中规定属于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交给了国民党。《训政大纲》第一条规定： 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二条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 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人民应有的四种政权，由国民党 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明确表明由国民党中央主宰中国的一切内政外交，而人民只能俯首听命。《训政纲领》把治权授与国民政府。第四条规定： 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第五条规定： 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 第六条还规定：关于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与解释权归中央政治会议。这样，国民政府就完全在国民党的制约之下。很显然，《训政纲领》的中心内容是把政权、治权统统集中于国民党，这样的 训政 实质上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民国十七年十月八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该法规定：国民政府 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 ，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分别执行 治权.设主席１人，委员１２人至１６人，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同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第１７３次会议，议决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冯玉祥、孙科、李宗仁、阎锡山、李济深、张学良、林森、戴传贤、王宠惠、陈果夫（１８９２- １９５１年）、何应钦、杨树庄等１６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任命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院院长。十月十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职，五院制国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自此以后，五院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政务的重要中枢机构。
　　五院是国民政府组织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和核心机构。它们分别执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这五个机关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彼此独立。
　　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成立。它由正副议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组成行政院会议。行政院组织上大体设有内政、外交、财政、教育等１１部，侨务、蒙藏等四委员会和秘书、政务两处。
　　立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八日成立。由正副院长和若干立法委员组成立法院会议。负责议决法律、预算、大赦、宣战、媾和、条约及对外交涉等重要法案。下设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四委员会和秘书、统计、编译三处。
　　司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民国十七年十一月成立。负责掌握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的职权。由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和官吏惩戒委员会组成。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取消三署，改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官吏惩戒委员会改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最高法院是全国最高终审机关。
　　考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行使考选权和铨叙权。由正副院长，秘书、参事二处以及考选委员会和铨叙部组成。考试院可依法在各省组织典试委员会。
　　监察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民国二十年二月成立。由正副院长和若干监察委员组成监察院会议。主要行使弹劾权和审计权。下设审计部。
　　国民政府五院制，从形式上看，它渊源于孙中山的 权能分治 和 五权分立 的学说，它是在西方三权分立原则的基础上，加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和御史监察制而形成的。这一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制度而伴随始终。
　　３。国民党内新军阀混战与派系纷争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掌握了中央统治权，但是，各地仍然是新军阀各据一方的局面。蒋介石占有南京、上海和东南各省；冯玉祥占有豫、陕、甘、宁、鲁等省，拥兵４０万；阎锡山占有晋、冀、绥、察几省和平津两市，拥兵２０万；桂系占有两湖、广西，李济深占广东支持桂系；张学良虽然易帜，但东北仍为他的地盘。各派势力拥兵自重，据地称雄，对蒋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二期 北伐 一结束，蒋介石就打出 裁兵建国 的口号，企图通过召开编遣会议实行裁兵，以达到削弱各派力量的目的。
　　民国十八年一月一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蒋介石、吴敬恒、谭延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胡汉民、张人杰、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商震（１８９１- １９７８年）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各派系的代表共４８人。会议于一月十二日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正式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 编遣委员会.会上经过激烈的争吵，通过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最后确定全国设立八个编遣区，即：中央直属各部队编遣区、中央直属海军编遣区、蒋系第一编遣区、冯系第二编遣区、晋系第三编遣区、桂系第四编遣区、东北军为第五编遣区、其他西南各地部队为第六编遣区。根据编遣会议决定，蒋介石获利最多，冯、桂、阎发现上当，便由互相攻讦转为消极抵抗，从而加剧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会议通过的大纲、条例等，都成为一纸空文。
　　编遣会议后不久，三月十五日，蒋介石又操纵召开国民党 三大.在会议代表４０６人中，蒋介石指定者２１１人，圈定者１２２人，选出者仅７３人。
　　会议处分了反蒋势力，对已公开反蒋的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开除党籍，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会议选举了蒋介石、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
　　三全大会以后，蒋介石基本上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使其和其他各派势力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反蒋势力遭到排挤和打击后，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反对蒋介石。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在蒋介石与各派军阀势力之间，发生了连绵不断的战争。相继爆发了：民国十八年三月至六月的蒋桂战争，五月的第一次蒋冯战争和十月至十一月的第二次蒋冯之战，十一月至十二月的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战争，以及民国十九年五月至十一月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最终都以蒋的胜利、反蒋军的失败而告终。
　　在蒋、冯、阎兵戎相见之时，政治上的倒蒋也在积极进行。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联合阎、冯等军事实力派，在北平策划成立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民国十九年八月，通过扩大会议成立宣言和组织大纲，推选汪精卫、许崇智、谢持等七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九月一日，扩大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推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唐绍仪、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九月九日阎锡山宣誓就职。十一月十二日，随着阎、冯军事上的失败， 扩大会议 也宣告结束。
　　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军事上基本消灭或打败了国内反蒋各派，南京国民政府暂时统一了全国。此时的蒋介石，认为异己力量已无能再起，更不能与其相抗衡，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制定 训政时期约法.但是，蒋的主张，立即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蒋胡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约法之争。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召开国民会议案。在这次会议上，胡汉民虽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并激烈抨击蒋介石擅制约法的独断专制行为，蒋胡矛盾随之激化。
　　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晚，蒋介石将胡汉民扣押。三月一日，胡汉民被迫提出辞呈，并被软禁于南京汤山。经过一番紧张策划，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它是国民党《训政纲领》的具体化和法律化形式，它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
　　由于蒋介石坚持召开国民会议，并非法软禁胡汉民，导致国民党内又一次分裂。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纷纷南下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酝酿成立另一个 国民政府 ，与南京政府相对抗。
　　五月二十七日，齐集广州的各派反蒋势力，正式组成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并通过宣言，决定另组国民政府。二十八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担任主席。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使宁粤矛盾进一步激化。
　　九月，又一次宁粤战争爆发。
　　正当国民党内各派系纷争不休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势迫使国民党各派系不得不从武力争夺转为和平谈判。十月，宁粤双方在上海召开的和平会议上达成协议：决定由宁粤分别召开四全大会，然后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委员到宁召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
　　十一月十二日，宁方四全大会首先召开，二十三日结束。十一月十八日，粤方召开四全大会，后因派系纷争，会议分裂。一部分人到上海，在汪精卫主持下，另开四全大会。广州的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支撑下，继续进行。这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国民党，三个四全大会的怪现象。
　　由于粤方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合作的前提，十二月十五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批准蒋介石辞职。二十二日，国民党宁、沪、粤三方中央执、监委员在南京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党的统一，并改组国民政府。会议选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阎锡山、冯玉祥等３３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推孙科为行政院院长。会议还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不负实际行政责任。蒋、汪、胡分别在奉化、上海、香港 静养治病 ，以观时局的发展。
　　四全大会以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各地方实力派纠集一起以成立 联防 、 大联合 等与南京中央相对抗；再加上财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孙科政府一筹莫展，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被迫宣告辞职。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主持临时中政会。经过多方活动，形成蒋汪合作，把胡汉民排除在外，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至此，国民党形成了由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和各派系纷争暂告一段落。
　　４。南京政府初期的外交和改订新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政权不稳，外有帝国主义环视，内有各派争夺和各方军阀拥兵自重，同时又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南京政府推行温和的妥协外交。南京政府的这种外交方针，充分表现于对南京事件和济南惨案的处理上。
　　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美等国以其领事、侨民受到骚扰、伤害为名，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击南京萨家湾地区，造成中国军民２０００多人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这就是南京事件。南京政府建立后，便与英、美接洽解决这一事件。经过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１８８０- １９６４年）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１８８１- １９６０年）多次磋商，中美于民国十七年三月三十日首先达成解决宁案协议，中国方面声明：对于 领馆暨侨民受有生命财产上之损失，不得不以极诚恳之态度，向贵国政府深示歉意。　对于美国在宁领馆人员及美侨所受生命财产上之损失，担任充分赔偿。 ①马慕瑞亦发表声明： 当日炮火为保护炮。实为不得已采取之手段。美国政府，深表遗憾。 ②于是，中美间宁案就这样解决了。随后，其他各国也以大致内容解决宁案，充分体现了南京政府对英美等国的妥协态度。
　　①　　 《国民政府致美公使照会》，《东方杂志》第 25 卷，第 7号。
　　民国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国民党军队第二次 北伐 攻占济南，触及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为维护其利益，阻止 北伐 ，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进攻济南。蒋介石命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上。从五月三日起，日军在济南开始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据统计，中国军民死亡近４０００人，伤１５００余人，财产损失２６００万元，史称济南惨案。济案发生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迁就妥协和日本的抵赖罪责，直拖到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双方才达成协定：①中日两国所受损害， 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设立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之。 ②中国政府负责保护 在中国之日本国臣民之生命及财产之安全。日本于换文后两个月内从山东撤兵。这个协议，把中国军民生命财产所遭到的巨大损失一笔勾销了。
　　改订新约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就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两项问题向各国进行的一次软弱的外交活动。它是在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对这两项问题进行若干条款的修订。民国十七年七月，南京政府发表关于重订条约的宣言，指出： ①中华民国与各国间之条约届已期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②其尚未期满者，国民政府应即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③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 ①当时，与中国订有关税协定的国家有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比利时、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等１２国。前６个国家的条约已经期满，后６个国家的条约尚未到期。美国首先与南京政府谈判，并于七月二十五日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缔约双方 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 ，即美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中美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之后，南京政府于民国十七年同条约期满的比、意、丹、葡、西等国陆续签订了五个新的 友好通商条约.稍后，南京政府又分别同条约未期满的荷、英、瑞、法、德五国签订了 新关税条约.在这些新约中，各国均声明取消在中国的关税特权，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日本为条约期满国，开始不肯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未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后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与南京政府谈判，直至民国十九年五月才同中国勉强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不得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至此，南京国民政府与十几个国家均签订和改订了新约，南京政府改订关税条约遂告完成。
　　继改订关税条约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各国便就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当时有１５个国家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除了民国十七年到期者外，尚有英、美、法、荷、挪、巴西、秘鲁、瑞典等国尚未到期。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分别向英、美、法等各国发出取消领事裁判权的照会。各国表面上同意，实质上反对。它们以中国司法制度未臻完善及其他借口，加以拒绝。经中国政府反复交涉，各国才勉强表示同意，愿就领事裁判权制度酌量改善。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京政府发布特令 自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 ①但是，由于英、美等国借故推托，使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协定迟迟不能签订。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便于民国二十年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将原定于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实行的特令，推迟到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实行。这个条例虽然规定了外国人应受中国各级司法法院之管辖，但外国人仍保留有许多特权。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亦不了了之。
　　②　　 《国民政府对美舰炮轰之要求》，同上。
　　①　　 《外交部公报》，1928年 5月 12 日。
　　总之，南京政府建立初期，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温和的外交政策，在解决中外悬案中，尽量满足帝国主义要求；对于不平等条约，不做彻底的废除，只要求做某些修改。
　　（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
　　民国十六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各革命根据地创建工农民主政权。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民国二十六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结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开始。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１。工农民主政权的创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沿革从民国十六年八月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进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的武装起义，开辟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建成的标志，就是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
　　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先成立赤色农会或农民委员会，实际上起着政权的作用。再发展为工农兵暴动委员会或称革命委员会，进而演进为苏维埃政府。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区域内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最高政权机关。 革命委员会是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有产生以前工农兵的政权指挥机关 ①。革委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暴动，组织工会、农会、赤卫队，保护人民利益，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最后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正式政权机关.②当时，各革命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各自的做法和革委会的名称亦不尽相同。
　　革命根据地由小到大发展，工农民主政权自下而上建立。各地在武装起义的基础上成立各级政权。如：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成立的广东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十一月下旬，秋收起义部队在湘赣边界建立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以后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扩大，民国十七年五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起义后成立的广州公社；以及湖北黄安、麻城起义后建立的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海南岛的琼崖工农民主政府；平江起义后成立的平江县工农民主政府等等。
　　民国十九年以后，随着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各地县以上的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先后成立。如：江西工农民主政府、赣东北工农民主政府、湘鄂赣工农民主政府、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湘鄂西工农民主政府、左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广东东江工农民主政府等。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的建立，急需成立一个中央政权机关来加强对全国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 15 辑，《大事记，1929年》。
　　①　　 《革命委员会组织纲要》，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同上。
　　民国十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集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定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组织了大会的准备委员会，领导各项准备工作。后由于情况变化，会期延期一年。
