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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大学教学思想探微
作者：张大良 王运来
制、合二为一呢?而且即便是在南高扩建为东大，另行设置了农、工、商、教育诸科以后，为何也一直没有将其基本班底——“文理科”扩编为“文科”和“理科”呢?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这里蕴涵着重要的育人理念，那就是实施通识教育，培养“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优秀人才。
这一思想明白无误地显现在东大文理科的课程设置上。东大规定，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除必修国文6学分、英文12学分之外，还须从本系之外的其他系中选修至少30个学分。例如国文系的学生就必须在英文、西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心理学、生物学、地学、化学、物理等系中选修30个以上学分的课程，其中必须在英文系或西洋文学系、生物学系或地学系、化学系或物理系中分别选择4～8个学分的课程。
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传统，在南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弘扬。例如，在匡亚明校长倡导下，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历时30年，编就了多达200部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誉作“20世纪最为浩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工程”；近五年内南京大学累计获得1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10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全国绝无仅有。这就是对于“人文与科学平衡”思想的最好诠释。
为了传承郭秉文“科学与人文平衡”和匡亚明“打通文、史、哲。开办大文科”、“培养具有广博学识和多方面能力的通才”等先贤的教育思想，南京大学于2006年3月28日把基础学科教育学院命名为“匡亚明学院”。匡亚明学院按照大文科(包括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政治、社会学专业)和大理科(包括强化部、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大气、数学专业)，将所有学科分为两大类。学生第一年在设置的大平台通修课程中进行学习，第二年在按模块(基地)设置的核心课程中进行学习。第三年学习专业核心课程，第四年学习选修课程、科研训练课程和写毕业论文。在一二年级，由学院统一组织教学和学籍管理，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全部分流到各个院系。自2007年起，匡亚明学院的学生已由南大单独提前进行考试、自主录取或在优秀高考学生中录取。
三、师资与设备平衡
借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故人之谓也”，梅贻琦给人们留下了一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此前的郭秉文已经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大师的珍贵价值。不过，在他眼里，所谓大学者，既是大师之谓，亦是大楼之谓，那便是他的“师资与设备平衡”。
南高、东大培养人才的最成功之处，便是在国内外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使每个科系都具有国内一流的学术领导人，各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南高、东大，名师荟萃，盛极一时。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和钧)曾在《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称赞：“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在南高和东大，大师级的人物真可谓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倒如，文科的柳诒徵、王伯沆、张士一、吴梅、黄侃、粱实秋、胡小石、徐养秋、吴宓、刘伯明、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梅光迪、楼光来、陆志伟、罗家伦，理工科的竺可桢、任鸿隽、胡刚复、熊庆来、叶企孙、吴有训、周仁、茅以升等，教育科的郭秉文、陶行知、俞予夷、郑晓沧、孟宪承、廖世承、艾伟、陈鹤琴等，农科的邹秉文、秉志、胡先骗、陈桢、陈焕庸、张景钺、过探先、金善宝、钱崇澍、戴芳澜等，商科的马寅初、杨杏佛、胡明复、孙本文等，当时都执教于此。外籍教师中，有后来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Buck)等一二十人。大师们的人品学识、志趣才调、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良好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治学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但是物资设各亦不容忽视。东大初建时，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重点筹谋教学科研的条件改善。当时的师生已经具备这样的共识：图书馆是知识之宝库和自学之基地：科学馆是研究和学术之中心，而我国“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方面，而近世所谓试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而这正是导致我国近代科学滞后和科学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体育馆是健身和倡导体育之需——雅典的“阿卡德米”就是以体育场为核心的古希腊的高等学府，皆须优先考虑。图书馆、体育馆于1923年落成；而1927年竣工的专事研究的“科学馆”则可能要算当时中国大学中最大的科研楼。在经费奇绌、许多高校“索薪”风潮时有发生的20年代，东大能斥巨资兴馆建舍，添置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中外图书资料，既让人惊讶于学校的筹资有方——采取政府拨款、校董会筹资、社会募捐、银行贷款、外国基金会援助、校友捐赠等多渠道集资的办法，又让人钦佩办学者重视教学保障体系的战略眼光。此外，学校还拥有农业实验场100余亩，租用农场3000余亩，争取到北极阁气象台、中央观象台江宁测候所作为师生实验、实习的场所，并将玄武湖作为水生植物和鱼类的试验池；同时努力谋求理化实验室的充实和发展，并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之资助。学校考虑到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信息中心，遂将商科大学(即今上海财经大学之前身)开办于上海，以有利于培养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经济干才。凡此种种规划与努力，目的均在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培养各类合格人才。故东大毕业学生，大多具有较厚实的基础和较娴熟的技能，为社会各界所倚重。东南大学这种在办学过程中致力追求“软件”与“硬件”同步增长、课堂讲授与实验训练齐抓并举、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相互促进、专业训练与通识教育相辅相成的思路与做法，为社会急需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四、国内与国际平衡
经过几年的发展，东大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东大的办学目标是不仅要成为中国教学、科研的中心，还应成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心。因为只有博取百家之长、广求世界知识，才能使学生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广纳人类无限的知识和智慧。所以他不仅广延具有真才实学的留洋博士、硕士来校任教，还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当时东大共有教师220余人，其中留学出身的教师有140多人，已然占到总数的2/3。在理、工、农等学科，具有留学背景的教师所占比例更高，有些系科的教师甚至是清一色的留洋学者。同时，东大每年还必邀请多位国内外著名人士来校讲学或演讲。如美国教育界泰斗、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杜威1920年4月来校演讲《教育哲学》等，并与教育科师生进行多次座谈；同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来校作了《关于哲学》的演讲；1924年，印度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校作了《中印文明》的演讲；同期，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德国新活力论创立者杜里舒等人也曾来校考察和演讲。东大希望藉此使东大师生调和文理、沟通中西，放眼世界、虚怀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从而具备“钟山之崇高，大江之雄毅，玄武之深静”这样一种“国士”的风度和气节。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几乎都是以欧美大学为蓝本的，并且经过了一个引进、消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例如秉志所编《生物学》、《生理学》，陆志韦所编《心理学》，竺可桢所编《地学通论》，熊庆来所编《高等算学分析》、《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等教材，都代表着或者是趋近当时学科的发展水平。值得称道的是，文理科各系的学生都可以学习这些前沿性学科。可以说，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然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所在。这对于学生拓展学术视阈，增强国际观念。培养合作意识，吸收世界新知，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也正是通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
秉承这一理念，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以后又率先开启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闸门，创办了中国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开办的第一个教学实体——南京大学一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86年开始招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长期项目。迄今为止，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两校的这一首创性的合作，以及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运作方式在全中国仍是独一无二的(该中心已可授予硕士学位)。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聘请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教授为学生授课。中国学生由美国教授讲课，美国和国际学生则由中国教授讲课。中心内具有非常良好的中英双语环境，学生要用外语听课、阅读和写作。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在课堂与课后有大量和密切的交流，这些活动为他们形成出色的双语能力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运作机制，就是“国内与国际平衡”的传统在今日南大的精彩体现。
张大良，江南大学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王运来，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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