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大学教学思想探微
作者：张大良 王运来
衡”；哈佛规定学生“必须离自己主修专业最远的8个领域里各修1门课程”，这与东大“必须选修其他门或系的课程”的规定一致，而且课程门数和学分数都旗鼓相当；哈佛选定的“核心课程”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辨析、量化推理、自然科学、社会分析，这与东大文理科的“组合课程”也是大同小异。
选修课则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根据特长、兴趣和需要来决定。不过，很多学生会利用“任意选修”的机会选择一个“辅系”作为自己的第二主攻方向。当时，东大规定，学生于本科(“科”相当于后来的学院)各系中自选一系为“主系”，然后由主系教师提出若干系，任学生选取其一为“辅系”。主系学程(即课程)至少要修得40学分，最多不超过60学分；辅系学程至少要选修15学分，最多不超过30学分。如学生分别将西洋文学和历史系，国文系和哲学系，地质系和物理系等等选作主系和辅系，或者是反之，便等于使他们拥有了两种求职谋生、服务社会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许多南高、东大毕业生都认为这种通才与专才相结合的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
在大学生还是万里挑一、研究生更是寥若晨星的民国时期，郭秉文等人就明确提出了大学生应该“通才与专才平衡”的观点。在我国业已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大学生已经成为社会普通劳动者的今天，“通才教育”、“通识教育”是不是应该被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大学教育的“重心”是否应该向着基础部分降低?“通识教育”的外延边界是不是可以放宽到专业课程以外的所有科目?
二、人文与科学平衡
人文与科学平衡，在郭秉文眼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开办综合大学，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需要两大类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较高人文修养和科学素养的复合性人才。例如，东大心理系即同时隶属于“文理”和“教育”两科；生物系则同时隶属于“文理”和“农学”两科，以期能收到人文与科学相互利用对方优势、吸取对方长处、依赖对方支撑之效。郭秉文以及同时期的陶行知等人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培养人才。第二是大学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视民族文化，又要吸纳西方文明，重视科技新知。通过沟通和融合，使大学成为弘扬民族文化的基地，成为发展科学的重镇，成为人文精神与科学新知的交点，进尔培养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思维、既喜琴棋书画又好声光化电的高素质人才。
为了向学生施以人文和科学教育，培养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人才，南高和东大首先是设立了比较齐全的学科。
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东大文科设有国文、外文(包括英、德、法、日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系等；理科设有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包括地质、地理、气象)等系；教育科设有教育、心理、乡村教育、体育等系；农科设有植物、动物、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等系；商科设有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保险、交通运输等系：工科设有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机工程系等。这为学校实施涵盖了人文和科学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基本保障。就教学和管理而言，文、理、农、工、教育等科(商科办在上海)的教师可以相互兼课，如时任地学系主任的竺可桢除“本职”以外，就既给农科的学生讲授“地质学”又给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学生讲授“微积分”，从德、法留学归来的理科教授有时还会兼任外文系的主任；从选课制度上讲，学生可以自由地去学其他各科的课程；从开拓学术视野而论，学生可以去听自己感兴趣的任何讲座；从学科渗透与交叉上来看，学生可以去看各科研究会所编辑的杂志。例如当时由各科学生研究会主办并公开出版的杂志就有《数理化杂志》、《工学丛刊》、《史地学刊》、《文哲学报》、《国学丛刊》、《教育汇刊》、《农业丛刊》、《体育季刊》等8种之多。这些流行于校园的杂志涉及数、理、化、文、史、哲、工、农、地、教育、体育等10多个学科，各有千秋，彼此影响，相互辐射。许多南高、东大毕业生都认为这种人文与科学紧密结合的教育使他们终身受益。著名教育家、史地学家、台湾中华文化大学的创立者张其昀先生认为他在南高国文系读书时受3位老师——哲学家刘伯明、历史学家柳诒徵和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的影响最深，他这3位大师给他上过不少的课。
其次，东南大学一直都在努力营造“人文与科学平衡”的育人环境和学术氛围。
当时，新文化运动风靡全国，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全盘西化”的论调也愈来愈高。为了抵制“全盘西化”论，东大教授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骗、柳诒徵、汤用彤等人于1922年1月创办了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由于它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攻击而被指责为“复古派”杂志。事实上“学衡派”反对的只是对于西方文化仅作空泛介绍的“灌输观”和不作任何评判即进行接纳吸收的“全盘西化论”；所张扬的是弘扬民族精神、沟通并融合中西文化的旗帜。
足以能够证明南高、东大致力追求“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在被讥讽为“复古派杂志”的《学衡》出版的同时，近代中国第一个以“科学”标衔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所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刊物之——《科学月刊》也正在同～校园出版和传播着。耐人寻味的是，身为“学衡派”主将的留美教授胡先骕等人又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这不能说不是对“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一个生动诠释。
“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技术为职志的学术组织，1915年10月25日创办于美国，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赵元任、周仁、杨杏佛等人创建的。1918年包括社长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成员大多学成归国，并应郭秉文之请，将科学社迁入南高校园，正式设立办事处，定名为“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主要成员几乎都是南高的教授。大学与科学社虽然是两个单位，却形同～家，人员相互兼职、资源共享、密切合作，这对教学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互促、互补的作用。而学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参加教学和研究的双重训练，这种实际是“校所联合培养”的教学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这种“用科学的精神办教育，用科学的方法育人才，教学科研相互促进，人才脱颖而出”的成功做法，成为南高、东大的一大特色，并使南高、东大因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而闻名遐迩。也是由此，而“展开了中国科学的奠基工作，使南高、东大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第三，为了实施“人文与科学平衡”的通识教育，东南大学采用“文理科”合设模式。
1920年1月，东大把数理化部与文史地部合并建成“文理科”。南高当时只有文史地、数理化2部，而且各部都有足够的实力单独设置，而东大为何偏偏要压缩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