　　民国二十年秋，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 围剿 ，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幅员达五万平方公里，包括２１座县城，２５０多万人口，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于是，建立中央政权机关的条件就更成熟了。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正式开幕。出席大会的有各革命根据地代表、红军代表、白区代表，共６１０人。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出了毛泽东、朱德（１８８６-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１８９８- １９７６年）、方志敏（１９００- １９３５年）、任弼时（１９０４- １９５０年）等６３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张国焘、项英（１８９８- １９４１年）为副主席，并组成临时中央政府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正式委员１７５人，候补委员３６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毛泽东等１７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１９００- １９７６年）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由于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随红军长征。民国十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于十一月，在陕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西北办事处既是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又是西北苏区的地方苏维埃政府，兼有两种职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博古（１９０７- １９４６年）、林伯渠先后为办事处主席。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于同年九月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它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结束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
　　２。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根据民国二十年十一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规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对中央苏维埃的政权体制作了详细的规定。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立法、行政、司法的最高管辖机关，指导苏维埃政府的一切行政工作，监督宪法及代表大会决议和命令的执行。
　　执行委员会对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向大会报告工作，以及负责召集代表大会。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主席、副主席，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它是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增设，由１７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其中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主席团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限有：制定和修改宪法，决定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划分行政区域，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决算，选任和撤销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对外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订立各种条约及批准国际条约等。
　　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并按时报告工作。人民委员会由正副主席和人民委员组成，他们都是从中央执行委员中选任。
　　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军事等各人民委员。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将各人民委员改为各人民委员部。至民国二十三年二月，成立正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下设十一部二局一行一社：即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部，国家保卫局、外贸总局两局，国家人民银行和中央合作总社。各部部长一律由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任。各人民委员部下设若干局、处等机构。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除设人民委员会外，又设立了中央审计人民委员会。
　　《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为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的效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最高法院。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是苏维埃政府的最高审判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七人组成最高法院全体委员会，负责最高法院的事务，并从中选出院长一人，副院长二人。最高法院下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和军事法庭，各设庭长一人，负责审判事宜。另设检查长一人，副检查长一人，检查员若干人，负责检查事宜。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依此法规定：地方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是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共产党在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苏维埃政权是议政合一的政权，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的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既是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又负责直接领导政府的工作。
　　（三）国难和救亡
　　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的开始，到民国二十四年的华北事变时，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对日本的侵略，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１。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民国十八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民国十九年春波及到日本。使日本国内各种矛盾日趋激化，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之中。日本政府为了转嫁危机，摆脱困境，于是加速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民国二十年六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制订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准备武力占领东北三省。七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利用前者，在朝鲜掀起大规模排华运动；利用后者，在日本国内掀起仇华侵华的狂潮，加紧进行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准备。八月，本庄繁（１８７６- １９４５年）就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并对关东军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总兵力增至一万人。九月十一日，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有关课长集会，一致认为应 利用中村事件解决铁路等所有（满蒙）悬案 ①。显然，一场日本侵华战争已在所难免。
　　九月十八日晚十时许，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 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②。东北军执行国民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命令，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溃。十九日晨，日军占领沈阳。同日，又占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２０座城市，掠地千余里。日军由辽宁而吉林、黑龙江，至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占领哈尔滨，东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阶段的开始。
　　日本强占东北后，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引起了国际上的注视。为了转移视线，并压迫南京政府屈服，日本于民国二十一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一月十八日，日本特务在上海制造 日本和尚事件.二十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函抗议，并提出了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二十八日，尽管上海市政府已答复日方，全部接受 四项条件 ，但日军仍于二十八日夜，在闸北地区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１８９２- １９６８年）、总指挥蒋光鼐（１８８７- １９６７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开始后，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抵抗。日军一再增兵，三易统帅。
　　但十九路军伤亡日重，急需援兵，而南京政府却拒绝增派援军。二月底，日军增兵至六七万人，并在三月一日开始全线总攻击。中国军队不支，被迫撤退，日军侵占淞沪地区。与此同时，日本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发动事变的目的已经达到。三月四日，中日双方实行停战。十四日，进行停战谈判。五月五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依此协定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上海，而日军可继续留驻上海。
　　日本继侵占东北三省、拼凑伪满洲国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直指热河。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一日，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随即炮击临榆县城。山海关守军何柱国（１８６７- １９５８）部英勇还击，安德馨营全营力战殉国。三日，山海关和临榆县城失守。
　　①　　 王金铻：《中国现代政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6页。
　　②　　 《蒋介石给张学良的不抵抗电令》，见《西安事变资料》第 1辑第 1页。
　　二月十日，日本关东军向各有关兵团公布了《攻占热河计划》，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三月四日，侵占热河省会承德。随即向长城线上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军事要地进犯，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五月初，南京国民政府着手与日本谋求妥协，五月三十一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 合法 性，并承认广大冀东地区为 非武装区 ，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随时可进占冀察和平津。
　　六月初，日军向察哈尔进攻，并以《塘沽协定》为口实，迫使南京政府镇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塘沽协定》后，日本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侵略，同时，加紧策划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活动。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日方借口两名亲日分子被暗杀和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而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侵犯中国华北主权的无理要求。日军越过长城线，进入遵化附近，威胁平、津，迫使中国接受屈辱条件。七月六日，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１８８２- １９４９年），对日方要求全部接受。于是形成了何、梅之间的协议，被称作《何梅协定》。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张北县中国守军抓获四名偷绘察哈尔省地图的日本特务。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及时下令释放，但日军仍以此为借口，向南京政府抗议，并调兵进驻察省边境，进行武力威胁，迫使南京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依这两个协定，中国丧失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之后，日本又策动冀、鲁、晋、察、绥等五省 自治运动 ；嗾使香河县汉奸武宜亭，于十月制造 香河事件 ，宣布香河 自治.十一月，殷汝耕制造冀东事件 ，宣布冀东２２县 自治.天津和河北的安次、庆云、曲阳等数十县，也先后发生 自治运动.这一系列分离华北的活动，总称为华北事件。南京政府干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宋哲元（１８８５- １９４０年）任委员长。但此举并未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华北的危亡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国土被侵占，资源被掠夺，主权被侵犯，人民被屠杀，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是抗日救亡。
　　２。方兴未艾的抗日救亡运动面对日本的侵华暴行和大片国土的沦丧，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全国性的抗日高潮蓬勃兴起。
　　英勇不屈的东北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旗帜，以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园。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沈阳兵工厂工人三万余人，罢工离厂。
　　同月，吉林省延边各县农民掀起秋收斗争高潮，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
　　城乡各界的反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流亡到北平和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于九月二十一日，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会。同日，流亡北平的阎宝航（１８９４- １９６８年）、高崇民（１８９０- １９７１年）等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们在关内奔走呼号，组织收复东北的抗日斗争。
　　相当一部分爱国的东北军官兵，没执行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命令，组织起各种名号的抗日义勇军。其中较著名的有：黑龙江省马占山（１８８５- １９５０年）部、苏炳文（１８９２- １９７５年）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吉林省王德林（１８７４- １９３８年）的中国国民救国军、李杜（１８８０- １９５６年）的吉林自卫军、冯占海（１８９９- １９６３年）的吉林抗日救国军，辽宁省黄显声（？- １９４９年）的民团和辽西抗日义勇军、辽北抗日义勇军、邓铁梅（１８９２- １９３４年）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唐聚五（１８９１- １９３９年）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等。东北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奋战年余，到民国二十一年末至二十二年初，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转入低潮。在此期间，中共组织了磐石、海龙、延吉、汤原等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国难深重的时刻，挺身而出，抗日救亡的不仅仅是东北军民，全国各地、各阶层都行动起来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乡村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军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公开主张抗日救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
　　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数万，为几年来所未见。九一八事变后，上海３５０００名码头工人爆发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其他如南京、天津、北平、青岛、重庆等城市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也都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许多城市的工商业者也起来集会要求抗日，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青年学生更是勇敢地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从民国二十年九月下旬开始，许多地方的学生由分别向当地政府请愿发展到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在短短三个月内，汇集到南京的学生有八九万人，大大小小的请愿活动有百余次，并有三次大规模的请愿高潮。第一次高潮是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为主的数千人，包围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长王正廷，王被迫提出辞职。第二天迫使蒋介石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十一月下旬，蒋介石表示 决心北上 以欺骗舆论，学生趁机发起 送蒋北上抗日 运动。二十六日，沪、平、宁等地学生二万多人到南京敦促政府出兵。第三次高潮从十二月初开始到十二月十七日珍珠桥惨案为止。十一月底传出锦州要设中立区的消息，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又一次掀起往南京示威的高潮。十二月十七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３００００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南京珍珠桥惨案。在国民党高压下，学生运动转向低潮。
　　民国二十四年华北事变发生，学生们惊呼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①十二月九日，北平几千名大中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北平当局派出军警镇压，学生与手持木棍、大刀、水龙、皮鞭的军警进行搏斗，许多学生被捕和受伤。次日，北平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以抗议当局的暴行。十二月十六日，是原定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又一次遭到镇压。但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掀起了新的高潮。这之后，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游行接连不断，几十个城市、几十万学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中华民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抗日救亡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流。
　　①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一二九运动资料》第 1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国工商界、文化界也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结成新的爱国民主政治团体。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十七日，以宋庆龄、蔡元培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向抗日民主运动发展。长城抗战失败后，抗日民主运动一度走向低潮。民国二十四年后，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加紧，工商、文化界的抗日救亡斗争重新高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马相伯（１８４０- １９３９年）、沈钧儒（１８７５- １９６３年）、邹韬奋（１８９５- １９９４年）、章乃器（１８９７- １９７７年）、陶行知（１８９１- １９４６年）等２８０多位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七月十五日，救国会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的名义发表公开信，赞成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出的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的政策。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一系列活动恨之入骨。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１９００- １９４６年）、沙千里（１９０１- １９８２年）、王造时（１９０２- １９７１年）和史良（１９００- １９８５年）七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宋庆龄、冯玉祥等人在全国发动营救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广大爱国官兵冲破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奋起抗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外，还有：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路军举行的宁都起义，由反对不抵抗政策而投靠红军；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的浴血奋战；民国二十二年，热河失陷后的长城抗战；同年五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１８９５- １９３４年）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战；是年十一月，十九路军举行福建事变，成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联共；等等。这些事件表明，在国民政府军队中，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已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最终爆发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
　　在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
　　３。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演变与西安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在民国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致张学良的电报中明确指示： 无论日军此后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①。事变发生后，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撤退关内，丧失了东北大好河山。
