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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前期作品中的女性写作之探析
作者：唐志伟
[关键词]张爱玲 作品 女性写作
(一)引言
女性写作是女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以女性为主体意识，围绕女性生活，情感、经历的性别角色体验，以富有女性内涵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进行的写作。提到中国的女性文学，势必提到“张爱玲”这个曾经被尘封多年的名字
九十年代至今，张爱玲的女性写作依然是专业阅读者不断地发掘和发展的话题。我们不难发现，一系列有关张爱玲的女性文学研究的评论作品，大都限于对张爱玲笔下众多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纵深的剖析。的确，张爱玲展现的是香港、上海十里洋场里半官半宦人家女性的生存困境。与丁玲、萧红等女作家相比，张爱玲的写作题材及其对题材的挖掘有不容忽视的独特性。
二十世纪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为世人奉献了许多装在古典叙述套子里的“男女间的小事情”。她以女性的直感和善悟的聪颖，以独特的手法，运用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交融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写出了由男性做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通过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的卑弱的袁现，让人看到这些可悲女子陷于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让人透过一个个传奇性的故事看到世态的炎凉，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
张爱玲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为主体意识写出女性生活、情感中的性别角色体验。凭着《传奇》与《流言》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也因此永远留在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中，成就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二)张爱玲女性写作成功的必然性
1、张爱玲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给了她内省的性格和早熟的女性视角。
“张爱玲的《传奇》、《流言》中的全部作品均写于二十五岁以前，那时她对个性已有独到的、稳定的把握，技巧已相当圆熟，文字则更臻于化境，这样的早熟早慧，求诸现代文学史，再无第二人。”这是余斌的《张爱玲传》中对张爱玲的评价。
张爱玲的显赫的家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诸多作家中亦是独一无二的。张爱玲祖母的父亲是李鸿章。李鸿章是清末政界的重要人物，他的官宦生涯达半个世纪，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出身于“上火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任詹事府少詹事、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民国之后，李氏、张氏家族的荣耀随着清王朝崩溃而告中断，但祖上的家业依然令后人得享锦衣玉食的生活。张家上上下下的人依然活在先人的阴影里，张爱玲小时候常听到父亲与客人亲戚高谈“我们老太爷”、“老太太”、“相府老太太”之类对昔日繁华的议论。新的时代毕竟滚滚而来 年轻一代的张爱玲带着天生的敏感和智慧对她的家族更多的是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家族的故事给张爱玲的最大便利便是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没落中的贵族家庭，典型遗少式的父亲，追求个性解放的母亲、姑姑……围绕着张爱玲成长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挤兑出张爱玲早熟的性格，形成了她孤独、敏感的内省个性，还使她过早地积累了对人对事的否定性情绪，习惯以审慎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世界。另外，这一切也在冥冥中逼迫着张爱玲对自立的渴望，张爱玲努力为自己争取并完成了系统的中学、大学教育，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女性写作角度研究张爱玲的写作动因，必须面对张爱玲的家族、家庭及其成员的遭遇无形中给张爱玲的成长经历带来的影响促成了她独特的洞察力。
2、沦陷区的社会背景给张爱玲的女性写作提供了历史偶然性
张爱玲在沦陷区的走红，成为文坛的风云人物，倒是历史偶然性提供的一次机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同时，上海完全被日本军占领。日军接管了上海的大部分书店，没收书籍达数百万之多，抗日文化基地惨遭破坏。许多文化工作者转移到延安，重庆以及其他抗日地区许多文学期刊停刊，上海文坛成为一片荒凉的文坛。
1942年11月，周作人在北平《中和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引用了儒家经典《礼记》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夫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之本能。”对于沦陷区的文人来说，周作人的该言论不但起着指路的作用，而且点出了此时此刻谈饮食谈男女的意义。
在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文字的主要功能从“国家、政治”这一形而上的话语转移到民生、民食等形而下的话语。在上海从1943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饮食和男女成了作家的主要题材，
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下，一批新的女作家崭露头角，形成“阴盛阳衰”男女文坛地位逆转的局面，张爱玲的女性写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
(三)张爱玲揭示了女性内心的奴性意识，填补了中国女性文学史的空白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当女作家思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境况时，她们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方式，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说，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五四’女性小说一开始就表现了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点。当男作家在时代的大潮中极力捕捉社会的种种问题时，女作家却更倾注于女性个人的真实、复杂的心理感受。”
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同刚开闸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而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主题已经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的问题。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现，因而女作家“追随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的早期传统”，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使其创作“带有自传性质”。张爱玲也像“五四”以来的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从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对人性中自私、冷漠、残酷的揭示，有她自己生活经历的现实基础，但这个现实是在她“主观放大镜”下的现实，有别人达不到的深度，也有难以避免的偏颇。
张爱玲创作《茉莉香片》时仅有二十二岁，有限的生活阅历使她不得不将自己经历中体验最深刻的思想感情取来塑造人物。聂传庆对父亲的心理经历了一个“逃离——寻找——失望”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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