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的生平
作者：杨振宁
所得到的那种感受是在任何一个照片里、任何一篇文章里所体验不到的。我觉得在座的任何一个年轻人有机会的话，请你们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对于你们的人生、对于你们了解历史会有很多的好处。
特纳跟费米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不久我就发现他们学校的物理系所热衷讨论的物理学问题跟我在西南联大所学的物理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不同的地方。归纳起来，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学可以说是着重推演法，在芝加哥所学的着重归纳法。什么叫做推演法呢?比如说我们念热力学，那我们就要学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三定律，把每一个定律的含义都要仔细讨论，然后再应用。比如应用到水，怎么从水变成气，这里面是不是符合第一定律，是不是符合第二定律，是不是符合第三定律。换句话说，推演法就是从基本的原则去推出各个不同的应用。在芝加哥大学所讨论的不是这样的方法，芝加哥大学所特别注意的是一些现象，是一些具体的现象、很复杂的现象，问题是你能不能把这些现象归纳出一个基本的原则。假如你归纳出来的这个原则跟已经知道的原则符合，那很好，那就代表你多了解了一些新的现象，而且这个新的现象符合既有的原则。假如你发现出来的原则跟原来的原则不一样，那更好，这说明可能将要发生革命性的发展。我到芝加哥大学不久就发现了原来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所着重的是归纳法。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又是非常之幸运。可以说，我在中国西南联大的7年，把推演法的精髓吸收了，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到了芝加哥以后又把归纳法的精髓吸取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就对于整个物理学的发展的把握能伸能缩，能近能远。
感慨人生憾事，开启新的生活
1949年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原因是当时理论物理学有一个最热门的新发展叫重整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作重整化的人很少，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有很多的人在做，所以我就请求去普林斯顿。本来去普林斯顿只预备在那里呆一年，然后回哈佛，但后来我在那里前后呆了17年。这17年是我一生做研究工作做得最成功的时期。那时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只有20几个教授，只有很少的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历史，没有研究生，所以是一个象牙塔。我去的时候普林斯顿的主任是奥本海默，他是当时全世界有名的，因为在战时就是由他领导美国最先造出来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弹，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曾经想到，说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发展和设计的领导人，这是公认的；说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发展和设计的领导人，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我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熟悉，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非常不一样。奥本海默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邓稼先非常谦虚。他们两人都能成功地领导这个巨大的工程，我想这里反映的是两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
我是1949年秋天到普林斯顿的。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汤川秀树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第一个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我去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他那时七十多岁，可是他还是每天去他的办公室。那时我们年轻人都不去打扰他，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因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曾经说过，牛顿跟爱因斯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但是因为那时爱因斯坦所发生兴趣的方向跟我们年轻人的方向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不大去和他讨论，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走到普林斯顿，什么时候要走回去。
普林斯顿是一个象牙塔。在这个象牙之塔的17年间我做了我一生研究中最成功的工作。在这17年间跟我合作最成功的是李政道，我们在那17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有非常成功的，叫做“宇称不守恒”。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不幸的是，在1962年我们因为一些很复杂的原因，后来分手了，这是我一生中的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我记得在我们工作非常成功、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我曾经非常喜欢苏轼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写给他弟弟子由的，里面有这么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遗憾的是我跟李政道后来没有能够继续我们的和谐的合作关系。
1965年，纽约州的新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校长托洛在就任前到普林斯顿来，邀请我到石溪去创建一个以研究为重点的新学校，我考虑了几周后答应了。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年非常成功的研究工作，又在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理想的象牙塔，还要离开呢?这个问题很多人后来问过我，我后来当然也问过我自己，回答其实是很简单的。象牙塔里面是一个人人可以有机会做很重要的工作的地方。可是世界非常之大，象之塔外还有许多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够参与创建一个新的重要的大学，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的前途，这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决定离开象牙塔到石溪。在石溪我前后工作了33年。
我的人生旅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发生在1971年。1971年我访问了新中国，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国26年了。那一次到北京访问，周总理请我吃饭，这是我一生很大的一个荣誉。当时美国对于中国是完全没有了解的，这个访问探亲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然，我对于新中国的情形，比起多半的美国人，尤其是比起多半的华裔的美国人，了解要多得多。这是因为我在那26年间跟我的父母、我的弟弟妹妹始终没有中断联系。我们还是经常通信，而且有时候还打电话。虽然当时的电话打起来很麻烦、很贵，可是我们还是经常通电话。而且在那26年间，我曾经3次跟我父母亲在日内瓦的“萨尔摩”(一个世界性的重要的基本粒子研究所)团聚。因为这样，我对于新中国的了解比较多。我在1971年计划回国参观访问的时候，有很多美国人还有许多华裔的同事跟我说，你不能去，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跟他们说，我对于中国有一些了解，是通过跟我家里的人的接触得到的。比如说，大家都害怕的一件事是，有一个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萨，他在俄国大革命以前到英国做研究生，后来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得了诺贝尔奖。十月革命后，他经常回苏联探亲访问。1932年的夏天，他回去的时候，斯大林突然把他扣住了，以后他就没能再离开苏联。所以当时很多美国人跟我说，你回去会不会发生像卡皮萨这样的事，我说不会。因为我跟我父母、弟弟妹妹的接触使我对于新中国有一些了解，虽然不了解的地方很多，可是在这一点上，我知道，假如我到中国说我想要回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个想法完全是正确的。后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这确实是我以后几十年，一直到今天都感觉到，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1982年，我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经历，就是我跟香港中文大学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原因是那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母亲在上海，我弟弟妹妹也在上海。可是上海冬天很冷，我母亲那时已80多岁了，所以我跟香港中文大学商量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几个月，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把我的母亲接去住。这就开始了我跟香港中文大学一直到今天的密切的关系。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的教育，念过几年私塾，后来认字，是她自己学的。我认识汉字，头3000个字是我母亲教我的。跟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认识很多，我很佩服她们，她们有坚强的意志，她们受了传统中国礼教的影响，对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所以你如果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了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我想，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有无比力量的。
耄耋忆往事，乐观人生路
2002年我80岁，回顾我的一生，我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莎士比亚在《As you like 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戏。其第七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是十分幸运，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2003年我夫人杜致礼去世了，我搬回了清华园——我童年成长的地方。现在我定居在清华园。我回到清华园以后，写了一首诗《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回想起来我这一生，我非常喜欢美国诗人T.S.Eliot的一句诗：“My beginning is my end.my end is my beginning.”(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将不停地寻索，而我寻索的终点将会达到我的起点。
(此文据杨振宁先生在东南大学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陈立民]