　　次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在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政策的掩饰下，实际上继续妥协退让。但是，日本并未因国民党的妥协而放弃侵略，反而加快了侵华步伐，继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直至整个华北。《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屈辱的条约，正是南京政府推行对日妥协外交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一直幻想依靠国际力量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迫使其放弃侵华政策。它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然而国联的所为却使南京政府大失所望。美国甚至表明，只要日本不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对日侵华不予干涉。其他各国纷纷效仿。西方各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和本身利益的牵制，对日本的侵华，不可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南京政府的这一希望完全落空了。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 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第 212页。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为了巩固政权，谋求经济和国防的建设，积极广泛地寻求国际援助与合作。美、英、德、意等国都给予南京政府一定的经济援助，特别是德国与南京政府的联系更为密切。德国派遣了许多军事顾问来华，帮助南京政府训练和装备了大批的军队。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华北事变后两国关系日益密切。
　　从民国二十四年起，南京政府的对日外交，改变了过去那种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而逐渐采取较强硬的政策。
　　是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大会的外交报告中指出： 复不以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表明国民党对中日妥协仍抱有幻想。
　　但蒋介石又说： 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 ，若到了和平绝望之时与牺牲的最后关头， 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①。又含混地表达了南京政府准备抗日的决心。
　　民国二十五年以后，随着日军在华北猖狂的军事侵略，南京政府对日外交渐趋强硬。在七月十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进一步解释今后的外交方针： 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牺牲的时候。 ②以后南京政府在对日本的外交交涉中，已不是唯命是从，而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由于日本侵略的无理要求，受到南京政府的抵制，中日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无视民族危机，确立 攘外必先安内 为它对内的总政策，实施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剿共总方针。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对红军调集大军彻底进剿，蒋介石亲任剿共总司令。蒋介石调集６５万兵力首先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经过顽强的抵抗后，被迫撤离和转移。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蒋介石出动约５０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进攻。三月下旬，第四次围剿被红军打破。五月，蒋介石调集１００万军队，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红军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蒋介石继续调集几十万大军，对长征红军围追堵截，企图把红军消灭于长征路上。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追剿红军的计划遭到失败。
　　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国民党不顾全国民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继续进行军事剿共。民国二十五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
　　蒋介石立即布署对会师后红军的西北围剿，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机，把红军扼杀在陕北。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限令一个月内完全消灭红军。张学良几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剿共，合作抗日，均遭蒋介石的严厉训斥。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斥为 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 兵谏 以外，已别无出路。
　　①　　 《革命文献》，第 76 辑，第 250-251页。
　　②　　 《国闻周报》，第 13 卷，第 28 期。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按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发动 兵谏 的原因，并提出八项主张：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②停止一切内战。③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④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⑤开放民众爱国运动。⑥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⑦确实遵行总理遗嘱。⑧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派出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１８９７- １９８６年）等组成的代表团，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西安。中共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杨和中共都无意加害蒋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二十二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六项协议：①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②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③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④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⑤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⑥其他救国的具体方法。蒋介石表示同意六项协议，并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六项协议。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
　　周恩来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细致的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
　　对日政策。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全国的抗日力量走向统一，也坚定了南京政府的抗日信心。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使馆秘书须磨谈话时，进一步表示强硬态度： 按我国调整邦交，主在收复国权，故凡由于非法手段所造成之事实，务请贵国从速取消，同时对于足以引起未来纠纷之策动，今后务请严予避免。 ①一月三十日，南京方面公布了张群的谈话，宣告中日谈判彻底决裂。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已是大势所趋。
　　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明确地阐明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 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
　　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事实之发生，如用尽政治而无效，危及国家与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如果主权 蒙受损害，超过忍耐限度 ①，则决然进行抗战。表明南京政府对日抗战的坚决态度。
　　①　　 《国闻周报》，卷 14 ，第 8期。
　　①　　 《国闻周报》卷 14 ，第 8期。
　　对内政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意味着国共两党的内战基本结束，并为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自己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不可否认，其政策已开始转变，即由 武力剿共 改变为 和平统一.这是国民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三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又于二月二十四日就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问题，发表谈话，部分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四）伪满洲国始末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即提出 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 的意见②。接着又炮制了一个所谓《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具体提出以溥仪为 元首 ，建立所谓 新政权 ， 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此后，日本侵略军在推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拼凑傀儡政权的活动。
　　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原吉林军参谋长熙洽（１８８４- ？）秉承日本关东军的旨意，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二十八日，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发表声明，脱离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的关系，抢先在东北宣布 独立.继吉林省之后，十二月十六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１８８５- １９５６年）充任伪省长。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张景惠发表 独立宣言 ，宣布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至此，东北三省的伪政权拼凑完毕。
　　三省伪政权先后出笼以后，日本侵略者更加速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
　　为配合这一行动，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以转移国际视线，并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二月十六日，关东军召集三省伪政权的头子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到沈阳召开伪建国会议，即所谓四巨头会议.次日，成立伪 东北行政委员会 ，张景惠为委员长，具体负责筹建伪满洲国。此次会议宣布东北地区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完全 独立 ，把长春改为 新京 ，作为伪满洲国的 首都.接着，关东军又策动所谓 建国运动.在一片鼓噪声中，被关东军劫持到东北的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１９０６- １９６７年）于三月八日到达长春，三月九日，举行 就职典礼 ，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 大同.十日，组成伪政府，郑孝胥（１８６０- １９３８年）任国务总理。这样，由日本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政权终于粉墨登场。
　　伪满洲国名义上为 独立国家.日本政府外务省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发表宣言正式 承认 伪满洲国。但实际上，伪满洲国只是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八月八日，日本内阁作出《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明确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关东军司令部特设第四课，专门承担对溥仪和伪满政府进行内部操纵控制的任务。
　　伪满洲国最初实行执政制体制。按照《政府组织法》规定，伪满洲国中央政府实行立法、司法、行政、监察的四院制。执政作为国家最高机关代表，行使统治权。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在日本策划下， 满洲国 又改称 满洲帝国 ，溥仪从 执政 一变为 皇帝 ，年号 康德.伪满洲国的政体，从执政制改为君主立宪制。根据新《组织法》规定，伪满政府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皇帝作为国家元首，经过立法院行使立法权，统督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根据法律使司法院行使司法权。皇帝还统率陆海空三军。
　　②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16-17 页。
　　国务院是伪满洲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首席长官称为国务总理。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改称为国务总理大臣。第一位国务总理是郑孝胥，以后由张景惠接任。伪满洲国政府实行以国务总理大臣为中心的宰相制度。国务总理大臣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辅弼皇帝的国务大臣；又是主管国务院的最高事务大臣。国务院设国务会议。国务会议由国务总理大臣主持，参加会议成员有各部大臣、总务厅长官和兴安局总裁。
　　伪满洲国初期，国务院下设八部：民政部、军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司法部、文教部。以后，各部不断进行调整。到民国三十二年，国务院下设：军事、民生、文教、外交、司法、兴农、经济和交通八部。各部长官在改制前称为总长，改制后，称为大臣。各部大臣在国务总理大臣的统督下，掌理有关行政事务。
　　总务厅，按照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应是伪国务总理的幕僚机关，主要负责处理伪国务总理直接主宰的部内有关事项。但是，由于总务厅是由日本人把持的机构，日籍总务厅长名为国务总理的下属，实际上国务总理却事事受命于总务厅长。总务厅成为伪满中央政权的真正中枢机构。民国二十六年，总务厅将下属机构扩大为内务、外务、兴安三局。以后，不断强化总务厅。到民国三十三年八月，总务厅的机构已发展到一局、四处、一部，即企划局、人事处、主计处、法制处、弘报处和防空部。国务院各部也仿照国务院的作法，设立总务司，由日本人担任司长职务。民国二十六年后，总务司改为官房。
　　此外，伪满中央还设立参议府，设议长、副议长各一人和参议四人。参议府是咨询机关，有关重要国务，参议府应向伪皇帝提供意见。立法院是伪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监察院则掌管监察和审议事宜。中央设立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作为伪满最高一级的司法检察机关。尚书府是负责掌管御玺、国玺及有关事务的机关。官内府是伪满洲国的宫廷机构。
　　伪满洲国的地方政治机构以省为最高行政机关，下分市、县、旗。为保证地方政权机构完全服从伪满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关东军对东北地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方针，逐渐改组了东北地区省和地方的行政区划和机构。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公布的《省官制》，将原东北４省（含热河）划分为：奉天、吉林、滨江、龙江、黑河、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１０个省。
　　内蒙地区，把原兴安省划分为东、南、西、北４个省。这样，东北地区被分割成１４个省，新京、哈尔滨两个特别市和东省特别区（中东铁路沿线）。此后，日本进一步实行分治政策，相继增设通化、牡丹江、北安、东安、四平几省。伪满洲国最后由１９省１市（哈尔滨市）所构成。
　　伪满洲国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它是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而成立，又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彻底覆亡。
　　六、抗日战争与中国政治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至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这八年时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同时并存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及汪伪政权为代表的伪政权。
　　（一）国共两党与抗战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合作的同时，两党又分别执行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策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的抗战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１。全面抗战的爆发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晚，驻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以北地区举行夜间演习，以 仿佛 听到宛平县城方向有枪声，致使日军失落士兵一人为由，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十九团予以拒绝。在双方交涉期间，日军向宛平县城猛烈炮击，发起进攻。一一○旅旅长何基沣（１８９８- １９８０年）指挥守城部队吉星文（１９１０- １９５８年）团奋起抵抗，在营长金振中率领下，打退日军对宛平的进攻。这就是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长期推行 大陆政策 的必须结果，也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九日，中国工农红军通电要求国民政府，速调大军增援第二十九军，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各党派和团体、海外华侨等，纷纷发出通电，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实行抗战。各界民众募捐了大量款项和大批物品，支援和慰劳抗战的将士。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北平地区的救亡团体还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劳军团等到前线慰问官兵，救护伤员。许多国民党军将领发表通电请缨抗战。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七七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准备抗战的方针。他说：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七月二十八日，日军集结大量兵力，在数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及坦克和大炮支援下，对北平近郊实施总攻击。第二十九军与敌激战，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１８９２- １９３７年）不幸阵亡，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１８９８- １９３７年）殉国。因寡不敌众，伤亡太大，中国守军被迫撤退。七月二十九日，北平陷落。三十日，天津失陷。
　　在日军进攻华北期间，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给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提出： 为置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者。①七月底，日本训令长江沿岸的日本侨民撤离。八月初，第三舰队进行新的兵力部署。八月九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两名官兵驾驶军车强行冲入虹桥机场，不服劝阻，并开枪打死中国卫兵一人，蓄意制造事端。中国士兵当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十一日，驻沪日军以 虹桥机场事件 为口实，要求中国政府撤退驻上海的保安部队并拆除防御工事。中国政府对这一无理要求严正拒绝。八月十三日，日本军舰突然炮击闸北，日军越过两军对峙线，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抗击，淞沪抗战开始。这即八一三事变。
　　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使国民政府改变了卢沟桥事变后犹豫不决的态度。
　　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咯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蒋介石遂调动精锐部队，组织淞沪会战。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至十一月初，日军增援部队在杭州湾登陆，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十一日被迫全线撤退。十二日，上海沦陷。
　　上海失陷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 速战速决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打乱了它的战略部署，并给日军以严重杀伤。中国军队顽强战斗的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利于全国总动员。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抗战，实现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渡，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２。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迫切需要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左右局势作用的国共两党，能够重新建立第二次合作，从而成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
　　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日本侵华伊始，中共就公开主张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主义，并立即发动、领导了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在反日斗争中及时认识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早在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就由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三项条件是：①停止进攻苏区；②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③武装民众以保卫中国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 一？二六 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实现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和政策，并付诸实施。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民国二十四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于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之后，国共两党开始非正式接触，探索合作抗日的途径。
　　①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 475页。
　　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红军东征回师以后，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首次放弃 反蒋 的口号。八月，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道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新形势下，我们的方针应是 逼蒋抗日.这一方针的提出，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步伐。十二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终于使逼蒋抗日获得成功。
　　西安事变加快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进程。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实现国共合作，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此后，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开始正式谈判。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代表已就合作抗日进行了多次谈判。
　　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御外侮。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并重申了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七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继续谈判。由于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坚持控制人事指挥权和由南京派任三个师的参谋长等，双方未达成协议。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应国民党邀请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在此期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华北战场形势也日益紧张，蒋介石急切希望红军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因而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国民党放弃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通过谈判，达成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国民党同意在三个师之上设总指挥部。还达成在国民党地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等项协议。八月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九月，国共两党代表继续在南京谈判发表宣言和边区政府等问题。
　　最后国民党方面同意发表宣言。
　　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立。全国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３。抗战中的两种政治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大敌当前，国共两党需要放弃前嫌，共同对敌；另一方面，两党多年来固有的矛盾斗争又不可能因新的形势而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都特别注意政治策略的制定和运用，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到抗战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国民党总的政治策略是：基本上维持统一战线，用以坚持民族抗战；同时，利用统一战线争取、分化和消灭异己力量，力图把中国政治引向国民党一党专制。
　　中共问题，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所面临的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是既联共又反共，在联合抗日中削弱中共的力量和影响，达到既抗日又灭共的双重目的。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但它还不想从根本上破裂国共关系，而是把反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基本上仍维持了与中共的联合。由于抗日战争各个时期的形势不同，国民党在各时期所采取的具体政治策略也不尽相同。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实施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和国共合作的政策。①开放了党禁。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国民党还同意中共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允许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②释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政治犯。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当局就释放了因主张抗日救国而被捕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君子。还释放了部分长期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如王若飞（１８９６- １９４６年）、陶铸（１９０８- １９６９年）等。③改革政治制度。为广纳各界人士团结御侮，联共抗日，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成立了有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的国防参议会。民国二十七年又成立了国民参政会，邀请中共代表担任参政员。国民党还吸收一部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如请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朱德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④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和发行一些进步书刊，如在上海、武汉等地发行了《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等报刊。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国民党还没有从根本上放弃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不肯给人民以真正的抗日民主。限制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仍是国民党的基本政治策略。①国民党不肯以真正平等地位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如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有８８名参政员，而共产党仅有７名参政员，并把共产党的名额置于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之内，无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对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国民党不但不予合法的承认，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 蚕食 政策。②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共产党多次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八路军的编制，但都遭到拒绝。③不允许中共广泛发动人民起来抗日，解散进步团体，查禁进步书刊。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日本侵华策略发生了变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英美等国也加紧劝降活动；再加上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恐惧；这样，国民党对反共日益积极，其政策的重点也逐渐转移到反共方面。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决定了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 的方针。会议还决定设立专门的反共机构，即 防共委员会.全会之后，国民党陆续秘密地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这些文件对反共的政策、办法及策略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国民党否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存在，限制、缩小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范围，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规定： 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区，尤不得超出其活动范围.①还规定： 凡游击区内事实需要而成立之临时特殊政治组织，应由主管战区司令长官管辖节制，而委派地方官吏，乃征收税款，尤应严格遵照中央法令。 ①在军事上，以统一军令、统一指挥为名，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绝对 服从上级司令部之指挥调遣，不得要求划给地域 ， 其编制与补给办法，必须遵照军政部统筹划定，绝不准自由招募，尤其不准就地征粮收缴民枪。 ②国民党为达到溶共、限共的目的，还辅之以武装反共。制造一系列摩擦事件：民国二十八年四月的博山惨案、六月的深县惨案、平江惨案、十一月的确山惨案，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及其家属１５００余人。
　　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由 政治限共 变为 军事限共 ，掀起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便是国民党武装反共的最高峰。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出 皓电 致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抗战，限令黄河以南的部队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十一月九日，朱、彭、叶、项为顾全大局，在复何、白的 佳电 中，除据实驳斥 皓电 造谣外，答应将皖南新四军撤到江北。
　　民国三十年一月四日，皖南新四军部队及军部９０００余人奉命北移。一月六日，当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队８万余人伏击，新四军官兵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但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对中共政治策略的宗旨，是基本上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而不是大肆动用武力。即使在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一系列反共文件之后，国民党仍未放弃政治解决的根本策略，以政治反共为主，武装反共为辅。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武装反共与３０年代的军事剿共不同，它是为了限制共产党的发展，而不是要发动内战。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反对下，为缓和国共双方的紧张局势，国民党被迫向中共让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皖南事变 不牵涉党派政治 ，并保证 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鼓吹 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它的发表，是国民党发动又一次大规模反共高潮的舆论准备和开始。五月，国民党进一步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发展其反共活动。并调兵遣将，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武装挑衅，准备袭击延安，把反共活动推向高潮。中共对国民党的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也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国民党由于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又无机可乘，因此不得不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九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得不表示 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至此，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在尚未发展成为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便被制止了。
　　①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册。
　　①　　 《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册。
　　②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8册。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进一步确定了反共的方针，通过了《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等文件，表示与中共方面， 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 ①可见，国民党仍坚持政治解决共产党的政治策略，企图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用政治的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大会仍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
　　国民党六大是坚持一党专政和反共政策的大会，它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作了准备。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总政治策略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力争把国民党留在统一战线内，坚持全国抗战的局面。为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策略方针。
　　第一，以大局为重，对国民党作出某些让步。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局面，作出了许多让步。在政治上，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暴动政策，将苏维埃政权改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民主政府。在军事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主动与国民党军发生军事冲突， 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引起冲突的行动 ②。
　　第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即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这个原则的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第三，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内一部分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毫不留情地与之斗争。除了在军事上进行坚决还击外，在政治上要彻底孤立顽固派。这在中共处理皖南事变的政策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于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军部于当月二十八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１９０１- １９７２年）任代军长，刘少奇（１８９８- １９６９年）任政治委员，张云逸（１８９２- １９７４年）任副军长。全军改编为７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通过这些行动，使国民党陷入被动的境地。但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是为了使它停止反共的倒行逆施，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第四，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原则。
　　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只有一步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分裂和投降，这是统战工作的立脚点，也是抗战胜利的基础。在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迅速壮大。人民军队由５万发展到１００万，党员人数增加到１２０万，解放区有１９个，拥有一亿人口。正是由于进步势力的壮大，才使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时有所顾忌，中间势力也因此受到鼓舞，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为抗战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中间势力往往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统战工作中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即使这种斗争得到全国各界的同情和赞助；有利、有节，就是使斗争取得成效，分寸适度，不要无限制地进行下去。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 922页。
　　②　　 《六大以来》上，第 1111 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总政治策略是正确的，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保持统一战线至抗战结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共产党的力量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共产党的主张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这些都为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打下了基础。
　　４。世界局势的变幻与中国抗战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意、日三国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订立了三国同盟条约，结成世界法西斯的联盟。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兵分三路，直指莫斯科。德国在欧洲战场上暂时取得的军事胜利，刺激了日本南进的野心。日本利用欧洲战事紧张之机，于同年十二月八日，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十二月九日，英、美对日宣战。十日，中国政府正式与德、意、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成立了包括中国、印度支那、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蒋介石任统帅，美国中将史迪威（１８８３- １９４６）任参谋长。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汇为一体，中国战场成为整个太平洋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中、苏、美、英等２６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建立。
　　同年六月，美军在中途岛之战中重创日本的海、空军，使日军失去了太平洋上的空中优势。八月，美军攻占了在南太平洋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从此，太平洋战场发生战略性的转折，日军完全丧失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在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民国三十三年夏，苏联红军已将德军全部驱逐出苏联国土。同年六月，美英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军已陷入两面夹击的绝境。
　　民国三十四年二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并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协定要求苏联在欧战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外蒙古独立、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等。六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一行赴莫斯科，就此问题与苏联政府谈判。经过两度数次谈判，终于八月十四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这一切，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铺平了道路，也迫使中国政府正式承认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得的权益。
　　在中苏谈判期间，世界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六月，美军在太平洋进行 越岛战 ，攻占了冲绳等岛屿，将战争引向日本本土。七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但日本政府拒绝接受，进行最后挣扎。八月六日和九日，美国轰炸机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苏军从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西部和朝鲜北部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攻，在东北抗日军民的有力配合下，歼灭关东军６７万人，彻底结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长达１４年之久的统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日双方的战略相持态势被打破。
　　从民国三十二年底开始，敌后战场乘日军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民国三十四年春，解放区军民又发动春季攻势，继续扩大解放区。至四月，解放区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的战略包围，为全国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三十三年春，日军为挽救入侵南洋的日本孤军，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通往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经过十个月的作战，未能抵挡日军的进攻。民国三十四年一月，豫湘桂战役结束，日军虽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却无法挽救其迅速恶化的总态势。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立即转入全面大反攻。
　　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起，乘日军收缩战线之机开始了跟进式的反攻，相继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福州等大片国土。
　　敌后战场，毛泽东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九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的部队，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展开全面反攻，解放了众多的城市和人口，收复了大片国土。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 停战诏书 ，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 密苏里 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日本外相重光葵（１８８７- １９５７年）代表日方在投降书上签字。在中国战区，九月九日于南京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１８８４- １９６６年）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变革
　　国民党总裁制的恢复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组织制度和国民政府体制的一个显著变化。国防最高委员会成为抗战时期党、政、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了提高效率，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国民党当局开始推行设计、执行、考察三者互相联系的行政三联制。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它虽然只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却提供了一个容纳各党派共商国是的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宪政运动也曾几度兴起。
　　１。国民党总裁制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组织制度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恢复了国民党总裁制。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国民党内恢复领袖制度，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总裁。经这次大会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增加了《总裁》一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１人、副总裁１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裁代行党章规定的总理职权。此后，总裁一职一直由蒋介石担任。副总裁一职因汪精卫叛国而长期空缺。民国三十四年五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修改党章时，把总裁 代行 总理职权改为 行使 总理职权，并撤销副总裁一职。
　　设立总裁，恢复领袖制度是蒋介石强化个人独裁的重大步骤。根据国民党党章规定，总裁对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在党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它的产生有一段过程。
　　民国二十四年，蒋介石以研究国防根本政策为名成立了国防委员会。但这时的国防委员会还只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一个审议机构，同年十一月便取消了。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以蒋介石为议长，李宗仁等１８人为会员。会员包括有军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参谋总长、军事参议院院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以及行政院的军政、海政、财政、交通、铁道五个部长。国防会议有权制订南京国民政府的重大国防决策，决定进行国民总动员。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重设国防委员会，代替国防会议。国防委员会的权力扩大了。它有权直接指导南京政府的军事、行政各级机关，并可督察各机关。参加成员也扩大到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中监委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中政会秘书长。必要时，其他机关人员可列席会议。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八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设置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的国防最高会议，代替国防委员会。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为副主席，负责决定国防方针、国防经费、国家总动员以及有关重要国防事宜。同年十一月，决定停止政治委员会会议，将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国防最高会议于是成为全国最高政治指导和国防决策机关。中政会所属各种专门委员会改属国防最高会议领导。国防最高会议是在国防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参加人员有所扩大，并设常务委员９人，主席是蒋介石。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会成员包括：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此外，蒋介石还直接任命了一批委员。
　　国防最高委员会除代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以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各部门、国民政府五院、军委所属的各部门全受其领导。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和最高权力机构。
　　国防最高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在委员中指定常务委员。常务会议一周召开一次，在委员长领导下进行工作。另外，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处理日常事务。
　　２。行政三联制的实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置，使党政军的各项工作都集中到这个机构来解决，这就使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非常庞大，议程相当拥挤。常务会议每周开一次仍忙不过来，许多提案等待办理，而下属机构却闲置无事。为了既强调力量的集中，意志的集中，又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加强对全国政治、经济及各项国家事务的统制，国民党当局于民国二十九年开始推行所谓设计、执行、考察三者互相联系的 行政三联制.民国二十九年三月，蒋介石在中央人事行政会议上作了关于实行行政三联制的讲话。他说： 我们无论办理一桩什么事情，必要经过设计、执行与考察三个程序；而且要互相联贯，不能脱节，然后才能贯彻到底，办理完善。 ①七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根据蒋介石的提议，通过了关于设置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以建立行政三联制的决议案。十二月，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行政三联制便推行开来。
　　中央设计局的长官为总裁，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总裁下设委员若干人，由总裁遴选或骋任，其中多数是高级官员或专家。中央设计局下设秘书处，秘书处下设调查室，室内分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等组，有设计员，专门负责分别担任有关调查研究工作，作为各种设计的参考。中央设计局主持设计的机构是审议会，由审议委员７至９人组成。设计局总裁兼任该会主席，委员由总裁遴选。其主要职权是审议有关政治经济计划及预算，审定及调整国民政府的制度与机构，提出有关重要政策的建议。
　　中央设计局的任务是主持政治经济建设计划之设计与审核，其中包括行政、经济、国防的设计和审核。每年度开始，由中央设计局拟定施政方针，各级政府按此方针拟定详细施政计划，及执行计划所需经费之概算。最后由中央设计局作全盘审查与整理，形成全国的整个施政计划，一方面呈报国防最高会议，发交执行；另一方面通知党政考核委员会，以为考核之依据。
　　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由国防最高委员会推定委员１１人组成，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为当然委员，其余３人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聘任。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考察核定设计方案的实施进度，并执行对党政机关的工作、经费、人事的考核。该会内部分为党务、政务两组，分别掌理党务方面和行政方面的计划编制和调查等事项。委员会每年还要组织考察团，对中央及各省市党政机关工作进行实地考察，并将考核情形及意见，呈报国防最高委员会。
　　行政三联制的推行，加强了国民党对国家各项事业、各方面工作的统制和考察，强化了国民党的统治系统和统治力量。
　　３。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组织民意机构以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国民党政府对此长期抱观望、拖延甚至拒绝的态度。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防最高会议才聘请各抗日党派的领袖人物于同年九月九日成立了国防参议会。该会有国民党、共产党（未到会）、青年党、救国会派等党派的领导人参加，最初有１５人，后增至２４人。每星期召开一两次会议，以沟通国民政府与该会参加人员的意见，没有任何决策的权力。国防参议会是国民参政会的前身或雏型。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又在《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再次呼吁建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参加的，能有商量国事和计划内政外交能力的民意机构。面对全国要求改革政治的呼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结束国防参议会，设立国民参政机关。根据这个决议，同年四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四月十二日正式公布。
　　①　　 《党史概要》第 3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9 年版，第 1084 页。
　　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汉口举行，宣告国民参政会正式成立。参政员共２００人，出席会议的１６７人。
　　国民参政会设议长、副议长各１人，由国民党中执委指定。参政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设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由参政员互选１５至２５人组成（第四届参政会扩大到３１人）。第一届参政会议长为汪精卫，副议长为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年）。驻会委员为张君劢（１８８７- １９６９年）、左舜生（１８９３- １９６９年）、曾琦（１８９２- １９５１年）、董必武、陶希圣、胡适、秦邦宪、傅斯年（１８９６- １９５０年）、梁漱溟（１８９３- １９８８年）、罗隆基（１８８９- １９６５年）、沈钧儒、陈绍禹等２５人。
　　国民参政员不是由人民普选产生，而是由国民党规定的机关团体推荐，最后由国民党中央遴选产生。据统计，第一届参政员２００名，其中国民党员８８人，共产党员７人，其他党派２０人。到第四届参政会时，在２９０名参政员中，国民党员２４４名，共产党８人，民盟１２人。国民参政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会期１０天；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以后，改为每六个月开会一次。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询问和提出建议案等权力。第一届参政会后，又陆续增加了一些职权，如调查政府委托考察事项的权力，初步审议国家总预算的权力等等。国民参政会拥有的这些听取权、询问权、建议权、调查权和审议权显然是无足轻重，它既不能参与国民政府大政方针的制定，也无法监督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案最后必须经过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方能生效。
　　国民参政会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也不具备参政的能力，而只是国民党政府的咨询性质的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抗战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为中共与其他抗日民主力量提供了彼此联系、集中活动的有利条件，提供了一个容纳各党派共商国是的形式，对争取中国政治民主化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至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国民参政会在南京召开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宣布撤销，前后九年共举行过四届十三次大会。
　　４。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党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各界人民不满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还政于民，结束 训政.在国民党内，也有人提出提前实行 宪政 的意见。在这种形势下，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布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五月十四日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据此产生了国民大会代表，原定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以结束训政，后决定延期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就一直没有召开国民大会。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第一届第四次大会时，各抗日民主党派纷纷提出实行宪政的提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这次大会后，张君劢、张澜、章士钊、左舜生、罗隆基、董必武等１９人，组织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通过 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并限期办峻选举案 ，再次许诺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从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以后，宪政问题成为国统区人民注目的中心，又一场民主宪政运动兴起来了。各地纷纷成立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等。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宪政期成会向国民参政会一届第五次大会提交了《中华民国宪草修正草案》，遭到国民党的强烈反对。九月，国民党借口交通不便，宣布将于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日期另定。至此，历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又转为低落。
　　民国三十年三月，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成为中国政坛上代表第三种政治势力的政党。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活跃于国统区，成为民主宪政运动的中心。
　　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退和政治上的腐败，造成抗战以来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国统区，各阶层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宣布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重庆成立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宪政实施协进会。沉默一时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再次兴起。民国三十三年一月三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１６人，再次发起宪政座谈会。从一月至五月，在重庆连续开会，各界著名人士共有６０多人参加。黄炎培、张志让（１８９４- １９７８年）等创办《宪政》月刊，通过月刊社连续召集重庆实业、教育、银行、工业界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
　　在民主宪政运动再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一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向前推进一步。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重申中国共产党要求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并提出实施宪政的三项先决条件，即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和实施各地自治。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同年十月十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的著名讲演，进一步阐述关于召集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共中央的这些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响应，虽然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而未能实现，但对团结抗日民主力量，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其政治制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消除两个政权的对立，以便迅速地促成全国一致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这个电文中，中共放弃了另组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就结束两党、两军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局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谈判，并取得了关于红军改编和有关苏维埃区域的一般性协议。七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仍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派正职长官。在此问题上，中共也毫不让步，坚持苏区政务完全由中共自己承担，因此在人选问题上未获具体结果。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内形势紧急。在此情况下，九月六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１８７７- １９６８年）、谢觉哉（１８８４- １９７１年）、郭洪涛、马明方（１９０５- １９７４年）、高岗（１９０５- １９５４年）等九人组成边区政府委员会，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边区政府成立后，原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的下属机构也相继改为边区政府的厅、处等机构。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建立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阶段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建抗日民主政权。
　　民国二十六年底至二十七年初，八路军１１５师挺进华北，开创了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民国二十七年一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从此以后，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在全国共建立了１９块抗日根据地，计有：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冀热辽区、山东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南区、淮北区、皖中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华南的东江区和琼崖区。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总计设有行政公署２４个，专员公署１０４个，县政府６７８个。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名称和组织机构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结构大体相仿。抗日民主政权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参议会、政府机构和法院。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参议会制度。各级参议会是各级人民代表机关，也是各地区的权力机关。参议会一般分为边区、县、乡三级。三级参议会的议员，均由人民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选出。各级参议会都可聘请一些社会贤达，但人数不得超过议员总数的１／１０，以充分反映边区公民选举的民意。边区、县参议会，由议员选出正副议长各一人来主持会务，乡参议会一般不设议长。
　　参议会的主要职权是：选举各级政府委员和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各级政府的政务人员，批准各项事业的计划，通过政府的预算，议决法规等等。
　　边区和县参议会在闭会期间由常驻议会主持日常事务。常驻议会由参议员选出常务议员组成。常驻议会名额，边区参议会９名，县参议会５名。乡参议会不设常驻议员，由乡政府委员会代行职权。
　　抗日战争时，各抗日根据地在名义上都归属国民政府领导，所以没有中央一级的政府机构，只有边区、县、乡三级政府。
　　边区相当于省级政权。各根据地称谓不一，有的称边区政府，有的叫边区行政委员会，有的名战时行政委员会，行政首长的称呼也不一致，但各根据地的边区政府都由边区参议会选出。
　　边区行政机构的主要职权是：执行国民政府所委托的事项和边区参议会的决议；颁发本区内的行政命令，制定单行法规；征收税款，编制预、决算；监督所属机关和任免所属人员；处理民政、财政、教育、生产建设等方面的行政事项等。
　　边区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将边区各县划分为几个行政分区，每区辖两个以上的县，设置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行政公署或专员公署），以督察和指导该分区所属各县的行政事宜。行政公署设正副专员各一人，由边区政府派任。行政公署是边区政府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
　　县政府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县长和县政府委员由县参议会选出，县长还须由边区政府委任。县政府委员会由六至十一人组成。
　　为加强县对各乡的领导，设区公署（或区公所）作为县政府的助理机关，其职能是帮助县政府了解乡村情况，传达上级指示给乡政府。区公署设区长一人，助理员若干人，有的由县长任命，有的选举产生，但都由县政府批准。
　　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行政机构是乡政府。乡政府设乡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均由乡民代表大会选出。
　　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名义上实行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三级终审制，但实际上只有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两级。因为边区高等法院只是在形式上受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管辖，实质上是接受边区政府领导和边区参议会的监督，并对参议会负责。
　　边区高等法院的任务主要是掌管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工作。院长由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
　　由于抗日民主政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参议会、政府、法院之间有一种特定的关系。
　　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是抗日根据地民主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它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创制和复决边区单行法规之权，因此，它是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同时，它又是普选产生的民意机关。
　　政府是边区的行政机关。从立法的地位上说，政府隶属于参议会。政府要执行参议会的决议，受参议会的监督、检查；政府工作人员如不称职，要受参议会的弹劾和罢免。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抗日民主政权的政府又是相对独立的，政府对参议会也有一定的制约权。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如政府委员会对参议会的决议案认为不当时，应即详具理由，送回原参议会复议。这说明，同级参议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
　　在参议会休会期间，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政府，而不是参议会的常驻议会。
　　政府对境内的重大事务可自行决定和执行，并可单独颁布单行法规，参议会的常驻议会只能起监督作用，而无权审查、变更。
　　可见，参议会和政府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两者结合而构成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机构，同时也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一大特点。
　　法院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机关。法院在行使司法职能时是独立的，而在政治上、行政上又要受政府的领导，被称为 半独立.这主要因为边区本身没有最高法院，而只有高等法院，故没有终审权，而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实际上不受理边区的案子，所以提出 受政府领导 的法制，以保障审判工作的正确进行。
　　抗日民主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抗日阶级、阶层的联合政权。
　　中共对民主政权的领导，体现在各抗日民主政权都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来制定本地区的施政纲领和政策。中共对参议会和政府工作的领导，是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的工作来实现。中共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和政府的法令与决定。
　　抗日民主政权的又一大特点是实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１／３。
　　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都是地方性政权，它们彼此不是从属、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行关系，处于平行地位。但它们又都受中共统一领导，在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所以，它们之间的步调又是一致的。
　　历史证明，抗日民主政权在某些方面虽然还不完善，但它是成功的。它加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并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四）汪伪政权的成立及其政治体制
　　傀儡政权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政治怪胎。七七事变之后，在沦陷区，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除伪满洲国外，还有：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在张家口成立的蒙疆联合自治委员会，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改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以王克敏（１８７３- １９４５年）为头子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在南京成立的以梁鸿志（１８８２- １９４６年）为头子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军占领武汉以后，改变了侵华方针，对国民党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日本诱降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
　　汪精卫（１８８３- １９４４年），名兆铭，字秀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光绪三十一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一度任《民报》主编。宣统二年，因参与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
　　武昌起义后获释。不久参与南北议和。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法攻读社会学和文学。民国八年回国，随孙中山任职。民国十三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民国十五年中山舰事件后出国。民国十六年四月回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旋发动七一五事变。民国十七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民国十九年又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蒋。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外交部长等职，一贯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还与周佛海、梅思平（１８９６- １９４６年）、高宗武、陶希圣等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 ，进行反对抗战的宣传，叫喊 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 ①。面对日本的侵略，他一再宣扬 采用和平方法 或第三国调停来解决。在广州、武汉失陷后，汪精卫加紧进行所谓 和平运动.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汪精卫公开宣称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 ， 吾人愿随时和平 ②。
　　日本非常赏识汪精卫的言行，并通过意大利、德国驻华官员与汪精卫联系。汪精卫暗中指使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方谈判投降条件和方法。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１８９３- １９４８年）、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及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82 页。
　　②　　 《申报》，1938年 10 月 22 日。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陈璧君（１８９１- １９５９年）、曾仲鸣（１８９６- １９３９年）等离重庆飞往昆明。次日，汪精卫等由昆明逃往越南河内。二十二日，日本政府按照预约，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对汪精卫招降。
　　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卖国降日。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经海防、上海，辗转到达日本。汪精卫与日本内阁各要员举行了会谈，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项规定，在取得日方的保证之后，于六月十八日离日回国，积极进行筹建伪中央政权的活动。
　　八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汪精卫为 主席 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授权汪精卫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 还都 南京。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方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并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代表李守信等，集会于青岛，秘密策划成立伪中央政府，并对有关事项达成初步协议。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府会议，完成了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准备。三月三十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代理主席（后改主席）。
　　中央政治委员会是伪国民政府的最高指导机关。其委员由主席在一定范围内指定或聘任，并由其中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设秘书厅和法制、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教育等专门委员会，主要担任各主管部门的审查与设计事宜。
　　最高国防会议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一个常设机构。民国三十二年一月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战时每月开会一次，闭会期间，由最高国防会议执行其职权，决定关于国防之重要事宜。最高国防会议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为主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一人，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总参谋长，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内政部、实业部等各部部长为委员。
　　汪伪国民政府的建立，号称是 还都 ，所以名称、政制、首都、国旗，均一仍其旧。仍采用五院分立制。伪行政院是汪伪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
　　下设内政、外交、军政、海军、财政、教育、司法行政、工商、农矿、铁道、交通、社会、宣传、警政等１４部和赈务、边疆、侨务、水利、粮食管理、全国经济和新国民运动促进等委员会。除上述机构外，根据具体事务需要，行政院还设置了其他一些机构。立法院，下设法规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司法院，下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考试院，下设铨叙部和考选委员会。监察院，下设审议部。
　　民国三十年五月，汪伪政府设立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清乡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有关机构人员组成，具有独立的权能。下设四处及一些专门委员会。民国三十二年五月，由于与地方政权机构重叠而取消。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由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伪国民政府伴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彻底覆亡。
　　七、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政治结局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至民国三十八年底，即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国民党政权逃离大陆，这一时期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在这一时期，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失败；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不断取得胜利，最终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南京国民党政权的终结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即重庆谈判。《双十协定》则是谈判的结果。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则是重庆谈判的另一结果。同年六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十一月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国民党又匆匆召开行宪国大，选举了总统和副总统，走完了实行宪政的所有程序。但此时国民党的统治已陷入绝境。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打击下，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迅速覆亡。
　　１。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蒋介石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 共商大事.中国共产党洞悉蒋介石的 和平 用心，但基于对战后中国存在着进行和平改革的可能性的冷静分析，考虑到全国民众的和平愿望，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１８９６- １９４６年）等赴渝谈判。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在前来迎接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１８８３- １９６３年）和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毛泽东抵渝后，与蒋介石进行了几次会面。国民党政府派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谈判。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经过４０多天商谈，终于在十月十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称《双十协定》。
　　列入《双十协定》的１２个问题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只是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决定。谈判中争论最多的是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由于国民党坚持 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 的一贯方针，而未能达成协议。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一是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途径，即 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并以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二是确认国民党应 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十月十一日，毛泽东返回延安。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２。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国共两党的烽烟又起。这时，国内、国际都出现了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舆论。美国政府也调整了对华策略，采取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１８８０- １９５９年）来华接替赫尔利，调解国共冲突。十二月十六日，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达重庆。二十七日，中共代表团提出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内战，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等三项建议。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和民盟主席张澜先后致电国共双方，呼吁立即停火。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派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具体商谈。经几次商谈，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五日首先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依据协议，一月七日成立了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导停战及谈判整军问题。一月十日在马歇尔参与下，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及《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双方商定，各自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一月十三日午夜开始生效。上述停止冲突的办法、命令和声明，构成了停战协定的全部内容。一月十四日，军调部在北平开始办公。
　　在一月十日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五个方面的３８名代表。国民党８名：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世杰、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１９０１- １９７１年）、邵力子；共产党７名：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为秦邦宪）、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民盟９名：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１８８６- １９７３年）、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青年党５人：曾琦、陈启天（１８９３- １９８４年）、杨永浚、余家菊（１８９８- １９７６年）、常乃惠。无党派人士９名：莫德惠（１８８３- １９６８年）、王云五（１８８８- １９７９年）、傅斯年、胡霖、邵从恩（１８７１- １９４９年）、钱永铭、缪家铭（１８９４- １９８８年）、李烛尘（１８８１- １９６８年）、郭沫若（１８９２- １９７８年）。蒋介石为会议召集人和主席。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闭幕。
　　首先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并作了说明。王世杰表示国府委员会人数可增加１／３，达４８人，但国民党要占一半名额；非国民党人士充任国府委员时，要由主席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府委员会不应有用人权；国民政府主席有紧急处分之权，有权否决国府委员会的决议等。按照这个方案，国府委员会形同虚设，丝毫未触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这个提案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下，国民党被迫作了让步，达成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明确规定国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国委４０人，其中一半由国民党人充任，另一半由其他四方面人士充任；但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的议案须有２／３府委通过；国府委员会应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国府主席对某一决议的否决，必须得到３／５以上府委的同意等。
　　接着讨论施政纲领。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会议基本接受了中共的提案，通过了以中共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
　　关于军事问题。青年党和民盟各提出一个方案，两案均主张军党分开，军民分治，公平编遣。他们希望国共两党都把军队交出来，实现军队国家化。
　　周恩来重申了中共的主张，同意军队国家化，但不能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再政治民主化，必须二者同时并进。最后关于军事问题，达成折衷的协议：确立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并由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共两党军队的办法。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一个方案，主张民国二十五年所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再增加名额。这种意见曾遭到中共和其他党派的强烈反对。最后，中共和民盟以大局为重，使国民大会问题达成协议，同意保留原有的１２００名代表，但要增加台湾、东北等地区的代表１５０名和各党派、社会贤达代表７００名，总计达２０５０名代表。
　　关于宪草问题。孙科代表国民党对民国二十五年通过的《五五宪草》作了说明，国民党企图把这个草案在形式上做些修改就变成政协决议。这一做法受到了中共和民盟的反对。多数代表认为，《五五宪草》中规定的总统权力太大，主张实行内阁制；中央与地方采取均权制；省为地方自治单位，省长民选，制定省宪。最后达成协议，规定由政协五方面各推５人另请会外专家１０人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负责根据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制定《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交国民大会。
　　政治协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和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和平与民主，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会议成果，虽然很快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但政协所体现的党派平等协商精神和合作形式，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３。制宪国大的召开与国民政府的改组同各党派一起协商国是，本非国民党的本意。所以政协协议签订不久，他们马上就对它进行破坏。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旨在统一党内认识和行动方针，以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书。三月十六日，全会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实际上全面地推翻了国民党所同意的政协协议。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把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拒绝履行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中占１４席位的承诺；单方面提出修改宪草的原则等。
　　在破坏政协的同时，国民党积极策划反共内战，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东北大战，形成 关外大打、关内小打 的严重局面。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妄图用武力解决中共问题。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于七月三日召集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以为， 剿共 战争已操胜券，只要再召开一个国民大会，制定一部宪法，其 建国大业 即可完成。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正式登场。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反对并拒绝参加国大。参加国民大会的除国民党外，还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社会贤达。这次国民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故又称为制宪国大。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完成了制宪任务，即宣告结束。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这部宪法，决定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即行宪开始。
　　这部宪法完全违背了政协的决议和原则。按照政协决议，只有经过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后的宪法草案，才能成为提交国民大会讨论的唯一依据，而蒋介石递交大会的《宪法草案》，是他授权王宠惠、雷震（１８９７- １９７９年）
　　等在《五五宪草》基础上加以修正，再经他删改而成的。这部宪法违背了政协决议的联合政府责任内阁制原则，实质上恢复了《五五宪草》的总统独裁制。宪法还违反政协决议的地方自治原则，实行中央集权。
　　国大的召开和宪法的制定，遭到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使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根据制宪国大通过的 宪法实施准备程序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五院组织法等。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今后的 要务就是组织 过渡政府.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共２９位，其中国民党１７席，青年党４席，民社党４席，社会贤达４席。孙科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张群任行政院院长，居正任司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戴传贤任考试院院长。四月二十三日，张群宣布组阁，以王云五为行政院副院长，青年党、民社党及少数无党派人士分别占有若干个部长或政务委员的职位。
　　四月二十四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五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恢复，其有权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要人事任免，地位凌驾于政府之上。
　　国民政府改组后，国民党即宣称， 多党政府 、 联合政府 业已成立。其实，这样的 多党政府 依然处于国民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４。行宪国大及其 宪政 体制民国三十六年夏，国内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三路大军南下。冲破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迫使蒋介石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其他战场的解放军也转入攻势作战。
　　正当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候，国民党开始实行所谓 戡乱总动员 和党务改革。七月四日，南京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并于次日颁布《全国总动员令》。七月七日，蒋介石发表 勘乱建国 演说。七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后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法令，贯彻其 勘乱建国 的反共决策。
　　制宪国大后改组的国民政府，除反共任务外，还加紧筹备召开行宪国大。
　　六月，成立了以张厉生为首的全国选举总事务所。九月，各省选举事务所也次第成立。十一月，成立了以孙科为主任的国大筹委会，开始进行国大代表的选举。
　　由于国民党内矛盾重重，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之间明争暗斗，在会前选举时，即发生了 代表名额 和 代表资格 之争。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事先商定，分配给民社党２６０名代表，青年党３００名代表。并规定三党党员参加竞选， 须由所属政党提名 ①。这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公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第二十一条 经五百名以上选举人之签署，或由政党提名，得登记为候选人 的规定大相径庭，因而遭到民众的普遍反感和抵制。许多想当代表的国民党员纷纷以 国法 对抗 党纪 ，在各地开展签署竞选活动。结果，青年党仅当选７６名，民社党６８名，国民党中央提名代表也有许多落选。因而民、青两党声言要退出国大和政府。为此，国民党中常会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三十日又做出决议：原定民、青党员为正式代表，选举结果系无党派人士当选者，维持原选举；系国民党员当选者，一律让给民、青两党党员；原由中央提名而未当选，当选者如为原定候补者或由选民签署提名者，须自行退让给中央提名者。以上各条如不执行，以党纪论处。
　　这一决议，引起 签署代表 的愤慨，他们成立了 国民大会代表签署提名当选人联谊会 ，赴宁请愿，并抬着棺材到国民大会门前抗议。而由国民党中央提名而落选者也成立了 国大代表中央提名当选人联谊会 ，亦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要求出席大会。两者之争一直闹到国大开幕前夕。最后国民政府承认 签署代表 资格有效，同时又使民社党获２０２席，青年党２２０- ２３０席，才使这一风波暂时平息。
　　①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 717页。
　　由于 剿共 战争和选举纠纷而一再拖延的 行宪国民大会 ，终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匆匆开幕。当选代表２９０８人，出席会议者只有１６７９名代表。这次名为 实施宪法 的国民大会，其实际内容只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而已。
　　按照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的权力受到立法院的限制，总统仅是礼仪上的国家元首而已，因此蒋介石不愿担任这个徒有虚名的职务。四月四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全会上虚伪地表示不做总统候选人，提议由一党外人士担任，实际是嫌总统权力不够大。四月五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紧急处置权的提议之后，蒋又表示接受中央决定，做总统候选人。四月十八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取消了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控制，赋予总统在 动员戡乱时期 以紧急处置之权。四月十九日，蒋介石以２４３０票（出席２７６５人）当选为总统。
　　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蒋系和桂系展开激烈的角逐。李宗仁在美国的支持下决心竞选副总统。三月十一日在北平发表竞选谈话，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三月十六日，孙科也公开表示竞选副总统。四月三日，蒋介石劝说李宗仁退出竞选，并说明副总统人选已由中央提名孙科。李宗仁当即表示不退出，并与于右任、程潜等结成竞选联盟。四月六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临时全会上否决了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中央提名的意见，决定由党内联署提名。
　　四月二十日，国大主席团公布李宗仁、孙科、程潜、莫德惠、于右任、徐傅霖（１８７９- １９５８年）６人为副总统候选人。经过激烈竞争、四轮投票，四月二十九日，李宗仁终以１４３８票对１２９５票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五月一日，行宪国大闭幕。
　　五月十七日，孙科、陈立夫当选为立法院正副院长。五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宣布结束。五月二十日，总统、副总统就职，成立总统府。以后任命翁文灏、顾孟余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司法、监察、考试各院也相继任命。至此，国民党 宪政 走完了其所有程序。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标志着国民党 宪政 开始。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国民党政权采取国民大会下的总统制。依据这种制度，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①国民政府主席改为总统，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对内总揽一切国家权力，并被赋予发布紧急命令的特权。②取消 国民政府 名称，在总统下设立一个总统府。总统府设立资政、参议、秘书长、参军长、典玺官等职任，以及警察总队、军乐队，一至六局，侍卫、机要、统计三室，人事、会计二处，中央研究院、国史馆，稽勋、国策顾问、战略顾问、国父陵园管理四个委员会等机构。③立法院委员改为 民选 ，任期三年，院长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下设立法会议和外交、国防、财政金融等１９个委员会，秘书、编纂、会计三处及统计、人事两室。④行政院院长改为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任命。下设行政院会议和内政、国防、财政、教育等１３部，资源、蒙藏、侨务、美援运用四个委员会，主计、会计、秘书三处，统计、人事两室及新闻局。设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国民党政府逃至广州后，将机构缩减为八部、三委、二处、三室。⑤司法院院长改为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任命。下设大法官会议、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以及秘书、会计两处，统计、人事两室。⑥监察院监察委员改为各省、市议会和蒙古、西藏地方议会以及华侨团体选举产生。院长由监察委民互选产生。下设监察院会议、审计部及各种委员会等其他机构。
　　⑦考试院院长改为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任命。下设考试院会议、考选和铨叙两部，以及其他机构。
　　５。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覆亡国民党在发布 戡乱令 和 行宪 之后，无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遭到彻底失败。到民国三十七年底，国民党的统治已面临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感到蒋介石的败局难以挽回，转而支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要求蒋介石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利用蒋介石所处的逆境，准备取而代之，抢先打出与中共和谈的旗子。在美国和桂系的逼迫下，蒋介石于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发表 求和 声明，宣称愿意同共产党 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 ，但必须保存旧宪法、旧法统和旧军队等。
　　针对蒋介石的声明，毛泽东于元月十四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①惩办战争罪犯；②废除伪宪法；③废除伪法统；④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⑤没收官僚资本；⑥改革土地制度；⑦废除卖国条约；⑧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告 引退 ，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派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１８９５- １９６６年）、章士钊、李蒸（１８９５- １９７５年）为和谈代表，后又加派刘斐（１８９８- １９８３年）。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以 就地停战 和 划江而治 为腹案，准备与中共谈判。中共对李宗仁政府采取了宽容和争取的态度。于三月二十六日派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后又加派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四月一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
　　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四月十五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定四月二十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十六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派黄绍竑将协定文本带回南京。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并发表声明，拒不接受这个协定。四月二十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北平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经中共的挽留，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留在北平，多数随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原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二十三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彻底崩溃。
　　国民党政府逃往广州后，代总统李宗仁于五月八日到广州继续任职，但国民党政府内部已四分五裂。五月三十日，何应钦内阁总辞职。六月三日，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六月十二日组成所谓 战斗内阁.十月十二日，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重庆，后去成都，十二月七日决定迁往台北。蒋介石于七月十四日到广州，十六日组织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张群、孙科等为委员。十一月十四日蒋到重庆，企图在西南组织力量进行顽抗。十一月三十日飞成都。十二月十日离开成都飞台北。代总统李宗仁也于十二月五日由香港赴纽约。国民党在大陆政权彻底覆灭。
　　（二）民主运动的高涨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以外的政治势力掀起了第三大党运动，终因被国民党取缔而失败。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获得极大的发展。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诞生。
　　１。第三大党运动及其归宿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出现了反内战的热潮。在反内战的同时，国共两党以外的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掀起了第三大党运动。许多团体乃至个人都希望通过组党，提高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增强同国共两党的对话能力，能够左右政局，调和国共，民主建国。
　　早在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 政团同盟 改组为 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的民盟，强调自己作为第三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任务是 研讨怎样把握 战后 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 ①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出席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战后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大会政治报告指出， 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可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 ，而是 要依靠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②大会认为，要 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一定要首先扫除民主的障碍 ，扫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各党派平等基础上的和平统一。
　　为此，民盟主张：（１） 召集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士共同举行圆桌会议，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对当前国家的一切问题逐步地积极地求得全盘彻底的解决。 ③（２）建立联合政府。这是 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 ， 是实现军队国家化，彻底消弭内战，平息党争的唯一枢轴 ④。（３）召集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是结束党治制定宪法的机关 ， 必须是代表真正民意的机关，而不是任何党派包办操纵的机关。 ①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71 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75 页。
　　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78 页。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产业界知名人士黄炎培、胡厥文（１８９５- １９８９年）、章乃器等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把全国平民组织起来，就可以制止战争，使国家 变成真正民有民主民享的民主国家，而不是徒有其名的'民国'. ②在政治上，主张 和平统一，民主集中。各政治党派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 ③在经济上，主张 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 ④。 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该以节制资本的名义取消资本。 ⑤此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主张普及教育等等。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发起人有马叙伦（１８８４- １９７０年）、周建人（１８８８- １９８４年）等。主要成员是教育界和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该会 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 ⑥。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还政于民。
　　抗战后期，部分文教、科技界中、上层人士组织的 民主科学社 ，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定名为九三学社。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四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许德珩等为理事。九三学社主张 政治的民主与宪政之实施，实为救国要着 ⑦。主张以政治民主化谋军队国家化，提出反对官僚政治，提倡学术思想绝对自由等。
　　此外，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年五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其他一些党派也都提出了各自的建国主张。
　　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民主党派的出现，预示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以第三大党的身份，公开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力图左右时局，使国家政治生活按照他们的理想轨道前进。但是，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他们。
　　民国三十六年，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因战局不利而对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派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政策。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国民党捏造了一个所谓《中国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观察家谈话，诬蔑民盟、民进、民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为中共所控制，已成为 暴乱工具 ，这是国民党打击民主党派的信号。五月三十一日，四川成、渝两地民盟盟员数十人被捕。十月七日，国民党陕西当局枪杀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１８８８- １９４７年）；二十三日，国民党派出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 非法团体 ；二十八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政府宣布民盟非法》的声明，同时，下令各地治安机关对民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
　　④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80 页。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81 页。
　　②　　 《 平民 发刊词》。
　　③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
　　④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
　　⑤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专刊》。
　　⑥　　 《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辑》（民主革命时期），第 313页。
　　⑦　　 《九三学社成立宣言》，《新华日报》，1946年 5月 6日。
　　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十一月五日，民盟在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最后决定民盟宣布解散。十一月六日，以张澜的名义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民盟总部负责人辞职，总部解散，盟员一律停止政治活动。从此，其他民主党派也不能公开活动。民盟被镇压，宣告了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
　　民国三十七年初，在全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党派又再次重新组合，并实行了政治路线上的转变。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李济深出走香港，与蔡廷锴等合作，加紧联络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和民主分子，准备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同年冬，国民党民主促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民主分子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一日，民革宣告正式成立。民革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蔡廷锴等为主要领导人。
　　民盟遭镇压后，沈钧儒、章伯钧等由上海秘密赴香港，筹备恢复民盟总部。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五日至十九日，由沈钧儒、章伯钧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紧急声明、政治报告和宣言等文件，否认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决定，不接受原民盟总部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的公告，宣布恢复民盟的组织，重建领导机关，并重新确定了民盟新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提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任务，放弃了过去的 中立 、 中间 的立场，反对美国的援蒋政策，确定同中共密切合作的方针。
　　同时期，以谢雪红（１９０１- １９７０年）为首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宣布成立，并投入反对美蒋的斗争。
　　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五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就政协召开诸问题与之相商。五月五日，在香港的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李济深、何香凝（代表民革）、马叙伦、王绍鏊（代表民进）、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彭泽民（代表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代表救国会）、蔡廷锴（代表民促）、谭平山（代表民联）、郭沫若（代表无党派人士）联名发出响应号召的通电。以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等代表人物，应中共中央的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的民主党派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２。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国各界人士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强烈反对内战。民国三十四年九月，成都文化界人士方然（１９１９- １９６６年）、李劼人（１８９１- １９６２年）、叶圣陶（１８９４- １９８８年）等２４８人即发出对时局的呼吁，反对内战，反对一党专政，要求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临时政府。十月中旬，重庆各界５００多人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冯玉祥、郭沫若、柳亚子、老舍（１８９９- １９６６年）等人出席。会上发言者纷纷抨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呼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建设中华民国。十一月，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 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 ，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地都成立反内战联合会，把反内战运动扩大到全国。
　　在昆明，十一月二十五日晚，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校学生、教职工及市民６０００余人在西南联大校园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云南省当局竟采取野蛮手段，派特务混进校园内捣乱，派军警包围学校，并鸣放枪炮进行威胁。翌日，全市大中学生为抗议军警暴行，开始举行罢课。二十八日，学生联合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自由。并有组织地开展街头宣传。十二月一日，国民党云南当局指派大批军警、特务分头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大打出手，并向学校投掷手榴弹。联大师院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业学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被害。另有２５人被殴打成重伤。这就是震动全国的 一？二？一 惨案。惨案发生后，昆明各界人士继续以悼念死者、送挽联、安葬四烈士等方式表达他们对国民党云南当局的抗议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的成立和 一？二？一 惨案的发生，成了国统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起点。
　　在全国，反内战运动从学生到工人，从城市到乡村，一个接一个爆发起来。其中声势最大的是上海。有５０多个单位参加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反内战宣言，推动民主运动发展。沪西５０个工厂的工人成立了 沪西工人反内战民主促进会 ，百余所学校学生成立了 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在这些团体的努力下，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市民十万人举行大示威，并组成反内战先锋队，公推马叙伦、蒉延芳（１８８３- １９５７年）、阎宝航、胡厥文、雷洁琼等１１人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当天晚上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大批特务的围攻和殴打，许多代表受伤。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下关惨案。
　　就在人们为反内战而流血的时候，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于六月二十六日发动了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挑起了全国内战。
　　民国三十五年下半年以后，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反内战运动发展为 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 运动，而且把反对美军暴行和反蒋斗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参加的人员也更广泛。
　　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对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一直实行血腥的屠杀和镇压。民国三十五年，继 六二？三 下关惨案之后，七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又制造了李、闻惨案。李公朴（１９００- １９４６年）、闻一多（１８９９- １９４６年）都是民盟中央委员。抗战后，力主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七月十一日、十五日，国民党特务在五天之内先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
　　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非但没有把人民吓倒，相反，从民国三十五年冬起，国统区民主运动又掀起新高潮。十一月，上海摊贩举行反对国民党压迫的斗争。十二月，全国抗暴运动兴起。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在北平东单发生了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暴行。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抗议运动。站在最前列的是全国数十个城市大约５０万学生。他们喊出 美军滚出中国 的口号。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八日，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总会在上海成立。这时，全国还有９个省３８个城市发生了饥民抢米风潮。台湾人民也举行了 二？二八 起义。紧接着，五月又爆发了震憾全国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的学生运动。它与抗暴运动相结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学潮。这次运动是从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开始，到二十日达到高潮。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内战。五月中旬开始，沪、平、宁等城市学生举行罢课、游行，要求改革学制，改善生活，反对内战。国民党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镇压政策。五月十八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方法》，规定严禁人们十人以上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但广大学生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二十日，华北、宁沪等地的学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举行更大规模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示威游行。各地学生均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造成了震动全国的 五？二○血案。
　　民国三十五下半年至民国三十六年上半年，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国各界人士的政治围困之中。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国民党颁布 勘乱总动员令 ，并加紧准备 行宪 的时候，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又掀起新的浪潮。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民主运动实行更残暴的镇压和破坏，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的血案。
　　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下旬，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并把他杀害于狱中。于子三事件成为全国反迫害运动的新起点。十一月，平、津、京、沪、汉等１２个城市的学生约１０万人参加罢课、示威的反迫害运动。民国三十七年初，上海申新九厂工人举行罢工，遭到军警镇压，造成申九血案。接着又发生同济血案。四月， 行宪国大 开会期间，全国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又出现新高潮。北平十几所大学的学生、教职工、研究人员及医师护士实行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罢课，形成震动社会的六罢。
　　五、六月间，在南北各大城市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投入这一运动的不仅有学生、教师，还有社会各界大批人士。六月四日，司徒雷登出面为美国政策辩护并对爱国运动进行威胁，更激起人们的民族义愤。五日，上海５０００余名大中学生在外滩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干涉爱国运动。北平４３７位大学教授联名向司徒雷登发出抗议书。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１８９８- １９４８年）、金岳霖（１８９５- １９８４年）、张奚若（１８９８- １９７３年）、吴晗（１９０９- １９６９年）等百余人发表声明，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 救济粮.此后，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改变斗争形式，停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转为护厂护校，配合解放军解放大城市的斗争。
　　３。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及其政治制度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的一年左右时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与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此期间，各解放区政权的性质和政治体制保持原来的面貌，基本上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同。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国共两党彻底决裂。从此，解放区的政权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第二年，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而且使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大量地发展解放区。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形成了东北、华北、华东、西北、中原等大解放区，并相继成立了各大区的民主政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政权。还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这时期，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从性质到体制都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解放区建立的各级人民民主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政权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代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代替了抗日根据地的参议会制度；③人民民主政权代替了三三制政权；④加强了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作用。
　　在政治制度方面，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与抗日民主政权相比较，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主要有：新、老解放区逐步建立了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新解放的城市实行带过渡性质的军事管制制度；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民族自治制度。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在农村，各解放区首先是建立贫农团和农会，它起了临时基层政权的作用。接着在土地改革完成、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召集区、村（乡）
　　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区、村两级的权力机关。由它选出的政府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然后以区、村人民代表会议为基础，召开县人民代表会议，产生县政府委员会；再以县人民代表会议为基础，建立省人民代表会议，进而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城市，一般采取召集各界各业代表会的形式，然后再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对新解放的城市，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形式。最初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召集各界各业代表会议，共同协商地方大事。随后，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各业协商推选代表组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始它仍是协商、咨询机关，待条件成熟后，即执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选举城市的人民政府委员会，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主要有：选举与罢免同级政府的政府委员，制定地方法规，审查财政的收支及预决算，检查同级政府的工作等等。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应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及开明士绅，应使一切民主阶层的代表都参加进去。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对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它又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发展。
　　大行政区制度。随着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行政权建设，于是在原解放区的基础上，把原分割的行政区合并成大行政区，建立了大行政区制度。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华北人民政府建立起，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等。
　　大行政区下是省，省下是专区，专区下是县，县下是区，区下是乡。专区、区是省、县的派出机关，其余是政权机关。故称四级政权制。
　　各大行政区民主政权的组织机构大体相同。仅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例来剖析大行政区民主政权的组织机构状况。
　　华北人民政府是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渤海区合并而成。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开始联合办公。八月，在石家庄召开了有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选举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
　　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是：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施政方针及决议案制定实施条例和规程，执行大会的决议，进行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免政府工作人员等。
　　华北人民政府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３人，由政府委员互选产生。下设各工作部门分管各项行政事务。共有十部两会两院一行一厅。另设政务会议，以执行政府委员会的决议，解决各部门有关问题。政务会议由正副主席、部长、主任、院长、局长及秘书层的代表都参加进去。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对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它又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发展。
　　大行政区制度。随着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为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行政权建设，于是在原解放区的基础上，把原分割的行政区合并成大行政区，建立了大行政区制度。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华北人民政府建立起，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和酉南军政委员会等。
　　大行政区下是省，省下是专区，专区下是县，县下是区，区下是乡。专区、区是省、县的派出机关，其余是政权机关。故称四级政权制。
　　各大行政区民主政权的组织机构大体相同。仅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例来剖析大行政区民主政权的组织机构状况。
　　华北人民政府是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渤海区合并而成。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开始联合办公。八月，在石家庄召开了有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选举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
　　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是：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施政方针及决议案制定实施条例和规程，执行大会的决议，进行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免政府工作人员等。
　　华北人民政府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３人，由政府委员互选产生。下设备工作部门分管各项行政事务。共有十部两会两院一行一厅。另设政务会议，以执行政府委员会的决议，解决各部门有关问题。政务会议由正副主席、部长、主任、院长、局长及秘书长组成。
　　军事管制制度。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是新解放区城市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它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政权形式。军事管制委员会不是选举产生，而是由人民解放军总部或野战军总部、军区及前线司令部委派人员组成。设主任、副主任各１人。另设秘书长１人，下辖秘书处、供给部、行政处等机构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警备司令部、市政府、物资接管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等机构。根据城市的不同情况，军管会下属机构的设置、名称不尽相同。
　　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统管军政事宜。具体任务是：肃清一切反动分子，解散反动组织，收缴武器，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没收官僚资本，保障中国人民和守法的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工农商学各界一切正当权利，恢复、建立并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解决城市的粮食和燃料供应，发动和组织革命团体，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机关，发布戒严令、临时法令等。但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是过渡性的临时政权机构；而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最终将成为城市的最高权力机关。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蒙古自治政府是中共领导下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一级民主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的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人民的自治运动。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
　　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等文件，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五月一日，以云泽（即乌兰夫，１９０６-１９８８年）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
　　内蒙古临时参议会是内蒙古自治区域内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召开一次；设正、副议长和常驻委员。参议员由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是最高行政机关。由临时参议会选举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１９至２１人组成。自治政府对临时参议会负责。下设办公厅和民政、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公安六个部，还设民族委员会、参事厅、最高法院分院等机构。除法院院长由政府任命外，其他各部门负责人均由政府主席从政府委员中任命。自治政府以下的地方行政区划为三级制：一为盟（相当于州、专署）；二为旗、县、市；三为努图克（相当于区）。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地方政府均为民选，由自治政府加委。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区域内蒙古族各阶层联合其他各族人民，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民主政府。它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保护各族人民的人权、财权及其他合法权利。
　　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在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号召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①这个号召提出之后，立刻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赞成。由此开始了一场新政协运动。
　　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等３５０余人，在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香港工委的安排下，冲破国民党和港英当局的阻挠，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至三十八年三月，分批离港秘密转入解放区。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三大战役和向全国进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加紧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代表高岗（１９０５- １９５４年）、李富春（１９００- １９７５年）与到达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１８８８- １９７０年）、朱学范（１９０５- ）、高崇民（１８９０- １９７１年）、李德全（１８９６- １９７２年）等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李济深等５５位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民主革命迅速成功和新中国早日成立而斗争。
　　六月十五日，新政协筹备会经多方协商之后正式成立。并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有２３个单位１３４位代表参加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等２１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在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以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为组长，负责完成参加代表名额的拟定、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宣言的起草，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拟定等项具体工作。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国内各人民团体在新政协筹备会的推动下纷纷建立、扩大或统一。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至五月，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七月，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自然科学、新闻、社会科学以及教育工作者也召开了有关会议，酝酿成立各自的全国组织。这些团体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新政协的召集。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工作，各项工作已于九月次第完成。九月十七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基本通过了各项草案，并决定将新政协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地区、各民族、海外华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共６６２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１８０人组成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还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季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了周恩来等５６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发表的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委员会推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公告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日下午，北京市各界群众３０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倾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胜利——这就是一部中国民国政治史的最终结局。
　　这，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抉择。
　　纵观３８年中华民国史，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上是三派政治势力：一是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势力；二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革命势力；三是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中间势力。在中国的出路上，始终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政治方案：第一种方案由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使中国社会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中国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最终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种方案由中间势力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向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三种势力在民国期间，进行了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较量。这三种方案在民国期间的政治实践中，经受了反复的检验。可以说，民国政治史上的一切演变和发展，无一不是上述三派政治力量及其三种政治方案的产物。
　　最终的结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最终被人民所推翻，他们的政治方案连同他们的政权一起被历史所抛弃。
　　民主党派曾力图使中国按照他们的理想蓝图发展，并为此做过认真的努力。但无情的事实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真诚地承认，他们的政治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革命势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方案最终赢得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在内的支持和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走上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选择。
　　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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